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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受的是最正统的红色教育，一直以来却都在外企任职；她跳槽频繁，但始终没有跳出CFO的圈子；她说自己是工作狂，事业重于家庭，却能够坚持每周末开三个小时的车回天津和家人团聚；她说自己几乎没浪费过时间，一直在不停地学习。在北京貔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FO陈静看来，成功没有标准，她心目中的成功就是不断超越。
多彩跳槽记
1985年，陈静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她被分配到天津市旅游局。当时，天津市旅游局新建了天津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天津喜来登大酒店，请美国喜来登酒店集团来管理。陈静和另一名男同事因为既懂财务又精通英语，就被派往喜来登大酒店工作。
陈静回忆说，在喜来登的筹备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回过家。喜来登的财务总监是美国人，当时在整个酒店，包括陈静在内，能够用英语流利沟通的只有3个人。因此无论大会小会，他都指定陈静做自己的翻译。
付出总是能够获得回报，陈静的职位也是每年上一个台阶。加入喜来登5年后，她被提升为助理财务总监，这是喜来登系统里中国籍员工能够获得的最高职位，工资是每月1700元。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讲，能够拥有这样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就会尽量求稳了。但对于富于进取的人来说，守成常常不是最优选项。
当时，在市场中默默无闻的香格里拉酒店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发展目标：让香格里拉出现在全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为此，香格里拉实行了高薪挖人策略，如此一来，行业老大喜来登几乎成了它的人才培养基地。陈静也是被瞄准的对象之一，香格里拉给她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000元，是在喜来登收入的3倍多。但真正让陈静心动的是企业的雄心，“这个发展前景深深吸引着我，值得我去放手一搏。”
那时陈静已结婚6年，正准备要小孩，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还是选择了跳槽。离开喜来登之后，她前往位于广西北海的香格里拉酒店就职，那是嘉里集团自行投资、自行管理的第一间酒店。当时天津还没有直飞北海的航班，陈静不得不去北京坐飞机，然后花4个小时转机到北海。
陈静在香格里拉酒店一待就是3年，由于距离太远，这段时间内她每年只能跟爱人聚首3次，“太残酷了。”1998年，陈静选择辞职，转赴由瑞士酒店集团管理的大连瑞士酒店工作。为了更好地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1998年至2000年，她还利用周末时间读完了MBA课程。
陈静攻读的MBA学位课程，是美国城市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共同开设的，是当时全国仅有的4个中外合作办学MBA项目之一。这段学习经历成为陈静后来进入美国礼来制药集团的敲门砖。作为和辉瑞齐名的世界500强制药企业，礼来对求职者的任职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分北区、中区、南区三大块，要求新任区域财务经理必须拥有MBA学位而且是在任财务总监。当时，礼来通过猎头找了20多个人选，但都不满意。最终，陈静凭着优秀的履历和MBA学位，经过六轮严格筛选，成功入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她在短短8个月后再次选择了跳槽。
“礼来给的待遇很好，工作压力也不大。但因为它是世界500强企业，我连改动一个财务报表格式的权力都没有，因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分公司都在用这个表格。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只能做好既定的事，没办法去创新。这可能正是大企业的弊端之一。”
2001年，成立不到两年的艺龙网通过猎头在寻觅有旅游行业背景的财务人员，“当时艺龙就有上市的打算。”这种对梦想的追逐深深吸引着陈静，但她也深知，自己一旦加入，就意味着要和公司同甘苦，一起朝着上市的方向努力。“公司发展得好，个人的发展才会好。”2004年10月，艺龙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陈静作为财务总监全面参与了公司赴美上市的全过程。
2004年，时任艺龙CEO的张黎自立门户，开办了爱康网，这也是今天爱康国宾健康管理集团的前身。作为哈佛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张黎刚一直梦想着为改善和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张黎刚多次诚恳邀请之下，为了助好友一臂之力，2006年底，陈静离开了艺龙，加盟爱康。
