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提出：3年贫困地区脱贫，后30年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对于两步走，国外舆论颇为关注，比如特朗普的前谋士史蒂芬·班农就将其解释为在21世纪中，中国将取得世界霸权。这是典型的政治地缘思维解读。类似这样的解读，根本不必多纠缠，我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发展，是在新时期、新周期、新起点上如何把握经济走势。
　　应当说，愿景和目标是重要的，但如何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推动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有一个实施的过程，甚至还会有许多不测的因素。总的说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比较乐观的新周期，在这个新周期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会不会平稳发展、会不会失速。国外有提失速的，国内不多。但这不是杞人忧天。不能只讲“弯道超车”，因为那不是常态，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一般地讲，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有阵痛，有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的社会紧张与痉挛，也有必要的减速度。经济体量的增大，也会使比例发生相对变化。
　　什么是失速？失速是预见之外的减速和没有达到发展目标所需的速度。比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一位研究员黄明翰在2017年12月初发表了一篇对照十九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的经济增长分析。他说，按照目前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2017～2021年的5年间，平均增速应该达到6.5%（2017年就是6.5%的目标，实际要超过6.8%），这样，中国在2021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2万美元左右，刚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下限，这样才能够宣布开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总体上告别贫困。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比现在多4万亿美元，同美国的19万亿美元相比，还差4万亿美元。从2021～2035年的第一个15年，需要保持5%的年均增速，届时中国的人均GDP约为2.3万美元，与今天的台湾人均水平相当，只有美国的一半，但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约为30万亿美元。第二个15年，年均增速需要达到3.5%，届时人均GDP为4万美元，与今天的德国持平，仍然低于美国，但经济总量50亿万美元，远远超过美国。按照这个发展尺度，在不同的阶段里从6.5%到5%，再到3.5%的下行变化，这是必要和正常的，并不能称之为失速。但过早地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问题。
　　对于近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发展，2017年将超过6.5%，2018年为6.2%， 2022年为5.7%，虽然预测保守，但还属于新周期里的中高速度。但如法国兴业银行预测的2020年就下滑到4.5%，那就是失速了，失速有一种陡降性和不可逆性。中国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需要防止意外发生，比如世界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等骤发因素。
　　从长远来看，中国最大的发展动力还没有效启动，这就是巨大的不断升级的消费规模，所以十九大之后习近平首先讲到的就是服务业。有一种说法，目前，中国的消费经济贡献率已经达到60%，因为除了民众的市场消费，还要加上接近20%的政府采购，加起来的指数不高也不低。耶鲁学者斯蒂芬.罗奇概括了中国的变化趋势：“中国的生产型经济正在让位于日益强大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经济模式。”也就是说，GDP的构成正在慢慢变化，“三架马车”的拉力正在换位。从2017年来看，由于全球经济回暖，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有所上扬以及“一带一路”的开拓，上半年进出口增长幅度19.6%，全年或者可能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上，2018年还增加了一个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目标的进出口商品减税， 187个8位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17.3%降至7.7%，美国的税改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这都是外贸继续利好的因素。从2017年11月的统计数字看，外贸势头强劲，出口同比增长12.3%，进口同比增长17.7%，外储十连涨，这种趋势会持续。国内投资也有亮点，主要是交通和民生建设，增幅也有20%左右，同60%的消费贡献率大体对上了卯。
　　但人们还是担心，主要担心一是国内需求的提升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局面。现在中国的关税降了，对居民增加消费是大好事，对国内一些制造业却构成了压力。二是愈来愈严格的环保要求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绿色政绩好看而胡乱关停企业生产线，一些并不完全属于落后产能的实体企业受到影响。三还是那个起起落落的房地產和涉房产业链。四是去过剩产能引起的地区经济构成的变化和国企公司制改革必然会出现间歇性停摆。五是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诸如广义货币投放有所减少等。这些变化积累在一起，会不会出现碰撞？
　　当然，十九大明确提出“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同时，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并没有提及过去必须要提的GDP翻番之类的增长概念，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十九大没有提及GDP有关的增长翻番的概念，这完全可以理解，一是我们进入了质量发展的时代；二是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毕竟不是政府工作报告，因此2018年春天的人大恐怕还是要讲讲指导性增速指标的。
