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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唐世平先生的“新世纪中国大战略”一文，从不同角度，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国的周边态势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虽为个人观点，但其看法独特。
一、问题的出发点
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必须有一个“大战略”来指导其具体的运作，否则，国家的安全政策将永远停留在应付突发事件的水平上。而在国家的安全大战略中，最重要的乃是确定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即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
一个国家的理想安全环境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和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来决定的。比如美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可以简单地概括成“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包括力量联盟)可以和美国抗衡”。因此，美国的大战略便是“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力量的崛起或防止和阻止该力量与美国对抗”。又比如，新加坡的理想安全环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新加坡的大战略就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繁荣。
本文只想试图探讨中国大战略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国所应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是什么?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安全结构是什么?
二、大战略：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
在这里，我将中国安全战略的目标分为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两类。
全球性目标
在全球性的安全目标上，按重要性排列，中国安全战略目标依次应该是：
一、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战略威慑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框架的基石之一，因此，中国必须维持有效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对力量威胁中国。美国和日本要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是能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最危险因素。一旦导弹防御系统被成功部署，它将从根本上动摇二战以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即国家的安全是基于相互依赖和相互威慑的安全，因此，国家的安全是相对的。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任何一国或阵营单方面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都将打破建立在相互核威慑上的相互依赖的安全概念，使进攻重新压倒防御。
二、一个有别于欧洲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新“多极世界”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尽管人类历史上许多大规模战争均爆发在多极世界下的欧洲，但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来说，多极结构至少对国家的行为从三个方面具有高度的限制力：
1．多极世界对国家，特别是对大国行动的约束力是各种结构中最高的。
2．多极世界中大国因“面子”或“信誉”而卷入没有实际利益的冲突的压力是最小的。
3，盟友的不确定会让大国谨慎行事。
新的多极世界将在以下几点与欧洲大陆曾有过的战乱不断的“多极世界”有质的区别：
1．各大国均不(或至少不明确地)与对方为敌，大国之间均保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以保持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这种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有助于削弱大国的野心。
2．大国之间具备在关系跌入低谷时修复关系的决心(比如中美关系)。
3．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和国际准则和国际机构更是稳定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4．大国之间不只是有双边合作，也会谋求多边合作。
5，尽管权力仍旧是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但追求领土扩张的行为已经很难行得通，或者说过去“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已经变得相对温和。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新的多极结构更加和平与稳定。但是，国际结构的变化一般并不能被人为地推动，而主要是经济发展(非均衡增长)，乃至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
地区性目标
在地区安全环境上，中国应追求的目标是：
一、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之一，是保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遭到打击。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拥有充分的阻吓(威慑)能力，以阻止任何试图打击中国经济基础的对手，并使他们都面临惨痛的报复性打击。我们必须转变对国防力量的任务的认识：国防力量的任务首先是阻吓(威慑)，其次才是在阻吓失败后，有足够的防守力量击退敌人。中国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能对我沿海地区形成实质性威胁的国家非美国和日本莫属。因此，在维持我方威慑力量的同时，也必须将中美关系至少保持在“非敌非友”的水平上。
二、尽管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陆地安全乃中国安全之根本。因此，中国必须巩固在亚洲大陆上的安全环境。中俄关系是中国陆上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多强大，如果彼此不和，则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削弱。反之，如果双方能相互支撑，则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加强。中俄两国之间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一旦交恶，“安全环境”将是无法忍受的(中苏过去的历史已证明这一点)。因此，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骄傲的民族，俄罗斯最痛恨的就是别人轻视它，而历史已经证明俄罗斯是那些轻视它的人的最可怕的敌人。所以，中国必须给俄罗斯应有的尊敬，争取俄罗斯在强大后，仍是一个友好的伙伴。
三、在阻止“台独”的前提下，尽量以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的统一。台湾省对中国绝不仅仅是台湾的战略位置或是“洗刷国耻”的面子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完整国家存在的问题，因此，它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
要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是否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变数。为了降低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中国除了要发展阻吓军力外，还要尽量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创造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的理由。
