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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地震五周年之际，雪域高原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客人，玉树，成为了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新起点。
7月21日下午四点，记者托着行李走进玉树宾馆的5楼房间，屋内的笔记本电脑前，坐着一位穿着朱红袈裟的喇嘛，他起身对记者友善地打招呼，面容慈祥亲和。他是近年来民间环保界崛起的新星——扎西桑俄。
2009年的一次与外国科学家的交流，使他开始意识到雪豹的生态价值，从此走上雪豹保护之路。随后几日与桑俄的相处十分愉快，记者也因此从心灵上对环保有了更加厚重的认识。
第一届玉树国际雪豹论坛
7月22日至24日，首届玉树国际雪豹论坛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尼泊尔、蒙古的雪豹研究与保护机构的60多名代表出席。
本届雪豹论坛的主旨，一是分享雪豹研究与保护经验，推动建立国内与国际雪豹保护合作的常规机制；二是推动玉树州建立政府主导、民间机构参与、以农牧民为主体的雪豹保护模式。
三天的活动中，各国学者和志愿者畅所欲言，热心分享各自经验，积极思考分析难题症结，纷纷提出倡议及破解之道。
24日，参加论坛的代表赴玉树州杂多县进行实地考察。杂多县占据了三江源地区约四分之一的雪豹栖息地，近年来雪豹频频出现。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的重要例证之一。
2015国际雪豹论坛由杂多县人民政府、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玉树州林业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青海省委党校三江源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和宝马爱心基金提供活动支持。
玉树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亚洲三条大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雪豹栖息地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地位。三大河流供养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在雪豹分布地域的农牧社区，人们依赖生物多样性获得了生产生活的基本来源。另外，山地生态系统还是审美、旅游和经济发展的丰富潜在资源。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表示，许多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都位于水源宝地，比如三江源、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实际上，保护雪豹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就是在保护“亚洲水塔”，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为什么要研究雪豹？
雪豹是珍稀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早在1975年，雪豹就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1988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动物，1988年被列为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等级为“极危”，依据标准为生境严酷和脆弱、人类的过度干扰、放牧、食物资源下降、存在偷猎及非法贸易。2003年的科学推测，全球有4500～7500只雪豹。
雪豹起源于青藏高原，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12个国家（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群山之中，其中，60%的雪豹栖息地在中国境内。据估计，目前中国有2000～3000只雪豹。中国是世界上雪豹分布面积最大、雪豹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雪豹研究与保护工作，对于全球雪豹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活动影响和气候变化的加剧，使雪豹及其栖息地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威胁。据估算，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栖息地退化、食物的减少、偷猎或者报复性捕杀等原因，雪豹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0%甚至更多。
作为高山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雪豹是中亚及青藏高原的山地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也就是说，雪豹是衡量该地区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是否健康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雪豹如遭灭绝，则意味着高山生态系统的彻底破坏甚或毁灭。
雪豹倾向于选择年均温较低、崎岖度较大的石山，而这些栖息地呈散在的、高度片段化的分布。这些地方通常气候严酷、初级生产力低，食草动物（雪豹的食物主要是岩羊、旱獭和家畜）密度不高。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2012年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成果，即使在质量较好的重要栖息地中，该区雪豹的密度也只有2.7±0.7只/100平方公里，要维持雪豹短期种群存活的有效种群数量（50只）至少需要0.19±0.05万平方公里的连续栖息地。
这就使得雪豹种群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比如基建、开矿（雪豹栖息的石山及其附近区域往往矿藏资源丰富）、水利建设和旅游开发。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自然开发的投入远超对自然保护的投入。
雪豹保护方面，当前中国的发展与保护欠缺对雪豹及其所在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考量。一份北京大学的研究（2012）表明，中国约44万平方公里雪豹适宜栖息地中，有27%在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约有73%的中国雪豹潜在栖息地未被自然保护区所覆盖。在雪豹保护走在前列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18个保护分区基本上覆盖了境内雪豹的重要栖息地，但是却多只是分布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之内，只有18%雪豹栖息地在核心区内。
