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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至今，中国对外援助已走过65年。65年的实践证明，穷达无碍中国人兼济天下的热心肠与道义感。
慷慨解囊的岁月
“敝店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乍看以为是商人信函，实则是越共主席胡志明写给周恩来总理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援越抗法。
1950年1月，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新中国“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向越南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率团访华，中国决定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
中国大力援助的邻国，自然少不了朝鲜。从1950年至1953年，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亿元的战争物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又无偿赠送朝鲜8亿元人民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蒙古、老挝等邻国。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建国之初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财力紧张、物资匮乏的状况下，如此古道热肠援助他国，绝对是国际主义的风格。
客观来讲，当时的慷慨解囊有些非理性成分在其中。中国宁愿自己喝粥，让“兄弟们”吃肉。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
文革爆发后，极“左”思潮发展，中国对外援助支出猛增，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以援越为例，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1971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无偿援助27.98亿元。1973年无偿援助25.39亿元。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援助大多数是无偿的，即便是贷款，多数也是无息的。这种单向的、条件优厚的付出，显然已经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纠偏势在必行。
对外援助的战略转型
197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
70年代末，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成仇，中国于1978年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开始认真考虑对外援助的问题。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锐降至0.7%，这意味着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踩了急刹车。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韬光养晦”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为了配合
“经贸大战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开始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对外援助，优惠贷款成为主要形式。
新世纪以来，伴随国家实力的崛起，“负责任的大国”的提法开始出现，中国对国际责任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认同，对外援助也遍及发展中国家。以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的数据为例，2010年～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5（截至2014年末，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提供了4000亿元人民币的国际援助，派遣了60万援助人员）。
新时期，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的落地，中国援外的力度和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角色，在中国持续增长的海外利益和国际交往扩大中，将发挥着更重要作用。
回顾对外援助的60年，从政治挂帅到经济先行，从狂热援助到量力而为，从单打独斗到参与国际合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成熟。尽管，这样的成熟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遍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
“坦赞铁路被誉为是一条帮助非洲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自由之路、象征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友谊之路，在中非关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丰碑。”
7月23日，《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发行式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在致词中这样称赞坦赞铁路。
这条全长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中国同意援建这条投资近20亿元的铁路。
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非期间专程前往援坦中国专家公墓凭吊。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在非洲大地，中国的援外项目比比皆是。比如加纳国家大剧院，加纳流通的面值2万赛地的纸币上印有其图案。比如非盟会议中心，项目耗资2亿美元，是中国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截至去年，中国已为非洲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
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通俗来说，类似交钥匙工程。 从1954年开始，中国利用成套项目援助方式为越南、朝鲜两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港口、桥梁和市政交通等设施，并援建一批基础工业，为两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此后，成套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不少国家由于中国的援助，在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上出现几何级的提高。
7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了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访问之前，接受英国BBC专访时，被英国记者泼了冷水——“你将走进的非盟总部大厦是中国人出资建的，你走的路是中国人修的，一路上你将与无数中国商人擦身而过。”
这样的冷水，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援非的别样褒奖。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4月25日，里氏8.1级强烈地震突袭尼泊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也受到地震波及。
第一时间，中国政府两面同时救灾。一方面紧急安排驰援日喀则等地区；另一方面紧急向尼泊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地震发生第二天，中国国际救援队即抵达加德满都，多家民间救援机构随后奔赴灾区。中国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反应迅速，截至5月12日，国内捐赠款物已达2.38亿元。
尼泊尔救援只是中国“雪中送炭”的一个注脚，事实上，无论是印度洋海啸，还是海地和智利地震，一次次大灾大难，都有中国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的感人场景。
中国政府于2004年9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供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200多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向朝鲜、孟加拉国、阿富汗、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2014年，中国连续四轮向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提供7.5亿元紧急援助，向叙利亚、乌克兰、马尔代夫等17国提供多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样的
“雪中送炭”，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及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患难见真情，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在大灾大难的考验中建立的，是用一个个切实的行动铸就的。
