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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逐步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各类社会组织中，高校是运用网络技术最多的组织之一。某种程度上，高校是中国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组织之一，高校先于整个中国社会而入网络时代。因此，如何运用网络工具提高领导效能，提高办学水平、管理质量，使高校的领导方式与时代的发展相匹配，无疑是每一个高校领导班子要面临的问题。
一、 互联网创造了高校师生间沟通的新方式
互联网是基于数字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建立起来的没有地域限制的全球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因此，与传统媒介和现实环境相比，互联网络具有数字化、技术性、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和高效性等特征。互联网使信息的全球传递和即时共享成为可能，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更多样、更快捷、更可靠地交换信息。
网络的开放性具有无国界地域性，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网络活动没有地域范围和国界、国籍的限制。从技术上讲，互联网络对任何人、任何地区都是开放的，只要具备一台符合条件的终端设备和网线或相应的卫星通信或无线通信条件等，任何人都可以接入网络并在网络上进行联系。在一个学校组织中，校长与教师、学生可以在一个BBS平台上交流。网络的虚拟性是指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交流可以实行匿名的方式，信息交流主体的身份信息存在不确定性或虚假性，网络上看似真实存在的物品或人物，在现实环境中可能并不存在该物品或人物，或在现实环境中并没有与之一一对应的真实物品或人物。由于这种虚拟性，人们在网络上可更为自由地发表观点，讨论问题，不受真实环境的限制。网络的交互性是指很多人在网络上可以进行几乎实时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它包括众多性、实时性、互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 使网络上人们的交往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快速度的特点。
二、 互联网对高校传统领导方式的挑战
网络时代的特点使传统的工作方式、领导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接受同样的信息，被领导者汲取信息的能力可能还要高于领导者。
高校教师是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是高校的主体之一，互联网是他们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的工作有着空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那样：“过去，我们的任务是已知的，任务要么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如农民或手艺人的任务，要么是由主人吩咐的，如佣人的任务。我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多数人都需要服从命令，按照别人吩咐的内容做事。直到最近我们才改变了这种观点。”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绩效不能用传统方式来衡量。“在判断教师的绩效时，我们不能问教师教了多少学生，我们应该问有多少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教师需要自主权，以承担起自己工作的责任。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包括不断接受信息，不断创新，不断学习。他们往往希望在浓厚的、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工作。
高校的另一主体是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多样化，自我意识更强，也更自信，自我学习能力更强，喜欢尝试新事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互联网时代赋予的特点：他们从小练就了获取资讯的本领；他们利用网络有时也依赖网络。
在网络中长大的90后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权威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他们更认同那些亲近他们、理解他们的领导。2010年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7780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典礼，校长李培根院士一篇名《记忆》的毕业致辞赢得了30余次掌声，不少学子泪雨纷飞。当致辞结束，全场学子自发起立，“根叔、根叔”的喊声和掌声久久响起。“根叔”就此在网上一炮走红。可以想见，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成倍地提升，华中科技大学在全国的声誉也得到了提高。
三、 网络时代要逐步实现民主治校
大学的任务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要对科学进行探索，创造新的知识。高校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服从服务于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
网络时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构成领导主体。网络时代，被领导者通过与领导者在网上面对面、交互式的沟通，通过更多地参与决策与管理，拥有更多的、更直接的即时决策权，使他们的主张更自觉地移植给领导者；由于教师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参与式、信息共享、公开交流的工作环境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工作自主性，使被领导者接受领导的愿意程度、对领导的认可程度，都构成了领导决策转化为现实的制约条件。
网络时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更加平等、信任与合作为基础进行工作，上下级更多建立在“平等伙伴”的关系之上，而不是简单的强制和服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权力体系变化主要呈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由单纯的直线型权力关系转向直线关系与参谋关系相交织的状态，参谋型权力关系的作用日益加强；另一种是从集权走向分权，更多的被领导者参与管理工作，纵向分散了原来领导者统一的管理权，而横向分解的权力将由地位平等的主体所享有。
因此，高校师生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只有将教职工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落到实处，才能激发教职工投身教学、科研、管理的主人翁积极性，营造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创设健康和谐的民主氛围，群策群力办好学校。如使教代会的“建议权、通过权、决定权、评议监督权”四项职权得到有效落实，使教代会民主评议校长工作全面推进，加大了民主管理的力度；以教代会为基本载体，以网络的形式推进校务公开，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学校的民主渠道。
