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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克服西方基督教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犹太人今天在欧洲的政治影响依然有限。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而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则是征服上层建筑的必经之路。
时至今日，美国犹太人势力是尽人皆知甚至令人谈虎色变的题目，美国内政之外，犹太游说集团还长期主导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其政治影响甚至压倒了石油利益集团。奥巴马总统曾经以巨大和公开的外交压力，要求以色列全面冻结在耶路撒冷东城和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扩张，结果仍然不得不收回成命。《华尔街日报》新近报道，白宫甚至私下承认：以色列的行动会“先发制人地决定”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政策辩论。
一般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总是归结于美国犹太人掌握的巨大金钱财富。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可以反过来论证：欧洲犹太人也曾经掌握类似的财富，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的描述也许属于艺术范畴，但是18世纪中期开始发迹的欧洲银行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犹太人出身，至今还拥有巨大的跨国资产，却丝毫未能阻止欧洲反犹主义的高涨，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反犹主义。至今死而不僵的三K党便极端反犹。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曾抱怨母校哈佛大学里的犹太学生太多。甚至到了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上仍然充斥了轻蔑和咒骂犹太人的粗口。
最好的例子无过于今天尽人皆知的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这一配额是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件警告会出现“肮脏且难以归化”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制定实施，造成二战期间受尽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难以进入美国。
大量史实表明：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克服西方基督教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犹太人今天在欧洲的政治影响依然有限。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而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则是征服上层建筑的必经之路。
纽约市立学院——“穷犹太人的哈佛”
犹太人征服常春藤的艰难崎岖过程的一个起点，是曾经有过“犹太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旧俄罗斯帝国到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他们最早的落脚点是美国东北部海岸，大纽约地区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这一时期的犹太新移民绝大多数属于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不高的社会下层，除了出卖劳力的蓝领工人，便是“引车卖浆”的小商贩。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了犹太黑社会团伙的泛滥。
犹太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便是注重子女教育。第一批大宗犹太移民在新大陆筚路蓝缕开创家业的同时，他们的下一代得益于美国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纷纷在中小学学业上脱颖而出。虽然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犹太民族此时的另一远见，便是在高等教育仍然是上层社会特权的时代，鼓励子弟进入大学校园。
大量学业优异的犹太子弟在东北部异军突起，引起彼时仍然为WASP“蓝血”世家把持的常春藤盟校的恐慌，纷纷开始筑起各种壁垒。常春藤盟校的高昂学费，对彼时尚处于社会下层的犹太子弟也是一个重大障碍。学费低廉的纽约市立学院以及其他若干公立学院因此成为犹太学生升学的主要去向。尽管纽约市的犹太人口比例从未超过1，4，犹太学生竟然占到市立学院学生总数的80％。与占纽约人口大多数的其他各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求学上进心由此可见一斑。
纽约市立学院的犹太学生更在学习成绩上出类拔萃，决不亚于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校园，使得原先默默无名的市立学院一下子成为美国知识人才的重要温床，而获得“犹太人的哈佛(Jewish Harvard)”的雅号。而且因为这些犹太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更不敬的称呼是“穷犹太人的哈佛”。
举例来说，市立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中，后来获得各项科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有9人之多，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这是美国其他公立学校至今尚未能打破的纪录。
