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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编纂《任继愈文集》，对先生的为人和为学，认识又加深了一步。以前一些不连贯的事情，这次也联系起来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四个“仍然坚持”和一个“不坚持”。
仍然坚持对日丹诺夫定义的批评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前，先生于1957年1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试论》），会上的发言以《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困难问题》），发表于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集》。这次座谈会的资料，近年被赵修义教授等编辑成《守道·1957》，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这两篇文章，被收集在文集的“中国哲学研究”部分。
我国哲学界自解放初期开始学习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定义”，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个原则用于中国哲学，则显得天圆地方，四角不掩。所以这次讨论会上，核心问题就是日丹诺夫定义问题。先生《试论》一文首先指出，日丹诺夫定义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 “不够全面”。第一，忽略了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哲学偏偏在这方面资源丰厚；第二，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往往结合在一起，但日丹诺夫的定义对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内容注意不够；第三，日丹诺夫的定义没有给唯心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进一步指出，唯心主义不仅有它的阶级根源，还有它的认识论根源和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不仅仅是作为唯物主义要克服的对手而存在的。文章最后，先生自我批评道：
我自己过去在从事哲学史工作中，片面地只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忽略了它们中间也有互相渗透、影响，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作用；过去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人类认识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根本的变革，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过去一切进步的、合理的文化遗产的继承性，从而给自己的工作造成一些困难。
文章“ 附注”道：“文中所涉及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说我自己工作中所发现的。”这是真诚的自我检讨， 也是对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的直率批评。
会后，大约有不少人改变了对日丹诺夫定义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可能是我们的理解出了问题。只有先生仍然坚持着他自己的意见。所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支部1957年3月2日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最后一段写道：
任继愈同志（北大哲学系教授）对日丹诺夫的定义仍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这个定义大家都了解错了，可见是定义的问题。例如过去高教部所提的“全面发展”为什么所有校长都了解错了呢？那不就是因为方针有问题，所以现在才补充上“因材施教”。
差不多六十年后，当赵修义教授编成《守道·1957》并接受记者采访，评价这个讨论会时说道：
哲学史那边，老中青都很齐全的，老的像冯友兰。任继愈才40岁左右，朱伯崑那个时候还是个讲师。任继愈在这个会上是很坚决地否定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档案里最后还点他名，说“任继愈同志对日丹诺夫仍有不同看法”，话说得很重了。外国哲学史苏联有一套，还不大好讨论。
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话说得很重了”的意义。这里也只能简单说明道，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关锋，在会上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质疑日丹诺夫定义。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后记”中回忆说，他当时对日丹诺夫的定义的异议，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在许多会议上都遭到过责难。某些理论权威曾经把他划归修正主义。某些领导也曾经告诫他，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只讲思想发展，背离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而当时在许多次会议上责难先生的，不仅有一般的同事，也有多年的同窗好友。先生逝世后，武汉大学程静宇教授在纪念文章中写到，1957年，任继愈先生由于出差在外编写教材，才未被划成右派。程先生的记忆是否准确，可以待考，但对于此事的严重，当时的人们应该说是记忆准确。
仍然坚持不讲“儒法斗争”
1970年庐山会议上，先生被从“五七干校”召回，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就在将要编成的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评法批儒”问题被提出来了。所谓“评法批儒”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斗争，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落后的。
评法批儒运动即将全面开展的前夕，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7月出版。10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就在当月，《红旗》杂志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对编写哲学史的一点意见》，批评有的哲学史不讲哲学家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这篇文章，显然是批评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先生后来在《〈中国哲学史简编〉再版的话》中写到：
本书编写原则与“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潮流不符而招致猜忌。某大学哲学系的分部曾被授意，在系内开会批判；也有人要求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甚至还牵连到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四人帮”粉碎后，我和几位编写者才结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就在先生“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一位参加“梁效”写作组的教师W君从给《红旗》杂志写信的“读者”家里出来，到先生那里讲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先生知道W君与那位“读者”关系密切，以为是来套话的，就把情况反映给了哲学系党支部。事后知道，这是一场虚惊，但可以说明担惊受怕的程度。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党代会上介绍党委委员候选人。对先生的介绍有一项是，曾被邀请作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由于不和江青合作，被江青宣布为“坏人”。后来有人向先生核实此事，先生说“没有”。然而给人的这个印象倒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