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建议，以国家公园为平台，整合自然保护区和民间保护地，从“雪豹景观”的尺度上保护其栖息地；对雪豹的连续的重要栖息地优先保护；调整或扩大现有保护区核心区对雪豹栖息地的覆盖范围；对雪豹的自然食物加大保护力度。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为捕杀雪豹是雪豹种群生存面临的重大威胁。雪豹种群对于猎杀是十分敏感的，现有的研究表明，只有当种群中有大于15个雌性的时候才能承受每两年被猎杀1个的比例，高猎杀率会迅速导致一个种群的灭亡。假设中国的雪豹数量为2500只，其中有1500只雌性，那么能承受的猎杀率为每年50只。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的统计，中国1990～2011年至少有432只雪豹死于人为，其中19%死于报复性猎杀，81%死于盗猎。2000～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涉及98只被捕杀的雪豹。然而，被发现的案例往往只是冰山一角，雪豹的实际损失量很可能高得惊人。 雪豹皮骨的价值加上其稀缺性，使其成为了盗猎者的目标。相关调查发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雪豹产品市场，从中亚地区流入中国市场的雪豹产品难以估量。更令调查者担忧的是，2010年后，雪豹产品出现的地点从西部大城市扩散到了一些东部沿海城市。雪豹盗猎与非法贸易，需要高科技执法和高强度的执法力度，还需要建立全球打击监测网络，亟需加强国际合作。
另外，因雪豹捕食牧民家畜而招致的报复性猎杀也是一大问题。虽然在藏区，人们有敬畏雪豹、不杀生的传统。但该现象仍然存在，而在藏区以外，情况更为严重。各雪豹国和地区需要群策群智，设法缓解人兽冲突，以抵消雪豹对牧民经济财产造成的损害。
雪豹的生存和保护状况严重依赖严谨的科学研究和调查，也惟有如此，方能判断雪豹及其栖息地所面临的威胁和趋势，从而寻找破解之道。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人类对雪豹的生存状况还所知甚少，对雪豹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评估，还需要大量长时的人力物力投入。
中国的雪豹研究置后于国际水平和现实需求。国际上关于雪豹的科学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虽然雪豹在1988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有关雪豹的媒体报道从2000年才开始出现，雪豹研究从2002年才开始起步。在青藏高原地区，系统性的雪豹研究始于2009年。
一方面，雪豹的分布甚广，密度稀少，生性隐秘独行，难以寻觅并获得数据，且生存在高海拔高山地区崎岖陡峭而难以到达的石山上，科考条件艰苦困难。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与保护雪豹的科研力量及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诸多科学数据存在空白。
来自北京、青海、新疆、四川、西藏以及海外的代表一致呼吁中国政府和科学界给予雪豹研究与保护更多的宏观规划、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国内著名雪豹专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表示，高原高寒山地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其恢复过程非常缓慢，甚至无法恢复，而雪豹就生存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因此，研究和保护雪豹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对于保护中华水塔区的生态系统具有战略意义。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雪豹研究进展以及全国雪豹保护行动计划研究制定情况。时坤和他领导的国际化雪豹研究团队目前承担着第二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雪豹专项调查任务，几年来先后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博尔塔拉，四川甘孜、贡嘎山，甘肃祁连山、盐池湾，青海三江源，西藏珠穆朗玛峰等雪豹核心分布区开展雪豹调查、监测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时坤认为，雪豹研究保护关乎山地生态系统健康、水源保护乃至国土生态安全，其重要性、迫切性需要自上而下统一认识。他建议，林业主管部门要尽快摸清家底，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雪豹资源情况，确定优先保护栖息地，评估威胁，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和管理对策。其次，雪豹研究保护需要各个部门的重视，需要林业、科技、发改委、环保、农业等多部门的支持和协调；地方层面要从生态安全、自然资本保护和投资、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制定保护管理政策和办法。
在时坤教授看来，宏观层面，中国是全世界雪豹栖息地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雪豹研究保护在中国起步晚，在一些方面还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加强雪豹这一全球关注的山地旗舰物种的保护，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生态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有益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微观层面，雪豹栖息地的当地政府和企业可将雪豹作为一项战略品牌来进行经营谋略，这是地方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契机。
雪豹保护 中国在行动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逐步加大了对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的投入，在青海、西藏、新疆和四川等国内主要雪豹栖息地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
吕植欣喜地告诉记者，“三年前，我们曾开过一个关于雪豹的会议，那时的我根本无法想象今天居然有这么多热衷于研究与保护雪豹的社会力量。”
