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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中介绍并引用的西方 “解构主义”理论，首先就其概念进一步界定，再讨论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和该理论在翻译哲学上仍需验证的问题，以期为今后解构概念的相关应用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意义;德里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7-0082-02
一、解构意义是翻译过程中的常态吗
“解构”非常具有颠覆性，字面上通常解读为“分解结构”，因此引进之初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批评方法。解构并非单纯的“拆砖解瓦”，而是必然伴随着“重建”的，即现代解释学是作为解构学派的基础而存在的，因而解构的翻译观主张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
据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新视野》（2013）中介绍，解构主义对意义的理解有两重含义：“作者死了”，无法左右文本在读者心中的理解，文本存在的意义即是读者不断的解读;“作者意图迷误”，本身意图与最终文本可能并不一致。置于翻译中，作者隐身，译者现身。
解构观对语言学派长久以来围绕的“对等”（equivalence）问题进行了一场颠覆，语言各层面上的“转换”（shifts）实质上就是一种重建语项（reconstructing items）的过程，而这样的重建因人因时因地产生差异，这就是解构的“去中心化”。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alism）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属于核桃式，外层是桃，中间有核，而解构主义属于葱头式，层层打开，无核无心，或由一层层葱皮组成。就作家的作品而言，结构文本与解构文本的对比如下（刘军平 264）：
如上所见，解构观认为不存在确定不变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在解构出现之前，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延续至今仍主导翻译研究的主脉：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很显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不关注翻译的具体问题和原则，而关注翻译的本质（nature），对翻译重新定义，与以往“翻译即传递意义”定义不同的是，解构的翻译更趋向于一种持续转换和调节的动态过程，原作与译作也不再是对应的“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王宁 2009），具体表现在本书中已有许多实例（如文化意象的重构等），在此不做赘述。
着眼于中国翻译文学，在清末民初的翻译高潮中，既有林纾这类转译，也有诸多受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改写，译者根据当时的文学规范或社会风尚选择待译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增、删、改”，或加入自己的理解甚至兴起而续写或“大修”原作内容，这些在传统译学看来不算做翻译的例子，也并不能归在原创文学作品的分类中，所以翻译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包含了这些特殊翻译，用描写翻译研究的视角说，凡社会普遍认定是翻译的文本即是翻译。即便放眼当下，文学翻译当中的创造性转换和翻译文学无定本这两个毋庸置疑的现象也算是解构式翻译观的一种佐证。
二、对解构的认识与思考——几个问题
比较文学作为现今翻译研究主流的研究视角，并不代表具体的某一流派，而是整个“文化转向”后将翻译融入文化系统的一股推动力，用多元系统模式来看，就是翻译处在文学系统中，文学又处在文化系统中，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翻译所吸引的关注早已超越了语言层面，这也是翻译研究跨学科本质之所在。
解构主义距离翻译本体的讨论看似远到了一种缥缈的境地，实则并不是远离“翻译”或“文本”，而是远离“原文—译文”的对比关系。解构作为一种哲学解读，是有其哲学立场的，像政治立场一样鲜明，于德里达而言，翻译这一现象是其解构主义哲学观的有力论据之一。当然，并不认为解构主义是为了创立学说而生硬拉上翻译为其发声，翻译的本质的确在解构观中得到了非常合理的阐释。只是由此想到，该如何理性面对解构式翻译研究且划分其适用范围呢？解构作为反对形而上的一种哲学理念，它就是一种辩证法，程度近乎彻底。就目前的认识来看，解构本初的阐述比较接近辩证观的一极——诡辩。
在后现代的大流中，翻译研究的操纵派带来了对翻译规范和翻译伦理等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解构主义背景下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也应运而生，那么，在如此具有冲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研究大潮中研究译作和译者，原作和原作者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研究有风向，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流导向，这是常态，然而传统的翻译研究仍在延续生命，且千年来未曾中断，虽如今较于文化研究不算活跃，但在社会普遍的认知里，翻译是不能抛开原文和原作者去谈的，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木，翻译首先是语言问题，进一步再是文化问题。
翻译为建立成独立学科，争取地位和立场，其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研究范围，提升研究高度，译文和译者的地位日益上升。我认为，研究视角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可能面面顾及，甚至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会得出“矛盾”的结论，理论的难度本就来源于术语和分类，作为一名翻译学研究生，面对并非对立却需做取舍的研究范围选择，时常感到困惑和迷茫。
回归到解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解构既旨在分解“中心”，那么人类共有经验（universality）是否存在且具有追求价值呢？答案是当然有，而且必须追求。巴别塔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和文明产生了沟通的障碍，翻译活动正是为了打破壁垒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而存在的，而解构观所谈的翻译“必须为”却又“不可为”的矛盾性质，我并不完全认同。
