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金项目：本文为李士金教授指导的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2014届毕业生石涛同学学士学位论文，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资助（PPZY2015C20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一、学术生态细节考察缘起：从封建社会到现代中国学术生态一瞥
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历来复杂，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时代敢于讲真话的不说罕见，倘若真有那勇敢无比的讲了，必死无疑。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历史问题。一般人写文章都歌功颂德，尤其是写进士考试的八股文更是以代圣贤立言的名义倡导帝王独裁，宣传独裁的好处。比如明太祖时代的进士黄子澄写的八股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云：“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1这是破题，最后说：“信乎，非天下有道之世，孰能为此哉！” 2这是大结，中间承题、起讲直到中股、后股，都是反复陈说“政柄统于一人”之重要意义，所谓“天开日朗，万国仰一人”，“一生杀，一予夺”，“皆仰一王之制度”是也。说来说去毫无新意，只是个“天下之尊，实无二上”的意思。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新文化运动彻底抛弃了这些陈词滥调，不但语言现代化口语化了，思想内容也焕然一新，所以中國学术生态在1911年以后到1949年期间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典籍的出版，都取得重大成果。这个时期许多研究者功底深厚，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可观的成果，奠定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联系这几十年人民还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学者的生活并不安定，那就更加惊叹他们的研究成果了。何以如此？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权威的政府，又是从帝制推翻的兴奋中走来，学者没有受到专制的压迫，精神相对自由。那时候的精英知识分子，可以各行其是，各论其非。李大钊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胡适可以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可以做左翼作家的表率，林语堂则可以写自己闲适的小品文，甚至在抗战时期，他都可以悠然自得，把香烟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3 。
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学术生态进入十分单调的局面，从1978年到1980年代末期，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和著述，这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学术思潮。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扭曲的形式影响社会各界，教育学术亦渐渐发生变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学术管理更使得学术生态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大跃进式的论文发表，导致新的八股文的产生。
2006年朱子文学研究论文仍然体现出这样一个特色：以前研究得多的议题论文数量最多。比如朱子诗学，从古至今研究者最多，研究成果最多，本年仍然是数量最多的。这从具体发表的论文可一目了然。朱子是大思想家，其诗经学博大精深，要真正理解诚非易事4，但若是态度认真，谦虚谨慎，把前贤的思想加以普及传播，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现实生活之文章文学之复杂性而论，朱子正是“重道轻文”的理学家5！有些学者立论错误，如《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便反复论述朱子重视三苏文章风格的“雄健”“雄浑”6，不可说“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学者立论不可不慎，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学界的研究状况即以为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点未被研究和重视。
二、从2006年朱子文学研究论文摘要考察中国学术生态细节
大量的泡沫论文导致人们真假难辨，学术批评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在中国社会，得罪人的事情很少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加重了中国学术生态的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文可以冠冕堂皇地获得自己的声誉和好处。
王倩的《也谈朱熹“诗教”旨趣》摘要：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 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7
只要功夫扎实，即使是老话题，亦可谈论，让读者受到一定启发，即使是重复的意思，但仍然有传播圣贤之道的功劳和价值。
李智会的《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一文摘要：
《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的注释， 其中贯穿着他的“劝善惩恶”的诗教观，而其劝善惩恶之对象尤其针对女性。通过他在《詩集传》中对妇女的或褒或刺，朱熹阐明了他的妇女观： 女性美的评判标准在于有德、重理、务家；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妇女应遵从的道德规范是贞静纯一、不嫉妒、守礼守节。这些观念与他所倡导的“明天理， 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8
所云“其劝善惩恶之对象尤其针对女性”，误解歪曲了圣贤思想，劝善惩恶怎么能“尤其针对女性”呢？文理不通，却自以为是，男女固然要讲平等，但那是追求道德人格的平等，而不是说男女什么都一样，男女不同乃是天然如此，其可强求乎！这样的文章往往是综合二手资料的凑合物，对于学术生态环境之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耿纪平的《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摘要：
在朱熹以前， 宋人《诗经》学著述， 无虑数十百家， 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 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 学勇于反古， 创获颇多， 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 其传播、 存佚， 以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9
这样的文字具体切实有根有据，让我们知道朱子的《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有二十余家，可见朱子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其实朱子多次对学生说他研究《诗经》，几十家注都包在肚里，深思熟虑，选择审慎，精益求精10。但具体情况如何一般人并不清楚，本文对此加以考证论述，当然具有学术意义。 张进的《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摘要：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11