据了解，青海林业系统正在积极行动，将雪豹打造为继藏羚羊之后的第二张“青海生态名片”。青海省林业厅拟以雪豹保护为抓手，推动生态保护制度化，协调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畜牧业发展、草地保护等政策的实施，从而保护高寒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记者发现，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不少近年崛起的民间组织，比如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荒野新疆、绿色江河、珠峰雪豹保护中心。这些团体于近年开始关注雪豹，有了一定的调查经验和知识储备，并培养发展了一大批关注者和志愿者。
扎西桑俄，原本是青海久治县白玉寺一位爱好观鸟、画鸟的喇嘛，6年前通过与雪豹结缘，开始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自己的视野和价值体系。带着佛教的济世情怀，他组建了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修行者，他有着语言、宗教、情感、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山水”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用科学的手段，行走、访问、调查、捡拾垃圾、培养巡护员、拍摄纪录片。通过将本土文化与现代科学理念结合，扎西桑俄对牧民们的感染和教育得到了理想的效果。
“荒野新疆”最初由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组成，后来发展成自然保护与探险的组织。去年4月，其成员在执行“乌鲁木齐周边野生动物调查”项目时用红外相机意外收获雪豹景象，于是，荒野新疆从那年冬季开始将雪豹做为项目调查的主要对象，并吸引了许多有兴趣的科学家、动物爱好者、摄影达人加入。
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是一个长期专注于长江源头保护的民间组织。杨欣是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他继承环保英烈索南达杰的衣钵，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青藏腹地一线，在野外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探险生活。当他了解到长江源头第一道峡谷——烟瘴挂峡谷正在规划水电项目后，他带领他的团队于去年对烟瘴挂峡谷做了一次全方位调查，以评估工程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调查发现，这片区域活跃着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通过给相关部门呈递报告及建议，青海省发改委于前不久明令禁止在该峡谷进行水电建设。 国际雪豹基金会执行主任Brad Routhford、蒙古科学院生物学所兽类生态学实验室教授Bariushaa Munkhtsog、巴基斯坦坦真纳大学动物科学系副教授Muhammad Ali Nawaz等海外专家均表示，雪豹的活动范围广阔且超越国界，雪豹产品贸易具有全球性，亟需加强跨界国际合作，促进雪豹的基因交流，分享经验技术，共同应对雪豹面临的威胁，联合打击雪豹非法贸易，提高雪豹的国际社会能见度。中国有世界最大的雪豹栖息地，应该在全球雪豹保护研究领域发挥领导力。
24日，记者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杂多县扎青乡，该组织去年在此建立了一个野外调查点。一年多的时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该村域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40台红外线相机，拍摄到29只雪豹，并培养了20多位当地的志愿监测员，保护雪豹及生态的观念逐渐在当地深入人心并科学化。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雪豹研究资源集中于青海三江源地区，在这里开展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深入细致并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6年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三江源地区收集了大量科研素材，积累了大量的科考经验和教训，探索着各种雪豹研究与保护模式，比如说，调动农牧民保护雪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藏传佛教不杀生、敬畏神山（在藏区，雪豹被视为神山的守卫者之一）的精神，利用寺院的宣教辐射力等。
假以时日，“山水”及其合作伙伴将有潜力把三江源地区打造成雪豹研究与保护的“样板区”，并向其它雪豹栖息地推广。据科学推测，三江源地区的雪豹数量在过去二十年内有了一定的增长。
24日下午两点半，“杂多县扎青乡雪豹广场揭牌仪式”在扎青乡中心举行，参会代表与扎青乡的干部共同揭下披在雪豹雕像上的红布。当地藏民围着雪豹雕像，载歌载舞，无限欢喜。
据杂多县县长才旦周介绍，杂多县境内2/3的区域，即大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都是适宜的雪豹栖息地，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块连片栖息地，若保护管理得当，杂多县极有可能发挥雪豹“源种群”的作用，从而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雪豹保护都作出重要贡献。
杂多县还是著名的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发源地。澜沧江从杂多县城穿城而过，“杂曲”，是它的藏语名字，也是杂多县名的由来。因此，杂多境内任何具备生态和社会价值的工作，都将彰显深刻而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对记者说，“杂多县政府创造机会并支持民间组织相对自由地开展研究保护工作，探索创新以当地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区新模式，既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又与国际接轨，是全国范围内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20多年来，我们开展工作极少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从事环保事业半辈子的杨欣说。他建议，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应更好地发挥组织统筹作用，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整合起来，探索建立松散的联合体，在信息、技术、人才方面进行资源共享。另外，政府应该给予民间NGO更多的关注、支持，促进民间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世界自然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项目经理Ananta Ram Bhandari对记者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保护雪豹有如此大的兴趣和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给尼泊尔的牧民们好好讲讲”。