《中国哲学史简编》和《简明中国哲学史》都先后被各地出版社多次翻印。杨荣国教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不久即依照儒法斗争的线索作了重大修改，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则坚持不按儒法斗争的线索修改，直到粉碎四人帮。这是先生的第二个“坚持不改”。 仍然坚持“儒教是宗教”的判断
从1902年梁启超首先撰文否认儒教是宗教开始，到后来陈独秀说“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中国学界几乎未经讨论，就接受了这个判断，并且成为撰写中国历史通史及各种专史的思想基础，成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定论。然而“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不理性的说法和做法，特别是神化革命领袖，却是一种潜意识的宗教观念在作祟。深黯传统文化又深黯宗教学的先生发现，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观念在作祟。因而先生得出结论，长期以来被学界误认为是与宗教观念对立的儒家，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批判封建主义，清除儒教的思想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要条件。
先生这个观点首先于1978年底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报告，次年又在太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哲学史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作了重点发言，并在日本作了同样的演讲。然后整理成《论儒教的形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次编纂先生文集，“儒教研究”作为专门一类。
先生的这个发言如同石破天惊。在太原会议上，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事实上是几乎无人争论。小组会上，几乎无人提起此事。这个观点既不能被长期习惯于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学者们所接受，这些学者一时也不知如何反驳。反驳发生在事后，从冯友兰先生开始，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者都发表了专文或者大段论述，反驳儒教是宗教的判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人支持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到1998年，即先生的主张发表20年后，公开表示支持者也只有四个人，加上先生自己，总共五人。然而先生仍然坚持着儒教是宗教的主张。他没有对反驳的文章进行反驳，只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篇进一步论述儒教问题的主张。先生对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充满了自信。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古代和其他民族一样，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两三千年以前就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而从中国历史的事实来看，儒教，具备了宗教的一切特征。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同了儒教是宗教的判断，可以相信，这个判断将会代替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的判断，成为认识中国历史、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思想基础。
仍然坚持宣传科学无神论
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并向这个即将成立的机构提出了“批判神学”的任务。后来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先生任所长。负责筹建这个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在筹建报告中，更具体地把研究所的宗旨规定为：
逐步建设成一个马列主义的宗教研究阵地，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并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宗教研究人才。
然而研究所筹建工作尚未完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夺去了研究所的领导权。研究工作则没有开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才继续进行，并且开展研究工作。
为贯彻研究所的宗旨，先生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并提出了宣传无神论的任务。
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
就在先生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奋斗》的同时，关于宗教研究方向就发生了争论。其中焦点，就是要不要宣传无神论。一年以后，即1980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宗教界人士联合提案，要求取消宪法中“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1981年，先生和刘大年、谭其骧等科技文化界代表提案，要求不要取消“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就在先生的提案上交同时，前一个提案参加者又召集宗教界人士座谈会，要求取消“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座谈会纪要被送到了全国人大，最后修订的宪法，取消了“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
新的宪法公布以后，一位政协副主席发表《热烈拥护新宪法》的讲话，重点就是拥护新宪法取消了“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此后，关于要不要宣传无神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争论以压倒性的优势，对无神论宣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责。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只有先生一人，还坚持撰写宣传无神论的文章。由于原无神论学会中相当多的人都放弃了无神论的立场，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并在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紧急时刻，率领新建的无神论学会同仁向党中央及时反映了情况。此后又创建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文章，期望中国人民摆脱有神论的思想枷锁。直到先生病重住院，还从病床上起来，找到相关领导，建议筹建无神论研究机构。先生坚持宣传无神论的立场，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今天，尽管无神论的声音还非常微弱，但已经不是无人讲、无人理睬的局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无神论的宣传事业，一定能不断发展。
先生关于宗教学和无神论的论述，在文集中也单成“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研究”一类。
