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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云南大早，水贵如油。
就像放在烤箱上的树叶，云南的土地在慢慢的蜷曲。在经过了差不多持续半年的旱情以后，池塘干涸，庄稼灭顶，救命之水逐渐消失。春天的阳光下暗藏杀机，汽车驶过的大路上扬起一阵尘土。
云南虽为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2222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3，但同时又是水资源穷省，开发利用率仅为6.9％，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大早如一场慢性病，日积月累地加深着这块土地的伤痛。这也是该省继2010年大旱后，再次受灾。
2011年，矿难依旧，掩面啜泣。
出事的不论是河南焦作，还是山西朔一州、贵州荔波，事故现场往往都是废墟一片。巨大的爆炸力已然把矿井附近的建筑和设备都夷为平地，很多人安全帽散落在地，还有一些破旧的衣服，这些情景似乎就是汶川地震中的某一处一样。后果是多人遇难、受伤，而家属情绪依然淡定。
专家分析，地方政府和开采者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高速的GDP发展，对开采者来说是巨额的利益。他们都不想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有更多的技术投入，而往往采用极其廉价的技术，加上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暴露出的则是地方开采的毫无规划性。
这些本是资源丰富的省份，不仅出现了新问题，对长期发生过的问题，依然没得到有效控制。
一条不可持续之路
这些资源省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人才资源严重缺乏；很多地方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仍然停留在相当原始的水平，技术成分很低，沒有掌握现代高科技的人才，而当地现有人才外流更是严重。
以山西为例，在采矿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主体包括国有开采者、地方政府和私人开采者。私人开采者既来自山西本地，也来自外省，并且数量不少。这些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山西作为整体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一些社会群体更是成为了这一过程的受害者。
前些年，山西因为多年来采矿过程中接连不断的安全事故，国家一度从私人手中收回了开采权。其实，允许私人采矿并没有为山西带来多大的好处。同时，一些煤老板们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自然资源开采权，但不能提供有效的生产安全，工人则是高强度劳动，以致采矿过程中造成安全问题和人员伤亡问题，这些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不到位有关。
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地方中产阶级缺失，收入分配分化严重，一部分人过于富裕，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消费不足，仍处于贫困线的边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不少。
靠“羊煤土气”发达起来的鄂尔多斯就是其中代表，一夜暴富的故事在这个小城里真实地发生着，煤老板和那些被征地的农牧民成为故事的主角。遽然而来的财富迅速拉抬了这座城市的消费水平，而不论是在包头还是北京，只要被老板听出鄂尔多斯口音，就甭想再砍价了。但这些浮躁风气在近期各地民间借贷恐慌的发酵下，鄂尔多斯债权人从“中富危机”迅速陷入破产危机。人均拥有3至4套房的豪气逐渐在沦为笑话。
很显然，资源既是一个地方发展的优势，又是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世界上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开采，导致产业单一化，各方面的产业发展很不均衡，工业化尤其是加工业发展程度很低。从简单的资源开发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润，资源开发往往成为各种力量争取的权力。中国的资源省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把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同时把劣势最小化。
形形色色的短视思维
和普通的安全生产事故不同，云南近几年遭遇的大旱，是天灾，也有人力不及的地方。该省水利厅一名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云南的水利设施是在吃老本。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结果造成1／4的乡镇政府驻地饮水困难。其间除了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
诸如云南的这种困境，表明地方政府在缺钱和缺技术外，还缺少服务意识。除此之外，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资源省份往往还担负起了全国战略。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就表示：“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所以煤炭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分析，因为资源省对国家整体发展非常重要，资源省份官员的任免也异常严格。之前因安全事故“下课”的官员名单很长：孟学农、于幼军、张建民、夏振贵……其中不乏省级大员。
尤其在地市一级，一些官员单方面地追求政绩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GDP主义，二是干部交流制度。在之前很多年里，GDP是中央衡量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指标。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多创造GDP，就会对当地的资源进行毫无节制的开采。其次，在干部交流制度下，地方一把手至多在一个地方从政10年，就必须调往外地。有些官员的任期更短，几年就被调走。
为了控制地方主义的产生，干部调动的频率越来越甚。地方主义得到了控制，客观上也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的发展毫无长远计划，没有长远利益观。
资源省的财富外流
就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省份则面临另外两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保护和转移机制的缺失。这些省份尽管从开采资源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很难留在本地，而是流向了外地。
也许很容易理解外来的开采者没有动机把财富留在本地，但即使是本地的开采者也没有把财富留在本地。因为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其它方面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使得资源省往往缺少投资领域。没有投资领域，资金外流不可避免。
日益恶化的环境也是财富出逃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由于毫无计划和节制的开采，山西的地貌和水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财富，就想搬迁到其它地方，甚至国外。
其次是社会环境。因为贫富差异过大，社会上仇富心理盛行，富人们自然感到很不安全。此外，对很多拥有财富者来说，资源省份缺少高质量的教育，也是他们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后代而移民。
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学会把从资源领域得到的财富。转移到其它产业领域，以达成各产业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例如山西完全可以以煤文化来开发文化旅游业，反过来又可以减少对煤的依赖，保护煤的开采，从而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对教育的投入和环保的投入，也会产生类似的功效。
郑永年认为，资源省份既要服务于整个国家，但也要着眼于地方的长远利益。在这方面，新疆已经开始了一些积极的政策举措，例如根据价格征收资源税，类似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其它省份。
其实，资源税也好，其它方式也好，最主要的目标就短期来说，就是要把来自资源的财富转移到本地人民，实现社会公平，从而保障社会稳定；从长远来说，就是要把财富转移到本地其它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均衡可持续的发展。(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