中国必须让美国认识到，一个没有台湾省的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将不再是“中国”。我们还必须让美国意识到，在它的全球力量框架中，一个不统一的中国将始终是其中的不安定因素；而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会有与美国共同承担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意愿。中国极愿意成为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但那必须是在统一之后。
上述三个目标乃是中国理想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目标。其次，中国还要：
四、在防止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基础上，保证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朝鲜半岛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在中俄美日四大国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落入另一方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和任何一方结成军事联朋，都会恶化另一方的安全环境，从而为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埋下隐患。相比之下，一个为四大国支持的中立的统一的朝鲜半岛，则能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带来永久的和平。同的也为四大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开创先例。因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现实而又最理想的安全目标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统一的朝鲜半岛。
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半岛还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一个达成战略理解的绝佳机会。如果中美两国能共同支持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将大大增强两国间的信任。美国考虑到中方的利益，不再坚持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驻军；而中方考虑到美国的利益，不追求一个“亲中”的朝鲜半岛。这种相互让步将为中美之间更多的合作奠定实质性的基点。
五、在防止东南亚地区为敌对势力所左右的基础上，谋求更广泛的合作。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日趋扩大，而东南亚又可以被敌对势力作为威胁中国经济命脉的基地，因此，这一地区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朝鲜半岛。
东盟乐于见到的局面，是一个各个大国的力量在此能大体保持平衡，因而无法左右地区事务的局面。这样的一个局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个大国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东盟如果能真正成为一个“和平、自由、中立区”是值得各个大国欢迎的，尽管实现这一理想会有很大困难。
亚太地区是最有可能形成多极世界的地区，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将势必是其中重要的力量。中国和东盟的许多国家有着谋求一个多极世界的共同利益，但东盟能否成为一极和作为一极的坚实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1．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凝聚力以及大国对东盟力量的判断；2．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最大的国家，其在东盟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的好坏。而在将来，很有可能越来越重要的一点是越南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
在东盟内，有3个国家对东盟的未来起着关键作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对东盟的重要性无需多论，而越南、柬埔寨、老挝3个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加入东盟，意味着越南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一夜间变大了。缅甸在东南亚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缅甸不仅横亘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也是东南亚南北两部分的结合地。
因此，在加强和所有东盟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加强和印尼、越南及缅甸的关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发展某种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印尼的局势仍旧动荡不安)。长期以来，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导致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使印尼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敌视和不信任的立场上。中国有必要加强和印度尼西亚的全方位的关系，包括两军间的关系。
中越关系最近的升温表明越南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其他大国可以来了又去，而中国却注定是越南的邻邦(当然，这不意味着越南不再对中国持有戒备心理)。在这样的战略理解基础上，中越关系还可以向前迈进许多。
在和东盟国家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应该推动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地区经济合作(包括中国云南、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这种次地区经济合作的意义，不在于要将该地区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于能在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使各个国家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带动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在未来，中国必将成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市场和技术、资金来源，这些都为发展次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中国必须广泛参与东盟的各种协商和机制化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论东盟如何发展，中国都能有效地和东盟建立广泛的关系，并保持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东盟各国对各大国的态度从相对友好到相对怀疑应有尽有，这也就决定了只要中国不采取过激的政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对华政策将是相对温和的，而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更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
六、保证中亚地区的地区稳定，防止该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中国的西部安全，保障中国在必要时能获得中亚的能源供应。要达成上述目标，最好的策略是大力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鉴于俄罗斯仍将中亚地区视为其后院和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应该试图说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至少有以下几个益处：
1．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为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一个经济基础。
2．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力量。
3．经济一体化可以为该地区的其他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4．中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俄合作，可以消除两国因在该地区中的利益冲突而损害双方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5.中亚经济一体化还将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对西北地区的发展实现“两面夹击”的战略。
