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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几个都城的人文景观进行了观照，其中着重描写了北魏都城洛阳的人文景观。通过对洛阳古典园林、宗教文化和水利人文景观描写，反映了出洛阳城蕴含的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与和谐严谨的法度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水经注；郦道元；洛阳；人文景观；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57-02
近几十年来，关于《水经注》研究在版本与校注、历史地理研究和汉语与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空白与疏漏正在不断减少，但仍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兴盛，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在这样的文学研究背景下，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水经注》本身就具备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在《水经注》中，郦道元以水道为经，兼以铺陈水道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其中不乏多次描写都城，如描写了长安、建康等，而郦道元对都城洛阳着墨最多。徐中原指出：“历来谈论北朝‘高门士族’，往往只提清河、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赵郡和陇西的李氏以及荥阳的郑氏等，其实，范阳的郦氏也当算作北魏的高门士族。”[1]40作为北魏的高门士族，郦氏家族在拓跋政权下得到了施展家族才能的政治平台，为家族赢得了较高的荣誉。从傅毅的“巍巍洛都”到郦道元的“五都之首”，再到杨衒之的“黍离之悲”，洛阳都是王朝兴衰的见证者。
一、《水经注》中洛阳的人文景观描写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一共记载了208座都城，多数为只言片语，但对都城洛阳着墨较多。郦道元在卷十二《洛水注》和卷十四《瀔水注》中对洛阳城的人文景观进行了重点描写。洛阳的人文景观主要是古典园林景观、宗教文化景观和水利景观。
（一）古典园林景观。
南朝时期随着佛教及老庄哲学的流行，园林建筑偏向于崇尚人工雕琢美，以自然山水为凸显对象，在园内喜造假山、湖池，表现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存状态。这是因为南方水源充足，江山景色秀丽，具有水乡特质，在园中构造假山池水更为方便有利，因此园林构造带有明显工匠色彩，通过繁复人工的雕琢，以达到典雅、秀丽之美。相对于南方园林而言，北方园林因气候等原因与南方园林有所差别。北方气候干旱，引水作流不似南方便利，因此强调园林与山水的自然结合，尤其是帝王园林建筑，一般依山而建，不仅体现了园林的自然雅致，还显出帝王气派风范。
《水经注》中关于洛阳园林记载主要是芳园林和华林园。芳园林乃是三国魏文帝建造，注文曰：“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榖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2] 白石英、紫石英等彩石的运用，为芳林园增添了色彩绚丽之美，再捕以禽兽于园中，又有了一丝自然美。但总体来说，芳华园的主要建筑方式还是靠人为装饰，体现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特色。
华林园，则是郦道元描写最多的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北方皇家园林。皇家园林之美，主要在于其依山傍水的宏伟山水布局，而作为北魏时期洛阳华林园则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2]郦道元对华林园的描写，主要涉及到园中的古玉井、瀑布、泉水溪流、绿竹翠柏等，通过对园中景物传神描写，写出了华林园典雅气派的山水风光。园内建立云台等高处观景台，登高而见全局，显出帝王一览天下的王者风范。“石路崎岖”“岩嶂峻险”“倾澜瀑布”展现了北方园林依山而建、顺水而为的建筑特色。与同为精美的芳华园相比，华林园更多地利用了自然山水的特色，将人们的视角点自然地移位于山水中，与山水自然融合，多了一层自然、霸气美，所以郦道元赞之：“实为神居矣。”[2]可见园林从曹魏时期追求绮丽妙绝的工匠美的同时，又出现了注重山水自然结合的建筑审美倾向。
（二）宗教文化景观。
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宗教文化景观主要指佛教建筑景观，包括寺观建筑和佛塔建筑。据有关学者考证，北魏时期寺院有三万余所。《洛阳伽蓝记序》也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3]，可见洛阳寺庙建筑之繁盛。如著名的永宁寺，虽说今日已不见其旧时光彩，但在历代文献中凸显的华美艺术形象仍然是代表北魏时期佛教建筑艺术达到高潮的建筑标志。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洛阳寺观的记载主要有白马寺、永宁寺、望先观、平乐观等。而白马寺和永宁寺在北魏则是最为著名的两座寺庙。白马寺自不必说，为汉武帝时期修建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而另一座寺庙——永宁寺，则因为寺中建造的精美佛塔而受到瞩目。
