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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12月份“高调”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相比,11月29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显得“低调”了很多。
从参会领导人级别到各成员国对会议结果的预期都表现的格外“保守”。大家似乎还没有走出哥本哈根会议的阴霾,期待“有限成果”成了发言时的谨慎措词。
欧洲首席气候官员康妮·赫泽高在会前称:“各国不可能在坎昆达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联合国政策规划助理秘书长罗伯特·奥尔表示:“没人认为大会能达成最终协议。”
不过,玻利维亚驻联合国大使帕布鲁·索卢则表示,所谓坎昆会议“期望不高”的说法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意图模糊自己的减排义务而炮制的把戏。
中国:各司其职 各尽所能
在谈判中,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实行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1月29日,参加坎昆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坎昆会议就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和技术四个关键问题取得平衡的进展,为下一步最终完成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作铺垫和准备。“我不主张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讨价还价,大家要清楚自己的责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各尽所能,为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做出各自的努力。”
同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城市节能减排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透露,经初步估算,今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左右,“十一五”节能目标有望如期实现,而减排目标已提前完成。“十一五”前四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4%,而能源消耗年均增长只有6.8%。与“十五”时期相比,以较低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同时,通过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十一五”前四年少消耗了4.9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3亿吨,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一定要强调是单位GDP能耗减少,而不是如美国等宣称的绝对排放、总量的减少。
单位GDP能耗,又叫万元GDP能耗,是每产生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表示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与GDP的比率。
潘建成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它的单位排放和总排放相差不大。如果中国和他们使用相同的标准,就相当于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虽然我们总的排放量在上升,但是单位排放量在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远高于排放的增长速度。所以,要强调“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效率在提高,单位能耗减少”。
中国强调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并不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自身发展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关于地方政府在资源节约等方面的考核指标还暂时空白。但这一现状可能会随着一份报告的发布而改变。
11月4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写,旨在通过对55种指标的分析,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分成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部分并排序。
报告负责人、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报告现阶段并不会成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但却是中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绿色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的探索。”李晓西强调,报告的意义并不在于排名,而是通过此报告形成中国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认知和保护。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该课题报告,“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我国能够有根据地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对话”,“不但能够帮助政府改进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绿色发展自觉”。
“嘴硬的”美国
曾经大幅度排放温室气体的美国,如今成了为世界减排“公平化”而努力的推动者。
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主要国家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为基础,历经多年谈判而签署的法定性文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二氧化碳、甲烷等6种温室减排气体,并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种区别对待,成为美国后来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一大借口。
2001年3月,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的白宫发言人弗莱舍突然宣布美国退出,说《京都议定书》“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小布什拿出了两大理由,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二是“发展中国家没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这对美国不公”。
《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表示,目前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才是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之以前只是增加了“一点点”,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着“剧烈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3%～4%,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我们并不是要同美国攀比,而是要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争取我们的权益。“中国的低碳经济不应受制于人。”
而会议开幕当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用“建积木还是绊脚石?” 来说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观点,即美国需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同意建立一套“透明”的由第三方机制监管的温室气体排放检验系统后,才会在这一问题上(减排)继续前进。
国际气候谈判管用吗?
虽然开幕前,从媒体到政府都对本次会议的“期望”不高,但谈判依然在“唇枪舌剑”中进行。
开幕第二天,11月30日,日本代表团就获得了“每日化石奖”。这个奖是由与会非政府组织每天颁发给阻碍谈判进程最大的“绊脚石”。日本代表连续在不同场合宣称,“永远”不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目标,使得工作组谈判出现停滞。
玻利维亚代表巴勃罗·索隆指责说,发达国家不但未能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现在还打算终结议定书。
不过日本代表团对获得“化石奖”的看法是,“显示日本以一种独特的逻辑参加谈判”。
这场在同一个环保减排主题下进行的谈判,在附加了各国利益的筹码上继续进行。
虽然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气候问题是很多国家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个体制的质疑声已经出现。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说:“如果坎昆会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基础上再无进展,一些重要参与者将不再有兴趣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气候问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报道说,坎昆会议或许会见证联合国气候组织“被甩”。报道甚至悲观地表示,通过联合国来制定一份全球性的条约以解决气候问题,也许并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
不过即使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各国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华盛顿邮报》称,因为意识到制定约束性条款来强制各国二氧化碳减排的做法难以达成,许多专家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可行的目标上,即减少煤烟、沼气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该报称,华盛顿一家非政府组织表示,通过清除这些气体,全球变暖能推迟多达40年的时间。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张世钢认为,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坎昆会议。其实从哥本哈根会议到坎昆会议,再到2011年南非会议,整个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是按照它的轨迹和节奏在进行着,不管国际舆论对它因为期待高而失望,或者因为期待低而不看好,它本身的规律和进程并没有改变。
