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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求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形势有准确的把握。形成新的符合新常态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商关系，决定中国经济“L型”的走势会持续一段时间。信息革命带来了商业模式和商业盈利模式的巨大变革，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获取，也更加便捷和充分，可以将传统的PPP模式创新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特点的PCPP模式，以减少企业寻租成本和提高官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增加民间投资、释放社会资本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L型增长结构 政商关系 信息革命 PCPP模式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4.004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国民总收入增长141.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9.9倍①；外汇储备量迅猛增加，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经济体。但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意识形态调适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许多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结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而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又表现在以下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从1978年至2012年，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分别增长70.5和58.3倍；虽然都取得了较大增长，但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的差额却增长78.4倍。中国各种行业中，石化、电力、金融、烟草、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特权，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助推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还体现在财产差距扩大之上。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提供的数据，1995年中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层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这样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威胁社会结构的平衡性。
第二，市场投机严重，经济行为短视，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为了获取更多当前的物质消费资源，人们不断进行着抵押未来、透支资源的短视行为。政府为了GDP政绩，沿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环境利益，只要能提高地方GDP、促进地区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便不加选择地引入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而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不断想方设法地节约生产成本，也包括废物处理成本、原料获取成本，忽视生态效益。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环境代价大，持续发展动力日趋减少。
金钱激励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部分公权力进入市场逐利，出现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或政企关系，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甚至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在新常态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不同，即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逐利；而政府官员不能向钱看，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而要想着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这实际上明确了新常态经济下的政商关系的本质要求。怎样建立和形成符合这一本质要求的新型政商关系，是新常态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形势与L型经济增长
2016年1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L型增长的判断，并且强调要彻底打破市场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的幻想，指出未来不会出现V型反弹而是L型增长。同年5月份，《人民日报》再度刊登权威人士专访，并指出，根据2016年开局的经济形势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并且“这个L型是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L型经济是指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在一定的增速上基本保持稳定，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运行在一条直线上，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小的波动是合理的。
L型经济的判断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既不会出现强劲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由于房地产的冲击，从2014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出现了第二轮下滑，但从接下来的9个季度来看，GDP增速基本上都保持在7%上下，经济发展趋于平稳。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了明显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正驶入新常态，或处于形成新常态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速度的调整是必然的，这不是一两年的问题，而是一个阶段。从经济数据看，一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明显，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很多外资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4.58万亿元，同比下降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同比下降13.2%。二是中国货币政策过于激进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并存，未来的货币政策不得不高度谨慎并趋于保守。中国M2/GDP比值一直居高不下，从2011年的180%一直上升到2015年的206%，而美国规定M2不得超过GDP的70%，高杠杆率使得政府不得不对房价实施长期的严厉调控，经济发展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抓手。三是粗放型的高投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政府主导型投资导致产能绝对过剩。IMF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产能利用率仅为60%，去产能需要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是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受到了较大抑制，社会资本市场的活力明显不足。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增速比1～4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进入2016年以来下降明显，截止到2016年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3.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根据政府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民间投资的粗略计算可知，自2015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然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增加。 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为此国务院派出9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进行了10天的督查，想查明民营企业到底是受政策制约投不了、没法投，还是因经济运行环境影响不敢投、不愿投？究其实，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四大类问题②：
第一，民企屡遭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虽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尽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先内后外。
第二，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不敢恭维，认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第四，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经营成本增长过快，如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电费长期居高不下，影响投资意愿。
可见，影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本质原因是，在旧的政商关系失效，而新的政商关系还未成型成熟期间，这种经济负效应的消除有待新的政商关系的形成。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处于经济结构性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攻坚期，人口结构问题，货币政策调控问题，以及畸形的政商关系问题都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因此，政府解决社会资本市场活力不足，民间资本投资乏力等问题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这决定经济L型走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信息革命和商业变革有助于构建新的政商关系
