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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经济生活新常态是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存在态和趋势态，它具有“时空、主体、实践、目标”四个向度，由此构成经济生活新常态所对应的时空、主体、实践、目标四重结构。这四重结构是多元的、立体的、统一的、系统的，承载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关联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丰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经济生活 系统 新常态
“态”可以表现为“势”，称为“势态”；也可以表现为“力”，称为“力态”；“态”还可以表现为“存在”，称为“存在态”，可以是“某样东西”的、“起作用”的、“显现或呈现”的存在。由此而论，“态”无论是“势态”、“力态”，还是“存在态”，具有时空向度、主体向度、实践向度和目标向度。“当一个系统的力性和需性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体现出主体性”。对于“系统”而言，这种“力性和需性”、“主体性”应同时具有时空、实践、目标三个向度。“新常态”是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是不同于以往的趋势性状态。在当下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经济生活新常态”是指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它反映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具有“时空、主体、实践、目标”四个向度，由此构成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四重结构。
一、时空结构：形势驱动、任务承领、挑战应对叠加
对称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在我国经济生活新常态中，对经济的把握应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规律，在时空结构上的主要表现为形势驱动、任务承领、挑战应对三种结构的叠加。
关于形势驱动，首当其冲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调整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一波三折，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脱困之局尚不明朗，新兴经济体增长依然乏力。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经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这“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
近十年来，在我国一、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目前我国总体上正在由工业化的中级发展阶段向高级发展階段过渡。在此阶段，我国GDP增速呈现阶段性下降现象。统计数据表明，2003～2007年我国年均GDP增长11.6%，2008～2011年年均GDP增长9.6%，2012～2014年年均GDP增长7.6%。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过程。由此，“三期”叠加的客观呈现，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形势驱动。
关于任务承领，首当其冲是“如何破解我国经济三期叠加的难题”。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要主动遵循；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要主动承领；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化解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要主动调整。主动遵循、主动承领、主动调整的主体诉求，构成了“经济生活新常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任务承领。
主动遵循，就是以经济的本质为自己的出发点，遵循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的、确定的、稳定的、普遍的、有序化的联系，把握经济客观规律、创建经济科学规律，实现中国社会阶段性经济发展目的。主动承领，就是把握经济对象的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真善美，在有序与无序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建立起来的中国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主动调整，就是调整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于挑战应对，首当其冲是“如何把握和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
其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经济有四个特点需要把握：一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2014年我国GDP为63.6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美国GDP的60.21%、日本GDP的165.25%。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党和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目前拥有足够的战略和政策储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虽为7.4%，但就业、民生保障、物价指数、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方面有着良好的改善，总体表现为增长趋稳、就业总体稳定、物价平稳、农业稳固、居民收入稳增长。四是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2012～2014年政府下方行政审批事项700余项。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和注册资本（金），与2013年同比分别增长14.23%和87.86%，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综上，中国潜在的经济优势依然明显。
其二，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趋势。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主要把握四种趋势，即：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发展动力；转型驱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结构调控。这四种发展趋势，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方向标。
其三，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在调控方面，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主动适应和引领积极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区间调控，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在稳增长方面，坚持经济“微刺激”与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重。在调结构方面，实施市场主导、消费主导和服务主导新常态相结合。在促改革方面，坚持推进简政放权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相统一。 “经济生活新常态”的把握和引领，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总基调“稳中求进，以质取胜”的挑战应对。
二、主体结构：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创新并行
马克思的主体向度理论认为，“人的本质”具有“超越自然的限定性”。为了充分认识经济生活新常态、适应经济生活新常态、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主体性”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更加突显。根据前述关于“经济生活新常态”“三个主动”的主体诉求，遵照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生活新常态一系列论述的精神，其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创新”三者并行的结构。
关于速度换挡，指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8～10%，中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6～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前8年，中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6.9～8%。近三年，我国GDP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仍保持7～8%，与1978～2014年年均GDP增长9.8%相比，年均增长速度回落1.8～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最新预测，其后五年间全球年均GDP增长率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为2.3%、新兴经济体GDP增长率为5%。与发达国家或全球GDP增长率相比，GDP增速6.9～8%仍处于全球领跑状态。
关于结构升级，指经济发展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注重转变生产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目前，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突显，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关于动力创新，指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创新。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区域空间布局的大调整，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的红利，即高新技术出新、区域空间调整、制度改革深化所带来的红利。