前人写过关于朱子与东坡比较的文章，但具体论二者出处态度则罕见，所以本文论题之学术价值可观无疑。严格地讲这不属于朱子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有助于理解朱子的思想人格，理解他对于苏轼文学的批评，进而理解他的文学思想。不过，本文与王倩之文类似，有些语言似是而非，存在不少问题，如云朱熹、苏轼的“人生履践”惊人相似，表现在“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云云，都是一些大而空的话，并不符合二人的生平实际情况，比如朱熹与苏轼对“个体的自由自主”的态度差异很大，为人处世的“履践”情况也有很大不同，本文作者却高谈阔论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作者并未真正研究过朱子的生平学术。
张进《论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摘要：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朱文公论诗”一节，所录朱熹论诗推宗陶、 柳之诗， 尚真澹自然。近年来学术界对朱熹平淡美理想， 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则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其实“ 雄健”与“平淡”，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构成了朱熹的审美理想与批评标准，体现了其作为理学大师与文学批评大家的不凡气度与卓越识见。本文着重论述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 并对其成因及意义作一些探讨。12
本文着重论述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 并对其成因及意义作一些探讨。学界早就有朱子很重视雄健的论述13，此文说学界不够重视不妥。但本文若能真正从原著资料出发，实实在在地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则不无意义。
郝桂敏《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摘要：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 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14
从上述文字可见作者对于朱子《诗集传》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圣贤立言均是为整个社会人民利益着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5，朱子阐释《诗经》目的明确，怎可说是“充满矛盾”呢！朱子本人就是理学家，以追求社会理想为己任，为何要摆脱宋代理学家之影响？从文学角度解《诗》难道必然与为社会政治服务矛盾？这样的论文代表一种自高自大的学术研究心态，一知半解便高谈阔论，其实文不对题，多为凑合影响之词也。
俞樟华、林怡《尽涤旧说 诗意方活——论朱熹的散传》摘要：
朱熹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对于他思想及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 但尚无人涉足散传的专题研究。本文立足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总结了朱熹散传创作在篇幅、人物和选材上的特色， 并试图揭示出其创作中出现的写作体例变化和思想强化的原因。16
从上文可知，本文在朱熹文学创作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其实并非要作者有什么惊人的智慧和天才，只要认真严谨做学问，找出前人没有讨论研究的某一方面，阅读原著，搜集资料，细心考察，深入分析，总是能够获得新的成果。然而，这毕竟要花费不少时日，并非凑合前人成果、词语翻新的论文可比，所以，许多论文作者都不愿做这样扎实功夫，于是学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之现象。你花费几年功夫才写出一篇两篇文章，他几天或者个把月就可以凑合出来两篇所谓论文，时间精力成本很低，正合乎科研量化管理的体制要求，其结果是这些论文作者耀武扬威，掌握了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
李士金的《朱熹〈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的深刻政治意蕴》摘要：
朱熹《诗集传·国风》的思想研究体现出深刻的政治意蕴。朱熹认为，只有圣贤之道的德化、仁政才能感召人民、化育万类，使天人和谐一致，使人人团结奋斗，追求人类社会的最大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朱熹在《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中一再强调和深入分析的圣賢政治之根本原则。17
圣贤思想目的乃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人民长治久安服务，这从朱子的著述字里行间可一目了然，然而，后世研究者却往往视而不见。本文对此加以揭示阐释，传承圣贤思想精髓，以期提高整体社会管理水平，体现作者“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18的仁人志士之心。
從以上考察和分析可知，在学术生态复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具体的研究者所体现之学术研究质量差异很大，但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真假优劣实难辨别，大量的劣质产品继续涌现，增加了学术生态的混乱状况，使得学术论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前瞻性的指导意义，大众往往远离学术论文，学术杂志的生存完全靠行政性的拨款支助，也使得很有价值的可读性强的论文无法及时发表，社会良知被故作高深实则浅陋庸俗新八股论文之滚滚洪流所淹没，此决非国家民族人民之福也。
参考文献：
[1] 章明寿著《古代文学类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章明寿著《古代文学类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3]林语堂《秋天的况味》，周建忠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4]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第一章《朱熹的诗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08 页。
[5]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3页。
[6]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论三苏的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48页。
[7]王倩《也谈朱熹“诗教”旨趣》，《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李智会《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文史博览》，2006年第2期。
[9]耿纪平《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
[10]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7页。
[11]张进《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12]张进《论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13]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论三苏的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48页。
[14]郝桂敏《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5]参见李士金著《程朱言论精神分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6]俞樟华、林怡《尽涤旧说 诗意方活——论朱熹的散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7]李士金《朱熹〈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的深刻政治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18]李士金著《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朱一玄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一、学术生态细节考察缘起：从封建社会到现代中国学术生态一瞥