2007年12月，陈静出任奥瑞金国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FO，这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农业种子公司。之后，她在中国阀门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了一段时间的CFO，这家公司先是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后通过升板转入纳斯达克。2009年，陈静进入中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第3次出任CFO。在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5700万美元的融资过程中，在没有公司CEO参加的情况下，陈静在华尔街成功地领导了一场路演，使中华天然气的股价在交割成功后的转天成为纳斯达克3600多只股票中涨幅最高的，创造了业界的奇迹。带着这份成就，2010年，陈静又去了软银赛富投资的美可高特（中国）羊乳有限公司出任CFO。
在北京大学私募股权班的一次校友聚会上，陈静认识了她的现任老板——貔亿投资董事长杨胜利。杨胜利是北大私募班第37届学员，陈静是第6届学员。
作为第一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杨胜利一直希望将中国的民营资本推向海外，这也是他成立貔亿投资的重要原因。当时，杨胜利已经在纽约华尔街40号川普大厦租下了办公室，正在焦急地寻找既通晓海外上市规程又懂中国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人才。
陈静是美国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瑞士维多利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又先后在多家美国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或CFO。这样的履历背景非常符合貔亿投资的要求，于是杨胜利真诚邀请陈静加盟。2012年，整个羊奶粉市场境况不容乐观，眼见美可高特转板纳斯达克无望，陈静便接受了杨胜利伸出的橄榄枝。2012年8月9日，陈静正式成为貔亿投资的一员。
在貔亿投资，陈静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及对投后企业的管控，“行业和行业之间有差别，但基本的会计准则还是相通的。只要学习能力强，适应起来就没问题。”
CEO的战略伙伴 在美国投资人眼中，一个好的CFO必须对企业的运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因为只有这样，CFO才能判断出企业的问题在哪里，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财务工作不是简单的记账，而是要从财务角度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做出分析判断，比如CFO需要写报告，做出收购或不收购的建议，责任非常重大。客观地说，一个好CFO是CEO最得力的战略伙伴。
2001年8月，陈静加入艺龙。当时艺龙成立还不到两年，正处在企业发展的最低谷时期。之前公司经营门户网站，并在华尔街获得了一笔千万美元融资，但由于缺乏清晰的盈利模式，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时任艺龙董事长的唐越有华尔街投行工作背景，非常懂资本运作。2000年，艺龙收购了百德勤——一家订房公司。与主业门户网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富勤的订房量与日俱增，而且涨幅惊人。这促使唐越对艺龙做出了一次大的战略变革，将业务重心从门户转向订房，实行“水泥+鼠标”策略，即在传统订房模式上加入互联网。2001年，互联网还不普及，网络带宽也很有限，但唐越一直没有放弃互联网订房业务，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团队来研究这个系统。
“当时90%的订房业务是通过电话完成的。订房量增长快，但劳动力成本大，所以业务一直处于盈利边缘，财务压力还是很大。”刚去艺龙那段时间，陈静几乎每天都要做现金流量表发给唐越看。她清楚地记得，艺龙印刷了订房小册子和订房卡，到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去发放，这在当时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营销手段。“当时手册加卡，一套的成本是6毛钱，每月要发放几十万套，现金流很紧张。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压供应商的钱去付员工工资，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在美国，只要企业的成长度够就可以上市，这也是艺龙选择去纳斯达克上市的原因。“2001年到2004年，艺龙每年的收入都成几倍增长，满足了美国对高成长公司上市的主要标准。”
上市前，陈静做了大量工作。起初艺龙使用的是用友财务软件，其财务管理流程、内控流程包括核算体系与公司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异。得知唐越有赴美上市的打算后，陈静全面更换了财务软件系统，采用了国际化软件，按照海外上市的要求整理整个核算系统，并对艺龙的财务制度重新进行梳理。