就像放在烤箱上的树叶，云南的土地在慢慢的蜷曲。在经过了差不多持续半年的旱情以后，池塘干涸，庄稼灭顶，救命之水逐渐消失。春天的阳光下暗藏杀机，汽车驶过的大路上扬起一阵尘土。
云南虽为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2222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3，但同时又是水资源穷省，开发利用率仅为6.9％，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大早如一场慢性病，日积月累地加深着这块土地的伤痛。这也是该省继2010年大旱后，再次受灾。
2011年，矿难依旧，掩面啜泣。
出事的不论是河南焦作，还是山西朔一州、贵州荔波，事故现场往往都是废墟一片。巨大的爆炸力已然把矿井附近的建筑和设备都夷为平地，很多人安全帽散落在地，还有一些破旧的衣服，这些情景似乎就是汶川地震中的某一处一样。后果是多人遇难、受伤，而家属情绪依然淡定。
专家分析，地方政府和开采者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高速的GDP发展，对开采者来说是巨额的利益。他们都不想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有更多的技术投入，而往往采用极其廉价的技术，加上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暴露出的则是地方开采的毫无规划性。
这些本是资源丰富的省份，不仅出现了新问题，对长期发生过的问题，依然没得到有效控制。
一条不可持续之路
这些资源省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人才资源严重缺乏；很多地方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仍然停留在相当原始的水平，技术成分很低，沒有掌握现代高科技的人才，而当地现有人才外流更是严重。
以山西为例，在采矿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主体包括国有开采者、地方政府和私人开采者。私人开采者既来自山西本地，也来自外省，并且数量不少。这些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山西作为整体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一些社会群体更是成为了这一过程的受害者。
前些年，山西因为多年来采矿过程中接连不断的安全事故，国家一度从私人手中收回了开采权。其实，允许私人采矿并没有为山西带来多大的好处。同时，一些煤老板们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自然资源开采权，但不能提供有效的生产安全，工人则是高强度劳动，以致采矿过程中造成安全问题和人员伤亡问题，这些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不到位有关。
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地方中产阶级缺失，收入分配分化严重，一部分人过于富裕，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消费不足，仍处于贫困线的边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不少。
靠“羊煤土气”发达起来的鄂尔多斯就是其中代表，一夜暴富的故事在这个小城里真实地发生着，煤老板和那些被征地的农牧民成为故事的主角。遽然而来的财富迅速拉抬了这座城市的消费水平，而不论是在包头还是北京，只要被老板听出鄂尔多斯口音，就甭想再砍价了。但这些浮躁风气在近期各地民间借贷恐慌的发酵下，鄂尔多斯债权人从“中富危机”迅速陷入破产危机。人均拥有3至4套房的豪气逐渐在沦为笑话。
很显然，资源既是一个地方发展的优势，又是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世界上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开采，导致产业单一化，各方面的产业发展很不均衡，工业化尤其是加工业发展程度很低。从简单的资源开发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润，资源开发往往成为各种力量争取的权力。中国的资源省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把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同时把劣势最小化。
形形色色的短视思维
和普通的安全生产事故不同，云南近几年遭遇的大旱，是天灾，也有人力不及的地方。该省水利厅一名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云南的水利设施是在吃老本。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结果造成1／4的乡镇政府驻地饮水困难。其间除了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
诸如云南的这种困境，表明地方政府在缺钱和缺技术外，还缺少服务意识。除此之外，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资源省份往往还担负起了全国战略。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就表示：“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所以煤炭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分析，因为资源省对国家整体发展非常重要，资源省份官员的任免也异常严格。之前因安全事故“下课”的官员名单很长：孟学农、于幼军、张建民、夏振贵……其中不乏省级大员。
尤其在地市一级，一些官员单方面地追求政绩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GDP主义，二是干部交流制度。在之前很多年里，GDP是中央衡量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指标。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多创造GDP，就会对当地的资源进行毫无节制的开采。其次，在干部交流制度下，地方一把手至多在一个地方从政10年，就必须调往外地。有些官员的任期更短，几年就被调走。
为了控制地方主义的产生，干部调动的频率越来越甚。地方主义得到了控制，客观上也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的发展毫无长远计划，没有长远利益观。
资源省的财富外流
就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省份则面临另外两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保护和转移机制的缺失。这些省份尽管从开采资源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很难留在本地，而是流向了外地。
也许很容易理解外来的开采者没有动机把财富留在本地，但即使是本地的开采者也没有把财富留在本地。因为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其它方面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使得资源省往往缺少投资领域。没有投资领域，资金外流不可避免。
日益恶化的环境也是财富出逃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由于毫无计划和节制的开采，山西的地貌和水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财富，就想搬迁到其它地方，甚至国外。
其次是社会环境。因为贫富差异过大，社会上仇富心理盛行，富人们自然感到很不安全。此外，对很多拥有财富者来说，资源省份缺少高质量的教育，也是他们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后代而移民。
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学会把从资源领域得到的财富。转移到其它产业领域，以达成各产业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例如山西完全可以以煤文化来开发文化旅游业，反过来又可以减少对煤的依赖，保护煤的开采，从而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对教育的投入和环保的投入，也会产生类似的功效。
郑永年认为，资源省份既要服务于整个国家，但也要着眼于地方的长远利益。在这方面，新疆已经开始了一些积极的政策举措，例如根据价格征收资源税，类似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其它省份。
其实，资源税也好，其它方式也好，最主要的目标就短期来说，就是要把来自资源的财富转移到本地人民，实现社会公平，从而保障社会稳定；从长远来说，就是要把财富转移到本地其它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均衡可持续的发展。(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