永宁寺，据《魏书》、《洛阳伽蓝记》载，由灵太后胡氏于孝明帝熙平元年建，其高度历来说法不一。《水经注》载“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2]对此可以看出，永乐寺塔建筑在当时的洛阳应数较高建筑。可谓“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3]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永宁寺九层浮图与代都七级浮屠做了比较，代都是北魏在迁都前帝都平城的代称。郦道元将二者作比较，突显了永宁寺塔之壮丽，表现了郦道元对永宁寺宏伟精致建筑艺术得赞叹。注文曰：“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令图，未有若斯之构”。[2]西域波斯国胡人沙门菩提达摩者，来到洛阳见到雄伟精美的永宁寺塔，也忍不住称赞道：“年一百五十岁，歷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3]足见永宁寺塔在当时不仅是北魏佛寺建造中的精品，更是中土佛寺建筑的代表。
（三）水利景观。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大型城市，水利建设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洛阳，作为几朝帝都，城内水利设施建设自然是规划重点。汉时，洛阳城市水利建设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如王梁对谷水的开渠引流，建武二十三年，张纯对洛水的水利建设。 《水经注》中洛阳城的水利建设主要有阳渠、堰洛、千金堨、九龙渠、五龙渠。千金堨则是与洛阳城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水利建筑。郦道元在《水经注》援引《洛阳记》中有所交代“千金堨旧堰榖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2]随后，千金堨在西晋时遭到破坏，永嘉初（308）汝南太守袁孚重新修缮。至北魏，千金堨的修建和维护达到了这一历史阶段之盛，正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3]，兼之郦道元《瀔水注》篇对千金堨的历史沿革做了较为详实的记载，指出了千金堨的修筑对减轻洛阳城伤害的重要性。而且，洛阳以千金堨为主要水利工程，在它的基础上开凿沟渠五所，即“五龙渠”。五龙渠的开凿也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有效利用，千金堨虽可以拦截河洛大水，但如果不有效疏解，则有溃坝危险，而五龙渠的开凿也避免了这一现象，使得洛阳城的水利设施既有拦截又有疏导，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水利系统。由此可见千金堨的修建不仅方便了漕运，还有重要的利民作用。周勋指出：“千金堨的修建及堰洛通漕等相关工程的建立，为洛阳城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方便了人们生活，丰富了地下水位，为漕运提供了航道，绿化了洛阳城内园林。”[4]
二、《水经注》中洛阳蕴含的人文精神
洛阳在唐前作为几朝帝都，积累了丰富的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也是洛阳人文精神的客观载体，是都城文明和道德理想的综合投射。郦道元在《水经注》将洛阳作为“五都之首”，并通过对洛阳的人文景观描写，突出了北魏时期帝都洛阳城蕴含的人文精神：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与和谐严谨的法度。
（一）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
洛阳，自周定都开始至北魏，一共被作为帝都400多年，所以洛阳自有“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称号。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几条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西有崤坂，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需要。洛阳地处中原核心，且有帝都的历史传承，作为有雄心统一南北的孝文帝来说，洛阳就是进入中原的军事捷径和政治文化捷径。同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浊漳水》篇中说道：“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2]郦道元将当时著名的五个大都城一一排列描写，但在排列之时，则将洛阳立为五都之首，可见洛阳在郦道元的认识上是有别于其他都城，郦道元《瀔水注》篇描写洛阳之时，就叙述了洛阳作为帝都的历史时期。
同时，帝王气象需要有繁华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昂扬精神气息作支撑，才能体现帝王气象的宏伟、壮丽。作为帝都，尤其需要凸显皇家风范，以满足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欲望。洛阳自汉后，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期，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再次成为政治中心后，城市商业经济迅速繁荣。城市商业的经济的繁荣，使得统治阶层的财富迅速积累，为了凸显帝王的威严崇高的政治形象，这一时期，城中大量富丽佛寺庙宇、精美的园林、宏伟宫殿城门的修建就成为这一帝王气象下的生动体现。因此，郦道元自描写这些人文景观时，多采用大手笔和鲜明的色彩文辞去描写，如写华林园，则是“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峦举矣”[2]，以显华林园中景色之缥缈，也凸显帝王家一览天下的气象。写金墉城，“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以睥睨”[2]，写永宁寺塔“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2]。这些建筑都以高峻雄伟为主，郦道元对此着墨较多，凸显出了帝王气象下的崇高感。 因此，洛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域名，而是帝王霸业的象征。
（二）和谐严谨的法度。