　　十九大给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在一个特定时段里，速度高一点低一点，不再是十分纠结的问题，但从总体发展曲线上看，还是需要一定增长节奏的。至少，应当考虑如何跨越那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头3年的基本要求。所以，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再一次明确，要确保打赢3个攻坚战，防范风险、精准脱贫和防止污染将是2018年和2019年的主要方向，稳中求进则是经济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从近两年看来，困难应该不大，一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要从多方面分析。有人老是质问，是谁搞垮了实体经济。究竟是谁搞垮了实体经济？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概念来发问，把账算在数字经济头上，并不公平。第一是一些没有及时转型的僵尸企业包括属于过剩产能的，自己撂倒了自己；另一个就是企业税费负担过重。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企业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费用占到30%，企业所得税20%，增值税17%，个税累进10%左右，加上贷款利息和各种征收、罚款，还有同样刚性支出的租金等。因此，随着美国减税法案的出笼，必然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性减税潮。因为美国将企业税从35%削减到20%，使它从企业税最高的国家变成税率最低的国家，企业成本大幅降低，给其他国家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压力。英国计划将企业税率降到17%或15%，日本原本要在2018年将企业所得税降到29.74%，现在很可能降到20%。印度也推出几十年来最大减税案，削减商品税率并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从10%下调到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关税降了，企业税也要进一步下调，如何调，选择什么时机可以研究，这也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 　　投资拉动从道理上讲是力度越来越小的，但在市场体制下，那只意味着马力要开多大、需要多大，又要摆放在哪里才更好。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给了投资热点转移延伸的余地。从近期看，扶贫脱贫、小城镇建设、民生投入、高铁网络建设、新区开发甚至几个大湾区建设，都离不开一定规模的投资，因为这符合经济发展递进和梯度转移规律。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所有新增私人消费的2/3来自这些地区，另1/3才是因为智能产品的出现。从中长期来看，正在规划的雄安就是一个新的世纪工程，那是一个大的投资发动机。
　　有关经济新周期的研究也支持了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稳中求进的判断。新周期是新时代的经济表述。现在研究经济周期的很多，一般是分为长周期、中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中长周期是由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的，持续25～30年，中国已经大体走过了这个周期；中周期一般10年左右，主要是投资拉动，中国投资拉动周期效应最激烈的时段也有这样长；短周期一般3～4年，主要是库存变动、产能调整。目前，中国处于中长周期即将结束，将进入库存变动的较短周期的过渡阶段，然后才正式拉开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科技创新创造的发展长周期，这基本同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判断吻合。
　　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的问题，虽然是人们关心的大问题，但没有列入三大攻坚战，因为那毕竟是产业问题，而且直接牵连着社会神经，因此，提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怎么改？一是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和立法5个手段，抑制泡沫，防止大起大落，虽然有些抽象，但意味着要从多方面出台政策。另一个更明确的说法是“租售并举”、“租售同权”以及“共有产权住房”的试验。这些将要发生的变化，最终目标是削弱住房的唯商品属性。但要说它从此就不再是一种投资品，谁也办不到。否则为什么要酝酿换发不动产证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房子还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如何区分抑制炒房和正常的市场需求，还是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债务负担和金融危机风险，这在三大攻坚战中列为第一。为了这场攻坚战，不仅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省一级金融办也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牌子。原来的“一行三会”升级为“一委一行三会”，意味着金融强监管时代来临。
　　金融问题连着债务问题。根据彭博新闻社的估算，尽管中国的信贷增速开始放缓，但在2022年，债务规模仍然会是经济总量的3倍以上。对于债务负担有多种理解，乐观者与日本比，或者用中国的高储蓄来寻求解脱，说主要是一种内部债，并不可怕。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怎么办？第一个办法是加大削减债务，企业外债优先削减，但国有企业的国内“僵尸债”同样需要大力清理。什么是“僵尸债”？就是长期依靠低息贷款和政府的补助勉强生存。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僵尸债”相当于中国GDP的6%～11%，产能过剩行业的达到21%，而企业债总量相当于GDP的1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清理“僵尸债”，可以在未来10多年里让GDP每年提升0.7～1.2个百分点。企业僵死，人不能僵死，而且要越活越好，事涉稳定，因此只能曲线处理，一是混改和债转股，二是从金融着手清理。
　　第二个办法是多措并举管控和预防金融风险。在2015年，主要是应对美联储加息效应，控制资本外流加强，现在则是瞄准了国内的“影子银行”。2017年11月出台对资产管理的新规定，是继上一次对P2P平台清理之后的又一波更大规模的清理。有业内统计说，截至2017年9月，“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达到近27万亿元。有一种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6月，商业银行总资产180万亿元，但表内存贷款规模并未超过百万亿元。风险敞口很大，因此下一步不只是P2P，银行系统和整个金融系统也会有大的震动。