不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老子今译》，曾经是许多人的必读书。先生对于老子哲学研究的成就，也是学界公认。先生在老子哲学研究过程中探索真理的曲折道路，虽也人所共知，但少有知其详者。
起初，先生认为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1959年，毛泽东主席深夜找先生长谈，除了宗教研究问题之外，也谈到了老子哲学。毛泽东主席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虽然党的主席这么说了，但是先生没有想通。1963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仍然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十几年后，1979年，该书第四卷撰写完毕，先生才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似乎觉得也不怎么妥当，所以在正文中，仍然保留了老子是唯物主义的文字，只是补写了一章，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此后先生又三次今译《老子》，最后，先生终于不再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判断，并且抛弃了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去定性老子哲学的作法。
在老子哲学性质认识上的不断修正，是先生一个“不坚持”的典型事例。为了展现先生对老子哲学的探索过程。文集中特意编入了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有关老子哲学的论述。
先生坚持什么？
先生有的坚持，有的不坚持，那么，对于先生来说，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不应该坚持的呢？这只有用先生自己的话来回答。
文集“自述篇”有一篇先生写的《自传》，其中说到自己如何由一个相信儒学可以治国平天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先生说：
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初步学到了这个方法，使我十分振奋。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自传》）
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先生观察问题的思想指导，也成为先生处世的行动原则。
然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过程并不平坦。因为质疑日丹诺夫定义，几乎被打成修正主义；因为坚持在《中国哲学史简编》不讲“儒法斗争”，遭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的点名批判；因为坚持认为儒教是宗教，二十年中，遭到同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的批判甚至嘲笑；因为坚持宣传无神论，更是被内外夹攻，四方来袭，甚至遭同事冷眼，学生背离。在《中国哲学史论·后记》中，先生谈及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曾借用宋人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表示，自己从事哲学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出于自觉自愿，他热爱这个专业：
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研究中国哲学史，完全出于自觉自愿，不后悔，也不退缩。
先生这段话写于1979年底，不仅是对他以前数十年间学术道路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今后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所发出的誓言。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想通了的才说，没想通的决不随波逐流乱说，是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中国学者最可宝贵的思想品格，也是贯穿《任继愈文集》的基本精神。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仍然坚持对日丹诺夫定义的批评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前，先生于1957年1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试论》），会上的发言以《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困难问题》），发表于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集》。这次座谈会的资料，近年被赵修义教授等编辑成《守道·1957》，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这两篇文章，被收集在文集的“中国哲学研究”部分。
我国哲学界自解放初期开始学习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定义”，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个原则用于中国哲学，则显得天圆地方，四角不掩。所以这次讨论会上，核心问题就是日丹诺夫定义问题。先生《试论》一文首先指出，日丹诺夫定义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 “不够全面”。第一，忽略了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哲学偏偏在这方面资源丰厚；第二，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往往结合在一起，但日丹诺夫的定义对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内容注意不够；第三，日丹诺夫的定义没有给唯心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进一步指出，唯心主义不仅有它的阶级根源，还有它的认识论根源和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不仅仅是作为唯物主义要克服的对手而存在的。文章最后，先生自我批评道：
我自己过去在从事哲学史工作中，片面地只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忽略了它们中间也有互相渗透、影响，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作用；过去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人类认识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根本的变革，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过去一切进步的、合理的文化遗产的继承性，从而给自己的工作造成一些困难。
文章“ 附注”道：“文中所涉及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说我自己工作中所发现的。”这是真诚的自我检讨， 也是对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的直率批评。
会后，大约有不少人改变了对日丹诺夫定义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可能是我们的理解出了问题。只有先生仍然坚持着他自己的意见。所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支部1957年3月2日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最后一段写道：
任继愈同志（北大哲学系教授）对日丹诺夫的定义仍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这个定义大家都了解错了，可见是定义的问题。例如过去高教部所提的“全面发展”为什么所有校长都了解错了呢？那不就是因为方针有问题，所以现在才补充上“因材施教”。
差不多六十年后，当赵修义教授编成《守道·1957》并接受记者采访，评价这个讨论会时说道：