从1920年起的半个世纪中，纽约市立学院培养的博士人数，仅次于加州伯克利大学。连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逃避纳粹、移民美国，高中毕业后最初进的也是纽约市立学院(未毕业即被征兵参加二战，复员后转上哈佛)。另一个校友名人是1953年被美国政府处决的美共党员罗森堡(1939年电机专业本科毕业)，反映了上世纪中期美国犹太人普遍的左倾思想。类似的还有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欧文·克里斯托尔(1940年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右转而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
随着美国犹太人在二战前后终于彻底打开了常春藤名校的大门，绝大多数优秀犹太学生都以常春藤校园作为升学目标，纽约市立学院开始褪色，特别是后来成为纽约市立大学的一部分之后，降低标准“开门办学”，学生质量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以至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它在上世纪中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犹太人的哈佛”，是美国犹太人通过教育逐渐成为强势族群的第一个前进基地。
“滑腻的蠹鱼”——常春藤盟校的反犹历史
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东北部大批犹太移民子弟以优异成绩在公立中学毕业，传统上为蓝血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盟校开始出现犹太学生猛增的趋势。到了1920年代初，犹太人占到了哈佛新生的20％。顽固坚持WASP传统的耶鲁和普林斯顿情况略好，但也感到日益严重的“犹太人问题”。至于具有当时全球最大的犹太人口的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竟然达到了40％，以至大学生歌谣把哥伦比亚挖苦为犹太人“经营”的大学。
在更早的时期，常春藤盟校也曾经不断招收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子弟入学，而并未出现争议。这除了人数不多之外，重要原因是这些早期犹太移民来自文化和经济上都比较接近美国WASP社会的西欧。借用中国古时的词汇，较早的犹太移民是“熟犹”，而后来的东欧犹太移民是与WASP文化格格不入的“生犹”，是东北部蓝血世家眼中的“非我族类”。
“犹太人问题”首先是直接的学习竞争：大多数世家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虽然在上层社会注重的体育运动上出类拔萃，但在学业上不是犹太学生对手，而只能将后者蔑称为“滑腻的蠹鱼”，意味犹太学生不但死读书，也狡猾阴险。对校方来说，“犹太学生赢得所有奖学金项目”是个尴尬和危险的现象。
其次是文化上的差距。对于大部分WASP世家子弟而言，进入常春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未来的上层社会地位建立“社会资本”，所以他们不但热衷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是传统学生会社的积极中坚。但是犹太学生进大学的首要目的却是读书，长时间与WASP世家子弟形成“两股道上跑的车”。例如从1900到1930年，共有大约 1200名犹太学生进人耶鲁大学就读，没有一名得以入选耶鲁大学出名的高年级学生会社。
“犹太人问题”因之形成对常春藤盟校的双重威胁：WASP世家子弟“流失”到其他贵族院校(尤其是所谓“小常春藤盟校”)而损及常春藤的传统“品牌”和社会影响，以及常春藤旧校友和施主们威胁减少和断绝对母校的捐助。前引罗斯福总统担心哈佛校园里犹太学生过多是个很好的例子。
出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强烈的反犹主义，常春藤盟校纷纷开始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但是这并不是一件易行和公开的政策。设立种族限额，不仅与常春藤名校自从20世纪开始贯彻的“凭才入学(meritocracy y’原则冲突，也有违常春藤精英自我标榜的“民主”精神、“费厄泼赖”传统和领导社会进步的宣传。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Lowe~对犹太学生入学施加限额不慎曝光之后，就引起不小的社会争议。
常春藤盟校的第一个对策，是对入学的“才能”标准进行重新定义，淡化其中的学业成分，而突出申请人的所谓“个性”条件，诸如强调世家子弟传统的社会活动和体育强项。为了利用东欧犹太移民与WASP主流相比身材偏小的特征，常春藤招生的“个性”标准居然包括了申请人长相的“丈夫气概(manliness)”(彼时常春藤是清一色的男校)。直到1960年代，耶鲁大学还在仔细测定每个新生的身高，并且不无自豪地特地记录本届新生身高超过6英尺(180厘米)的比例。
今天看来最荒唐的，无过于常春藤盟校当年批评学业突出的犹太学生在“品德”上的欠缺，除了只顾自己争取高分，而不肯助人并参与校园社会活动的“自私”，耶鲁招生办主管甚至援引犹太学生考试作弊比例高的“统计数字”，作为推行犹太学生限额的根据。
在强调学业之外的“个性”标准同时，常春藤盟校还纷纷在招生过程中引进了面谈和推荐信等等新项目，旨在减少犹太学生的入学机会。除了继续不成比例地以传统贵族预校为主要生源，哈佛校长Lowell还特地扩招美国西部的公立中学毕业生，因为西部的犹太人口不多。常春藤盟校还大幅度减少了彼时经济地位普遍低下的犹太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另外除了所谓心理测试，便是增加标准化入学考试(SAT)的运用，结果却适得其反。
耶鲁大学还率先引进了优先招收校友子孙的政策，而迅速为其他常春藤盟校仿效，其动机也是在于限制犹太学生入学，因为新来乍到的移民下一代不可能有常春藤毕业的父祖。这一政策成为成规之后。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哈佛大学限额争议之后，常春藤各校纷纷将限制犹太人入学转入暗箱操作，以避免社会批评。但是这一暗箱操作也有一个突出的“技术问题”：即便直接询问申请人的族裔和宗教信仰，也常常难以确定其是否真是犹太人。加剧这一困难的是大量东欧移民将姓名英语化，也有不少人借机将明显的犹太姓氏改头换面。常春藤盟校于是要求所有申请人提供本人照片，家族姓氏变化历史，父亲出生地、外祖父的姓名，等等，以鉴别可能的犹太申请人。
以哈佛大学为例，招生办把有犹太人嫌疑的申请人分为三类，第一类j1(j代表英语犹太Jew的第一个字母)是“货真价实的犹太人”；第二类j2是“有强烈证据表明是犹太人”；第三类j3则是“有犹太人嫌疑”。
在这一系列明暗两方面的策略下，常春藤盟校的“犹太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在1930年代回到15％以内，耶鲁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则被控制到10％左右，WASP的最后大本营——普林斯顿的犹太学生比例更低，1935年毕业班只有区区5名犹太人!