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完全可以在中、哈、塔、吉、俄五国元首年会的基础上进行。五国元首年会已经是一个国际机制，它可以促进各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使各国都对合作更加重视。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亚地区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良策，甚至是惟一的策略。
七、防止一个崛起的印度成为中国的敌人。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和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像世界关心中国崛起的走向一样，中国也关心印度崛起的走向。
中国无法否认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区性超级大国，因而，中国也就不得不承认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地位和力量。中国的目的不应是试图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谋求一个强大的印度，不会因为其民族主义而对中国采取敌意的态度。
具体地说，中国应谋求的是南亚地区的外部平衡力量的角色。但这种平衡印度的战略，不应该是最终目的。中国的目的是要让印度意识到和中国对抗只能是两者都不受益的游戏，从而让印度认识到印中合作的好处。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受到众多其他因素(比如中巴关系、印巴关系、美印关系、俄印关系等)的制约。美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维持这种左右逢缘的战略态势对其最有利。这种战略的灵活性可能与印度的战略文化有关。
要达成中印和解需要一定的战略环境。这一战略环境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印度发现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
2.印度对中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敌意能基本消除，从而更加理性地面对历史。
3．印度要认识到谋求南亚霸权，只能招来南亚各国的联合对抗。
4．中印间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不断扩大，致使目前中印间的政治关系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从这一点上来说，“昆明行动”所倡导的“孟加拉湾国家与中国西南地区次地区经济合作区”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八、保障中东的能源供应。海湾战争给了美国和英国永久把持海湾局势的完美借口。许多阿拉伯国家刘美国及其盟国的依赖，使得海湾正在演变为美国的“内海”，任何其他外部势力介入该地区，并挑战美国地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受到削弱，那多半要来自于亲美的海湾国家国内政局的变化，而导致美国最终被迫从海湾收缩。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挑战海湾地区美国霸权的行为都不大可能成功。但中国可以，也应该在海湾地区谋求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力量平衡”。鉴于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海湾的西岸，中国和俄罗斯应谋求和地处海湾东岸的伊朗发展更加广泛的关系。发展这种关系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挑战美国在海湾的霸主地位，而是谋求海湾两岸国家的合作，确保石油输出的畅通无阻。其目的是防止在特别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发展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也不应该妨碍中国和其他亲美的海湾国家发展更广泛和深入的关系，也不应该妨碍伊朗继续改善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国在海湾地区追求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平衡”，并不是要和美国对抗，而是一种以防万一的保险政策。
三、理想安全环境中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大战略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近乎“哲学”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思想。在这里，将谈谈一些大家已经讨论得很多的问题，试图将这样的讨论和具体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
一、国际结构不应决定中国的安全大战略。由于国际结构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的影响，远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具有决定性，所以国际结构不应决定中国的安全大战略。事实上，国际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都是“偶然”得来的：即来源于“非均衡增长”和战争的不可预知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的推动。当“单极”、“两极”、“多极”世界的某一结构到来的时候，完全是“自然”的，或者说是“随机”的。国际结构只是世界发展的附加产物。事实上，国家很难以建立某种结构为其大战略的目的。绝大多数时侯，国家的外交就是要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谋求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维持。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对环境适应最好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全球格局在相当时间内将继续存在，中国应该在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世界为长期战略目标的同时，更着重谋求在中国的重要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这是因为，在同样的全球结构下，不同地区的地区性结构是不同的。
建立地区性的多极结构和目前全球范围的单极世界(或一超多强)的事实并不矛盾。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力量，必须分散它的力量。而作为亚太国家的中国，却可以集中力量，谋求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为日本、中国、东南亚联盟、俄罗斯的存在，有理由断言，东亚将是全球最早开始形成多极世界的区域。如果说，美国在某个地区不能我行我素的话，那肯定是在东亚。
其次，希望出现一个多极世界，就必须准备应对多极化带来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的地位问题。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无法真正地脱离美国的轨道(它也没有打算要脱离美国的轨道)，而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脱离美国的轨道。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争夺一席之地，因为在多极的世界里，日本将使自己成为一极。这意味着中国要考虑的不是接不接受日本的作用，而是接受多少的问题。
二、发展和塑造：安全的相互依赖。“发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国家(特别是大国)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然而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系统，因此，国家的大战略绝不意味着只顾发展实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发展时，一定会对国际政治，特别是周边的一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安全环境，也改变了别国的安全环境。而别国的安全环境的改变，也将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因此，要塑造国家的理想安全环境，必须试图影响别国的安全环境和政策。