要进一步规范学校民主决策机制，不断强化监督机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建立党政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又各有侧重的工作格局，形成集体议事、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的运行机制。网络信息技术使实现科学决策需要的智囊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及系统分析、可行性论证变得更简单，可操作性更强，大大改善了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决策的民主化表现在高校师生参与决策，利用网络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四、用便捷的体制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网络时代为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了物质的条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高效性，校长与师生的沟通、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沟通可以实现即时性，同时可使高校的管理组织架构由集权式的金字塔形，转变为民主式的扁平化组织。
从政府管理体制方面，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不仅是给学校自主权，更多地是给学校提出要求，高校要用好这些权力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高校的治理要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高等学校是一个教育学术单位，应该回归学术管理。但现在高校变成了一个小政府、小衙门，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大势所趋，第一，教育行政部门要减少审批权，把这些审批权减下来回归高校。第二，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高校的级别所带来的问题是，高校领导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证乌纱帽，并不是以学生为第一位。第三，高校应该制订符合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章程，通过章程来保障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学校的自主权还给学校，政事分开。第四，减少高校的行政人员，提高教研人员在高校的比例和地位，逐步实现教授治校。第五，完善大学校长的选任制度，应该通过遴选，而不是任命的方式。由教授选出校长，如果干一任，干得好，接着当校长；干得不理想，下来，还去当教授。这个时候，校长才会把目光向下，才会按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校。欧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但大学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教授的地位也很高，很受人们尊重。德国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很少。一个学院一般会有两个院长，学院院长和学术院长。当院长是教授们的一项公益，大家轮流当，没有额外的资金补贴，而不是一种特权。德国大学的校长才是全职，其余的副校长都是兼职，钱很少。一般是那些55岁以上、有些学术成就、当两届之后就会退休的教授来担任。校长是由教授、管理人员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
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中国高等教育1952年建立行政化体制，到现在已有58年的时间，行政化、官化的教育模式从来都没有松动过。网络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去行政化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去行政化。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而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造力。现在中国的各项事业更加开放和国际化，教育也是如此，这个时候选择打破教育行政体制，是最适合的。
五、高校校长要用个人魅力和风范提升领导力
在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今天，校长是一个学校的领导核心及代表，他的个人风范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效能影响极大。过去在湖北有很有名的校长，如李达、范文澜、章开源、杨叔子，现在又有了李培根，他们对于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学校的凝聚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多处记载了西南联大的校长，即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儒雅、从容的风范：在日本轰炸昆明时，梅校长已经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也有人回忆：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
梅先生在文章《大学一解》中写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学者的风范、风度是最为重要的，是灵魂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永存的。
网络时代所提倡的是通过无形的影响力，实现领导的效能。大学特别注重的是组织文化建设，注重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张显，实现的是价值领导。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大学校长的位置从来都不是依靠对领导职位的占据而牟取实利的一种社会角色，而是展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高尚的职业，人们对校长的学识人品有很高的期望。在网络时代，领导威信正朝着知识和信息转化。领导者只有通过掌握大量动态的信息，内外兼修，处于非程序化管理的主动地位，才能影响和引导他人或组织的行为。
《吕氏春秋》中提出：“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通达事理的老师，能够使学生安心、快乐、悠闲、自适、庄重、威严。如果教学时实践了这六个方面，邪曲道路便会被阻断，公道正义就会彰显。实际上，高校好的领导就是要使广大的师生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达到这种境界。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校才能和谐，在网络时代的创新能力才会有极大的增强，我们的大学才能实现教育大众化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美]杰弗里·普费弗.用权之道[M].新华出版社，1998.
