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之际小说地位提高，这肇端于梁启超，但梁启超对于小说的观念部分曾受康有为的影响。
1896年康有为门人张伯桢记《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其中有一节日“小说家”。康有为言：“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九家之学，皆出于孔子六经。”又曰：“九家之学，亦可以治天下，其言虽殊，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前一句出自《汉书·艺文志》，原话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康有为干脆去掉“诸子十家”，直接言“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盖指小说家，不言“十家”可见康有为对小说之不重视。然后句“九家之学，皆出于孔子六经”云云，则是公羊家语。
“九家之学，亦可以治天下，其言虽殊，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此亦只讲九家，不提“十家”。九家可治天下，不言小说，可见小说于治天下言微不足道也。
其时，康有为讲小说要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但公羊学观念已日趋明显，且其着眼点在“治天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为九流，小说家不入流，然亦不可废，故忝列为十家。《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对小说的基本规定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讲“小说家”，却只字不提小说，在康有为看来，小说真是微不足道。
据《万木草堂口说》与《南海时辰记》记，康有为讲过《汉书·艺文志》，二处记载大同小异，康有为亦是只字不提小说家。
1898年，康有为作《日本书目志》。康有为编成此书是其救国方略之一。全书共分为十五门，搜罗相关书目，以待来者，欲以此全面更新中国学术系统。晚清以降，中西碰撞，中西逐渐融合，但尚未得其位。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即是在中西融合之际，试图对传统学问格局有所突破，试图融汇中西。当然，这一工作，迄今尚未完成。康有为言：“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书之法。”又言：“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可以见出康有为之怀抱。梁启超曾评点此书日：“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梁启超亦强调《日本书目志》意在强国。
康有为言《日本书目志》“因《汉志》之例”编成。此前康有为讲《汉书·艺文志》绝口不提小说家，此次却赫然将小说列入“书目志”。全书分十五门，小说名列十四位，其地位基本相应于《汉书·艺文志》十家的位置。
康有为言“九家可以治天下”，然独不言小说；《日本书目志》之“十五门”亦意在治天下，意在强国，其第十四门之小说当然可以治天下，可以强国。
“小说门”共收“一千零五十六种”著作。康有为文末附言日：“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日人通好于唐时，故文学制度皆唐时风，小说之秾丽怪奇，盖亦唐人说部之余波，要可考其治化风俗焉。”
小说竟然可以担当化民成俗的任务，亦即小说可以治天下。何以至此?康有为的理由是“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又因“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因此，小说须出场，承担昔日“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所承担的教民责任。尽管康有为未明言小说地位之提升，却言小说为“今日急务”。袁进先生评述说康有为“堂堂正正地将‘小说’类著作通政治、法律类并列，把小说得功能同‘维新’的政治大局合在一起。”
1900年康有为作《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此诗为《大庇阁诗集》中一首，康有为自述其志日：“是时废立难作，京邑丘墟，铃雨淋道，勤王不成，思君忧国，怨愤而作，都为《大庇阁诗集》，凡一百四十七首。”康有为闻邱炜差欲因戊戌政变之原型，作一小说，故赠诗以速之。其诗曰：