信息革命的发生，互联网的兴起，对于减少交易双方间的交易成本，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摩擦具有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30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了66%，超越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其中网络消费方兴未艾，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同比增长33.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同比增长10.8%。信息革命的发生，互联网的充分利用对于推动我国消费的增长特别是网络消费的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各类信息的传输和获取都更为方便快捷，导致了市场主体（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发生改变。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充分性大大降低了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和服务成本，使得消费者更愿从线下购物转变为线上购物，企业更愿从开实体店转变为开网店，这种行为模式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实际消费效应。以天猫“双11”的总销售额为例，2009年天猫“双11”的总销售额仅为5200万元，而在2015年总销售额已经飙升至912亿，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47%。
这使得原来经由批发零售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方式，改为由制造商直接跟消费者互动，诸如经销商这些中间人，必须被淘汰出局，所以这一定是个很痛苦的变革过程，是个商业变革的过程。商业变革的过程中，中间商必须转向为制造商和品牌服务，或者转向为消费者服务，不可能在其中去卖货，将来这个角色越来越没有空间，所以在整个效应的推动下，整个价值链的福利一定会为制造商、消费者带来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制造商可以借助平台获取消费者的信息，当制造商直接通过电商的平台来售卖它的商品，可以大量消化库存。所以在整个经济效益的提升，满足消费者这些方面，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带来了很多福利，也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
这种信息革命不仅是商业产生变革，使市场主体关系发生改变，同时给政府管理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也是一种契机。信息的有效快速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在信息垄断上的绝对地位，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使政府从许多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专门制定社会宏观运行规则，监管社会运行情况。信息的对称性可以让政府把某些职能交还于市场，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公布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公布政府招投标和公共工程等方面的信息，网上服务既方便快捷，又可以体现政府活动的透明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也利于消费者和企业更好地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信息化使得政府的决策透明度增加，提高了办事效率，有效堵住了徇私舞弊的渠道，使得政商关系更加高效和谐。据统计，由于信息化的大力助推作用，1992年至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员工减少了24万人，关闭了近2000个办公室，减少了1180亿美元的开支，作废了1.6万多页过时的法规，简化了3.1万多项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政商关系进入到异于以往的复杂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的变化，但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直不清晰，政府干预企业生产，政府干预市场规则，企业人员贿赂官员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信息垄断者的政府，很容易把政商关系转变成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样连接市场和政府的政商关系会部分退化为官员和商人的个人利益关系。新常态经济体制需要建立信息充分的新政商关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
自十八大的高压反腐以来，不良的政商关系更为人所诟病。一是官商勾结，部分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以利益、情感为纽带结成官商联合体，双方通过权钱交易达到各自的目的。部分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扭曲公平竞争规则，通过倾斜性的项目审批、资源划拨、工程包租等方式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铺平道路，私营企业主则为官员满足其欲求提供种种服务。二是部分政府官员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奉行“少干事就不出事”的理念，不敢与企业主接触，不愿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不正常提供。严重阻碍了企业发挥经济主人公的积极性，导致民间投资热情不高，阻碍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使资源不能充分配置，降低资本的利用效率。 制度创新——PCPP模式
信息革命带来了商业变革，但是这种变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电商企业合理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在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也同样需要合理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便捷，同样需要互联网思维，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现，而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是我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001年至2013年城镇化率从37.66%上升至53.73%，且在未来5年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60%，但整体发展趋势将逐步放缓，据财政部测算，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42万亿元。而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受到约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预算限制日益紧张、银行压缩项目贷款等问题集中出现，地方政府在保障基建投资方面捉襟见肘，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资金问题是最为直接的影响要素。为此，社会各界对政府与社会商业资本合作（PPP）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从广义上来说即公司合伙，根据项目的不同，PPP模式有不同的理解和作用，一般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从狭义上来说PPP模式仅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融资的模式总称。PPP模式在中国虽然经历了近10年的发展，但是成功率还是很低，数据显示有近70%的PPP模式在运作初期和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PPP模式参与的项目与公共设施有关，这种项目除了周期长外，也存在着项目运营难度大，成本高的特点，阻碍了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同时PPP模式法律的不健全导致项目运行风险高，政府或企业的违约率增加，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民营企业的投资，对一些关键性数据和资料的陈述存在很大虚假成分，造成企业在风险评估时论证不足，造成后期风险加大。在现有的政商关系下，高压反腐导致许多政府官员消极躲避，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作为，更加增大了PPP模式的合作难度，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类问题的罪魁祸首。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PCPP模式（Public—Community—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通过集体组织的方式（如行业协会，互联网平台和村集体等）与私人部门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图所示。
信息革命使得信息的整合和获取变得低廉和便捷，为同行业的企业或者同类型的企业创造一个获取政府项目的信息和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政府的集体组织变得尤为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基层政府寻找对口的相关企业，企业可以信任政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活力。在十八大前，在基层政府层面，对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企业而言，政商之间个体化的直接联系是主要的互动模式，特别是对于当地的龙头企业，市委市政府等重要领导可能直接就是相关负责人，但这种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产生了较高的寻租风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落马的高官背后不乏一批商人的影子。十八大以后，高压反腐成为常态，问责力度空前加大，有些基层政府的领导消极怠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二是导致产生了更高的寻租成本，使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服务成本变得更高，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集体组织、信息平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使得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变得更加透明化、及时化，减少了企业寻租的机会，同时也提高政府官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企业的诉求可以更好地传达给政府，信息的充分流通使政府能更好地制定出有利用于经济运行和企业投资的政策。构建PCPP模式为当前中国政商关系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即通过集体组织参与投资，培育社会集体组织，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使集体价值取向和专业判断融入市场的商业投资行为中，这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释放市场活力和提高市场投资效率，加速新常态经济体制的形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武士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见“九位组长奉国务院命督查回京发现哪四大问题”一文，参见http：//news.ifeng.com/a/20160601/48895381_0.shtml。