[3] 吕氏春秋[M].万卷出版公司，2008.
[4] 张尚国.领导三力[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徐建秋
一、 互联网创造了高校师生间沟通的新方式
互联网是基于数字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建立起来的没有地域限制的全球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因此，与传统媒介和现实环境相比，互联网络具有数字化、技术性、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和高效性等特征。互联网使信息的全球传递和即时共享成为可能，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更多样、更快捷、更可靠地交换信息。
网络的开放性具有无国界地域性，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网络活动没有地域范围和国界、国籍的限制。从技术上讲，互联网络对任何人、任何地区都是开放的，只要具备一台符合条件的终端设备和网线或相应的卫星通信或无线通信条件等，任何人都可以接入网络并在网络上进行联系。在一个学校组织中，校长与教师、学生可以在一个BBS平台上交流。网络的虚拟性是指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交流可以实行匿名的方式，信息交流主体的身份信息存在不确定性或虚假性，网络上看似真实存在的物品或人物，在现实环境中可能并不存在该物品或人物，或在现实环境中并没有与之一一对应的真实物品或人物。由于这种虚拟性，人们在网络上可更为自由地发表观点，讨论问题，不受真实环境的限制。网络的交互性是指很多人在网络上可以进行几乎实时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它包括众多性、实时性、互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 使网络上人们的交往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快速度的特点。
二、 互联网对高校传统领导方式的挑战
网络时代的特点使传统的工作方式、领导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接受同样的信息，被领导者汲取信息的能力可能还要高于领导者。
高校教师是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是高校的主体之一，互联网是他们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的工作有着空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那样：“过去，我们的任务是已知的，任务要么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如农民或手艺人的任务，要么是由主人吩咐的，如佣人的任务。我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多数人都需要服从命令，按照别人吩咐的内容做事。直到最近我们才改变了这种观点。”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绩效不能用传统方式来衡量。“在判断教师的绩效时，我们不能问教师教了多少学生，我们应该问有多少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教师需要自主权，以承担起自己工作的责任。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包括不断接受信息，不断创新，不断学习。他们往往希望在浓厚的、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工作。
高校的另一主体是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多样化，自我意识更强，也更自信，自我学习能力更强，喜欢尝试新事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互联网时代赋予的特点：他们从小练就了获取资讯的本领；他们利用网络有时也依赖网络。
在网络中长大的90后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权威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他们更认同那些亲近他们、理解他们的领导。2010年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7780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典礼，校长李培根院士一篇名《记忆》的毕业致辞赢得了30余次掌声，不少学子泪雨纷飞。当致辞结束，全场学子自发起立，“根叔、根叔”的喊声和掌声久久响起。“根叔”就此在网上一炮走红。可以想见，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成倍地提升，华中科技大学在全国的声誉也得到了提高。
三、 网络时代要逐步实现民主治校
大学的任务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要对科学进行探索，创造新的知识。高校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服从服务于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
网络时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构成领导主体。网络时代，被领导者通过与领导者在网上面对面、交互式的沟通，通过更多地参与决策与管理，拥有更多的、更直接的即时决策权，使他们的主张更自觉地移植给领导者；由于教师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参与式、信息共享、公开交流的工作环境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工作自主性，使被领导者接受领导的愿意程度、对领导的认可程度，都构成了领导决策转化为现实的制约条件。
网络时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更加平等、信任与合作为基础进行工作，上下级更多建立在“平等伙伴”的关系之上，而不是简单的强制和服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权力体系变化主要呈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由单纯的直线型权力关系转向直线关系与参谋关系相交织的状态，参谋型权力关系的作用日益加强；另一种是从集权走向分权，更多的被领导者参与管理工作，纵向分散了原来领导者统一的管理权，而横向分解的权力将由地位平等的主体所享有。
因此，高校师生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只有将教职工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落到实处，才能激发教职工投身教学、科研、管理的主人翁积极性，营造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创设健康和谐的民主氛围，群策群力办好学校。如使教代会的“建议权、通过权、决定权、评议监督权”四项职权得到有效落实，使教代会民主评议校长工作全面推进，加大了民主管理的力度；以教代会为基本载体，以网络的形式推进校务公开，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学校的民主渠道。