上述三大并行结构，是我国错失数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机遇后的重要认识成果，我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直面自身的现实力量，主动而现实地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主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调整，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
目前，虽然世界局势跌宕起伏，但我国仍处在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保持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充分认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引导社会预期、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企业家才能、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体性”作用，将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的各项事业奋力推向新高度。
三、实践结构：经济增长、目标转换、文化彰显共存
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不仅仅要关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关乎经济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特别要关乎经济行为的文化向度。在现代社会，经济从政治、文化等领域分离出来以后，发挥了独特的基础性作用，一时间，“经济价值观作为主流形态的价值观处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幻想，只要有经济、只要有经济的繁荣，一切生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事实上，这种以经济活动为核心而缺乏人文向度的思维方式，会导致这样一种恶果，即：人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变成纯粹经济指标的活动，有增长无发展的“繁荣”不停上演，人的心智、德性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日趋贫乏，志趣的平庸化、需要的原始化变得日益露骨。
在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实践结构中，经济活动理应纳入社会大系统加以關照，经济不再专注于经济指标的活动，更应是对生产关系及其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诸方面发生作用。经济活动不再是单一“孤芳自赏”的经济指标，而是更加关注在此之上的人文活动及其价值展现。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实践结构业已成为与社会发展必然联系的经济增长、目标转换、文化彰显相并存的系统结构。
关于经济增长，在新常态下，不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专注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者说，现实的增长要适合潜在的增长，现实的增长要处于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而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新常态需要相关新常态的支撑，比如：产业结构的再平衡、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新常态；增长上限与增长下限的宏观调控新常态；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力新常态等。
关于目标转换，在新常态下，不仅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更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四位一体”总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融合的“系统自信”，将经济生活新常态发展任务提升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新高度，这其中既有经济硬实力的支撑，更有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有国民综合素质的大提升。目标转换的强度来自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力度，目标转换的宽度来自于科技文化创新的广度，目标转换的高度来自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度。
关于文化彰显，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完全突破了纯经济论的范畴，经济不仅关乎经济本身，更关乎政治、人文、科技、外交等系列文化发展状况。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经济发展的使命不仅在于经济本身，也在于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文化。经济发展既要提升文化自觉，切实做到“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也要增强文化自信，切实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更要实现文化自强，切实解决好“自强之魂、自强之路、自强之本、自强之源、自强之翼”的问题。“坚定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驱动中国创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复兴”业已成为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由之岸，也是文化彰显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经济生活 系统 新常态
“态”可以表现为“势”，称为“势态”；也可以表现为“力”，称为“力态”；“态”还可以表现为“存在”，称为“存在态”，可以是“某样东西”的、“起作用”的、“显现或呈现”的存在。由此而论，“态”无论是“势态”、“力态”，还是“存在态”，具有时空向度、主体向度、实践向度和目标向度。“当一个系统的力性和需性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体现出主体性”。对于“系统”而言，这种“力性和需性”、“主体性”应同时具有时空、实践、目标三个向度。“新常态”是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是不同于以往的趋势性状态。在当下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经济生活新常态”是指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它反映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具有“时空、主体、实践、目标”四个向度，由此构成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四重结构。
一、时空结构：形势驱动、任务承领、挑战应对叠加
对称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在我国经济生活新常态中，对经济的把握应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规律，在时空结构上的主要表现为形势驱动、任务承领、挑战应对三种结构的叠加。
关于形势驱动，首当其冲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调整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一波三折，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脱困之局尚不明朗，新兴经济体增长依然乏力。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经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这“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
近十年来，在我国一、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目前我国总体上正在由工业化的中级发展阶段向高级发展階段过渡。在此阶段，我国GDP增速呈现阶段性下降现象。统计数据表明，2003～2007年我国年均GDP增长11.6%，2008～2011年年均GDP增长9.6%，2012～2014年年均GDP增长7.6%。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过程。由此，“三期”叠加的客观呈现，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形势驱动。
关于任务承领，首当其冲是“如何破解我国经济三期叠加的难题”。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要主动遵循；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要主动承领；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化解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要主动调整。主动遵循、主动承领、主动调整的主体诉求，构成了“经济生活新常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任务承领。
主动遵循，就是以经济的本质为自己的出发点，遵循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的、确定的、稳定的、普遍的、有序化的联系，把握经济客观规律、创建经济科学规律，实现中国社会阶段性经济发展目的。主动承领，就是把握经济对象的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真善美，在有序与无序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建立起来的中国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主动调整，就是调整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于挑战应对，首当其冲是“如何把握和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