“你们财务部9个人，做了相当于30个人的工作”——毕马威在为艺龙做上市审计的时候，做出了如此评价。为了节约人力成本，陈静尽量压缩后台人员，并使用因人设岗的留人策略，即培养有潜力的人，多放权，给他们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这样，尽管外面的工资高，但他们仍会选择留在艺龙。”在艺龙最困难的这段时间里，陈静都是亲自指导属下员工。
2003年12月，艺龙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之后，陈静几乎每天都是24点之后才下班回家。上市过程中，审计报告是最关键的环节。陈静还记得自己在出审计报告前曾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身体已经到了极限。”2004年10月24日，艺龙不负众望，成功上市。之后，陈静主要负责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以满足美国塞班斯法案对上市公司的内控要求，同时还负责公司的投资并购。
“在中国做并购，最困难的在于判断财务状况的真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般是不会把企业卖掉的，所以收购时就要考虑他卖企业的真实原因。而且很多民企没有规范的账目，摸不清它的资产情况。这样，在选择目标公司的时候就需要非常高的判断技巧和经验，否则做并购就是往黑洞里跳。”
2013年中旬，貔亿投资曾打算收购一个高档餐厅作为会所，“当时这家餐厅没有账目，而从报给税务局的报表及餐厅老板提供的内部财务报表中根本看不出餐厅的真实财务状况。”于是陈静建议亲自踩点，这个做法也得到董事长杨胜利的认可。刚好这家高档餐厅的对面有一个咖啡厅，陈静和同事每天轮流坐在咖啡厅里观察这家餐厅中餐和晚餐的客流量，观察一个星期后进行数据统计，“间接测试显示，它确实入不敷出。按照它的租金、装修折旧计算，老板打算卖的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在分析餐厅的成本率时，陈静参考了香港上市公司小南国的财务数据。“对方提供的内部财务报表中收入报得偏高，跟我测算出的数据差距很大，而成本又偏低。可见在中国做并购非常不容易，一定要看清楚情况。”
CFO其实是高风险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候CFO面临的职业风险并不比套着吊绳擦玻璃窗的大厦外墙清洁工低。“如果我认为企业的风险度超出了我的底线，不符合我的职业道德准则，我就会辞职。”在陈静看来，一个企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建立起正规的管理体系。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很多漏洞，不仅在发展上存在很大风险，也是对股东的不负责任。
如果企业内部上下都配合陈静的工作，她能在加盟企业的一个月内就把情况摸透。对于企业的财务数据，她会用自己的方法验证真实性，“因为你加入一个企业的时候是被空降的，手底下的人都比你更早进入公司。你相当于是被架空的CFO，不知道签报告的时候有没有潜在的舞弊风险，会有很大压力。”
陈静的很多大学同学，或者受不了这种压力而放弃，或者由于对财务工作失去兴趣而改行，只有她一路坚持下来并跻身成功人士行列。她说，秘诀是一定要提前规划，按照自己既定的职业目标坚持走下去。
“人际沟通技巧很重要。”比如赴美上市公司中的CFO，很多时候都是由外部投资人直接派遣到企业，会让企业高管非常抵触。而在中国赴美上市的民营企业里，董事长往往同时兼任CEO。当CEO与CFO发生严重冲突时，CEO提请董事会弹劾CFO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对此，陈静深有体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让他理解，这种说服工作非常不容易。”有一次，她跟自己所在公司的CEO反复沟通了4次，才让对方接受了自己的提议。“前提是沟通的技巧。在中国商界，往往需要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同样，被投资人空降到企业中的CFO，要让董事长兼CEO先接受你这个人，之后他才能接受你的管理方法和所提的建议。有些事，需要靠耐心和个人魅力去影响他。”
平台的价值 陈静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属于在毛主席语录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集体主义意识非常强。西方文化则更重视个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两者相遇，就会在思想层面产生巨大冲击。对于这一点，陈静深有体会，有些事情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在喜来登，陈静的第一份工作是收银主管，负责酒店5个餐厅的出纳。每晚结账后要将一天的收入存入保险箱，转天派人存入银行。当时国内还没有安保公司，存钱需要直接提着现金去银行。一次，喜来登的财务总监给收银部同事开会时问道：“如果在去银行的路上遇到歹徒怎么办？”员工们不假思索地回答：“奋不顾身跟歹徒搏斗！”这个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答案，却令这位来自美国的财务总监错愕不已，他告诉大家：“不对，应该是放下钱箱赶快跑！”西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一点让陈静记忆犹新。