要进一步规范学校民主决策机制，不断强化监督机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建立党政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又各有侧重的工作格局，形成集体议事、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的运行机制。网络信息技术使实现科学决策需要的智囊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及系统分析、可行性论证变得更简单，可操作性更强，大大改善了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决策的民主化表现在高校师生参与决策，利用网络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四、用便捷的体制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网络时代为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了物质的条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高效性，校长与师生的沟通、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沟通可以实现即时性，同时可使高校的管理组织架构由集权式的金字塔形，转变为民主式的扁平化组织。
从政府管理体制方面，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不仅是给学校自主权，更多地是给学校提出要求，高校要用好这些权力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高校的治理要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高等学校是一个教育学术单位，应该回归学术管理。但现在高校变成了一个小政府、小衙门，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大势所趋，第一，教育行政部门要减少审批权，把这些审批权减下来回归高校。第二，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高校的级别所带来的问题是，高校领导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证乌纱帽，并不是以学生为第一位。第三，高校应该制订符合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章程，通过章程来保障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学校的自主权还给学校，政事分开。第四，减少高校的行政人员，提高教研人员在高校的比例和地位，逐步实现教授治校。第五，完善大学校长的选任制度，应该通过遴选，而不是任命的方式。由教授选出校长，如果干一任，干得好，接着当校长；干得不理想，下来，还去当教授。这个时候，校长才会把目光向下，才会按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校。欧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但大学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教授的地位也很高，很受人们尊重。德国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很少。一个学院一般会有两个院长，学院院长和学术院长。当院长是教授们的一项公益，大家轮流当，没有额外的资金补贴，而不是一种特权。德国大学的校长才是全职，其余的副校长都是兼职，钱很少。一般是那些55岁以上、有些学术成就、当两届之后就会退休的教授来担任。校长是由教授、管理人员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
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中国高等教育1952年建立行政化体制，到现在已有58年的时间，行政化、官化的教育模式从来都没有松动过。网络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去行政化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去行政化。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而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造力。现在中国的各项事业更加开放和国际化，教育也是如此，这个时候选择打破教育行政体制，是最适合的。
五、高校校长要用个人魅力和风范提升领导力
在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今天，校长是一个学校的领导核心及代表，他的个人风范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效能影响极大。过去在湖北有很有名的校长，如李达、范文澜、章开源、杨叔子，现在又有了李培根，他们对于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学校的凝聚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多处记载了西南联大的校长，即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儒雅、从容的风范：在日本轰炸昆明时，梅校长已经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也有人回忆：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
梅先生在文章《大学一解》中写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学者的风范、风度是最为重要的，是灵魂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永存的。
网络时代所提倡的是通过无形的影响力，实现领导的效能。大学特别注重的是组织文化建设，注重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张显，实现的是价值领导。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大学校长的位置从来都不是依靠对领导职位的占据而牟取实利的一种社会角色，而是展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高尚的职业，人们对校长的学识人品有很高的期望。在网络时代，领导威信正朝着知识和信息转化。领导者只有通过掌握大量动态的信息，内外兼修，处于非程序化管理的主动地位，才能影响和引导他人或组织的行为。
《吕氏春秋》中提出：“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通达事理的老师，能够使学生安心、快乐、悠闲、自适、庄重、威严。如果教学时实践了这六个方面，邪曲道路便会被阻断，公道正义就会彰显。实际上，高校好的领导就是要使广大的师生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达到这种境界。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校才能和谐，在网络时代的创新能力才会有极大的增强，我们的大学才能实现教育大众化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美]杰弗里·普费弗.用权之道[M].新华出版社，1998.
[3] 吕氏春秋[M].万卷出版公司，2008.
[4] 张尚国.领导三力[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徐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