从“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到彻底征服常春藤
常春藤校方的明暗限额大大提高了犹太学生的入学门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年还是有不少犹太学生克服各种阻碍，以优异的学业和“课外成就”持续不断地跨进常春藤校门。而未能如愿的优秀犹太学生，则遍布像纽约市立学院那样的公立大学，努力奋斗以出人头地。总之，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在美国知识界和教育界逐渐逼近—个“临界质量”。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面临另一个重大的政治障碍——越来越多的美国保守派指责犹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暗中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
这里的起因是犹太人历史上形成的顽固左倾传统，其根源是犹太知识分子可贵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启蒙运动的奠基者斯宾诺莎是这一批判精神的先驱，分别创立相对论和精神分析的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则是后来的代表。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遭受歧视迫害，又使得他们特别向往社会公平和正义，创立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是犹太知识分子，决不是历史的巧合。
犹太人因此在国际共运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发挥了不成比例的重大作用，以至出现了犹太共产主义(Judeo-Communism)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说法。当时作为英国内阁成员的邱吉尔甚至总结说：“除了列宁这个显著例外，大多数(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
联邦调查局对美共的长期监视之外，在二次大战结束、苏美由同盟而变成冷战死敌后，充满犹太知识分子的美国左翼迅速成为美国右翼和麦卡锡主义的“严打”对象，也是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深挖“苏维埃第五纵队”的主要牺牲品。这在1953年纽约市立学院校友罗森堡及其妻子因为向苏联泄漏原子弹机密而被处死刑之际，可说达到了顶峰。令人佩服的是这也是美国犹太人全面征服常春藤校园的紧锣密鼓时期。
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可以大致归纳为犹太人的“三管齐下”攻略。
首先是二战结束之前，犹太学者开始在知识界和学术界脱颖而出，以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在战后大批走进常春藤校园担任教职，进而上升到学校领导层，显著改变了这些名校歧视排斥犹太人的政治文化。从1960年代起，大学院长一级的犹太人频频出现，1970年代起，犹太学者开始出任名牌大学的校长。至今为止，可以说所有常春藤名校都有了或有过犹太人校长。这对废止歧视排挤犹太学生入学政策和做法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他不说，仅各校优先照顾本校教授子女人学的规矩，便大大增加了常春藤校园里的犹太学生人数。
其次是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华尔街和企业界的崛起，大批犹太富翁开始成为常春藤名校的捐款施主。例如哈佛“资源委员会”中，比比皆是犹太族裔的大款。这不能不使得强烈依靠捐赠基金的常春藤名校的招生政策向他们倾斜。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大批犹太新富可以步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后尘，将子女从小就送到各所贵族预校就读。而这些预校至今还是常春藤名校的“输送学校”。
在上述各种因素下，常春藤名校招收的犹太学生人数迅速增加。虽然美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比例基本停留在2％上下，但到了1970年代，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加哥伦比亚大学中的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了1/4，其他名校校园的犹太学生也出现类似的飞跃。这一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从学生到教授以至院长校长，犹太人终于成为常春藤名校无可争议的主人翁。
时至今日，美国犹太人势力是尽人皆知甚至令人谈虎色变的题目，美国内政之外，犹太游说集团还长期主导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其政治影响甚至压倒了石油利益集团。奥巴马总统曾经以巨大和公开的外交压力，要求以色列全面冻结在耶路撒冷东城和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扩张，结果仍然不得不收回成命。《华尔街日报》新近报道，白宫甚至私下承认：以色列的行动会“先发制人地决定”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政策辩论。
