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写小说的。有人说，他是因为写不出小说才一头扎进大观园的。那个大观园的门牌号码跟《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样的，他给大观园的房间路口安上了监视器，记录下的却不是曹雪芹设计的画面和镜头……
　　
　　曹雪芹就是曹雪芹，他生前穷困潦倒、孤独寂寞，却以自己亲身和半亲身的经历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认识，为后人建造了一座大观园。别看这座大观园就是老曹写成了一堆有感而发而又不直接抒发的文字，却是一部伟大著作。其伟大之处首先是政治、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以至于连伟人毛泽东都建议党的干部要对《红楼梦》仔细研读。再有就是这部小说带给后人的实惠。比如，通过跟大观园里的各色人等较劲，大观园外面的许多人就显得特有学问；有学问的人一定是专家，“红学”和“红学家”就成了一个可以领取报酬的职业。而对于不是红学家的人来说，曹雪芹写在书里的吃喝玩乐的东西，也有着不同的商业价值。
　　生前没饭吃的老曹，身后却解决了许多人的吃饭问题，真是好人！
　　当然，刘心武不存在吃饭的问题。同为天下写字的人，他虽然生在旧社会，却长在红旗下，还充分享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和成果，生活条件要比老曹优越得多。可他为什么也要像红学家那样跑进大观园，没茬儿找茬儿地也跟老曹较劲呢？
　　有人说，刘心武是闲的，他不甘寂寞。
　　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前，刘心武是文学刊物的编辑；在当上编辑之前，他是中学教员；而在当教员的同时，他只能算是文学青年。这不是贬低刘老师。大多数作家乃至大文豪都曾是文学青年，除非他是神童，成名于成年之前。
　　文学青年多少都有点不甘寂寞，至少在外人看来是不安心工作。如果甘于寂寞，成名之前的刘心武应该踏踏实实当一名辛勤的园丁，要么教书育人，要么为人改稿子，默默无闻地耕耘，但他却把不少精力用在写作上，在写字和努力把写出来的字变成铅字的过程中，享受着只有文学青年才能享受的苦辣酸甜。
　　《班主任》改变了刘心武的命运，看上去就这么简单。
　　其实呢，在此之前，刘心武的作家梦已经在他的努力中一点点得以实现。文革期间，社会生活的文学空气非常稀薄，所以他写学校生活，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式套在作品里，用笔尖设计好人、坏人和长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少年。记得在文革结束前，也就是在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之前的一两年，他还出版了一本用当时的政治观念图解青少年生活的中篇小说，题目好像就是《睁大你的眼睛》。没办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也只有这样的创作环境。
　　文革是一场噩梦，梦醒之后是全社会的反思。应当说，当这种反思在小说界表现为“伤痕文学”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比那些单纯暴露苦难的同期作品显得更加深刻。那是1977年，三十岁出头的刘心武，精力和脑力都在最佳状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一篇小说而成名的人很多。到了八十年代，这些人有的昙花一现，有的江郎才尽，有的则如鱼得水，进入了创作的自如状态。显然，刘心武属于后者。他与同时期的王蒙、张洁、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陈建功、王安忆、铁凝等人组成了当时中国小说界的精英群体，属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直到现在，有人还称刘心武是“伤痕文学”的领军人物，靠揭露社会现实的丑恶而起家，实际上，和那些被平反的老右作家和返城的知青作者相比，刘心武相对平稳的个人经历，使他的文学视角相对平和，从而也有了另外的一种深刻。在他接下来发表的作品中，如果《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还透着对文革的反思，那么《如意》、《我爱每一片绿叶》和《立体交叉桥》则是对人性的思索。尤其是直面草根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从创作立意上摆脱了伪深刻，写作技巧也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这篇小说使刘心武更像作家，同时也可看成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的热身之作。后者获得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但是读起来，没有《立体交叉桥》那样的快活。
　　比之教书，刘心武更适于当文学编辑；
　　比之编辑，刘心武更适于当作家。
　　
　　也可以说，也许还有比刘心武更会当编辑也更会写小说的教书匠，但因为他们没有机遇或者没有为机会做好准备，多数人也只能在祖国的花园里辛勤工作着。为此，刘心武还是比较得意的，
　　有得意就会有失意，是作家都会遇到个人创作的疲态。刘心武当然也躲不过。不管他自己承不承认，别看他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和《5.19长镜头》在当时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但那只是文学以外的东西。至少从一个作家的标准看，那两篇文字写得发飘，语言也显干涩。这一点，在他以前的作品里就暴露无疑。他喜欢越过场面和情节，将自己的议论直接道出，牵强附会，有很大的说教成分。只是因为当初他的小说题材总是有所突破，使人们容易将这些艺术上粗糙暂时忽略，而随着他的创作题材日益狭窄，语言上的缺陷也就更为明显。到后来，他的某些文字已经不堪入目。