另一个文化冲突点来自“批评与自我批评”。刚参加工作时，陈静总觉得自己经验不足，因此会习惯性地在例会上做自我检讨。这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西方文化却强调要向大众展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当时，美国财务总监找到陈静，对她说，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处于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自己的不足。
此外，陈静发现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喜来登开业前，80%的酒店高级员工都是从国外直接委派而来。她看到，他们的高管从来不会呵斥任何一个下属，老板和员工之间也都是直呼其名。“这是两种价值观，管理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对我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强烈的冲击。”陈静说，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优势，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所谓好坏之分。
陈静说自己很喜欢财务行业，“其中也有我所在的平台能够让我一步一步奋斗下去的因素。”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都对财务高管非常重视，CFO一般都拥有否决权，能和CEO相互制衡。这种体制使董事会能在做战略决策时听到不同的意见，然后做出正确的抉择。陈静觉得，当CFO能够成为CEO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董事会的决策伙伴时，这条路就值得奋斗下去。但国内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企业会计相当于记账员，既无地位也得不到尊重。陈静感慨，当年她的很多同学被分配到国营酒店后，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很多人干脆就改行了。“我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平台让我施展自己所学。”
生活中，有些人缺乏平台，有些人则是找到了平台却不知珍惜。陈静是天津人，在她3岁的时候，父母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的一个贫穷农村。这段经历对陈静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永远不能低头，不能浪费生命，要珍惜你所拥有的。”陈静说自己几乎没浪费过时间，看电视只看新闻，看电影必定看外国原声大片，“为的是保持和提高英语水平”。
陈静说成功没有标准，她的成功就是不断超越。“我珍惜生命，虽然已没有来自金钱的压力，但是我一直在奋斗。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平台能让你去奋斗的，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多彩跳槽记
1985年，陈静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她被分配到天津市旅游局。当时，天津市旅游局新建了天津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天津喜来登大酒店，请美国喜来登酒店集团来管理。陈静和另一名男同事因为既懂财务又精通英语，就被派往喜来登大酒店工作。
陈静回忆说，在喜来登的筹备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回过家。喜来登的财务总监是美国人，当时在整个酒店，包括陈静在内，能够用英语流利沟通的只有3个人。因此无论大会小会，他都指定陈静做自己的翻译。
付出总是能够获得回报，陈静的职位也是每年上一个台阶。加入喜来登5年后，她被提升为助理财务总监，这是喜来登系统里中国籍员工能够获得的最高职位，工资是每月1700元。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讲，能够拥有这样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就会尽量求稳了。但对于富于进取的人来说，守成常常不是最优选项。
当时，在市场中默默无闻的香格里拉酒店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发展目标：让香格里拉出现在全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为此，香格里拉实行了高薪挖人策略，如此一来，行业老大喜来登几乎成了它的人才培养基地。陈静也是被瞄准的对象之一，香格里拉给她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000元，是在喜来登收入的3倍多。但真正让陈静心动的是企业的雄心，“这个发展前景深深吸引着我，值得我去放手一搏。”
那时陈静已结婚6年，正准备要小孩，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还是选择了跳槽。离开喜来登之后，她前往位于广西北海的香格里拉酒店就职，那是嘉里集团自行投资、自行管理的第一间酒店。当时天津还没有直飞北海的航班，陈静不得不去北京坐飞机，然后花4个小时转机到北海。
陈静在香格里拉酒店一待就是3年，由于距离太远，这段时间内她每年只能跟爱人聚首3次，“太残酷了。”1998年，陈静选择辞职，转赴由瑞士酒店集团管理的大连瑞士酒店工作。为了更好地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1998年至2000年，她还利用周末时间读完了MBA课程。