从参会领导人级别到各成员国对会议结果的预期都表现的格外“保守”。大家似乎还没有走出哥本哈根会议的阴霾,期待“有限成果”成了发言时的谨慎措词。
欧洲首席气候官员康妮·赫泽高在会前称:“各国不可能在坎昆达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联合国政策规划助理秘书长罗伯特·奥尔表示:“没人认为大会能达成最终协议。”
不过,玻利维亚驻联合国大使帕布鲁·索卢则表示,所谓坎昆会议“期望不高”的说法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意图模糊自己的减排义务而炮制的把戏。
中国:各司其职 各尽所能
在谈判中,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实行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1月29日,参加坎昆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坎昆会议就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和技术四个关键问题取得平衡的进展,为下一步最终完成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作铺垫和准备。“我不主张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讨价还价,大家要清楚自己的责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各尽所能,为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做出各自的努力。”
同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城市节能减排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透露,经初步估算,今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左右,“十一五”节能目标有望如期实现,而减排目标已提前完成。“十一五”前四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4%,而能源消耗年均增长只有6.8%。与“十五”时期相比,以较低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同时,通过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十一五”前四年少消耗了4.9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3亿吨,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一定要强调是单位GDP能耗减少,而不是如美国等宣称的绝对排放、总量的减少。
单位GDP能耗,又叫万元GDP能耗,是每产生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表示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与GDP的比率。
潘建成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它的单位排放和总排放相差不大。如果中国和他们使用相同的标准,就相当于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虽然我们总的排放量在上升,但是单位排放量在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远高于排放的增长速度。所以,要强调“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效率在提高,单位能耗减少”。
中国强调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并不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自身发展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关于地方政府在资源节约等方面的考核指标还暂时空白。但这一现状可能会随着一份报告的发布而改变。
11月4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写,旨在通过对55种指标的分析,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分成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部分并排序。
报告负责人、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报告现阶段并不会成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但却是中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绿色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的探索。”李晓西强调,报告的意义并不在于排名,而是通过此报告形成中国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认知和保护。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该课题报告,“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我国能够有根据地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对话”,“不但能够帮助政府改进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绿色发展自觉”。
“嘴硬的”美国
曾经大幅度排放温室气体的美国,如今成了为世界减排“公平化”而努力的推动者。
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主要国家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为基础,历经多年谈判而签署的法定性文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二氧化碳、甲烷等6种温室减排气体,并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种区别对待,成为美国后来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一大借口。
2001年3月,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的白宫发言人弗莱舍突然宣布美国退出,说《京都议定书》“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小布什拿出了两大理由,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二是“发展中国家没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这对美国不公”。
《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表示,目前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才是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之以前只是增加了“一点点”,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着“剧烈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3%～4%,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我们并不是要同美国攀比,而是要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争取我们的权益。“中国的低碳经济不应受制于人。”
而会议开幕当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用“建积木还是绊脚石?” 来说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观点,即美国需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同意建立一套“透明”的由第三方机制监管的温室气体排放检验系统后,才会在这一问题上(减排)继续前进。
国际气候谈判管用吗?
虽然开幕前,从媒体到政府都对本次会议的“期望”不高,但谈判依然在“唇枪舌剑”中进行。
开幕第二天,11月30日,日本代表团就获得了“每日化石奖”。这个奖是由与会非政府组织每天颁发给阻碍谈判进程最大的“绊脚石”。日本代表连续在不同场合宣称,“永远”不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目标,使得工作组谈判出现停滞。
玻利维亚代表巴勃罗·索隆指责说,发达国家不但未能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现在还打算终结议定书。
不过日本代表团对获得“化石奖”的看法是,“显示日本以一种独特的逻辑参加谈判”。
这场在同一个环保减排主题下进行的谈判,在附加了各国利益的筹码上继续进行。
虽然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气候问题是很多国家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个体制的质疑声已经出现。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说:“如果坎昆会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基础上再无进展,一些重要参与者将不再有兴趣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气候问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报道说,坎昆会议或许会见证联合国气候组织“被甩”。报道甚至悲观地表示,通过联合国来制定一份全球性的条约以解决气候问题,也许并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
不过即使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各国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华盛顿邮报》称,因为意识到制定约束性条款来强制各国二氧化碳减排的做法难以达成,许多专家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可行的目标上,即减少煤烟、沼气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该报称,华盛顿一家非政府组织表示,通过清除这些气体,全球变暖能推迟多达40年的时间。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张世钢认为,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坎昆会议。其实从哥本哈根会议到坎昆会议,再到2011年南非会议,整个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是按照它的轨迹和节奏在进行着,不管国际舆论对它因为期待高而失望,或者因为期待低而不看好,它本身的规律和进程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