举例来说，以存异不求同的解构观来看，万事万物都是独特的，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对于一种价值观念，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更别说是跨越了空間时间双维的解读。但是解构对意义本身存在的否定，太过抽象，已经进入到虚无主义的范畴了。 其实即便特性是永恒的，共性也是相对存在且可以提取出来的，比如，对基本情感（诸如爱恨）不同社会的群体和个人理解和感受肯定不一致，但是就大范畴来说，爱和恨是不会混淆的（爱恨交加是一种实际的复杂情绪），或者再比如，翻译当中褒义的效果原则上不会处理成贬义的，雅语不会转换成俗语。缩小范围的话，比如有一些国际公约，或者一些全球共享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国别区分。这个共性不一定多么具体，但是必然存在。至于原文意义是否存在，且在常规的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在追求这种意义，只是实际的结果（product）或许无法复制原文意义，这里译文意义与原文意义的差异（或者“延异”）已经是事后描写了，而不是事前策略的导向。
本书和《译介学》一样以推介为主，所以第四章三节的三大理论视角基本是就前三章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具体问题做出学理解释的，并无意也无须系统介绍这些理论，在紧密相关的前提下，还让三大理论视角浸在中国翻译文学的具体实际中，非常便于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且检索相关研究素材。
三、结论
解构本身是个哲学概念，可以用于解释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与翻译相遇，在翻译实践中，解构解的是意义，在翻译研究中，解构解的是传统译论中的定式，诸如对等和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解构可以说是一种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解析。解构和建构是共生的，解构是对之前建构分解，再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此过程使得“意义”得到延续和翻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很多观念持续产生新意吧，所以解构应该理解为一种积极而非摧毁性的力量，翻译产出和对翻译理解的多种可能正是由解构意义而产生的。
所以，解构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创造性（“重构性”）的实质和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吕俊 2002）。但面对解构式翻译研究，需保持理性的学习和运用，在对此的批评方面，谢教授介绍了不同学者的观点，完善了整个解构主义体系。解构思潮及其衍生的权力关系在翻译中的体现对翻译研究或许还将产生新的革新和冲击，有待进一步分类研究。
参考文献：
[1]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2002，（5）：48-54.
[2]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J].清华大学学报，2009，（6）：127-139.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刘璟莹，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社會翻译学、比较文学与翻译。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意义;德里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7-0082-02
一、解构意义是翻译过程中的常态吗
“解构”非常具有颠覆性，字面上通常解读为“分解结构”，因此引进之初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批评方法。解构并非单纯的“拆砖解瓦”，而是必然伴随着“重建”的，即现代解释学是作为解构学派的基础而存在的，因而解构的翻译观主张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
据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新视野》（2013）中介绍，解构主义对意义的理解有两重含义：“作者死了”，无法左右文本在读者心中的理解，文本存在的意义即是读者不断的解读;“作者意图迷误”，本身意图与最终文本可能并不一致。置于翻译中，作者隐身，译者现身。
解构观对语言学派长久以来围绕的“对等”（equivalence）问题进行了一场颠覆，语言各层面上的“转换”（shifts）实质上就是一种重建语项（reconstructing items）的过程，而这样的重建因人因时因地产生差异，这就是解构的“去中心化”。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alism）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属于核桃式，外层是桃，中间有核，而解构主义属于葱头式，层层打开，无核无心，或由一层层葱皮组成。就作家的作品而言，结构文本与解构文本的对比如下（刘军平 264）：
如上所见，解构观认为不存在确定不变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在解构出现之前，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延续至今仍主导翻译研究的主脉：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很显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不关注翻译的具体问题和原则，而关注翻译的本质（nature），对翻译重新定义，与以往“翻译即传递意义”定义不同的是，解构的翻译更趋向于一种持续转换和调节的动态过程，原作与译作也不再是对应的“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王宁 2009），具体表现在本书中已有许多实例（如文化意象的重构等），在此不做赘述。
着眼于中国翻译文学，在清末民初的翻译高潮中，既有林纾这类转译，也有诸多受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改写，译者根据当时的文学规范或社会风尚选择待译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增、删、改”，或加入自己的理解甚至兴起而续写或“大修”原作内容，这些在传统译学看来不算做翻译的例子，也并不能归在原创文学作品的分类中，所以翻译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包含了这些特殊翻译，用描写翻译研究的视角说，凡社会普遍认定是翻译的文本即是翻译。即便放眼当下，文学翻译当中的创造性转换和翻译文学无定本这两个毋庸置疑的现象也算是解构式翻译观的一种佐证。
