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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我的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
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
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
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
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噼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
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一。之二将于11月12日在本栏目刊出。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
我的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
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
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
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
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噼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
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一。之二将于11月12日在本栏目刊出。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