责 编/凌肖汉
【关键词】L型增长结构 政商关系 信息革命 PCPP模式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4.004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国民总收入增长141.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9.9倍①；外汇储备量迅猛增加，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经济体。但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意识形态调适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许多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结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而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又表现在以下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从1978年至2012年，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分别增长70.5和58.3倍；虽然都取得了较大增长，但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的差额却增长78.4倍。中国各种行业中，石化、电力、金融、烟草、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特权，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助推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还体现在财产差距扩大之上。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提供的数据，1995年中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层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这样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威胁社会结构的平衡性。
第二，市场投机严重，经济行为短视，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为了获取更多当前的物质消费资源，人们不断进行着抵押未来、透支资源的短视行为。政府为了GDP政绩，沿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环境利益，只要能提高地方GDP、促进地区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便不加选择地引入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而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不断想方设法地节约生产成本，也包括废物处理成本、原料获取成本，忽视生态效益。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环境代价大，持续发展动力日趋减少。
金钱激励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部分公权力进入市场逐利，出现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或政企关系，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甚至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在新常态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不同，即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逐利；而政府官员不能向钱看，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而要想着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这实际上明确了新常态经济下的政商关系的本质要求。怎样建立和形成符合这一本质要求的新型政商关系，是新常态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形势与L型经济增长
2016年1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L型增长的判断，并且强调要彻底打破市场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的幻想，指出未来不会出现V型反弹而是L型增长。同年5月份，《人民日报》再度刊登权威人士专访，并指出，根据2016年开局的经济形势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并且“这个L型是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L型经济是指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在一定的增速上基本保持稳定，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运行在一条直线上，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小的波动是合理的。
L型经济的判断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既不会出现强劲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由于房地产的冲击，从2014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出现了第二轮下滑，但从接下来的9个季度来看，GDP增速基本上都保持在7%上下，经济发展趋于平稳。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了明显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正驶入新常态，或处于形成新常态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速度的调整是必然的，这不是一两年的问题，而是一个阶段。从经济数据看，一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明显，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很多外资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4.58万亿元，同比下降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同比下降13.2%。二是中国货币政策过于激进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并存，未来的货币政策不得不高度谨慎并趋于保守。中国M2/GDP比值一直居高不下，从2011年的180%一直上升到2015年的206%，而美国规定M2不得超过GDP的70%，高杠杆率使得政府不得不对房价实施长期的严厉调控，经济发展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抓手。三是粗放型的高投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政府主导型投资导致产能绝对过剩。IMF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产能利用率仅为60%，去产能需要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是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受到了较大抑制，社会资本市场的活力明显不足。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增速比1～4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进入2016年以来下降明显，截止到2016年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3.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根据政府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民间投资的粗略计算可知，自2015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然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增加。 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为此国务院派出9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进行了10天的督查，想查明民营企业到底是受政策制约投不了、没法投，还是因经济运行环境影响不敢投、不愿投？究其实，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四大类问题②：
第一，民企屡遭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虽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尽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先内后外。
第二，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不敢恭维，认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第四，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经营成本增长过快，如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电费长期居高不下，影响投资意愿。
可见，影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本质原因是，在旧的政商关系失效，而新的政商关系还未成型成熟期间，这种经济负效应的消除有待新的政商关系的形成。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处于经济结构性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攻坚期，人口结构问题，货币政策调控问题，以及畸形的政商关系问题都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因此，政府解决社会资本市场活力不足，民间资本投资乏力等问题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这决定经济L型走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信息革命和商业变革有助于构建新的政商关系