这就要求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通过相互共同努力，缓解“安全环境”，为中国塑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从这一点上来说，发展和塑造对于国家的大战略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无论中国自己多强大，中国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都将依赖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必定要包含“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始终保持着正义感，而且是因为大战略如果没有道义上的准则，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也无法让其他国家接受，也就无法成功。
三、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多边主义的功利性。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不仅应利用传统的双边合作，更应该推动多边合作以将更多的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周边的几个多边合作可能性大的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国都应该谋求更多的多边合作，特别是经济区域合作。
这种多边区域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一条和日本不同的经济发展大战略的道路。在未来的15到20年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以绝对值或是购买力衡量都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时，中国将逐步成为周边国家的一个大市场。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将在某种意义—卜建立一种环中国经济体系。而这种能将周边国家的经济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体系，将大大强化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力，也将大大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担忧。中国必须以这样的眼光来重视目前关于中国西部的3个(次)地区经济合作区(澜沧江一湄公河、孟加拉湾、中亚)。这3个(次)地区经济合作区从南到北，与正在讨论中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体”(或其他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将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邻国。如果在未来的20至30年内，这些地区经济合作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区或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不仅能为西部开发提供国际环境，更能使得各个国家相互依赖，为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提供一份保障。最终，当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无可置疑的最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成了联接南亚、中西亚和东亚经济区的桥梁。这样的中阔，不管未来的亚洲地区结构是几极，都将无可置疑地成为亚太地区稳定的支柱之一。
四、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互动性、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系统，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点的变化，甚至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许多时候，我们要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考虑不同政策的相互作用。这是国家安全政策的互动性。
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被孤立地评判的。在很多时候，当选择某一种政策时，也就限制了其他的选择。这是因为两种选择本身就是矛盾的，或是第一种选择的结果，使得第二种选择变得不可能。而一旦发现选择的政策是行不通或是不符合国家的战略目标时，想再回到起初的政策选择点也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是所渭的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耍慎之又慎。
一、问题的出发点
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必须有一个“大战略”来指导其具体的运作，否则，国家的安全政策将永远停留在应付突发事件的水平上。而在国家的安全大战略中，最重要的乃是确定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即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
一个国家的理想安全环境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和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来决定的。比如美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可以简单地概括成“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包括力量联盟)可以和美国抗衡”。因此，美国的大战略便是“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力量的崛起或防止和阻止该力量与美国对抗”。又比如，新加坡的理想安全环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新加坡的大战略就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繁荣。
本文只想试图探讨中国大战略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国所应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是什么?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安全结构是什么?
二、大战略：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
在这里，我将中国安全战略的目标分为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两类。
全球性目标
在全球性的安全目标上，按重要性排列，中国安全战略目标依次应该是：
一、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战略威慑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框架的基石之一，因此，中国必须维持有效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对力量威胁中国。美国和日本要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是能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最危险因素。一旦导弹防御系统被成功部署，它将从根本上动摇二战以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即国家的安全是基于相互依赖和相互威慑的安全，因此，国家的安全是相对的。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任何一国或阵营单方面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都将打破建立在相互核威慑上的相互依赖的安全概念，使进攻重新压倒防御。
二、一个有别于欧洲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新“多极世界”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尽管人类历史上许多大规模战争均爆发在多极世界下的欧洲，但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来说，多极结构至少对国家的行为从三个方面具有高度的限制力：
1．多极世界对国家，特别是对大国行动的约束力是各种结构中最高的。
2．多极世界中大国因“面子”或“信誉”而卷入没有实际利益的冲突的压力是最小的。
3，盟友的不确定会让大国谨慎行事。
新的多极世界将在以下几点与欧洲大陆曾有过的战乱不断的“多极世界”有质的区别：
1．各大国均不(或至少不明确地)与对方为敌，大国之间均保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以保持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这种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有助于削弱大国的野心。