哲学史那边，老中青都很齐全的，老的像冯友兰。任继愈才40岁左右，朱伯崑那个时候还是个讲师。任继愈在这个会上是很坚决地否定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档案里最后还点他名，说“任继愈同志对日丹诺夫仍有不同看法”，话说得很重了。外国哲学史苏联有一套，还不大好讨论。
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话说得很重了”的意义。这里也只能简单说明道，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关锋，在会上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质疑日丹诺夫定义。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后记”中回忆说，他当时对日丹诺夫的定义的异议，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在许多会议上都遭到过责难。某些理论权威曾经把他划归修正主义。某些领导也曾经告诫他，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只讲思想发展，背离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而当时在许多次会议上责难先生的，不仅有一般的同事，也有多年的同窗好友。先生逝世后，武汉大学程静宇教授在纪念文章中写到，1957年，任继愈先生由于出差在外编写教材，才未被划成右派。程先生的记忆是否准确，可以待考，但对于此事的严重，当时的人们应该说是记忆准确。
仍然坚持不讲“儒法斗争”
1970年庐山会议上，先生被从“五七干校”召回，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就在将要编成的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评法批儒”问题被提出来了。所谓“评法批儒”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斗争，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落后的。
评法批儒运动即将全面开展的前夕，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7月出版。10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就在当月，《红旗》杂志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对编写哲学史的一点意见》，批评有的哲学史不讲哲学家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这篇文章，显然是批评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先生后来在《〈中国哲学史简编〉再版的话》中写到：
本书编写原则与“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潮流不符而招致猜忌。某大学哲学系的分部曾被授意，在系内开会批判；也有人要求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甚至还牵连到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四人帮”粉碎后，我和几位编写者才结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就在先生“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一位参加“梁效”写作组的教师W君从给《红旗》杂志写信的“读者”家里出来，到先生那里讲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先生知道W君与那位“读者”关系密切，以为是来套话的，就把情况反映给了哲学系党支部。事后知道，这是一场虚惊，但可以说明担惊受怕的程度。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党代会上介绍党委委员候选人。对先生的介绍有一项是，曾被邀请作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由于不和江青合作，被江青宣布为“坏人”。后来有人向先生核实此事，先生说“没有”。然而给人的这个印象倒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
《中国哲学史简编》和《简明中国哲学史》都先后被各地出版社多次翻印。杨荣国教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不久即依照儒法斗争的线索作了重大修改，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则坚持不按儒法斗争的线索修改，直到粉碎四人帮。这是先生的第二个“坚持不改”。 仍然坚持“儒教是宗教”的判断
从1902年梁启超首先撰文否认儒教是宗教开始，到后来陈独秀说“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中国学界几乎未经讨论，就接受了这个判断，并且成为撰写中国历史通史及各种专史的思想基础，成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定论。然而“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不理性的说法和做法，特别是神化革命领袖，却是一种潜意识的宗教观念在作祟。深黯传统文化又深黯宗教学的先生发现，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观念在作祟。因而先生得出结论，长期以来被学界误认为是与宗教观念对立的儒家，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批判封建主义，清除儒教的思想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要条件。
先生这个观点首先于1978年底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报告，次年又在太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哲学史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作了重点发言，并在日本作了同样的演讲。然后整理成《论儒教的形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次编纂先生文集，“儒教研究”作为专门一类。
先生的这个发言如同石破天惊。在太原会议上，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事实上是几乎无人争论。小组会上，几乎无人提起此事。这个观点既不能被长期习惯于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学者们所接受，这些学者一时也不知如何反驳。反驳发生在事后，从冯友兰先生开始，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者都发表了专文或者大段论述，反驳儒教是宗教的判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人支持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到1998年，即先生的主张发表20年后，公开表示支持者也只有四个人，加上先生自己，总共五人。然而先生仍然坚持着儒教是宗教的主张。他没有对反驳的文章进行反驳，只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篇进一步论述儒教问题的主张。先生对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充满了自信。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古代和其他民族一样，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两三千年以前就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而从中国历史的事实来看，儒教，具备了宗教的一切特征。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同了儒教是宗教的判断，可以相信，这个判断将会代替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的判断，成为认识中国历史、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思想基础。
仍然坚持宣传科学无神论