信息革命的发生，互联网的兴起，对于减少交易双方间的交易成本，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摩擦具有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30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了66%，超越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其中网络消费方兴未艾，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同比增长33.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同比增长10.8%。信息革命的发生，互联网的充分利用对于推动我国消费的增长特别是网络消费的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各类信息的传输和获取都更为方便快捷，导致了市场主体（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发生改变。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充分性大大降低了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和服务成本，使得消费者更愿从线下购物转变为线上购物，企业更愿从开实体店转变为开网店，这种行为模式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实际消费效应。以天猫“双11”的总销售额为例，2009年天猫“双11”的总销售额仅为5200万元，而在2015年总销售额已经飙升至912亿，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47%。
这使得原来经由批发零售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方式，改为由制造商直接跟消费者互动，诸如经销商这些中间人，必须被淘汰出局，所以这一定是个很痛苦的变革过程，是个商业变革的过程。商业变革的过程中，中间商必须转向为制造商和品牌服务，或者转向为消费者服务，不可能在其中去卖货，将来这个角色越来越没有空间，所以在整个效应的推动下，整个价值链的福利一定会为制造商、消费者带来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制造商可以借助平台获取消费者的信息，当制造商直接通过电商的平台来售卖它的商品，可以大量消化库存。所以在整个经济效益的提升，满足消费者这些方面，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带来了很多福利，也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
这种信息革命不仅是商业产生变革，使市场主体关系发生改变，同时给政府管理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也是一种契机。信息的有效快速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在信息垄断上的绝对地位，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使政府从许多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专门制定社会宏观运行规则，监管社会运行情况。信息的对称性可以让政府把某些职能交还于市场，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公布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公布政府招投标和公共工程等方面的信息，网上服务既方便快捷，又可以体现政府活动的透明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也利于消费者和企业更好地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信息化使得政府的决策透明度增加，提高了办事效率，有效堵住了徇私舞弊的渠道，使得政商关系更加高效和谐。据统计，由于信息化的大力助推作用，1992年至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员工减少了24万人，关闭了近2000个办公室，减少了1180亿美元的开支，作废了1.6万多页过时的法规，简化了3.1万多项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政商关系进入到异于以往的复杂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的变化，但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直不清晰，政府干预企业生产，政府干预市场规则，企业人员贿赂官员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信息垄断者的政府，很容易把政商关系转变成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样连接市场和政府的政商关系会部分退化为官员和商人的个人利益关系。新常态经济体制需要建立信息充分的新政商关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
自十八大的高压反腐以来，不良的政商关系更为人所诟病。一是官商勾结，部分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以利益、情感为纽带结成官商联合体，双方通过权钱交易达到各自的目的。部分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扭曲公平竞争规则，通过倾斜性的项目审批、资源划拨、工程包租等方式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铺平道路，私营企业主则为官员满足其欲求提供种种服务。二是部分政府官员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奉行“少干事就不出事”的理念，不敢与企业主接触，不愿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不正常提供。严重阻碍了企业发挥经济主人公的积极性，导致民间投资热情不高，阻碍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使资源不能充分配置，降低资本的利用效率。 制度创新——PCPP模式
信息革命带来了商业变革，但是这种变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电商企业合理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在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也同样需要合理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便捷，同样需要互联网思维，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现，而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是我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001年至2013年城镇化率从37.66%上升至53.73%，且在未来5年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60%，但整体发展趋势将逐步放缓，据财政部测算，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42万亿元。而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受到约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预算限制日益紧张、银行压缩项目贷款等问题集中出现，地方政府在保障基建投资方面捉襟见肘，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资金问题是最为直接的影响要素。为此，社会各界对政府与社会商业资本合作（PPP）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从广义上来说即公司合伙，根据项目的不同，PPP模式有不同的理解和作用，一般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从狭义上来说PPP模式仅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融资的模式总称。PPP模式在中国虽然经历了近10年的发展，但是成功率还是很低，数据显示有近70%的PPP模式在运作初期和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PPP模式参与的项目与公共设施有关，这种项目除了周期长外，也存在着项目运营难度大，成本高的特点，阻碍了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同时PPP模式法律的不健全导致项目运行风险高，政府或企业的违约率增加，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民营企业的投资，对一些关键性数据和资料的陈述存在很大虚假成分，造成企业在风险评估时论证不足，造成后期风险加大。在现有的政商关系下，高压反腐导致许多政府官员消极躲避，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作为，更加增大了PPP模式的合作难度，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类问题的罪魁祸首。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PCPP模式（Public—Community—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通过集体组织的方式（如行业协会，互联网平台和村集体等）与私人部门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图所示。
信息革命使得信息的整合和获取变得低廉和便捷，为同行业的企业或者同类型的企业创造一个获取政府项目的信息和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政府的集体组织变得尤为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基层政府寻找对口的相关企业，企业可以信任政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活力。在十八大前，在基层政府层面，对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企业而言，政商之间个体化的直接联系是主要的互动模式，特别是对于当地的龙头企业，市委市政府等重要领导可能直接就是相关负责人，但这种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产生了较高的寻租风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落马的高官背后不乏一批商人的影子。十八大以后，高压反腐成为常态，问责力度空前加大，有些基层政府的领导消极怠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二是导致产生了更高的寻租成本，使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服务成本变得更高，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集体组织、信息平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使得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变得更加透明化、及时化，减少了企业寻租的机会，同时也提高政府官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企业的诉求可以更好地传达给政府，信息的充分流通使政府能更好地制定出有利用于经济运行和企业投资的政策。构建PCPP模式为当前中国政商关系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即通过集体组织参与投资，培育社会集体组织，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使集体价值取向和专业判断融入市场的商业投资行为中，这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释放市场活力和提高市场投资效率，加速新常态经济体制的形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武士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见“九位组长奉国务院命督查回京发现哪四大问题”一文，参见http：//news.ifeng.com/a/20160601/48895381_0.shtml。
责 编/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