2．大国之间具备在关系跌入低谷时修复关系的决心(比如中美关系)。
3．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和国际准则和国际机构更是稳定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4．大国之间不只是有双边合作，也会谋求多边合作。
5，尽管权力仍旧是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但追求领土扩张的行为已经很难行得通，或者说过去“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已经变得相对温和。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新的多极结构更加和平与稳定。但是，国际结构的变化一般并不能被人为地推动，而主要是经济发展(非均衡增长)，乃至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
地区性目标
在地区安全环境上，中国应追求的目标是：
一、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之一，是保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遭到打击。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拥有充分的阻吓(威慑)能力，以阻止任何试图打击中国经济基础的对手，并使他们都面临惨痛的报复性打击。我们必须转变对国防力量的任务的认识：国防力量的任务首先是阻吓(威慑)，其次才是在阻吓失败后，有足够的防守力量击退敌人。中国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能对我沿海地区形成实质性威胁的国家非美国和日本莫属。因此，在维持我方威慑力量的同时，也必须将中美关系至少保持在“非敌非友”的水平上。
二、尽管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陆地安全乃中国安全之根本。因此，中国必须巩固在亚洲大陆上的安全环境。中俄关系是中国陆上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多强大，如果彼此不和，则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削弱。反之，如果双方能相互支撑，则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加强。中俄两国之间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一旦交恶，“安全环境”将是无法忍受的(中苏过去的历史已证明这一点)。因此，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骄傲的民族，俄罗斯最痛恨的就是别人轻视它，而历史已经证明俄罗斯是那些轻视它的人的最可怕的敌人。所以，中国必须给俄罗斯应有的尊敬，争取俄罗斯在强大后，仍是一个友好的伙伴。
三、在阻止“台独”的前提下，尽量以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的统一。台湾省对中国绝不仅仅是台湾的战略位置或是“洗刷国耻”的面子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完整国家存在的问题，因此，它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
要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是否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变数。为了降低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中国除了要发展阻吓军力外，还要尽量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创造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的理由。
中国必须让美国认识到，一个没有台湾省的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将不再是“中国”。我们还必须让美国意识到，在它的全球力量框架中，一个不统一的中国将始终是其中的不安定因素；而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会有与美国共同承担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意愿。中国极愿意成为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但那必须是在统一之后。
上述三个目标乃是中国理想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目标。其次，中国还要：
四、在防止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基础上，保证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朝鲜半岛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在中俄美日四大国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落入另一方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和任何一方结成军事联朋，都会恶化另一方的安全环境，从而为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埋下隐患。相比之下，一个为四大国支持的中立的统一的朝鲜半岛，则能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带来永久的和平。同的也为四大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开创先例。因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现实而又最理想的安全目标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统一的朝鲜半岛。
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半岛还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一个达成战略理解的绝佳机会。如果中美两国能共同支持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将大大增强两国间的信任。美国考虑到中方的利益，不再坚持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驻军；而中方考虑到美国的利益，不追求一个“亲中”的朝鲜半岛。这种相互让步将为中美之间更多的合作奠定实质性的基点。
五、在防止东南亚地区为敌对势力所左右的基础上，谋求更广泛的合作。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日趋扩大，而东南亚又可以被敌对势力作为威胁中国经济命脉的基地，因此，这一地区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朝鲜半岛。
东盟乐于见到的局面，是一个各个大国的力量在此能大体保持平衡，因而无法左右地区事务的局面。这样的一个局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个大国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东盟如果能真正成为一个“和平、自由、中立区”是值得各个大国欢迎的，尽管实现这一理想会有很大困难。
亚太地区是最有可能形成多极世界的地区，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将势必是其中重要的力量。中国和东盟的许多国家有着谋求一个多极世界的共同利益，但东盟能否成为一极和作为一极的坚实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1．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凝聚力以及大国对东盟力量的判断；2．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最大的国家，其在东盟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的好坏。而在将来，很有可能越来越重要的一点是越南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
在东盟内，有3个国家对东盟的未来起着关键作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对东盟的重要性无需多论，而越南、柬埔寨、老挝3个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加入东盟，意味着越南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一夜间变大了。缅甸在东南亚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缅甸不仅横亘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也是东南亚南北两部分的结合地。