　　一个作家既然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就应该允许各种声音评论。在这方面，没听说刘心武闻过耳不高兴，反倒是更愿意在舆论交流中有所收获。不客气地说，他的作品除了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并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作品本身很容易让忘记。他到底具不具备文学大家的潜质？这是一个不用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个大众视线范围内的作家，不甘在作家圈里留守寂寞。
　　其实，后来的刘心武更适宜做编辑。以他对说教式小说的偏好，他编选的小说题材应该比较独特。1989年，由他主编的该年度第一期《人民文学》，堪称是最有特色也最有艺术价值的当代文学刊物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名为马健实为马原的那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指责伤害了兄弟民族的感情，那一期的《人民文学》应该是刘心武的一个文学新起点。
　　遗憾的是，被停职审查的刘心武虽然最终过关，但似乎也从此没有了当编辑的热情。打那开始，他先后写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也许连他自己都觉得写得没劲，最后就一头扎进了曹雪芹的大观园。然而
　　他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写小说的。有人说，他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才一头钻进了大观园的。那个大观园的门牌号码跟《红楼梦》里是一样的，可看他在里面做的事，又好像跟曹雪芹无关。
　　刘心武认为，贾府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基本都有对应的人物原型，而且描述的故事应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事情。通过《红楼梦》里的蛛丝马迹，他先后得出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甚至是招致板儿砖的结论：他说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贾家出于政治上的赌博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为乾隆皇妃的她告发了秦可卿的身世之秘，造成了这位落魄公主的悬梁自尽；他还说，林黛玉根本就不是因得知宝玉与宝钗洞房花烛，焚烧诗稿、重病发作、气绝身亡的。他认为黛玉不该死得如此难堪，而应以比葬花还要诗意的方式沉湖而死。
　　有意思的是，对于书中的事件和人物能和现实生活中对上号的，刘心武就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写实小说；碰上对不上号的，他就说：我也是写小说的，小说当然允许虚构和夸张。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是学术态度，更像是戏说。
　　戏说没有学术价值，但比学术挣钱。
　　学术也可以慢慢变得可以挣钱，但多少都要变得更通俗一点，更随意一点，这就很容易跟戏说划不清界限。
　　
　　不可否认，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时，肯定带有现实生活中的情绪，高鄂等人在续写《红楼梦》时，也肯定带有满足耳欲的戏说成分。而这一切，在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就变成了一场猜谜游戏。这种猜谜导致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把一部人物艺术形象丰满的《红楼梦》肢解得支离破碎，让阅读过程变得了无生趣。所以，他对《红楼梦》的种种戏说一经出笼，立刻引来各种各样的非议。有红学家认为，刘心武把红学研究领域搞得“一地鸡毛”，但刘心武却坚持认为，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谁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红学家不能垄断。而多数舆论认为，红学不是谁的私密空间，谁都有权闯进来，但这并不等于谁都可以凭借个人的想像和瞎猜，毕竟《红楼梦》是近代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胡说八道只能误人子弟。
　　一个人民教师出身的作家，主观上是不想误人子弟的。刘心武也只不过是用他擅长的小说创作手法，给《红楼梦》作了一番推断和翻译。娱乐时代，电视剧里已经告诉大家：雍正就是唐国强，康熙就是陈道明，张国立就是乾隆或是纪晓岚……许谁不许谁啊？刘心武已经出了一本《秦可卿之死了》，即便是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再分别戏说一遍，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刘心武就是刘心武，他总能让人们忘不了他，不服不行。
　　曹雪芹就是曹雪芹，他建造的大观园本来就够热闹的了，多年后仍有那么多人往里边凑，他本人从没得到清静。这其中，刘心武走的又是一条捷径，他给大观园的房间路口都安上了监视器，记录下的却不是曹雪芹设计的画面和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