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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和其他一些学者早在18世纪就提出公共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使社会幸福总值最大化。尽管经济在不断发展,最近50年里西方的幸福度并没有增长。但是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借助经济学也要借助心理学。文章讨论了幸福的本质和如何测量幸福度,提出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借助神经科学所提供的客观佐证,并且利用社会调查统计来研究幸福的发展趋势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幸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