因此，在加强和所有东盟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加强和印尼、越南及缅甸的关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发展某种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印尼的局势仍旧动荡不安)。长期以来，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导致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使印尼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敌视和不信任的立场上。中国有必要加强和印度尼西亚的全方位的关系，包括两军间的关系。
中越关系最近的升温表明越南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其他大国可以来了又去，而中国却注定是越南的邻邦(当然，这不意味着越南不再对中国持有戒备心理)。在这样的战略理解基础上，中越关系还可以向前迈进许多。
在和东盟国家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应该推动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地区经济合作(包括中国云南、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这种次地区经济合作的意义，不在于要将该地区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于能在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使各个国家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带动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在未来，中国必将成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市场和技术、资金来源，这些都为发展次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中国必须广泛参与东盟的各种协商和机制化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论东盟如何发展，中国都能有效地和东盟建立广泛的关系，并保持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东盟各国对各大国的态度从相对友好到相对怀疑应有尽有，这也就决定了只要中国不采取过激的政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对华政策将是相对温和的，而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更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
六、保证中亚地区的地区稳定，防止该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中国的西部安全，保障中国在必要时能获得中亚的能源供应。要达成上述目标，最好的策略是大力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鉴于俄罗斯仍将中亚地区视为其后院和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应该试图说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至少有以下几个益处：
1．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为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一个经济基础。
2．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力量。
3．经济一体化可以为该地区的其他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4．中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俄合作，可以消除两国因在该地区中的利益冲突而损害双方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5.中亚经济一体化还将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对西北地区的发展实现“两面夹击”的战略。
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完全可以在中、哈、塔、吉、俄五国元首年会的基础上进行。五国元首年会已经是一个国际机制，它可以促进各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使各国都对合作更加重视。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亚地区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良策，甚至是惟一的策略。
七、防止一个崛起的印度成为中国的敌人。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和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像世界关心中国崛起的走向一样，中国也关心印度崛起的走向。
中国无法否认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区性超级大国，因而，中国也就不得不承认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地位和力量。中国的目的不应是试图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谋求一个强大的印度，不会因为其民族主义而对中国采取敌意的态度。
具体地说，中国应谋求的是南亚地区的外部平衡力量的角色。但这种平衡印度的战略，不应该是最终目的。中国的目的是要让印度意识到和中国对抗只能是两者都不受益的游戏，从而让印度认识到印中合作的好处。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受到众多其他因素(比如中巴关系、印巴关系、美印关系、俄印关系等)的制约。美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维持这种左右逢缘的战略态势对其最有利。这种战略的灵活性可能与印度的战略文化有关。
要达成中印和解需要一定的战略环境。这一战略环境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印度发现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
2.印度对中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敌意能基本消除，从而更加理性地面对历史。
3．印度要认识到谋求南亚霸权，只能招来南亚各国的联合对抗。
4．中印间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不断扩大，致使目前中印间的政治关系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从这一点上来说，“昆明行动”所倡导的“孟加拉湾国家与中国西南地区次地区经济合作区”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八、保障中东的能源供应。海湾战争给了美国和英国永久把持海湾局势的完美借口。许多阿拉伯国家刘美国及其盟国的依赖，使得海湾正在演变为美国的“内海”，任何其他外部势力介入该地区，并挑战美国地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受到削弱，那多半要来自于亲美的海湾国家国内政局的变化，而导致美国最终被迫从海湾收缩。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挑战海湾地区美国霸权的行为都不大可能成功。但中国可以，也应该在海湾地区谋求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力量平衡”。鉴于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海湾的西岸，中国和俄罗斯应谋求和地处海湾东岸的伊朗发展更加广泛的关系。发展这种关系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挑战美国在海湾的霸主地位，而是谋求海湾两岸国家的合作，确保石油输出的畅通无阻。其目的是防止在特别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发展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也不应该妨碍中国和其他亲美的海湾国家发展更广泛和深入的关系，也不应该妨碍伊朗继续改善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国在海湾地区追求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平衡”，并不是要和美国对抗，而是一种以防万一的保险政策。