洛阳，作为北魏的帝都，既透出宏伟大气的帝王气象，还体现了作为帝都和谐严谨的法度。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了向汉儒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学习和借鉴的社会改革，尊重和吸收汉文化，重用汉族有才德之人（如郦道元家族），使得鲜卑族民从游牧民族从好战勇猛的英雄主义中逐渐脱离出来，更加注重中原文化的礼制教化。
郦道元在描写洛阳时，便着重突出君王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吸收，如在注文中就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洛阳的国子太学，强调了人伦礼法的重要性，再如郦道元引《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尤象而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矣。”[2]作为王者霸业，需要的是君主开明纳谏，为了体现这一点，“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2]，登闻鼓的设置便是君主贤明的重要标志，这些都体现了洛阳城法度秩序之和谐美。随着孝文帝进一步的推行汉化政策，大部分鲜卑族人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洗礼，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与中原人士无异。南朝陈庆之出使北方，看到了洛阳繁华有序的风貌后感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3]南朝本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这一时期却远远比不上北朝，这也正是王者仁政施行的重要结果。陈桥驿说：“《水经注》对洛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洛阳古都的壮丽繁华。”[5]。南朝朝代的更迭，百姓的流离失所，决定了朝廷无法给百姓稳定生活的保障。而北魏在孝文帝的改革下，采取各种利民措施，如水利建设等，百姓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洛阳逐渐繁荣发展，即使是在动荡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也绽放出了和谐发展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徐中原.水经注研究[M].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40.
[2]陈桥驿.水经注校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19—226.
[3]周祖谟.洛陽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5：25，3，12，163.
[4]周勋.论千金堨与魏晋时期洛阳城水利关系[J].安阳师范学院，2015（1）.
[5]陈桥驿.郦道元笔下的洛阳[J].文史知识，1994.
作者简介：但小玲（1991-），女，四川荣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至南北朝文学研究。
备注：该项目为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
关键词：水经注；郦道元；洛阳；人文景观；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57-02
近几十年来，关于《水经注》研究在版本与校注、历史地理研究和汉语与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空白与疏漏正在不断减少，但仍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兴盛，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在这样的文学研究背景下，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水经注》本身就具备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在《水经注》中，郦道元以水道为经，兼以铺陈水道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其中不乏多次描写都城，如描写了长安、建康等，而郦道元对都城洛阳着墨最多。徐中原指出：“历来谈论北朝‘高门士族’，往往只提清河、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赵郡和陇西的李氏以及荥阳的郑氏等，其实，范阳的郦氏也当算作北魏的高门士族。”[1]40作为北魏的高门士族，郦氏家族在拓跋政权下得到了施展家族才能的政治平台，为家族赢得了较高的荣誉。从傅毅的“巍巍洛都”到郦道元的“五都之首”，再到杨衒之的“黍离之悲”，洛阳都是王朝兴衰的见证者。
一、《水经注》中洛阳的人文景观描写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一共记载了208座都城，多数为只言片语，但对都城洛阳着墨较多。郦道元在卷十二《洛水注》和卷十四《瀔水注》中对洛阳城的人文景观进行了重点描写。洛阳的人文景观主要是古典园林景观、宗教文化景观和水利景观。
（一）古典园林景观。
南朝时期随着佛教及老庄哲学的流行，园林建筑偏向于崇尚人工雕琢美，以自然山水为凸显对象，在园内喜造假山、湖池，表现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存状态。这是因为南方水源充足，江山景色秀丽，具有水乡特质，在园中构造假山池水更为方便有利，因此园林构造带有明显工匠色彩，通过繁复人工的雕琢，以达到典雅、秀丽之美。相对于南方园林而言，北方园林因气候等原因与南方园林有所差别。北方气候干旱，引水作流不似南方便利，因此强调园林与山水的自然结合，尤其是帝王园林建筑，一般依山而建，不仅体现了园林的自然雅致，还显出帝王气派风范。