7月21日下午四点，记者托着行李走进玉树宾馆的5楼房间，屋内的笔记本电脑前，坐着一位穿着朱红袈裟的喇嘛，他起身对记者友善地打招呼，面容慈祥亲和。他是近年来民间环保界崛起的新星——扎西桑俄。
2009年的一次与外国科学家的交流，使他开始意识到雪豹的生态价值，从此走上雪豹保护之路。随后几日与桑俄的相处十分愉快，记者也因此从心灵上对环保有了更加厚重的认识。
第一届玉树国际雪豹论坛
7月22日至24日，首届玉树国际雪豹论坛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尼泊尔、蒙古的雪豹研究与保护机构的60多名代表出席。
本届雪豹论坛的主旨，一是分享雪豹研究与保护经验，推动建立国内与国际雪豹保护合作的常规机制；二是推动玉树州建立政府主导、民间机构参与、以农牧民为主体的雪豹保护模式。
三天的活动中，各国学者和志愿者畅所欲言，热心分享各自经验，积极思考分析难题症结，纷纷提出倡议及破解之道。
24日，参加论坛的代表赴玉树州杂多县进行实地考察。杂多县占据了三江源地区约四分之一的雪豹栖息地，近年来雪豹频频出现。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的重要例证之一。
2015国际雪豹论坛由杂多县人民政府、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玉树州林业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青海省委党校三江源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和宝马爱心基金提供活动支持。
玉树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亚洲三条大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雪豹栖息地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地位。三大河流供养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在雪豹分布地域的农牧社区，人们依赖生物多样性获得了生产生活的基本来源。另外，山地生态系统还是审美、旅游和经济发展的丰富潜在资源。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表示，许多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都位于水源宝地，比如三江源、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实际上，保护雪豹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就是在保护“亚洲水塔”，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为什么要研究雪豹？
雪豹是珍稀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早在1975年，雪豹就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1988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动物，1988年被列为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等级为“极危”，依据标准为生境严酷和脆弱、人类的过度干扰、放牧、食物资源下降、存在偷猎及非法贸易。2003年的科学推测，全球有4500～7500只雪豹。
雪豹起源于青藏高原，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12个国家（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群山之中，其中，60%的雪豹栖息地在中国境内。据估计，目前中国有2000～3000只雪豹。中国是世界上雪豹分布面积最大、雪豹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雪豹研究与保护工作，对于全球雪豹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活动影响和气候变化的加剧，使雪豹及其栖息地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威胁。据估算，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栖息地退化、食物的减少、偷猎或者报复性捕杀等原因，雪豹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0%甚至更多。
作为高山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雪豹是中亚及青藏高原的山地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也就是说，雪豹是衡量该地区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是否健康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雪豹如遭灭绝，则意味着高山生态系统的彻底破坏甚或毁灭。
雪豹倾向于选择年均温较低、崎岖度较大的石山，而这些栖息地呈散在的、高度片段化的分布。这些地方通常气候严酷、初级生产力低，食草动物（雪豹的食物主要是岩羊、旱獭和家畜）密度不高。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2012年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成果，即使在质量较好的重要栖息地中，该区雪豹的密度也只有2.7±0.7只/100平方公里，要维持雪豹短期种群存活的有效种群数量（50只）至少需要0.19±0.05万平方公里的连续栖息地。
这就使得雪豹种群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比如基建、开矿（雪豹栖息的石山及其附近区域往往矿藏资源丰富）、水利建设和旅游开发。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自然开发的投入远超对自然保护的投入。
雪豹保护方面，当前中国的发展与保护欠缺对雪豹及其所在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考量。一份北京大学的研究（2012）表明，中国约44万平方公里雪豹适宜栖息地中，有27%在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约有73%的中国雪豹潜在栖息地未被自然保护区所覆盖。在雪豹保护走在前列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18个保护分区基本上覆盖了境内雪豹的重要栖息地，但是却多只是分布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之内，只有18%雪豹栖息地在核心区内。