一般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总是归结于美国犹太人掌握的巨大金钱财富。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可以反过来论证：欧洲犹太人也曾经掌握类似的财富，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的描述也许属于艺术范畴，但是18世纪中期开始发迹的欧洲银行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犹太人出身，至今还拥有巨大的跨国资产，却丝毫未能阻止欧洲反犹主义的高涨，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反犹主义。至今死而不僵的三K党便极端反犹。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曾抱怨母校哈佛大学里的犹太学生太多。甚至到了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上仍然充斥了轻蔑和咒骂犹太人的粗口。
最好的例子无过于今天尽人皆知的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这一配额是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件警告会出现“肮脏且难以归化”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制定实施，造成二战期间受尽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难以进入美国。
大量史实表明：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克服西方基督教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犹太人今天在欧洲的政治影响依然有限。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而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则是征服上层建筑的必经之路。
纽约市立学院——“穷犹太人的哈佛”
犹太人征服常春藤的艰难崎岖过程的一个起点，是曾经有过“犹太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旧俄罗斯帝国到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他们最早的落脚点是美国东北部海岸，大纽约地区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这一时期的犹太新移民绝大多数属于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不高的社会下层，除了出卖劳力的蓝领工人，便是“引车卖浆”的小商贩。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了犹太黑社会团伙的泛滥。
犹太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便是注重子女教育。第一批大宗犹太移民在新大陆筚路蓝缕开创家业的同时，他们的下一代得益于美国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纷纷在中小学学业上脱颖而出。虽然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犹太民族此时的另一远见，便是在高等教育仍然是上层社会特权的时代，鼓励子弟进入大学校园。
大量学业优异的犹太子弟在东北部异军突起，引起彼时仍然为WASP“蓝血”世家把持的常春藤盟校的恐慌，纷纷开始筑起各种壁垒。常春藤盟校的高昂学费，对彼时尚处于社会下层的犹太子弟也是一个重大障碍。学费低廉的纽约市立学院以及其他若干公立学院因此成为犹太学生升学的主要去向。尽管纽约市的犹太人口比例从未超过1，4，犹太学生竟然占到市立学院学生总数的80％。与占纽约人口大多数的其他各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求学上进心由此可见一斑。
纽约市立学院的犹太学生更在学习成绩上出类拔萃，决不亚于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校园，使得原先默默无名的市立学院一下子成为美国知识人才的重要温床，而获得“犹太人的哈佛(Jewish Harvard)”的雅号。而且因为这些犹太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更不敬的称呼是“穷犹太人的哈佛”。
举例来说，市立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中，后来获得各项科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有9人之多，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这是美国其他公立学校至今尚未能打破的纪录。
从1920年起的半个世纪中，纽约市立学院培养的博士人数，仅次于加州伯克利大学。连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逃避纳粹、移民美国，高中毕业后最初进的也是纽约市立学院(未毕业即被征兵参加二战，复员后转上哈佛)。另一个校友名人是1953年被美国政府处决的美共党员罗森堡(1939年电机专业本科毕业)，反映了上世纪中期美国犹太人普遍的左倾思想。类似的还有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欧文·克里斯托尔(1940年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右转而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
随着美国犹太人在二战前后终于彻底打开了常春藤名校的大门，绝大多数优秀犹太学生都以常春藤校园作为升学目标，纽约市立学院开始褪色，特别是后来成为纽约市立大学的一部分之后，降低标准“开门办学”，学生质量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以至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它在上世纪中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犹太人的哈佛”，是美国犹太人通过教育逐渐成为强势族群的第一个前进基地。
