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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出轨。
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性研究领域的先行者、精神病学专家吉尔伯特·汉密尔顿就表示，他发现100位受访男性/女性中各有28人和24人出过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十分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也透露，在抽样调查的6427名男性中，超过1/3的男性曾背叛妻子，而在6972名已婚、离异和寡居的美国女性当中，有26%的人在40岁前有过婚外性行为。纵然在堪称“性革命”高潮的60年代和70年代，数据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一项覆盖12000名已婚人士的民意调查显示，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1/4背叛过配偶。
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在《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一书中写道：如今，上述数据变化甚少。位于芝加哥的国家舆情调查中心公布，约25%的美国男性和14%的美国女性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外遇”。其他关于已婚夫妻的研究则显示，已婚男女一生中曾有过一次婚外情的比例分别是20%～40%和20%～25%。另有研究发现，有30%～50%的美国已婚男女存在偷情行为。近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访的美国人中有50%透露自己曾“偷猎”已婚对象，80%的人曾有婚内被人勾引的经历，另有25%的人曾遭遇过横刀夺爱。
不过，这些数据至少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轨。海伦·费舍尔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重申过这一点：“并不是只要有机会，人就一定会出轨，这不是大脑运转的方式。不管是宗教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有些人就是不会出轨。”她研究了全球42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每一个文化群体内都有出轨的现象，但是也总能找到很多不出轨的人群，即使他们有机会出轨。她说，这就像是城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有酒吧和餐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酗酒一样。
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不过，相比那些不出轨的原因，我们总是更想知道人们出轨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当偷情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说，“因为情欲”“因为爱”，或者“我也不知道”。心理学家也许能不假思索地罗列出一串会导致背叛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首先就是某人对其婚姻的满意度。显然，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的需求未获满足，对方不爱他，得不到理解，性生活不尽如人意，认为自己不结婚也许会活得更好，都会增加出轨的概率。相反，出于对丧失大笔家财、朋友或人脉的担心，出轨概率相应会降低。但这并不能作为出轨的全部解释。一篇来自1985年的调查报告就曾显示，出轨的人当中，56%的男人和34%的女人评价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或“十分幸福”。
如果婚姻幸福，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冒险出轨呢？婚姻、子女、社会地位、财务自由和身体健康等等，都是出轨时极有可能作为代价统统失去。
海伦·费舍尔指出，出轨之所以在世上频发且顽固，背后很可能有生物学原理支撑。首先，人类出轨的天性很可能是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形成的。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出轨是一种能带来下一代基因多样性的适应性机制。对此，她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心理学家，另一个成了诗人，然后她和另一个男人有了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了一个科技精英、亿万富翁，这便是出轨带来的一种结果，这个女人为自己创造了基因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原始倾向。
此外，费舍尔认为，人类进化出了三种引导求偶和繁衍的基本脑系统：一种控制性欲，一种掌管浪漫爱情的感受，另一种掌管深深依恋的情绪。这三种最基本的神经系统之间有互动（也会与其他脑组织勾连），产生了大量灵活的组合，并酝酿了一系列调控复杂的人类繁衍策略所必需的动力、感情和行为。可是这三种脑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总是很高。因此，一个人在对他的伴侣表达深沉的爱慕时，还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浪漫爱情，同时，他还可能对更多的对象萌发性冲动。换句话说，“脚踏几条船”的情绪组合，在生物学上是可行的。这三类神经系统之间相对的生物独立性使人能够在行使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情。我们的脑结构对出轨行为很是包容。
基因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一项对橙腹田鼠进行的实验表明，由于雄鼠体内后叶加压素受体里的特定基因组成各有异同，使得雄鼠对偶匹配的力度也不尽相同，其中一项指标包括雄鼠对雌鼠的性忠诚度。而人类和鼠类后叶加压素受体的基因相似。费舍尔在书中引用了科学家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该调查目的是了解其中一种基因是否会影响552名瑞典男性的配对行为。所有参与调查的对象要么已婚，要么至少与伴侣同居了五年。结果，有这种基因的男人，在测量对配偶依恋程度的问卷中得分很低，并且，拥有这种基因的数量越多，得分越低。相反，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对伴侣的忠诚度最高。