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建议，以国家公园为平台，整合自然保护区和民间保护地，从“雪豹景观”的尺度上保护其栖息地；对雪豹的连续的重要栖息地优先保护；调整或扩大现有保护区核心区对雪豹栖息地的覆盖范围；对雪豹的自然食物加大保护力度。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为捕杀雪豹是雪豹种群生存面临的重大威胁。雪豹种群对于猎杀是十分敏感的，现有的研究表明，只有当种群中有大于15个雌性的时候才能承受每两年被猎杀1个的比例，高猎杀率会迅速导致一个种群的灭亡。假设中国的雪豹数量为2500只，其中有1500只雌性，那么能承受的猎杀率为每年50只。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的统计，中国1990～2011年至少有432只雪豹死于人为，其中19%死于报复性猎杀，81%死于盗猎。2000～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涉及98只被捕杀的雪豹。然而，被发现的案例往往只是冰山一角，雪豹的实际损失量很可能高得惊人。 雪豹皮骨的价值加上其稀缺性，使其成为了盗猎者的目标。相关调查发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雪豹产品市场，从中亚地区流入中国市场的雪豹产品难以估量。更令调查者担忧的是，2010年后，雪豹产品出现的地点从西部大城市扩散到了一些东部沿海城市。雪豹盗猎与非法贸易，需要高科技执法和高强度的执法力度，还需要建立全球打击监测网络，亟需加强国际合作。
另外，因雪豹捕食牧民家畜而招致的报复性猎杀也是一大问题。虽然在藏区，人们有敬畏雪豹、不杀生的传统。但该现象仍然存在，而在藏区以外，情况更为严重。各雪豹国和地区需要群策群智，设法缓解人兽冲突，以抵消雪豹对牧民经济财产造成的损害。
雪豹的生存和保护状况严重依赖严谨的科学研究和调查，也惟有如此，方能判断雪豹及其栖息地所面临的威胁和趋势，从而寻找破解之道。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人类对雪豹的生存状况还所知甚少，对雪豹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评估，还需要大量长时的人力物力投入。
中国的雪豹研究置后于国际水平和现实需求。国际上关于雪豹的科学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虽然雪豹在1988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有关雪豹的媒体报道从2000年才开始出现，雪豹研究从2002年才开始起步。在青藏高原地区，系统性的雪豹研究始于2009年。
一方面，雪豹的分布甚广，密度稀少，生性隐秘独行，难以寻觅并获得数据，且生存在高海拔高山地区崎岖陡峭而难以到达的石山上，科考条件艰苦困难。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与保护雪豹的科研力量及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诸多科学数据存在空白。
来自北京、青海、新疆、四川、西藏以及海外的代表一致呼吁中国政府和科学界给予雪豹研究与保护更多的宏观规划、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国内著名雪豹专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表示，高原高寒山地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其恢复过程非常缓慢，甚至无法恢复，而雪豹就生存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因此，研究和保护雪豹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对于保护中华水塔区的生态系统具有战略意义。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雪豹研究进展以及全国雪豹保护行动计划研究制定情况。时坤和他领导的国际化雪豹研究团队目前承担着第二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雪豹专项调查任务，几年来先后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博尔塔拉，四川甘孜、贡嘎山，甘肃祁连山、盐池湾，青海三江源，西藏珠穆朗玛峰等雪豹核心分布区开展雪豹调查、监测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时坤认为，雪豹研究保护关乎山地生态系统健康、水源保护乃至国土生态安全，其重要性、迫切性需要自上而下统一认识。他建议，林业主管部门要尽快摸清家底，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雪豹资源情况，确定优先保护栖息地，评估威胁，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和管理对策。其次，雪豹研究保护需要各个部门的重视，需要林业、科技、发改委、环保、农业等多部门的支持和协调；地方层面要从生态安全、自然资本保护和投资、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制定保护管理政策和办法。
在时坤教授看来，宏观层面，中国是全世界雪豹栖息地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雪豹研究保护在中国起步晚，在一些方面还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加强雪豹这一全球关注的山地旗舰物种的保护，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生态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有益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微观层面，雪豹栖息地的当地政府和企业可将雪豹作为一项战略品牌来进行经营谋略，这是地方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契机。
雪豹保护 中国在行动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逐步加大了对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的投入，在青海、西藏、新疆和四川等国内主要雪豹栖息地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
吕植欣喜地告诉记者，“三年前，我们曾开过一个关于雪豹的会议，那时的我根本无法想象今天居然有这么多热衷于研究与保护雪豹的社会力量。”
据了解，青海林业系统正在积极行动，将雪豹打造为继藏羚羊之后的第二张“青海生态名片”。青海省林业厅拟以雪豹保护为抓手，推动生态保护制度化，协调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畜牧业发展、草地保护等政策的实施，从而保护高寒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记者发现，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不少近年崛起的民间组织，比如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荒野新疆、绿色江河、珠峰雪豹保护中心。这些团体于近年开始关注雪豹，有了一定的调查经验和知识储备，并培养发展了一大批关注者和志愿者。