（摘自《中国青年》2015年第16期 薛之砚/文）
慷慨解囊的岁月
“敝店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乍看以为是商人信函，实则是越共主席胡志明写给周恩来总理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援越抗法。
1950年1月，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新中国“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向越南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率团访华，中国决定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
中国大力援助的邻国，自然少不了朝鲜。从1950年至1953年，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亿元的战争物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又无偿赠送朝鲜8亿元人民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蒙古、老挝等邻国。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建国之初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财力紧张、物资匮乏的状况下，如此古道热肠援助他国，绝对是国际主义的风格。
客观来讲，当时的慷慨解囊有些非理性成分在其中。中国宁愿自己喝粥，让“兄弟们”吃肉。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
文革爆发后，极“左”思潮发展，中国对外援助支出猛增，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以援越为例，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1971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无偿援助27.98亿元。1973年无偿援助25.39亿元。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援助大多数是无偿的，即便是贷款，多数也是无息的。这种单向的、条件优厚的付出，显然已经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纠偏势在必行。
对外援助的战略转型
197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
70年代末，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成仇，中国于1978年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开始认真考虑对外援助的问题。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锐降至0.7%，这意味着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踩了急刹车。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韬光养晦”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为了配合
“经贸大战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开始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对外援助，优惠贷款成为主要形式。
新世纪以来，伴随国家实力的崛起，“负责任的大国”的提法开始出现，中国对国际责任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认同，对外援助也遍及发展中国家。以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的数据为例，2010年～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5（截至2014年末，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提供了4000亿元人民币的国际援助，派遣了60万援助人员）。
新时期，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的落地，中国援外的力度和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角色，在中国持续增长的海外利益和国际交往扩大中，将发挥着更重要作用。
回顾对外援助的60年，从政治挂帅到经济先行，从狂热援助到量力而为，从单打独斗到参与国际合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成熟。尽管，这样的成熟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遍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
“坦赞铁路被誉为是一条帮助非洲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自由之路、象征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友谊之路，在中非关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丰碑。”
7月23日，《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发行式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在致词中这样称赞坦赞铁路。
这条全长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中国同意援建这条投资近20亿元的铁路。
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非期间专程前往援坦中国专家公墓凭吊。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在非洲大地，中国的援外项目比比皆是。比如加纳国家大剧院，加纳流通的面值2万赛地的纸币上印有其图案。比如非盟会议中心，项目耗资2亿美元，是中国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截至去年，中国已为非洲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
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通俗来说，类似交钥匙工程。 从1954年开始，中国利用成套项目援助方式为越南、朝鲜两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港口、桥梁和市政交通等设施，并援建一批基础工业，为两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此后，成套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不少国家由于中国的援助，在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上出现几何级的提高。
7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了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访问之前，接受英国BBC专访时，被英国记者泼了冷水——“你将走进的非盟总部大厦是中国人出资建的，你走的路是中国人修的，一路上你将与无数中国商人擦身而过。”
这样的冷水，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援非的别样褒奖。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4月25日，里氏8.1级强烈地震突袭尼泊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也受到地震波及。
第一时间，中国政府两面同时救灾。一方面紧急安排驰援日喀则等地区；另一方面紧急向尼泊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地震发生第二天，中国国际救援队即抵达加德满都，多家民间救援机构随后奔赴灾区。中国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反应迅速，截至5月12日，国内捐赠款物已达2.38亿元。
尼泊尔救援只是中国“雪中送炭”的一个注脚，事实上，无论是印度洋海啸，还是海地和智利地震，一次次大灾大难，都有中国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的感人场景。
中国政府于2004年9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供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200多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向朝鲜、孟加拉国、阿富汗、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2014年，中国连续四轮向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提供7.5亿元紧急援助，向叙利亚、乌克兰、马尔代夫等17国提供多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样的
“雪中送炭”，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及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患难见真情，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在大灾大难的考验中建立的，是用一个个切实的行动铸就的。
（摘自《中国青年》2015年第16期 薛之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