这项研究虽然并未直接针对出轨，但指出了可能诱发出轨的某种生物系统。此外，别的基因很可能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由生物学家贾斯汀·加西亚和同事在最近共同发起的一项覆盖181名年轻男女的研究显示，多巴胺系统内的特定基因与以一夜情为主的高频率未婚性行为，以及高频率性出轨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当我把这些观点转述给一位正愧疚于婚外情的朋友时，他表现出的释然就好像自己已经被科学赦免。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海伦·费舍尔并不认为他的妻子会因此原谅他。事实上，我们生来就不容易原谅出轨，费舍尔说，因为数百万年前我们就是嫉妒的动物。97%的哺乳动物是群居生活的，它们不会配对成一个“家庭”去抚养自己的孩子，但人类会。随着配对或伴侣关系的发展，人类发展了许多大脑系统来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嫉妒。我们是嫉妒的物种。我们不会轻易分享。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在出轨时往往会撒谎，他们不会告诉伴侣实情，因为那样会引发嫉妒，以及其他问题。
再者，生物学原理本身也并非在为出轨者开脱。“我们不是DNA的傀儡。”费舍尔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人，40%～60%由基因决定，但剩下的40%～60%是由文化環境等因素共同构建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也应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当然，面对伴侣出轨，有人会试图原谅，选择放下，尤其在长久的婚姻关系中，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人的大脑并不会真的忘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重归于好，费舍尔给出的建议是，以下几件事是必须做的：
第一，出轨的人必须要诚实回答对方的每一个问题。
第二，当这些问题问完后，没有出轨的那一方必须停止提问相关的问题，并且再也不要提起。很多时候，出轨一方抱歉认错，尽一切努力挽回关系，而另一方总是不让他忘掉这件事。
第三，双方要做的是重建信任。比如，出轨的人不能再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如果确实要加班，需要定时和对方联系。再比如，如果女方上一次的出轨发生在周六购物的时候，那么她以后在周六出门时需要带上她的丈夫。
我很好奇，人们在出轨时通常会爱上那些与他们原来的爱人迥然不同的人，还是那些与原配相似的人？海伦·费舍尔并没有以调查数据来回答我，而是说，一样的，人们要新鲜感。出轨的人或许就是想冒险体验某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当一个和原配完全不同的人出现，有着不一样的幽默感，会做一些原配不爱做而你爱做的事，这些都会促进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通过脑部的扫描和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多巴胺是产生爱情的基本激素。当我们爱上某个人，多巴胺系统会变得活跃起来。反过来说，新奇的事物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会使人疯狂地爱上某个人。即便是那些和原来的伴侣非常像的人，对那些面对陈旧生活的出轨者来说也有可能是新鲜的，或者说是全新的。
然而费舍尔也向我指出了这二者的不同之处：如果出轨者爱上的是一个与原配非常不同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并不适合出轨者原有的社交世界，这意味着永远无法将他/她介绍给家人，或者永远无法与他/她生个孩子，那么，他们大概就不会有长久深入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当然有可能疯狂地爱上与原配差别很大的人，但为此离开原配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当人们与原配相似的人出轨时，则有更大的可能去离婚。
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性研究领域的先行者、精神病学专家吉尔伯特·汉密尔顿就表示，他发现100位受访男性/女性中各有28人和24人出过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十分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也透露，在抽样调查的6427名男性中，超过1/3的男性曾背叛妻子，而在6972名已婚、离异和寡居的美国女性当中，有26%的人在40岁前有过婚外性行为。纵然在堪称“性革命”高潮的60年代和70年代，数据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一项覆盖12000名已婚人士的民意调查显示，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1/4背叛过配偶。
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在《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一书中写道：如今，上述数据变化甚少。位于芝加哥的国家舆情调查中心公布，约25%的美国男性和14%的美国女性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外遇”。其他关于已婚夫妻的研究则显示，已婚男女一生中曾有过一次婚外情的比例分别是20%～40%和20%～25%。另有研究发现，有30%～50%的美国已婚男女存在偷情行为。近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访的美国人中有50%透露自己曾“偷猎”已婚对象，80%的人曾有婚内被人勾引的经历，另有25%的人曾遭遇过横刀夺爱。
不过，这些数据至少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轨。海伦·费舍尔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重申过这一点：“并不是只要有机会，人就一定会出轨，这不是大脑运转的方式。不管是宗教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有些人就是不会出轨。”她研究了全球42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每一个文化群体内都有出轨的现象，但是也总能找到很多不出轨的人群，即使他们有机会出轨。她说，这就像是城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有酒吧和餐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酗酒一样。
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不过，相比那些不出轨的原因，我们总是更想知道人们出轨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当偷情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说，“因为情欲”“因为爱”，或者“我也不知道”。心理学家也许能不假思索地罗列出一串会导致背叛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首先就是某人对其婚姻的满意度。显然，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的需求未获满足，对方不爱他，得不到理解，性生活不尽如人意，认为自己不结婚也许会活得更好，都会增加出轨的概率。相反，出于对丧失大笔家财、朋友或人脉的担心，出轨概率相应会降低。但这并不能作为出轨的全部解释。一篇来自1985年的调查报告就曾显示，出轨的人当中，56%的男人和34%的女人评价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或“十分幸福”。