陈静攻读的MBA学位课程，是美国城市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共同开设的，是当时全国仅有的4个中外合作办学MBA项目之一。这段学习经历成为陈静后来进入美国礼来制药集团的敲门砖。作为和辉瑞齐名的世界500强制药企业，礼来对求职者的任职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分北区、中区、南区三大块，要求新任区域财务经理必须拥有MBA学位而且是在任财务总监。当时，礼来通过猎头找了20多个人选，但都不满意。最终，陈静凭着优秀的履历和MBA学位，经过六轮严格筛选，成功入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她在短短8个月后再次选择了跳槽。
“礼来给的待遇很好，工作压力也不大。但因为它是世界500强企业，我连改动一个财务报表格式的权力都没有，因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分公司都在用这个表格。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只能做好既定的事，没办法去创新。这可能正是大企业的弊端之一。”
2001年，成立不到两年的艺龙网通过猎头在寻觅有旅游行业背景的财务人员，“当时艺龙就有上市的打算。”这种对梦想的追逐深深吸引着陈静，但她也深知，自己一旦加入，就意味着要和公司同甘苦，一起朝着上市的方向努力。“公司发展得好，个人的发展才会好。”2004年10月，艺龙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陈静作为财务总监全面参与了公司赴美上市的全过程。
2004年，时任艺龙CEO的张黎自立门户，开办了爱康网，这也是今天爱康国宾健康管理集团的前身。作为哈佛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张黎刚一直梦想着为改善和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张黎刚多次诚恳邀请之下，为了助好友一臂之力，2006年底，陈静离开了艺龙，加盟爱康。
2007年12月，陈静出任奥瑞金国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FO，这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农业种子公司。之后，她在中国阀门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了一段时间的CFO，这家公司先是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后通过升板转入纳斯达克。2009年，陈静进入中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第3次出任CFO。在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5700万美元的融资过程中，在没有公司CEO参加的情况下，陈静在华尔街成功地领导了一场路演，使中华天然气的股价在交割成功后的转天成为纳斯达克3600多只股票中涨幅最高的，创造了业界的奇迹。带着这份成就，2010年，陈静又去了软银赛富投资的美可高特（中国）羊乳有限公司出任CFO。
在北京大学私募股权班的一次校友聚会上，陈静认识了她的现任老板——貔亿投资董事长杨胜利。杨胜利是北大私募班第37届学员，陈静是第6届学员。
作为第一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杨胜利一直希望将中国的民营资本推向海外，这也是他成立貔亿投资的重要原因。当时，杨胜利已经在纽约华尔街40号川普大厦租下了办公室，正在焦急地寻找既通晓海外上市规程又懂中国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人才。
陈静是美国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瑞士维多利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又先后在多家美国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或CFO。这样的履历背景非常符合貔亿投资的要求，于是杨胜利真诚邀请陈静加盟。2012年，整个羊奶粉市场境况不容乐观，眼见美可高特转板纳斯达克无望，陈静便接受了杨胜利伸出的橄榄枝。2012年8月9日，陈静正式成为貔亿投资的一员。
在貔亿投资，陈静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及对投后企业的管控，“行业和行业之间有差别，但基本的会计准则还是相通的。只要学习能力强，适应起来就没问题。”
CEO的战略伙伴 在美国投资人眼中，一个好的CFO必须对企业的运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因为只有这样，CFO才能判断出企业的问题在哪里，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财务工作不是简单的记账，而是要从财务角度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做出分析判断，比如CFO需要写报告，做出收购或不收购的建议，责任非常重大。客观地说，一个好CFO是CEO最得力的战略伙伴。