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历来复杂，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时代敢于讲真话的不说罕见，倘若真有那勇敢无比的讲了，必死无疑。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历史问题。一般人写文章都歌功颂德，尤其是写进士考试的八股文更是以代圣贤立言的名义倡导帝王独裁，宣传独裁的好处。比如明太祖时代的进士黄子澄写的八股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云：“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1这是破题，最后说：“信乎，非天下有道之世，孰能为此哉！” 2这是大结，中间承题、起讲直到中股、后股，都是反复陈说“政柄统于一人”之重要意义，所谓“天开日朗，万国仰一人”，“一生杀，一予夺”，“皆仰一王之制度”是也。说来说去毫无新意，只是个“天下之尊，实无二上”的意思。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新文化运动彻底抛弃了这些陈词滥调，不但语言现代化口语化了，思想内容也焕然一新，所以中國学术生态在1911年以后到1949年期间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典籍的出版，都取得重大成果。这个时期许多研究者功底深厚，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可观的成果，奠定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联系这几十年人民还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学者的生活并不安定，那就更加惊叹他们的研究成果了。何以如此？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权威的政府，又是从帝制推翻的兴奋中走来，学者没有受到专制的压迫，精神相对自由。那时候的精英知识分子，可以各行其是，各论其非。李大钊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胡适可以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可以做左翼作家的表率，林语堂则可以写自己闲适的小品文，甚至在抗战时期，他都可以悠然自得，把香烟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3 。
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学术生态进入十分单调的局面，从1978年到1980年代末期，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和著述，这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学术思潮。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扭曲的形式影响社会各界，教育学术亦渐渐发生变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学术管理更使得学术生态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大跃进式的论文发表，导致新的八股文的产生。
2006年朱子文学研究论文仍然体现出这样一个特色：以前研究得多的议题论文数量最多。比如朱子诗学，从古至今研究者最多，研究成果最多，本年仍然是数量最多的。这从具体发表的论文可一目了然。朱子是大思想家，其诗经学博大精深，要真正理解诚非易事4，但若是态度认真，谦虚谨慎，把前贤的思想加以普及传播，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现实生活之文章文学之复杂性而论，朱子正是“重道轻文”的理学家5！有些学者立论错误，如《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便反复论述朱子重视三苏文章风格的“雄健”“雄浑”6，不可说“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学者立论不可不慎，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学界的研究状况即以为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点未被研究和重视。
二、从2006年朱子文学研究论文摘要考察中国学术生态细节
大量的泡沫论文导致人们真假难辨，学术批评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在中国社会，得罪人的事情很少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加重了中国学术生态的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文可以冠冕堂皇地获得自己的声誉和好处。
王倩的《也谈朱熹“诗教”旨趣》摘要：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 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7
只要功夫扎实，即使是老话题，亦可谈论，让读者受到一定启发，即使是重复的意思，但仍然有传播圣贤之道的功劳和价值。
李智会的《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一文摘要：
《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的注释， 其中贯穿着他的“劝善惩恶”的诗教观，而其劝善惩恶之对象尤其针对女性。通过他在《詩集传》中对妇女的或褒或刺，朱熹阐明了他的妇女观： 女性美的评判标准在于有德、重理、务家；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妇女应遵从的道德规范是贞静纯一、不嫉妒、守礼守节。这些观念与他所倡导的“明天理， 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8
所云“其劝善惩恶之对象尤其针对女性”，误解歪曲了圣贤思想，劝善惩恶怎么能“尤其针对女性”呢？文理不通，却自以为是，男女固然要讲平等，但那是追求道德人格的平等，而不是说男女什么都一样，男女不同乃是天然如此，其可强求乎！这样的文章往往是综合二手资料的凑合物，对于学术生态环境之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耿纪平的《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摘要：
在朱熹以前， 宋人《诗经》学著述， 无虑数十百家， 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 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 学勇于反古， 创获颇多， 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 其传播、 存佚， 以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9
这样的文字具体切实有根有据，让我们知道朱子的《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有二十余家，可见朱子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其实朱子多次对学生说他研究《诗经》，几十家注都包在肚里，深思熟虑，选择审慎，精益求精10。但具体情况如何一般人并不清楚，本文对此加以考证论述，当然具有学术意义。 张进的《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摘要：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11
前人写过关于朱子与东坡比较的文章，但具体论二者出处态度则罕见，所以本文论题之学术价值可观无疑。严格地讲这不属于朱子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有助于理解朱子的思想人格，理解他对于苏轼文学的批评，进而理解他的文学思想。不过，本文与王倩之文类似，有些语言似是而非，存在不少问题，如云朱熹、苏轼的“人生履践”惊人相似，表现在“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云云，都是一些大而空的话，并不符合二人的生平实际情况，比如朱熹与苏轼对“个体的自由自主”的态度差异很大，为人处世的“履践”情况也有很大不同，本文作者却高谈阔论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作者并未真正研究过朱子的生平学术。