“滑腻的蠹鱼”——常春藤盟校的反犹历史
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东北部大批犹太移民子弟以优异成绩在公立中学毕业，传统上为蓝血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盟校开始出现犹太学生猛增的趋势。到了1920年代初，犹太人占到了哈佛新生的20％。顽固坚持WASP传统的耶鲁和普林斯顿情况略好，但也感到日益严重的“犹太人问题”。至于具有当时全球最大的犹太人口的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竟然达到了40％，以至大学生歌谣把哥伦比亚挖苦为犹太人“经营”的大学。
在更早的时期，常春藤盟校也曾经不断招收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子弟入学，而并未出现争议。这除了人数不多之外，重要原因是这些早期犹太移民来自文化和经济上都比较接近美国WASP社会的西欧。借用中国古时的词汇，较早的犹太移民是“熟犹”，而后来的东欧犹太移民是与WASP文化格格不入的“生犹”，是东北部蓝血世家眼中的“非我族类”。
“犹太人问题”首先是直接的学习竞争：大多数世家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虽然在上层社会注重的体育运动上出类拔萃，但在学业上不是犹太学生对手，而只能将后者蔑称为“滑腻的蠹鱼”，意味犹太学生不但死读书，也狡猾阴险。对校方来说，“犹太学生赢得所有奖学金项目”是个尴尬和危险的现象。
其次是文化上的差距。对于大部分WASP世家子弟而言，进入常春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未来的上层社会地位建立“社会资本”，所以他们不但热衷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是传统学生会社的积极中坚。但是犹太学生进大学的首要目的却是读书，长时间与WASP世家子弟形成“两股道上跑的车”。例如从1900到1930年，共有大约 1200名犹太学生进人耶鲁大学就读，没有一名得以入选耶鲁大学出名的高年级学生会社。
“犹太人问题”因之形成对常春藤盟校的双重威胁：WASP世家子弟“流失”到其他贵族院校(尤其是所谓“小常春藤盟校”)而损及常春藤的传统“品牌”和社会影响，以及常春藤旧校友和施主们威胁减少和断绝对母校的捐助。前引罗斯福总统担心哈佛校园里犹太学生过多是个很好的例子。
出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强烈的反犹主义，常春藤盟校纷纷开始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但是这并不是一件易行和公开的政策。设立种族限额，不仅与常春藤名校自从20世纪开始贯彻的“凭才入学(meritocracy y’原则冲突，也有违常春藤精英自我标榜的“民主”精神、“费厄泼赖”传统和领导社会进步的宣传。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Lowe~对犹太学生入学施加限额不慎曝光之后，就引起不小的社会争议。
常春藤盟校的第一个对策，是对入学的“才能”标准进行重新定义，淡化其中的学业成分，而突出申请人的所谓“个性”条件，诸如强调世家子弟传统的社会活动和体育强项。为了利用东欧犹太移民与WASP主流相比身材偏小的特征，常春藤招生的“个性”标准居然包括了申请人长相的“丈夫气概(manliness)”(彼时常春藤是清一色的男校)。直到1960年代，耶鲁大学还在仔细测定每个新生的身高，并且不无自豪地特地记录本届新生身高超过6英尺(180厘米)的比例。
今天看来最荒唐的，无过于常春藤盟校当年批评学业突出的犹太学生在“品德”上的欠缺，除了只顾自己争取高分，而不肯助人并参与校园社会活动的“自私”，耶鲁招生办主管甚至援引犹太学生考试作弊比例高的“统计数字”，作为推行犹太学生限额的根据。
在强调学业之外的“个性”标准同时，常春藤盟校还纷纷在招生过程中引进了面谈和推荐信等等新项目，旨在减少犹太学生的入学机会。除了继续不成比例地以传统贵族预校为主要生源，哈佛校长Lowell还特地扩招美国西部的公立中学毕业生，因为西部的犹太人口不多。常春藤盟校还大幅度减少了彼时经济地位普遍低下的犹太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另外除了所谓心理测试，便是增加标准化入学考试(SAT)的运用，结果却适得其反。
耶鲁大学还率先引进了优先招收校友子孙的政策，而迅速为其他常春藤盟校仿效，其动机也是在于限制犹太学生入学，因为新来乍到的移民下一代不可能有常春藤毕业的父祖。这一政策成为成规之后。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哈佛大学限额争议之后，常春藤各校纷纷将限制犹太人入学转入暗箱操作，以避免社会批评。但是这一暗箱操作也有一个突出的“技术问题”：即便直接询问申请人的族裔和宗教信仰，也常常难以确定其是否真是犹太人。加剧这一困难的是大量东欧移民将姓名英语化，也有不少人借机将明显的犹太姓氏改头换面。常春藤盟校于是要求所有申请人提供本人照片，家族姓氏变化历史，父亲出生地、外祖父的姓名，等等，以鉴别可能的犹太申请人。
以哈佛大学为例，招生办把有犹太人嫌疑的申请人分为三类，第一类j1(j代表英语犹太Jew的第一个字母)是“货真价实的犹太人”；第二类j2是“有强烈证据表明是犹太人”；第三类j3则是“有犹太人嫌疑”。
在这一系列明暗两方面的策略下，常春藤盟校的“犹太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在1930年代回到15％以内，耶鲁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则被控制到10％左右，WASP的最后大本营——普林斯顿的犹太学生比例更低，1935年毕业班只有区区5名犹太人!