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胜，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自从戊成八月后，天昏雾黑暗山河。房州闭废金轮复，大鹏遮天眯双目。天宫忽遇南风扇，莲花留得六郎宿。吕家少帝岂刘氏?滔后童女为魏续。天柱尔朱假大权，内总禁卫外旗绿。兵马元帅都天下，坐观玄黄闻鬼哭。姚宋才名甘作辅，何况无耻陈伯玉。顷者开科买士心，秀才得意群呻吟。君国沦忘彼岂识7科第偷窃众所钦。旧党献谀狂一国，大周受命颂骚驳。是非颠倒人心变，哀哉神州其陆沉!颇欲移挽恨无术，皱眉搔首天阴雨。闻君董狐说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缨市井皆陕覩，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或託乐府或稗官，或述前圣或后觉。拟出一治更一乱，普问人心果何乐。庶俾四万万国民，茶语睡醒用戏谑。以君妙笔为写出，海潮大声起木铎。乞放霞光照大千，十日为期速画诺。
康有为言小说“欲争六艺为七岑”，小说竟可与六艺争竞，并列为七。康有为将小说喻为“海潮大声”，“木铎”，“上达下达之妙音”。海潮大声，出自佛典，木铎，上达下达出自《论语》。以之喻小说，小说身价倍增。因小說本诸人情，故雅乐不作，然而郑声不辍。菽园欲作小说述戊戌政变，康有为赠诗以速之。菽园小说成否，今不可考。康有为此诗亦写戊戌政变，然几乎句句用典，几不可解。如“房州闭废金轮复，大鹏遮天眯双目。天宫忽遇南风扇，莲花留得六郎宿。”盖金轮指武则天，武则天将其子李哲，逐至房州，以武则天篡位喻慈禧政变。大鹏，指佛教中金翅鸟，能食龙，大鹏遮天蔽日，亦以之喻慈禧篡位。晋惠帝皇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无度，康有为以之刺慈禧。唐代张宗昌貌美如玉，时人称为莲花六郎，深得武则天宠幸，亦以之刺慈禧。康有为之诗，能解者少，若用以宣传戊戌政变，激发民众同情，诗不是合适的载体，故须求诸小说。借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观念，可以言诗不能达，当以小说达之；诗不能宣传，当以小说宣传之。康有为“赠诗以速之”，可见其心情迫切，期待殷切。
据林纾回忆说：“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康有为欲以小说演政事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康有为将小说列入《日本书目志》盖权变也，言小说“欲争六艺为七岑”，亦是权宜之辞。康有为依然视小说为小道，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言女学时言及小说日：“今欧美升平，女子虽得入学，然皆达于笄年，即已辍业。且女自寻常小学以外，富贵家女，亦不过学佛国语，学琴，学画，即可见贵。其曰握一卷者，率皆小说游戏之书，无关大道者。”康有为非谈小说之时谈及小说，最能见出其潜意识。女学须兴，然不能依靠小说，因小说游戏之书，无关大道。康有为提及小说时语气略带嘲讽，甚至不屑一顾，亦是此前万木草堂时期思路之延续。
(编辑 林洁)
1896年康有为门人张伯桢记《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其中有一节日“小说家”。康有为言：“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九家之学，皆出于孔子六经。”又曰：“九家之学，亦可以治天下，其言虽殊，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前一句出自《汉书·艺文志》，原话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康有为干脆去掉“诸子十家”，直接言“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盖指小说家，不言“十家”可见康有为对小说之不重视。然后句“九家之学，皆出于孔子六经”云云，则是公羊家语。
“九家之学，亦可以治天下，其言虽殊，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此亦只讲九家，不提“十家”。九家可治天下，不言小说，可见小说于治天下言微不足道也。
其时，康有为讲小说要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但公羊学观念已日趋明显，且其着眼点在“治天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为九流，小说家不入流，然亦不可废，故忝列为十家。《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对小说的基本规定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讲“小说家”，却只字不提小说，在康有为看来，小说真是微不足道。
据《万木草堂口说》与《南海时辰记》记，康有为讲过《汉书·艺文志》，二处记载大同小异，康有为亦是只字不提小说家。
1898年，康有为作《日本书目志》。康有为编成此书是其救国方略之一。全书共分为十五门，搜罗相关书目，以待来者，欲以此全面更新中国学术系统。晚清以降，中西碰撞，中西逐渐融合，但尚未得其位。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即是在中西融合之际，试图对传统学问格局有所突破，试图融汇中西。当然，这一工作，迄今尚未完成。康有为言：“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书之法。”又言：“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可以见出康有为之怀抱。梁启超曾评点此书日：“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梁启超亦强调《日本书目志》意在强国。