　　但是，防范金融风险，仅仅着眼于国内是不够的，国际性的因素更重要。美国税改引起的外溢效应就值得特别注意。对于美国已经通过的税改，各有各的评价角度，对于意识形态人来讲，看到的是富人得利、穷人受害、劫富济贫；对于经济部门来讲，看到的是美国债务上升，甚至预测因为财政支出结构改变，10年后赤字增加1.4万美元，并有13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对于外贸界人士来讲，看到的是美國人消费能力增强，进口增加，国外出口商得利，而特朗普减少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的目标更难实现；对于金融投资界人士来讲，看到的将会是美元外汇出现短缺，有出现外汇挤兑的可能，也会出现其他货币暴跌的局面和海外美元筹资市场的压力。美国通过税改回笼美元和美元投资，美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原来征税35%，现在是一次性征税14%，这不仅意味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回流美国，也意味着全球银行业和美元资金的短缺将引起汇率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可以判断，下一次金融危机不会发生在美国，而是其他国家。美元毕竟是最大的优势货币，由税改引发的最大汇率战才是世界货币战的最大战争。
　　美联储升息有影响，但溢出效应越来越小。对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找到了应对的办法。人民币对美元是既挂钩又不挂钩，你转3圈，我或许只转1圈。中国央行最近只是稍稍上调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小幅上调10个基点，既注入了流动性，也防止盲动。而英国就宣布利率暂时不变，还是0.5%。
　　有一种普遍的估计，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法可能也要改变。一方面，迟早要来的多方面减税意味着财政有所从紧，为防止金融风险要加强监管，还意味着流动性不会直线下降，也不会特别大。2017年9月底国务院就决定，从2018年开始，商业银行分别不同情况降准0.5到1个百分点，所以普惠金融和小微企业贷款还有回旋的余地。后面会不会继续降准，可以拭目以待，这毕竟是目前可以运用的主要金融手段。
　　由此是否也可以这样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是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平时从紧，紧时放松。松紧如何拿捏、如何变化，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创新，这是真正的希望所在。这一点不能盲目乐观，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有人动辄就讲新的四大发明，高铁、微信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这都是应用技术，怎么称得起划时代的发明呢？一些新鲜事物出现在中国，应当首先拜中国人口规模所赐，即便是高铁走向国外，也主要在“一带”临近国家先落地，并且要依靠中国人消费取得回收效益。 　　我国规划部门一开始也很乐观，2006年就提出到2020年擁有世界顶尖科技实力和建成创新国家的发展目标，还有3年时间，能不能按时实现，恐怕答案很清楚。我们有建成创新国家的信心，但目前的创新进步还是点状的，从总体来看，正像苗圩在2017年政协常委第十二次会议上对2025规划背景解读中所讲的，制造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在全球制造业梯队里还处于第三梯队。
　　在信息科学方面，百度、腾讯很牛，但用的还是甲骨文的数据库和软件技术。英国也很厉害，它的罗罗发动机，至今无人可匹敌。我国的制造业目前还排名在俄罗斯、新加坡和韩国之后，与印度、南非几乎同一个档次。美国国会不久前曾经举行一次听证会，结论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至少在20年里不会超过美国。但也不能低估中国人的山寨能力。”他们对山寨给出了一个定义，即将已有成果改进、混合和本土商业化的能力，属于“第二代创新”。一位参与论证者俄勒冈大学教授萨特迈耶为此列举了4个原因，一是人员冗繁；二是教育系统不支持大胆探索，而创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完善；四是体制问题，即创新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我们不能说，美国人有的只是傲慢，或者他们低估了中国人从二代创新到一代创新的整体能力，他们所提问题很是中肯。
　　创新突破口在哪里？制造业2025规划讲了许多重点，但还有些宽泛。从缺口来讲，航空发动机和半导体必须要攻克。国内对人工智能有较高共识，这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国家为此制定了产业规划，要求在2020年进入第一方阵；2025年在理论和技术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30年占领商业制高点，产业规模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10万亿元。这个规划实现，现代化也就同时实现了。
　　人工智能分为计算机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3个层次，移动网络通信和由此而来的微信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是计算机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接下来的刷脸、自动驾驶等是感知智能研究突破的结果。从长远看，占领人工智能的制高点，不仅要在应用领域一路领先，也要在算法和芯片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半导体产业一直是我国的软肋，全国每年要消耗1450亿美元的芯片，国产的只占1/10，而且属于较低端产品。华为研发出了麒麟970芯片，主要是自用，谈不到市场占有率。据海关统计，2016年集成电路进口金额2270亿美元，而同期进口原油是100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从2015年起，中国投入近万亿元，开始填补空白的努力。
　　当然，不能贬低应用，因为这是我国特定的现实优势，海量人口、海量市场、海量数据。所以谷歌也要在中国开设人工智能中心，开始在海内外招募有关人才。人才是制约人工智能全面发展的最大瓶颈。全球目前人工智能从业者约为190万，美国独占85万，中国只有5万。据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测算，中国的人才缺口是500万。因此全方位开放、加速人才培养和引进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大战略。
　　由此说到正在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可以细数成就，但目前离终点线还很远，需要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市场应用不断推进。新事物来了，没过几天又成为明日黄花，只有创新不止，才能到达应当到达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