《水经注》中关于洛阳园林记载主要是芳园林和华林园。芳园林乃是三国魏文帝建造，注文曰：“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榖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2] 白石英、紫石英等彩石的运用，为芳林园增添了色彩绚丽之美，再捕以禽兽于园中，又有了一丝自然美。但总体来说，芳华园的主要建筑方式还是靠人为装饰，体现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特色。
华林园，则是郦道元描写最多的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北方皇家园林。皇家园林之美，主要在于其依山傍水的宏伟山水布局，而作为北魏时期洛阳华林园则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2]郦道元对华林园的描写，主要涉及到园中的古玉井、瀑布、泉水溪流、绿竹翠柏等，通过对园中景物传神描写，写出了华林园典雅气派的山水风光。园内建立云台等高处观景台，登高而见全局，显出帝王一览天下的王者风范。“石路崎岖”“岩嶂峻险”“倾澜瀑布”展现了北方园林依山而建、顺水而为的建筑特色。与同为精美的芳华园相比，华林园更多地利用了自然山水的特色，将人们的视角点自然地移位于山水中，与山水自然融合，多了一层自然、霸气美，所以郦道元赞之：“实为神居矣。”[2]可见园林从曹魏时期追求绮丽妙绝的工匠美的同时，又出现了注重山水自然结合的建筑审美倾向。
（二）宗教文化景观。
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宗教文化景观主要指佛教建筑景观，包括寺观建筑和佛塔建筑。据有关学者考证，北魏时期寺院有三万余所。《洛阳伽蓝记序》也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3]，可见洛阳寺庙建筑之繁盛。如著名的永宁寺，虽说今日已不见其旧时光彩，但在历代文献中凸显的华美艺术形象仍然是代表北魏时期佛教建筑艺术达到高潮的建筑标志。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洛阳寺观的记载主要有白马寺、永宁寺、望先观、平乐观等。而白马寺和永宁寺在北魏则是最为著名的两座寺庙。白马寺自不必说，为汉武帝时期修建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而另一座寺庙——永宁寺，则因为寺中建造的精美佛塔而受到瞩目。
永宁寺，据《魏书》、《洛阳伽蓝记》载，由灵太后胡氏于孝明帝熙平元年建，其高度历来说法不一。《水经注》载“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2]对此可以看出，永乐寺塔建筑在当时的洛阳应数较高建筑。可谓“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3]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永宁寺九层浮图与代都七级浮屠做了比较，代都是北魏在迁都前帝都平城的代称。郦道元将二者作比较，突显了永宁寺塔之壮丽，表现了郦道元对永宁寺宏伟精致建筑艺术得赞叹。注文曰：“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令图，未有若斯之构”。[2]西域波斯国胡人沙门菩提达摩者，来到洛阳见到雄伟精美的永宁寺塔，也忍不住称赞道：“年一百五十岁，歷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3]足见永宁寺塔在当时不仅是北魏佛寺建造中的精品，更是中土佛寺建筑的代表。
（三）水利景观。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大型城市，水利建设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洛阳，作为几朝帝都，城内水利设施建设自然是规划重点。汉时，洛阳城市水利建设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如王梁对谷水的开渠引流，建武二十三年，张纯对洛水的水利建设。 《水经注》中洛阳城的水利建设主要有阳渠、堰洛、千金堨、九龙渠、五龙渠。千金堨则是与洛阳城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水利建筑。郦道元在《水经注》援引《洛阳记》中有所交代“千金堨旧堰榖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2]随后，千金堨在西晋时遭到破坏，永嘉初（308）汝南太守袁孚重新修缮。至北魏，千金堨的修建和维护达到了这一历史阶段之盛，正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3]，兼之郦道元《瀔水注》篇对千金堨的历史沿革做了较为详实的记载，指出了千金堨的修筑对减轻洛阳城伤害的重要性。而且，洛阳以千金堨为主要水利工程，在它的基础上开凿沟渠五所，即“五龙渠”。五龙渠的开凿也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有效利用，千金堨虽可以拦截河洛大水，但如果不有效疏解，则有溃坝危险，而五龙渠的开凿也避免了这一现象，使得洛阳城的水利设施既有拦截又有疏导，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水利系统。由此可见千金堨的修建不仅方便了漕运，还有重要的利民作用。周勋指出：“千金堨的修建及堰洛通漕等相关工程的建立，为洛阳城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方便了人们生活，丰富了地下水位，为漕运提供了航道，绿化了洛阳城内园林。”[4]
二、《水经注》中洛阳蕴含的人文精神
洛阳在唐前作为几朝帝都，积累了丰富的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也是洛阳人文精神的客观载体，是都城文明和道德理想的综合投射。郦道元在《水经注》将洛阳作为“五都之首”，并通过对洛阳的人文景观描写，突出了北魏时期帝都洛阳城蕴含的人文精神：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与和谐严谨的法度。
（一）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