从“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到彻底征服常春藤
常春藤校方的明暗限额大大提高了犹太学生的入学门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年还是有不少犹太学生克服各种阻碍，以优异的学业和“课外成就”持续不断地跨进常春藤校门。而未能如愿的优秀犹太学生，则遍布像纽约市立学院那样的公立大学，努力奋斗以出人头地。总之，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在美国知识界和教育界逐渐逼近—个“临界质量”。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面临另一个重大的政治障碍——越来越多的美国保守派指责犹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暗中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
这里的起因是犹太人历史上形成的顽固左倾传统，其根源是犹太知识分子可贵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启蒙运动的奠基者斯宾诺莎是这一批判精神的先驱，分别创立相对论和精神分析的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则是后来的代表。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遭受歧视迫害，又使得他们特别向往社会公平和正义，创立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是犹太知识分子，决不是历史的巧合。
犹太人因此在国际共运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发挥了不成比例的重大作用，以至出现了犹太共产主义(Judeo-Communism)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说法。当时作为英国内阁成员的邱吉尔甚至总结说：“除了列宁这个显著例外，大多数(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
联邦调查局对美共的长期监视之外，在二次大战结束、苏美由同盟而变成冷战死敌后，充满犹太知识分子的美国左翼迅速成为美国右翼和麦卡锡主义的“严打”对象，也是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深挖“苏维埃第五纵队”的主要牺牲品。这在1953年纽约市立学院校友罗森堡及其妻子因为向苏联泄漏原子弹机密而被处死刑之际，可说达到了顶峰。令人佩服的是这也是美国犹太人全面征服常春藤校园的紧锣密鼓时期。
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可以大致归纳为犹太人的“三管齐下”攻略。
首先是二战结束之前，犹太学者开始在知识界和学术界脱颖而出，以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在战后大批走进常春藤校园担任教职，进而上升到学校领导层，显著改变了这些名校歧视排斥犹太人的政治文化。从1960年代起，大学院长一级的犹太人频频出现，1970年代起，犹太学者开始出任名牌大学的校长。至今为止，可以说所有常春藤名校都有了或有过犹太人校长。这对废止歧视排挤犹太学生入学政策和做法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他不说，仅各校优先照顾本校教授子女人学的规矩，便大大增加了常春藤校园里的犹太学生人数。
其次是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华尔街和企业界的崛起，大批犹太富翁开始成为常春藤名校的捐款施主。例如哈佛“资源委员会”中，比比皆是犹太族裔的大款。这不能不使得强烈依靠捐赠基金的常春藤名校的招生政策向他们倾斜。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大批犹太新富可以步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后尘，将子女从小就送到各所贵族预校就读。而这些预校至今还是常春藤名校的“输送学校”。
在上述各种因素下，常春藤名校招收的犹太学生人数迅速增加。虽然美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比例基本停留在2％上下，但到了1970年代，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加哥伦比亚大学中的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了1/4，其他名校校园的犹太学生也出现类似的飞跃。这一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从学生到教授以至院长校长，犹太人终于成为常春藤名校无可争议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