2001年8月，陈静加入艺龙。当时艺龙成立还不到两年，正处在企业发展的最低谷时期。之前公司经营门户网站，并在华尔街获得了一笔千万美元融资，但由于缺乏清晰的盈利模式，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时任艺龙董事长的唐越有华尔街投行工作背景，非常懂资本运作。2000年，艺龙收购了百德勤——一家订房公司。与主业门户网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富勤的订房量与日俱增，而且涨幅惊人。这促使唐越对艺龙做出了一次大的战略变革，将业务重心从门户转向订房，实行“水泥+鼠标”策略，即在传统订房模式上加入互联网。2001年，互联网还不普及，网络带宽也很有限，但唐越一直没有放弃互联网订房业务，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团队来研究这个系统。
“当时90%的订房业务是通过电话完成的。订房量增长快，但劳动力成本大，所以业务一直处于盈利边缘，财务压力还是很大。”刚去艺龙那段时间，陈静几乎每天都要做现金流量表发给唐越看。她清楚地记得，艺龙印刷了订房小册子和订房卡，到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去发放，这在当时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营销手段。“当时手册加卡，一套的成本是6毛钱，每月要发放几十万套，现金流很紧张。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压供应商的钱去付员工工资，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在美国，只要企业的成长度够就可以上市，这也是艺龙选择去纳斯达克上市的原因。“2001年到2004年，艺龙每年的收入都成几倍增长，满足了美国对高成长公司上市的主要标准。”
上市前，陈静做了大量工作。起初艺龙使用的是用友财务软件，其财务管理流程、内控流程包括核算体系与公司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异。得知唐越有赴美上市的打算后，陈静全面更换了财务软件系统，采用了国际化软件，按照海外上市的要求整理整个核算系统，并对艺龙的财务制度重新进行梳理。
“你们财务部9个人，做了相当于30个人的工作”——毕马威在为艺龙做上市审计的时候，做出了如此评价。为了节约人力成本，陈静尽量压缩后台人员，并使用因人设岗的留人策略，即培养有潜力的人，多放权，给他们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这样，尽管外面的工资高，但他们仍会选择留在艺龙。”在艺龙最困难的这段时间里，陈静都是亲自指导属下员工。
2003年12月，艺龙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之后，陈静几乎每天都是24点之后才下班回家。上市过程中，审计报告是最关键的环节。陈静还记得自己在出审计报告前曾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身体已经到了极限。”2004年10月24日，艺龙不负众望，成功上市。之后，陈静主要负责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以满足美国塞班斯法案对上市公司的内控要求，同时还负责公司的投资并购。
“在中国做并购，最困难的在于判断财务状况的真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般是不会把企业卖掉的，所以收购时就要考虑他卖企业的真实原因。而且很多民企没有规范的账目，摸不清它的资产情况。这样，在选择目标公司的时候就需要非常高的判断技巧和经验，否则做并购就是往黑洞里跳。”
2013年中旬，貔亿投资曾打算收购一个高档餐厅作为会所，“当时这家餐厅没有账目，而从报给税务局的报表及餐厅老板提供的内部财务报表中根本看不出餐厅的真实财务状况。”于是陈静建议亲自踩点，这个做法也得到董事长杨胜利的认可。刚好这家高档餐厅的对面有一个咖啡厅，陈静和同事每天轮流坐在咖啡厅里观察这家餐厅中餐和晚餐的客流量，观察一个星期后进行数据统计，“间接测试显示，它确实入不敷出。按照它的租金、装修折旧计算，老板打算卖的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在分析餐厅的成本率时，陈静参考了香港上市公司小南国的财务数据。“对方提供的内部财务报表中收入报得偏高，跟我测算出的数据差距很大，而成本又偏低。可见在中国做并购非常不容易，一定要看清楚情况。”
CFO其实是高风险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候CFO面临的职业风险并不比套着吊绳擦玻璃窗的大厦外墙清洁工低。“如果我认为企业的风险度超出了我的底线，不符合我的职业道德准则，我就会辞职。”在陈静看来，一个企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建立起正规的管理体系。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很多漏洞，不仅在发展上存在很大风险，也是对股东的不负责任。
如果企业内部上下都配合陈静的工作，她能在加盟企业的一个月内就把情况摸透。对于企业的财务数据，她会用自己的方法验证真实性，“因为你加入一个企业的时候是被空降的，手底下的人都比你更早进入公司。你相当于是被架空的CFO，不知道签报告的时候有没有潜在的舞弊风险，会有很大压力。”
陈静的很多大学同学，或者受不了这种压力而放弃，或者由于对财务工作失去兴趣而改行，只有她一路坚持下来并跻身成功人士行列。她说，秘诀是一定要提前规划，按照自己既定的职业目标坚持走下去。