洛阳，自周定都开始至北魏，一共被作为帝都400多年，所以洛阳自有“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称号。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几条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西有崤坂，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需要。洛阳地处中原核心，且有帝都的历史传承，作为有雄心统一南北的孝文帝来说，洛阳就是进入中原的军事捷径和政治文化捷径。同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浊漳水》篇中说道：“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2]郦道元将当时著名的五个大都城一一排列描写，但在排列之时，则将洛阳立为五都之首，可见洛阳在郦道元的认识上是有别于其他都城，郦道元《瀔水注》篇描写洛阳之时，就叙述了洛阳作为帝都的历史时期。
同时，帝王气象需要有繁华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昂扬精神气息作支撑，才能体现帝王气象的宏伟、壮丽。作为帝都，尤其需要凸显皇家风范，以满足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欲望。洛阳自汉后，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期，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再次成为政治中心后，城市商业经济迅速繁荣。城市商业的经济的繁荣，使得统治阶层的财富迅速积累，为了凸显帝王的威严崇高的政治形象，这一时期，城中大量富丽佛寺庙宇、精美的园林、宏伟宫殿城门的修建就成为这一帝王气象下的生动体现。因此，郦道元自描写这些人文景观时，多采用大手笔和鲜明的色彩文辞去描写，如写华林园，则是“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峦举矣”[2]，以显华林园中景色之缥缈，也凸显帝王家一览天下的气象。写金墉城，“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以睥睨”[2]，写永宁寺塔“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2]。这些建筑都以高峻雄伟为主，郦道元对此着墨较多，凸显出了帝王气象下的崇高感。 因此，洛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域名，而是帝王霸业的象征。
（二）和谐严谨的法度。
洛阳，作为北魏的帝都，既透出宏伟大气的帝王气象，还体现了作为帝都和谐严谨的法度。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了向汉儒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学习和借鉴的社会改革，尊重和吸收汉文化，重用汉族有才德之人（如郦道元家族），使得鲜卑族民从游牧民族从好战勇猛的英雄主义中逐渐脱离出来，更加注重中原文化的礼制教化。
郦道元在描写洛阳时，便着重突出君王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吸收，如在注文中就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洛阳的国子太学，强调了人伦礼法的重要性，再如郦道元引《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尤象而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矣。”[2]作为王者霸业，需要的是君主开明纳谏，为了体现这一点，“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2]，登闻鼓的设置便是君主贤明的重要标志，这些都体现了洛阳城法度秩序之和谐美。随着孝文帝进一步的推行汉化政策，大部分鲜卑族人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洗礼，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与中原人士无异。南朝陈庆之出使北方，看到了洛阳繁华有序的风貌后感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3]南朝本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这一时期却远远比不上北朝，这也正是王者仁政施行的重要结果。陈桥驿说：“《水经注》对洛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洛阳古都的壮丽繁华。”[5]。南朝朝代的更迭，百姓的流离失所，决定了朝廷无法给百姓稳定生活的保障。而北魏在孝文帝的改革下，采取各种利民措施，如水利建设等，百姓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洛阳逐渐繁荣发展，即使是在动荡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也绽放出了和谐发展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徐中原.水经注研究[M].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40.
[2]陈桥驿.水经注校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19—226.
[3]周祖谟.洛陽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5：25，3，12，163.
[4]周勋.论千金堨与魏晋时期洛阳城水利关系[J].安阳师范学院，2015（1）.
[5]陈桥驿.郦道元笔下的洛阳[J].文史知识，1994.
作者简介：但小玲（1991-），女，四川荣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至南北朝文学研究。
备注：该项目为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