扎西桑俄，原本是青海久治县白玉寺一位爱好观鸟、画鸟的喇嘛，6年前通过与雪豹结缘，开始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自己的视野和价值体系。带着佛教的济世情怀，他组建了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修行者，他有着语言、宗教、情感、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山水”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年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用科学的手段，行走、访问、调查、捡拾垃圾、培养巡护员、拍摄纪录片。通过将本土文化与现代科学理念结合，扎西桑俄对牧民们的感染和教育得到了理想的效果。
“荒野新疆”最初由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组成，后来发展成自然保护与探险的组织。去年4月，其成员在执行“乌鲁木齐周边野生动物调查”项目时用红外相机意外收获雪豹景象，于是，荒野新疆从那年冬季开始将雪豹做为项目调查的主要对象，并吸引了许多有兴趣的科学家、动物爱好者、摄影达人加入。
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是一个长期专注于长江源头保护的民间组织。杨欣是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他继承环保英烈索南达杰的衣钵，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青藏腹地一线，在野外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探险生活。当他了解到长江源头第一道峡谷——烟瘴挂峡谷正在规划水电项目后，他带领他的团队于去年对烟瘴挂峡谷做了一次全方位调查，以评估工程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调查发现，这片区域活跃着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通过给相关部门呈递报告及建议，青海省发改委于前不久明令禁止在该峡谷进行水电建设。 国际雪豹基金会执行主任Brad Routhford、蒙古科学院生物学所兽类生态学实验室教授Bariushaa Munkhtsog、巴基斯坦坦真纳大学动物科学系副教授Muhammad Ali Nawaz等海外专家均表示，雪豹的活动范围广阔且超越国界，雪豹产品贸易具有全球性，亟需加强跨界国际合作，促进雪豹的基因交流，分享经验技术，共同应对雪豹面临的威胁，联合打击雪豹非法贸易，提高雪豹的国际社会能见度。中国有世界最大的雪豹栖息地，应该在全球雪豹保护研究领域发挥领导力。
24日，记者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杂多县扎青乡，该组织去年在此建立了一个野外调查点。一年多的时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该村域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40台红外线相机，拍摄到29只雪豹，并培养了20多位当地的志愿监测员，保护雪豹及生态的观念逐渐在当地深入人心并科学化。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雪豹研究资源集中于青海三江源地区，在这里开展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深入细致并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6年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三江源地区收集了大量科研素材，积累了大量的科考经验和教训，探索着各种雪豹研究与保护模式，比如说，调动农牧民保护雪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藏传佛教不杀生、敬畏神山（在藏区，雪豹被视为神山的守卫者之一）的精神，利用寺院的宣教辐射力等。
假以时日，“山水”及其合作伙伴将有潜力把三江源地区打造成雪豹研究与保护的“样板区”，并向其它雪豹栖息地推广。据科学推测，三江源地区的雪豹数量在过去二十年内有了一定的增长。
24日下午两点半，“杂多县扎青乡雪豹广场揭牌仪式”在扎青乡中心举行，参会代表与扎青乡的干部共同揭下披在雪豹雕像上的红布。当地藏民围着雪豹雕像，载歌载舞，无限欢喜。
据杂多县县长才旦周介绍，杂多县境内2/3的区域，即大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都是适宜的雪豹栖息地，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块连片栖息地，若保护管理得当，杂多县极有可能发挥雪豹“源种群”的作用，从而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雪豹保护都作出重要贡献。
杂多县还是著名的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发源地。澜沧江从杂多县城穿城而过，“杂曲”，是它的藏语名字，也是杂多县名的由来。因此，杂多境内任何具备生态和社会价值的工作，都将彰显深刻而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对记者说，“杂多县政府创造机会并支持民间组织相对自由地开展研究保护工作，探索创新以当地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区新模式，既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又与国际接轨，是全国范围内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20多年来，我们开展工作极少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从事环保事业半辈子的杨欣说。他建议，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应更好地发挥组织统筹作用，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整合起来，探索建立松散的联合体，在信息、技术、人才方面进行资源共享。另外，政府应该给予民间NGO更多的关注、支持，促进民间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世界自然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项目经理Ananta Ram Bhandari对记者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保护雪豹有如此大的兴趣和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给尼泊尔的牧民们好好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