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并向这个即将成立的机构提出了“批判神学”的任务。后来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先生任所长。负责筹建这个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在筹建报告中，更具体地把研究所的宗旨规定为：
逐步建设成一个马列主义的宗教研究阵地，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并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宗教研究人才。
然而研究所筹建工作尚未完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夺去了研究所的领导权。研究工作则没有开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才继续进行，并且开展研究工作。
为贯彻研究所的宗旨，先生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并提出了宣传无神论的任务。
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
就在先生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奋斗》的同时，关于宗教研究方向就发生了争论。其中焦点，就是要不要宣传无神论。一年以后，即1980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宗教界人士联合提案，要求取消宪法中“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1981年，先生和刘大年、谭其骧等科技文化界代表提案，要求不要取消“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就在先生的提案上交同时，前一个提案参加者又召集宗教界人士座谈会，要求取消“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座谈会纪要被送到了全国人大，最后修订的宪法，取消了“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
新的宪法公布以后，一位政协副主席发表《热烈拥护新宪法》的讲话，重点就是拥护新宪法取消了“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文。此后，关于要不要宣传无神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争论以压倒性的优势，对无神论宣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责。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只有先生一人，还坚持撰写宣传无神论的文章。由于原无神论学会中相当多的人都放弃了无神论的立场，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并在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紧急时刻，率领新建的无神论学会同仁向党中央及时反映了情况。此后又创建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文章，期望中国人民摆脱有神论的思想枷锁。直到先生病重住院，还从病床上起来，找到相关领导，建议筹建无神论研究机构。先生坚持宣传无神论的立场，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今天，尽管无神论的声音还非常微弱，但已经不是无人讲、无人理睬的局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无神论的宣传事业，一定能不断发展。
先生关于宗教学和无神论的论述，在文集中也单成“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研究”一类。
不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老子今译》，曾经是许多人的必读书。先生对于老子哲学研究的成就，也是学界公认。先生在老子哲学研究过程中探索真理的曲折道路，虽也人所共知，但少有知其详者。
起初，先生认为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1959年，毛泽东主席深夜找先生长谈，除了宗教研究问题之外，也谈到了老子哲学。毛泽东主席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虽然党的主席这么说了，但是先生没有想通。1963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仍然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十几年后，1979年，该书第四卷撰写完毕，先生才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似乎觉得也不怎么妥当，所以在正文中，仍然保留了老子是唯物主义的文字，只是补写了一章，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此后先生又三次今译《老子》，最后，先生终于不再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判断，并且抛弃了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去定性老子哲学的作法。
在老子哲学性质认识上的不断修正，是先生一个“不坚持”的典型事例。为了展现先生对老子哲学的探索过程。文集中特意编入了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有关老子哲学的论述。
先生坚持什么？
先生有的坚持，有的不坚持，那么，对于先生来说，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不应该坚持的呢？这只有用先生自己的话来回答。
文集“自述篇”有一篇先生写的《自传》，其中说到自己如何由一个相信儒学可以治国平天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先生说：
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初步学到了这个方法，使我十分振奋。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自传》）
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先生观察问题的思想指导，也成为先生处世的行动原则。
然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过程并不平坦。因为质疑日丹诺夫定义，几乎被打成修正主义；因为坚持在《中国哲学史简编》不讲“儒法斗争”，遭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的点名批判；因为坚持认为儒教是宗教，二十年中，遭到同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的批判甚至嘲笑；因为坚持宣传无神论，更是被内外夹攻，四方来袭，甚至遭同事冷眼，学生背离。在《中国哲学史论·后记》中，先生谈及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曾借用宋人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表示，自己从事哲学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出于自觉自愿，他热爱这个专业：
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研究中国哲学史，完全出于自觉自愿，不后悔，也不退缩。
先生这段话写于1979年底，不仅是对他以前数十年间学术道路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今后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所发出的誓言。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想通了的才说，没想通的决不随波逐流乱说，是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中国学者最可宝贵的思想品格，也是贯穿《任继愈文集》的基本精神。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