康有为言《日本书目志》“因《汉志》之例”编成。此前康有为讲《汉书·艺文志》绝口不提小说家，此次却赫然将小说列入“书目志”。全书分十五门，小说名列十四位，其地位基本相应于《汉书·艺文志》十家的位置。
康有为言“九家可以治天下”，然独不言小说；《日本书目志》之“十五门”亦意在治天下，意在强国，其第十四门之小说当然可以治天下，可以强国。
“小说门”共收“一千零五十六种”著作。康有为文末附言日：“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日人通好于唐时，故文学制度皆唐时风，小说之秾丽怪奇，盖亦唐人说部之余波，要可考其治化风俗焉。”
小说竟然可以担当化民成俗的任务，亦即小说可以治天下。何以至此?康有为的理由是“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又因“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因此，小说须出场，承担昔日“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所承担的教民责任。尽管康有为未明言小说地位之提升，却言小说为“今日急务”。袁进先生评述说康有为“堂堂正正地将‘小说’类著作通政治、法律类并列，把小说得功能同‘维新’的政治大局合在一起。”
1900年康有为作《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此诗为《大庇阁诗集》中一首，康有为自述其志日：“是时废立难作，京邑丘墟，铃雨淋道，勤王不成，思君忧国，怨愤而作，都为《大庇阁诗集》，凡一百四十七首。”康有为闻邱炜差欲因戊戌政变之原型，作一小说，故赠诗以速之。其诗曰：
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胜，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自从戊成八月后，天昏雾黑暗山河。房州闭废金轮复，大鹏遮天眯双目。天宫忽遇南风扇，莲花留得六郎宿。吕家少帝岂刘氏?滔后童女为魏续。天柱尔朱假大权，内总禁卫外旗绿。兵马元帅都天下，坐观玄黄闻鬼哭。姚宋才名甘作辅，何况无耻陈伯玉。顷者开科买士心，秀才得意群呻吟。君国沦忘彼岂识7科第偷窃众所钦。旧党献谀狂一国，大周受命颂骚驳。是非颠倒人心变，哀哉神州其陆沉!颇欲移挽恨无术，皱眉搔首天阴雨。闻君董狐说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缨市井皆陕覩，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或託乐府或稗官，或述前圣或后觉。拟出一治更一乱，普问人心果何乐。庶俾四万万国民，茶语睡醒用戏谑。以君妙笔为写出，海潮大声起木铎。乞放霞光照大千，十日为期速画诺。
康有为言小说“欲争六艺为七岑”，小说竟可与六艺争竞，并列为七。康有为将小说喻为“海潮大声”，“木铎”，“上达下达之妙音”。海潮大声，出自佛典，木铎，上达下达出自《论语》。以之喻小说，小说身价倍增。因小說本诸人情，故雅乐不作，然而郑声不辍。菽园欲作小说述戊戌政变，康有为赠诗以速之。菽园小说成否，今不可考。康有为此诗亦写戊戌政变，然几乎句句用典，几不可解。如“房州闭废金轮复，大鹏遮天眯双目。天宫忽遇南风扇，莲花留得六郎宿。”盖金轮指武则天，武则天将其子李哲，逐至房州，以武则天篡位喻慈禧政变。大鹏，指佛教中金翅鸟，能食龙，大鹏遮天蔽日，亦以之喻慈禧篡位。晋惠帝皇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无度，康有为以之刺慈禧。唐代张宗昌貌美如玉，时人称为莲花六郎，深得武则天宠幸，亦以之刺慈禧。康有为之诗，能解者少，若用以宣传戊戌政变，激发民众同情，诗不是合适的载体，故须求诸小说。借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观念，可以言诗不能达，当以小说达之；诗不能宣传，当以小说宣传之。康有为“赠诗以速之”，可见其心情迫切，期待殷切。
据林纾回忆说：“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康有为欲以小说演政事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康有为将小说列入《日本书目志》盖权变也，言小说“欲争六艺为七岑”，亦是权宜之辞。康有为依然视小说为小道，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言女学时言及小说日：“今欧美升平，女子虽得入学，然皆达于笄年，即已辍业。且女自寻常小学以外，富贵家女，亦不过学佛国语，学琴，学画，即可见贵。其曰握一卷者，率皆小说游戏之书，无关大道者。”康有为非谈小说之时谈及小说，最能见出其潜意识。女学须兴，然不能依靠小说，因小说游戏之书，无关大道。康有为提及小说时语气略带嘲讽，甚至不屑一顾，亦是此前万木草堂时期思路之延续。
(编辑 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