二、对解构的认识与思考——几个问题
比较文学作为现今翻译研究主流的研究视角，并不代表具体的某一流派，而是整个“文化转向”后将翻译融入文化系统的一股推动力，用多元系统模式来看，就是翻译处在文学系统中，文学又处在文化系统中，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翻译所吸引的关注早已超越了语言层面，这也是翻译研究跨学科本质之所在。
解构主义距离翻译本体的讨论看似远到了一种缥缈的境地，实则并不是远离“翻译”或“文本”，而是远离“原文—译文”的对比关系。解构作为一种哲学解读，是有其哲学立场的，像政治立场一样鲜明，于德里达而言，翻译这一现象是其解构主义哲学观的有力论据之一。当然，并不认为解构主义是为了创立学说而生硬拉上翻译为其发声，翻译的本质的确在解构观中得到了非常合理的阐释。只是由此想到，该如何理性面对解构式翻译研究且划分其适用范围呢？解构作为反对形而上的一种哲学理念，它就是一种辩证法，程度近乎彻底。就目前的认识来看，解构本初的阐述比较接近辩证观的一极——诡辩。
在后现代的大流中，翻译研究的操纵派带来了对翻译规范和翻译伦理等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解构主义背景下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也应运而生，那么，在如此具有冲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研究大潮中研究译作和译者，原作和原作者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研究有风向，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流导向，这是常态，然而传统的翻译研究仍在延续生命，且千年来未曾中断，虽如今较于文化研究不算活跃，但在社会普遍的认知里，翻译是不能抛开原文和原作者去谈的，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木，翻译首先是语言问题，进一步再是文化问题。
翻译为建立成独立学科，争取地位和立场，其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研究范围，提升研究高度，译文和译者的地位日益上升。我认为，研究视角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可能面面顾及，甚至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会得出“矛盾”的结论，理论的难度本就来源于术语和分类，作为一名翻译学研究生，面对并非对立却需做取舍的研究范围选择，时常感到困惑和迷茫。
回归到解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解构既旨在分解“中心”，那么人类共有经验（universality）是否存在且具有追求价值呢？答案是当然有，而且必须追求。巴别塔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和文明产生了沟通的障碍，翻译活动正是为了打破壁垒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而存在的，而解构观所谈的翻译“必须为”却又“不可为”的矛盾性质，我并不完全认同。
举例来说，以存异不求同的解构观来看，万事万物都是独特的，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对于一种价值观念，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更别说是跨越了空間时间双维的解读。但是解构对意义本身存在的否定，太过抽象，已经进入到虚无主义的范畴了。 其实即便特性是永恒的，共性也是相对存在且可以提取出来的，比如，对基本情感（诸如爱恨）不同社会的群体和个人理解和感受肯定不一致，但是就大范畴来说，爱和恨是不会混淆的（爱恨交加是一种实际的复杂情绪），或者再比如，翻译当中褒义的效果原则上不会处理成贬义的，雅语不会转换成俗语。缩小范围的话，比如有一些国际公约，或者一些全球共享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国别区分。这个共性不一定多么具体，但是必然存在。至于原文意义是否存在，且在常规的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在追求这种意义，只是实际的结果（product）或许无法复制原文意义，这里译文意义与原文意义的差异（或者“延异”）已经是事后描写了，而不是事前策略的导向。
本书和《译介学》一样以推介为主，所以第四章三节的三大理论视角基本是就前三章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具体问题做出学理解释的，并无意也无须系统介绍这些理论，在紧密相关的前提下，还让三大理论视角浸在中国翻译文学的具体实际中，非常便于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且检索相关研究素材。
三、结论
解构本身是个哲学概念，可以用于解释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与翻译相遇，在翻译实践中，解构解的是意义，在翻译研究中，解构解的是传统译论中的定式，诸如对等和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解构可以说是一种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解析。解构和建构是共生的，解构是对之前建构分解，再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此过程使得“意义”得到延续和翻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很多观念持续产生新意吧，所以解构应该理解为一种积极而非摧毁性的力量，翻译产出和对翻译理解的多种可能正是由解构意义而产生的。
所以，解构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创造性（“重构性”）的实质和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吕俊 2002）。但面对解构式翻译研究，需保持理性的学习和运用，在对此的批评方面，谢教授介绍了不同学者的观点，完善了整个解构主义体系。解构思潮及其衍生的权力关系在翻译中的体现对翻译研究或许还将产生新的革新和冲击，有待进一步分类研究。
参考文献：
[1]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2002，（5）：48-54.
[2]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J].清华大学学报，2009，（6）：127-139.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刘璟莹，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社會翻译学、比较文学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