三、理想安全环境中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大战略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近乎“哲学”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思想。在这里，将谈谈一些大家已经讨论得很多的问题，试图将这样的讨论和具体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
一、国际结构不应决定中国的安全大战略。由于国际结构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的影响，远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具有决定性，所以国际结构不应决定中国的安全大战略。事实上，国际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都是“偶然”得来的：即来源于“非均衡增长”和战争的不可预知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的推动。当“单极”、“两极”、“多极”世界的某一结构到来的时候，完全是“自然”的，或者说是“随机”的。国际结构只是世界发展的附加产物。事实上，国家很难以建立某种结构为其大战略的目的。绝大多数时侯，国家的外交就是要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谋求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维持。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对环境适应最好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全球格局在相当时间内将继续存在，中国应该在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世界为长期战略目标的同时，更着重谋求在中国的重要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这是因为，在同样的全球结构下，不同地区的地区性结构是不同的。
建立地区性的多极结构和目前全球范围的单极世界(或一超多强)的事实并不矛盾。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力量，必须分散它的力量。而作为亚太国家的中国，却可以集中力量，谋求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为日本、中国、东南亚联盟、俄罗斯的存在，有理由断言，东亚将是全球最早开始形成多极世界的区域。如果说，美国在某个地区不能我行我素的话，那肯定是在东亚。
其次，希望出现一个多极世界，就必须准备应对多极化带来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的地位问题。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无法真正地脱离美国的轨道(它也没有打算要脱离美国的轨道)，而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脱离美国的轨道。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争夺一席之地，因为在多极的世界里，日本将使自己成为一极。这意味着中国要考虑的不是接不接受日本的作用，而是接受多少的问题。
二、发展和塑造：安全的相互依赖。“发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国家(特别是大国)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然而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系统，因此，国家的大战略绝不意味着只顾发展实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发展时，一定会对国际政治，特别是周边的一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安全环境，也改变了别国的安全环境。而别国的安全环境的改变，也将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因此，要塑造国家的理想安全环境，必须试图影响别国的安全环境和政策。
这就要求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通过相互共同努力，缓解“安全环境”，为中国塑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从这一点上来说，发展和塑造对于国家的大战略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无论中国自己多强大，中国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都将依赖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必定要包含“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始终保持着正义感，而且是因为大战略如果没有道义上的准则，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也无法让其他国家接受，也就无法成功。
三、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多边主义的功利性。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不仅应利用传统的双边合作，更应该推动多边合作以将更多的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周边的几个多边合作可能性大的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国都应该谋求更多的多边合作，特别是经济区域合作。
这种多边区域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一条和日本不同的经济发展大战略的道路。在未来的15到20年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以绝对值或是购买力衡量都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时，中国将逐步成为周边国家的一个大市场。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将在某种意义—卜建立一种环中国经济体系。而这种能将周边国家的经济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体系，将大大强化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力，也将大大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担忧。中国必须以这样的眼光来重视目前关于中国西部的3个(次)地区经济合作区(澜沧江一湄公河、孟加拉湾、中亚)。这3个(次)地区经济合作区从南到北，与正在讨论中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体”(或其他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将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邻国。如果在未来的20至30年内，这些地区经济合作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区或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不仅能为西部开发提供国际环境，更能使得各个国家相互依赖，为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提供一份保障。最终，当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无可置疑的最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成了联接南亚、中西亚和东亚经济区的桥梁。这样的中阔，不管未来的亚洲地区结构是几极，都将无可置疑地成为亚太地区稳定的支柱之一。
四、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互动性、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系统，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点的变化，甚至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许多时候，我们要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考虑不同政策的相互作用。这是国家安全政策的互动性。
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被孤立地评判的。在很多时候，当选择某一种政策时，也就限制了其他的选择。这是因为两种选择本身就是矛盾的，或是第一种选择的结果，使得第二种选择变得不可能。而一旦发现选择的政策是行不通或是不符合国家的战略目标时，想再回到起初的政策选择点也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是所渭的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