张进《论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摘要：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朱文公论诗”一节，所录朱熹论诗推宗陶、 柳之诗， 尚真澹自然。近年来学术界对朱熹平淡美理想， 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则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其实“ 雄健”与“平淡”，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构成了朱熹的审美理想与批评标准，体现了其作为理学大师与文学批评大家的不凡气度与卓越识见。本文着重论述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 并对其成因及意义作一些探讨。12
本文着重论述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 并对其成因及意义作一些探讨。学界早就有朱子很重视雄健的论述13，此文说学界不够重视不妥。但本文若能真正从原著资料出发，实实在在地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则不无意义。
郝桂敏《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摘要：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 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14
从上述文字可见作者对于朱子《诗集传》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圣贤立言均是为整个社会人民利益着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5，朱子阐释《诗经》目的明确，怎可说是“充满矛盾”呢！朱子本人就是理学家，以追求社会理想为己任，为何要摆脱宋代理学家之影响？从文学角度解《诗》难道必然与为社会政治服务矛盾？这样的论文代表一种自高自大的学术研究心态，一知半解便高谈阔论，其实文不对题，多为凑合影响之词也。
俞樟华、林怡《尽涤旧说 诗意方活——论朱熹的散传》摘要：
朱熹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对于他思想及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 但尚无人涉足散传的专题研究。本文立足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总结了朱熹散传创作在篇幅、人物和选材上的特色， 并试图揭示出其创作中出现的写作体例变化和思想强化的原因。16
从上文可知，本文在朱熹文学创作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其实并非要作者有什么惊人的智慧和天才，只要认真严谨做学问，找出前人没有讨论研究的某一方面，阅读原著，搜集资料，细心考察，深入分析，总是能够获得新的成果。然而，这毕竟要花费不少时日，并非凑合前人成果、词语翻新的论文可比，所以，许多论文作者都不愿做这样扎实功夫，于是学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之现象。你花费几年功夫才写出一篇两篇文章，他几天或者个把月就可以凑合出来两篇所谓论文，时间精力成本很低，正合乎科研量化管理的体制要求，其结果是这些论文作者耀武扬威，掌握了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
李士金的《朱熹〈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的深刻政治意蕴》摘要：
朱熹《诗集传·国风》的思想研究体现出深刻的政治意蕴。朱熹认为，只有圣贤之道的德化、仁政才能感召人民、化育万类，使天人和谐一致，使人人团结奋斗，追求人类社会的最大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朱熹在《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中一再强调和深入分析的圣賢政治之根本原则。17
圣贤思想目的乃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人民长治久安服务，这从朱子的著述字里行间可一目了然，然而，后世研究者却往往视而不见。本文对此加以揭示阐释，传承圣贤思想精髓，以期提高整体社会管理水平，体现作者“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18的仁人志士之心。
從以上考察和分析可知，在学术生态复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具体的研究者所体现之学术研究质量差异很大，但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真假优劣实难辨别，大量的劣质产品继续涌现，增加了学术生态的混乱状况，使得学术论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前瞻性的指导意义，大众往往远离学术论文，学术杂志的生存完全靠行政性的拨款支助，也使得很有价值的可读性强的论文无法及时发表，社会良知被故作高深实则浅陋庸俗新八股论文之滚滚洪流所淹没，此决非国家民族人民之福也。
参考文献：
[1] 章明寿著《古代文学类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章明寿著《古代文学类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3]林语堂《秋天的况味》，周建忠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4]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第一章《朱熹的诗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08 页。
[5]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3页。
[6]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论三苏的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48页。
[7]王倩《也谈朱熹“诗教”旨趣》，《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李智会《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文史博览》，2006年第2期。
[9]耿纪平《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
[10]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7页。
[11]张进《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12]张进《论朱熹尚“雄健”的审美观》，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13]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朱熹论三苏的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48页。
[14]郝桂敏《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5]参见李士金著《程朱言论精神分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6]俞樟华、林怡《尽涤旧说 诗意方活——论朱熹的散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7]李士金《朱熹〈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的深刻政治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18]李士金著《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朱一玄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