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体制变革。
　　第一次是商周之变，确立分封制；第二次是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郡县制建立；第三次是辛亥革命，走向民主共和。
　　周替代商，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王朝更替，更是一次体制与时代的大变革。这是为什么呢？
　　夏商两代君主，相当于部落联盟的盟主。商朝方国林立，国家的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这种联盟松散而不稳定。方国由部落独立发展而来，与商王國缺乏内在的联系，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盛衰。当商晚期国力衰退时，诸侯离心反叛，联盟随之分崩离析，商王的王权也被后来者所取代。
　　西周的分封制，诸侯与周王是臣属关系，通过血缘关系分封层级，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在联系大大增强。周王的王权增强，对地方的掌控力提升，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各部族的沟通交流，对华夏族的形成至关重要。也许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融合，国家向心力真正形成的时代。
　　分封制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体制，与之配套的是社会层面的宗法制、经济层面的井田制，以及文化层面的礼乐制。
　　宗法制就是宗族法规。宗族由原始父系家长制血缘扩充而来。五服以内为家族，五服以外的同姓宗亲，组成宗族。宗法制确定各级族长的统治权力和相互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制度，是确定族长的继承人选。
　　夏商周三代，夏禹传位儿子启，开启了“家天下”时代。早商时代，主要的继承方式却是兄终弟及，随后又演变为父死子继，到西周确定为嫡长子继承制。
　　远古时代，生存艰难，人均寿命很低，官僚机构不发达。国家的兴衰，对统治者个人才能的依赖程度很高。君王的儿子普遍年龄偏小，而同辈的兄弟，比君王年轻，比后辈年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脉，更有能力来领导国家，更容易获得拥护支持。因而就不难理解，夏禹时代的传子，为何会演变成早商时代的兄终弟及。

　　然而，兄终弟及的弊病实在太大。一个国王，可能有多位兄弟，是按照长幼轮流坐庄，还是传位贤能之人？贤能的标准怎么判断，谁来判断？如果按照长幼一轮传下去，最后一位弟弟继位后，又该传位给谁的后代？如果传位给大哥之子，子侄辈庞大，又怎么轮换？自己的孩子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上位了。
　　兄终弟及蕴含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商朝前期内斗不止，不得不终止。另一方面，武丁继位后，开始任用奴隶政治家傅说为相国，有来自底层的精英官僚的辅助，降低了对统治者个人才能的依赖。商朝后期，商王喜欢引进底层进入中枢，西周也出现了类似中央政府的机构，官僚政治大致成形，给传位儿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于是，父死子继成为主要的继承方式。
　　周公时代，配合分封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让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减少。其实周人很早就有嫡长子继承的惯例，后来设计得更为细致，形成了“嫡、长、贤、卜”四层原则：首先考虑正妻的儿子；其次考虑年龄因素；再次比较谁有才能；最后是卜问鬼神的意见。
　　不过，在现实中嫡长子继承制也贯彻得不彻底，因为它剥夺了国君选择继承者的权力。所以，周人还保留了“立”的仪式，为国君保留正式指定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时常出现国君打破嫡长子继承制，而造成一国内乱的状况。
　　与分封制、宗法制相配套的，还有井田制与礼乐制。伴随权力的层级分配，土地和人民随之层层分配。井田制则进一步确定土地所有者与耕种人的关系。土地被划成九等分的井田，农民耕种中间的公田，作为上交宗主的赋税。
　　周公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礼乐。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分封，终将随血缘的疏远而逐渐淡化，而且那时交通不便，联系和交往很少，这个借助血缘关系的庞大政治共同体，完全可能面临瓦解。周公制定了周礼，试图通过定期祭祀共同远祖，强化群体的认同和团结。“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礼制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规范，让所有人按照各自的位置，遵循各自的行为规则，从而维护社会及国家的秩序与安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成本。
　　这四大制度，环环相扣，互为补充，是周人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宗法制与礼乐制，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西周，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开创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