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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又在十八大报告中单独列出并作重要论述。由此不难看出，党中央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总体布局的高度。实现生态文明，最基本的是守住“绿水青山”。生态文明由谁主导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党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作为生态文明践行者的地方政府不打折扣地贯彻。但力保地方经济稳定增长，与回应“天蓝了，树绿了，水清了，空气净了”的民生诉求向来不是一道易解的题，需要执政一方的党员领导干部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壮士断腕，资源型城市断尾求生
提起生态，我们反而更能想到它的对立面——污染，而污染的典型代表往往又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大省、资源密集型城市。
比如山西，作为全国重要能源重化工基地，在占全国1/60的土地上，生产了全国1/4的煤、2/5的焦炭、1/17的火电。这样值得骄傲的数据，虽然为政府创造了可观的GDP，是当地人民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也使山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2005年底，山西城市大气质量全国倒数第一，11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全部低于国家二级标准。26条主要河流有80%以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称为“有河必干、有水必污”。中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显示，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排名23位，环境支持系统排全国倒数第二，7类资源消耗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排在全国最后一位。
在2002年以前，山西一直做着不断提高GDP的努力，而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却最终使山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评价，其认知度甚至超过了耳熟能详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引起了当地党员领导干部的深刻思考：如果连人民最起码的健康都不能保证，GDP又有什么意义？
可在政绩和民生的选择题前，并不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更棘手的是污染问题往往与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山西的领导干部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吕梁市关停企业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影响税收大约6.5亿元；100多个新项目受到了“区域限批”影响，这些项目如果按期上马，产值能达到百亿元。把污染物减排和“蓝天碧水工程”考核结果作为政府评先评优和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不到一年时间，就有46名干部因环保问题或被拉下马，或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2006年，十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因为环保不达标，参评“劳模”时被“砍”了下来；11个市的环保局局长接受诫勉谈话。
山西在环境保护上力度之大，震动了全省和全国，被人们称为“环保风暴”。现在看来这场环保新政已初显成效，该省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很多城市退出全国最严重污染城市行列，全省产业结构开始得到改善，新的发展格局初露端倪。
山西的变化是当前全国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山西的过去和未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一些城市的前景。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说：“山西作为能源资源大省，环境和生态压力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就发展而言，还是就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而言，都是始终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
亡羊补牢，旅游城市自我救赎
与资源型城市或因污染严重，或因资源枯竭而不得谋求转型不同，一些旅游城市、沿海城市，因为生态环境较好，当地的党员领导干部反而容易对生态保护产生麻痹思想。
云南昆明作为国内著名旅游城市，因其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昆明最大的品牌和优势。仅2012年双节8天时间里，旅游业为昆明带来了7.64亿元的收入，这个数字超过了昆明某些县区一年的经济发展总水平。但是面积巨大的滇池却不再得到游客的青睐。这是因为滇池脏了，成为一池废水：从1994年开始，滇池水变成了五类水，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是超五类水。1999年、2000年蓝藻暴发，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
为了让滇池重现活力，昆明市在九五期间投入滇池25.29亿元；“十五”期间，投入滇池治理资金16.66亿元。“十二五”期间，滇池治理还将投入420.14亿元。
然而昆明的前车之鉴并未引起其他城市的警觉：2007年厦门市宣布PX项目落户。2011年，大连市又再次引进PX项目。2012年，宁波亦步其后尘。虽然PX项目最终未能在这些城市落户，但是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以宁波为例，如果该项目得以上马，总投资估算约558.73亿元。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环保总投入约36亿元。尽管从投入产出比看，这是值得做的“买卖”，也是政府希望上马项目的初衷所在。
但也要看到，PX项目无一例外地在以上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民意反弹。究其原因，厦门、大连、宁波都是生态环境治理较好的旅游城市，而PX项目作为有着一定污染的项目，落户在这些城市确实值得商榷。
同样作为生态环境宜人的城市，深圳开创性地召开了环境形势分析会，不仅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也属首次。“深圳绝不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对城市长远发展负责，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位居民负责！” 深圳市长许勤认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形势分析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努力使深圳从经济大市发展成为绿色经济大市、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强市。
生态文明下，执政理念要思变
“共产党人必须担当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自己人生价值的充分体现。若干年后，当我们成为耄耋老人，回首往事，可以无憾党性、无憾良心，也可聊以自慰了。”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阐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时，告诫海南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
过去十年间，富裕以来的沿海地区的生态状况得到改善，这既得益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有着更为严厉的监管。但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逐渐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中西部转移，尤其对于需要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地方来说，生态保护或许会面临更大的矛盾和阻力，毕竟谁也不会对巨大的经济产值无动于衷。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做到环境与政绩，民生与GDP的平衡，着实不易。一方面，一些干部容易陷入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毕竟那种发展方式驾轻就熟，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另一方面对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了解不多，对生态文明建设意义认识不足，使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告别粗放型经济依赖、转变发展方式患得患失。
事实上，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无论是为了环保放弃财政收入，还是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可取的。生态文明尚在破题之中，需要党员干部认真研究，如何把环境保护的作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去体现，而不是仅仅在环境效果上体现。