其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经济有四个特点需要把握：一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2014年我国GDP为63.6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美国GDP的60.21%、日本GDP的165.25%。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党和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目前拥有足够的战略和政策储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虽为7.4%，但就业、民生保障、物价指数、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方面有着良好的改善，总体表现为增长趋稳、就业总体稳定、物价平稳、农业稳固、居民收入稳增长。四是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2012～2014年政府下方行政审批事项700余项。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和注册资本（金），与2013年同比分别增长14.23%和87.86%，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综上，中国潜在的经济优势依然明显。
其二，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趋势。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主要把握四种趋势，即：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发展动力；转型驱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结构调控。这四种发展趋势，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方向标。
其三，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在调控方面，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主动适应和引领积极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区间调控，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在稳增长方面，坚持经济“微刺激”与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重。在调结构方面，实施市场主导、消费主导和服务主导新常态相结合。在促改革方面，坚持推进简政放权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相统一。 “经济生活新常态”的把握和引领，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总基调“稳中求进，以质取胜”的挑战应对。
二、主体结构：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创新并行
马克思的主体向度理论认为，“人的本质”具有“超越自然的限定性”。为了充分认识经济生活新常态、适应经济生活新常态、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主体性”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更加突显。根据前述关于“经济生活新常态”“三个主动”的主体诉求，遵照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生活新常态一系列论述的精神，其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创新”三者并行的结构。
关于速度换挡，指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8～10%，中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6～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前8年，中高速增长是指GDP增长率6.9～8%。近三年，我国GDP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仍保持7～8%，与1978～2014年年均GDP增长9.8%相比，年均增长速度回落1.8～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最新预测，其后五年间全球年均GDP增长率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为2.3%、新兴经济体GDP增长率为5%。与发达国家或全球GDP增长率相比，GDP增速6.9～8%仍处于全球领跑状态。
关于结构升级，指经济发展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注重转变生产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目前，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突显，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关于动力创新，指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创新。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区域空间布局的大调整，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的红利，即高新技术出新、区域空间调整、制度改革深化所带来的红利。
上述三大并行结构，是我国错失数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机遇后的重要认识成果，我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直面自身的现实力量，主动而现实地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主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调整，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
目前，虽然世界局势跌宕起伏，但我国仍处在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保持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生活新常态，充分认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引导社会预期、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企业家才能、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体性”作用，将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的各项事业奋力推向新高度。
三、实践结构：经济增长、目标转换、文化彰显共存
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中，不仅仅要关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关乎经济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特别要关乎经济行为的文化向度。在现代社会，经济从政治、文化等领域分离出来以后，发挥了独特的基础性作用，一时间，“经济价值观作为主流形态的价值观处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幻想，只要有经济、只要有经济的繁荣，一切生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事实上，这种以经济活动为核心而缺乏人文向度的思维方式，会导致这样一种恶果，即：人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变成纯粹经济指标的活动，有增长无发展的“繁荣”不停上演，人的心智、德性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日趋贫乏，志趣的平庸化、需要的原始化变得日益露骨。
在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实践结构中，经济活动理应纳入社会大系统加以關照，经济不再专注于经济指标的活动，更应是对生产关系及其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诸方面发生作用。经济活动不再是单一“孤芳自赏”的经济指标，而是更加关注在此之上的人文活动及其价值展现。经济生活新常态的实践结构业已成为与社会发展必然联系的经济增长、目标转换、文化彰显相并存的系统结构。
关于经济增长，在新常态下，不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专注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者说，现实的增长要适合潜在的增长，现实的增长要处于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而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新常态需要相关新常态的支撑，比如：产业结构的再平衡、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新常态；增长上限与增长下限的宏观调控新常态；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力新常态等。
关于目标转换，在新常态下，不仅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更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四位一体”总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融合的“系统自信”，将经济生活新常态发展任务提升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新高度，这其中既有经济硬实力的支撑，更有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有国民综合素质的大提升。目标转换的强度来自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力度，目标转换的宽度来自于科技文化创新的广度，目标转换的高度来自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度。
关于文化彰显，在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完全突破了纯经济论的范畴，经济不仅关乎经济本身，更关乎政治、人文、科技、外交等系列文化发展状况。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经济发展的使命不仅在于经济本身，也在于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文化。经济发展既要提升文化自觉，切实做到“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也要增强文化自信，切实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更要实现文化自强，切实解决好“自强之魂、自强之路、自强之本、自强之源、自强之翼”的问题。“坚定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驱动中国创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复兴”业已成为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由之岸，也是文化彰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