如果婚姻幸福，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冒险出轨呢？婚姻、子女、社会地位、财务自由和身体健康等等，都是出轨时极有可能作为代价统统失去。
海伦·费舍尔指出，出轨之所以在世上频发且顽固，背后很可能有生物学原理支撑。首先，人类出轨的天性很可能是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形成的。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出轨是一种能带来下一代基因多样性的适应性机制。对此，她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心理学家，另一个成了诗人，然后她和另一个男人有了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了一个科技精英、亿万富翁，这便是出轨带来的一种结果，这个女人为自己创造了基因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原始倾向。
此外，费舍尔认为，人类进化出了三种引导求偶和繁衍的基本脑系统：一种控制性欲，一种掌管浪漫爱情的感受，另一种掌管深深依恋的情绪。这三种最基本的神经系统之间有互动（也会与其他脑组织勾连），产生了大量灵活的组合，并酝酿了一系列调控复杂的人类繁衍策略所必需的动力、感情和行为。可是这三种脑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总是很高。因此，一个人在对他的伴侣表达深沉的爱慕时，还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浪漫爱情，同时，他还可能对更多的对象萌发性冲动。换句话说，“脚踏几条船”的情绪组合，在生物学上是可行的。这三类神经系统之间相对的生物独立性使人能够在行使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情。我们的脑结构对出轨行为很是包容。
基因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一项对橙腹田鼠进行的实验表明，由于雄鼠体内后叶加压素受体里的特定基因组成各有异同，使得雄鼠对偶匹配的力度也不尽相同，其中一项指标包括雄鼠对雌鼠的性忠诚度。而人类和鼠类后叶加压素受体的基因相似。费舍尔在书中引用了科学家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该调查目的是了解其中一种基因是否会影响552名瑞典男性的配对行为。所有参与调查的对象要么已婚，要么至少与伴侣同居了五年。结果，有这种基因的男人，在测量对配偶依恋程度的问卷中得分很低，并且，拥有这种基因的数量越多，得分越低。相反，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对伴侣的忠诚度最高。
这项研究虽然并未直接针对出轨，但指出了可能诱发出轨的某种生物系统。此外，别的基因很可能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由生物学家贾斯汀·加西亚和同事在最近共同发起的一项覆盖181名年轻男女的研究显示，多巴胺系统内的特定基因与以一夜情为主的高频率未婚性行为，以及高频率性出轨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当我把这些观点转述给一位正愧疚于婚外情的朋友时，他表现出的释然就好像自己已经被科学赦免。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海伦·费舍尔并不认为他的妻子会因此原谅他。事实上，我们生来就不容易原谅出轨，费舍尔说，因为数百万年前我们就是嫉妒的动物。97%的哺乳动物是群居生活的，它们不会配对成一个“家庭”去抚养自己的孩子，但人类会。随着配对或伴侣关系的发展，人类发展了许多大脑系统来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嫉妒。我们是嫉妒的物种。我们不会轻易分享。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在出轨时往往会撒谎，他们不会告诉伴侣实情，因为那样会引发嫉妒，以及其他问题。
再者，生物学原理本身也并非在为出轨者开脱。“我们不是DNA的傀儡。”费舍尔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人，40%～60%由基因决定，但剩下的40%～60%是由文化環境等因素共同构建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也应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当然，面对伴侣出轨，有人会试图原谅，选择放下，尤其在长久的婚姻关系中，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人的大脑并不会真的忘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重归于好，费舍尔给出的建议是，以下几件事是必须做的：
第一，出轨的人必须要诚实回答对方的每一个问题。
第二，当这些问题问完后，没有出轨的那一方必须停止提问相关的问题，并且再也不要提起。很多时候，出轨一方抱歉认错，尽一切努力挽回关系，而另一方总是不让他忘掉这件事。
第三，双方要做的是重建信任。比如，出轨的人不能再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如果确实要加班，需要定时和对方联系。再比如，如果女方上一次的出轨发生在周六购物的时候，那么她以后在周六出门时需要带上她的丈夫。
我很好奇，人们在出轨时通常会爱上那些与他们原来的爱人迥然不同的人，还是那些与原配相似的人？海伦·费舍尔并没有以调查数据来回答我，而是说，一样的，人们要新鲜感。出轨的人或许就是想冒险体验某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当一个和原配完全不同的人出现，有着不一样的幽默感，会做一些原配不爱做而你爱做的事，这些都会促进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通过脑部的扫描和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多巴胺是产生爱情的基本激素。当我们爱上某个人，多巴胺系统会变得活跃起来。反过来说，新奇的事物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会使人疯狂地爱上某个人。即便是那些和原来的伴侣非常像的人，对那些面对陈旧生活的出轨者来说也有可能是新鲜的，或者说是全新的。
然而费舍尔也向我指出了这二者的不同之处：如果出轨者爱上的是一个与原配非常不同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并不适合出轨者原有的社交世界，这意味着永远无法将他/她介绍给家人，或者永远无法与他/她生个孩子，那么，他们大概就不会有长久深入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当然有可能疯狂地爱上与原配差别很大的人，但为此离开原配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当人们与原配相似的人出轨时，则有更大的可能去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