“人际沟通技巧很重要。”比如赴美上市公司中的CFO，很多时候都是由外部投资人直接派遣到企业，会让企业高管非常抵触。而在中国赴美上市的民营企业里，董事长往往同时兼任CEO。当CEO与CFO发生严重冲突时，CEO提请董事会弹劾CFO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对此，陈静深有体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让他理解，这种说服工作非常不容易。”有一次，她跟自己所在公司的CEO反复沟通了4次，才让对方接受了自己的提议。“前提是沟通的技巧。在中国商界，往往需要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同样，被投资人空降到企业中的CFO，要让董事长兼CEO先接受你这个人，之后他才能接受你的管理方法和所提的建议。有些事，需要靠耐心和个人魅力去影响他。”
平台的价值 陈静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属于在毛主席语录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集体主义意识非常强。西方文化则更重视个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两者相遇，就会在思想层面产生巨大冲击。对于这一点，陈静深有体会，有些事情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在喜来登，陈静的第一份工作是收银主管，负责酒店5个餐厅的出纳。每晚结账后要将一天的收入存入保险箱，转天派人存入银行。当时国内还没有安保公司，存钱需要直接提着现金去银行。一次，喜来登的财务总监给收银部同事开会时问道：“如果在去银行的路上遇到歹徒怎么办？”员工们不假思索地回答：“奋不顾身跟歹徒搏斗！”这个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答案，却令这位来自美国的财务总监错愕不已，他告诉大家：“不对，应该是放下钱箱赶快跑！”西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一点让陈静记忆犹新。
另一个文化冲突点来自“批评与自我批评”。刚参加工作时，陈静总觉得自己经验不足，因此会习惯性地在例会上做自我检讨。这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西方文化却强调要向大众展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当时，美国财务总监找到陈静，对她说，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处于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自己的不足。
此外，陈静发现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喜来登开业前，80%的酒店高级员工都是从国外直接委派而来。她看到，他们的高管从来不会呵斥任何一个下属，老板和员工之间也都是直呼其名。“这是两种价值观，管理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对我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强烈的冲击。”陈静说，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优势，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所谓好坏之分。
陈静说自己很喜欢财务行业，“其中也有我所在的平台能够让我一步一步奋斗下去的因素。”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都对财务高管非常重视，CFO一般都拥有否决权，能和CEO相互制衡。这种体制使董事会能在做战略决策时听到不同的意见，然后做出正确的抉择。陈静觉得，当CFO能够成为CEO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董事会的决策伙伴时，这条路就值得奋斗下去。但国内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企业会计相当于记账员，既无地位也得不到尊重。陈静感慨，当年她的很多同学被分配到国营酒店后，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很多人干脆就改行了。“我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平台让我施展自己所学。”
生活中，有些人缺乏平台，有些人则是找到了平台却不知珍惜。陈静是天津人，在她3岁的时候，父母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的一个贫穷农村。这段经历对陈静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永远不能低头，不能浪费生命，要珍惜你所拥有的。”陈静说自己几乎没浪费过时间，看电视只看新闻，看电影必定看外国原声大片，“为的是保持和提高英语水平”。
陈静说成功没有标准，她的成功就是不断超越。“我珍惜生命，虽然已没有来自金钱的压力，但是我一直在奋斗。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平台能让你去奋斗的，这就是我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