毫无疑问，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党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作为生态文明践行者的地方政府不打折扣地贯彻。但力保地方经济稳定增长，与回应“天蓝了，树绿了，水清了，空气净了”的民生诉求向来不是一道易解的题，需要执政一方的党员领导干部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壮士断腕，资源型城市断尾求生
提起生态，我们反而更能想到它的对立面——污染，而污染的典型代表往往又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大省、资源密集型城市。
比如山西，作为全国重要能源重化工基地，在占全国1/60的土地上，生产了全国1/4的煤、2/5的焦炭、1/17的火电。这样值得骄傲的数据，虽然为政府创造了可观的GDP，是当地人民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也使山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2005年底，山西城市大气质量全国倒数第一，11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全部低于国家二级标准。26条主要河流有80%以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称为“有河必干、有水必污”。中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显示，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排名23位，环境支持系统排全国倒数第二，7类资源消耗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排在全国最后一位。
在2002年以前，山西一直做着不断提高GDP的努力，而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却最终使山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评价，其认知度甚至超过了耳熟能详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引起了当地党员领导干部的深刻思考：如果连人民最起码的健康都不能保证，GDP又有什么意义？
可在政绩和民生的选择题前，并不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更棘手的是污染问题往往与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山西的领导干部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吕梁市关停企业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影响税收大约6.5亿元；100多个新项目受到了“区域限批”影响，这些项目如果按期上马，产值能达到百亿元。把污染物减排和“蓝天碧水工程”考核结果作为政府评先评优和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不到一年时间，就有46名干部因环保问题或被拉下马，或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2006年，十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因为环保不达标，参评“劳模”时被“砍”了下来；11个市的环保局局长接受诫勉谈话。
山西在环境保护上力度之大，震动了全省和全国，被人们称为“环保风暴”。现在看来这场环保新政已初显成效，该省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很多城市退出全国最严重污染城市行列，全省产业结构开始得到改善，新的发展格局初露端倪。
山西的变化是当前全国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山西的过去和未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一些城市的前景。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说：“山西作为能源资源大省，环境和生态压力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就发展而言，还是就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而言，都是始终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
亡羊补牢，旅游城市自我救赎
与资源型城市或因污染严重，或因资源枯竭而不得谋求转型不同，一些旅游城市、沿海城市，因为生态环境较好，当地的党员领导干部反而容易对生态保护产生麻痹思想。
云南昆明作为国内著名旅游城市，因其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昆明最大的品牌和优势。仅2012年双节8天时间里，旅游业为昆明带来了7.64亿元的收入，这个数字超过了昆明某些县区一年的经济发展总水平。但是面积巨大的滇池却不再得到游客的青睐。这是因为滇池脏了，成为一池废水：从1994年开始，滇池水变成了五类水，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是超五类水。1999年、2000年蓝藻暴发，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
为了让滇池重现活力，昆明市在九五期间投入滇池25.29亿元；“十五”期间，投入滇池治理资金16.66亿元。“十二五”期间，滇池治理还将投入420.14亿元。
然而昆明的前车之鉴并未引起其他城市的警觉：2007年厦门市宣布PX项目落户。2011年，大连市又再次引进PX项目。2012年，宁波亦步其后尘。虽然PX项目最终未能在这些城市落户，但是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以宁波为例，如果该项目得以上马，总投资估算约558.73亿元。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环保总投入约36亿元。尽管从投入产出比看，这是值得做的“买卖”，也是政府希望上马项目的初衷所在。
但也要看到，PX项目无一例外地在以上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民意反弹。究其原因，厦门、大连、宁波都是生态环境治理较好的旅游城市，而PX项目作为有着一定污染的项目，落户在这些城市确实值得商榷。
同样作为生态环境宜人的城市，深圳开创性地召开了环境形势分析会，不仅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也属首次。“深圳绝不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对城市长远发展负责，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位居民负责！” 深圳市长许勤认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形势分析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努力使深圳从经济大市发展成为绿色经济大市、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强市。
生态文明下，执政理念要思变
“共产党人必须担当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自己人生价值的充分体现。若干年后，当我们成为耄耋老人，回首往事，可以无憾党性、无憾良心，也可聊以自慰了。”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阐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时，告诫海南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
过去十年间，富裕以来的沿海地区的生态状况得到改善，这既得益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有着更为严厉的监管。但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逐渐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中西部转移，尤其对于需要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地方来说，生态保护或许会面临更大的矛盾和阻力，毕竟谁也不会对巨大的经济产值无动于衷。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做到环境与政绩，民生与GDP的平衡，着实不易。一方面，一些干部容易陷入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毕竟那种发展方式驾轻就熟，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另一方面对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了解不多，对生态文明建设意义认识不足，使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告别粗放型经济依赖、转变发展方式患得患失。
事实上，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无论是为了环保放弃财政收入，还是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可取的。生态文明尚在破题之中，需要党员干部认真研究，如何把环境保护的作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去体现，而不是仅仅在环境效果上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