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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的创始人，贾植芳先生一声致力于纯粹氛围和与实践棚结合的学术思想：作为贾先生嫡传弟子，今天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秉承农钵，在“原典导读”等一项有一项具体教学活动中传承着一种学术与思想的精神……
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研究室的一个角落里，大学一年级新生陈思和第一次见到文学泰斗贾植芳。当时寒暄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缘分却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在30年的光阴里年龄相差近40岁的师生亦师亦友亦父子。
而今贾植芳已经仙逝。陈思和于2001年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秉承老师衣钵。但是在他心中，贾植芳永远是他的精神支柱。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
做人与做学问都要尊重“原典”
2001年，陈思和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之后，发现现在的本科生在入学前读的作品太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学里都是应试教育为主，规定学生必须读老师指定的课文，或者在题海中受折磨这就使现在的中学生缺乏大量的时旬研读中国文学的名著而且过于依赖电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于是他将自己新官上任第一把火烧在课程改革上，在中文系设立“原典精读”课程。
“复旦大学是一所层次比较高的大学，给人初步的印象就是讲高深理论，所以通常学生进来以后，在一二年级首先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深奥的文学史和概论课程，往往会感到很茫然。”陈思和将课程定位于“为中文系本科课程系统确立专业的基本知识范畴”。
众所周知，中文系包含的分支学科丰富而复杂，而且在当前迅猛的社会变化中常常处于自我失衡的境地。原先树立为主干课程的文艺学概论和文学史教材都受到知识观念更新的压力，许多内容不能适应今天精神建设的需要，而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往往从另一个向度推动中文系课程向着社会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革。在这环境下设置“原典精读”课程，利用文学文本使学生的视角回归作品，充分尊重作品在普遍浮躁的大学教育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央视《东方之子》节目也抓住热点專访陈思和，足见大众对时下学科中缺乏专业精神的担忧。
回顾设立课程的初衷陈思和说是源于贾植芳先生的教导。贾植芳 “文革”后期从复旦的印刷厂回到系里时，由于政治问题还没完全平反，因此被分到中文系资料研究室。贾植芳当时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撰工作，任编委。这个项目由全国60多所高校联合完成，是五五国家规划项目之一。贾植芳带领复旦大学教师主持丛书中的《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等三本书的编辑工作。那时陈思和还是学生，并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但是他发现贾植芳的研究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跟当时通行的做法也很不样。“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原始版本；不回避矛盾，贾先生的外语很好，很多外文资料都是经由他翻译的，弥补了很多观点上的缺漏。”
1982年，陈思和毕业留校，成为贾植芳的助手。那时贾植芳正在主持研究“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这是六五国家规”项目，由复旦大学与吉林大学联合完成，复旦大学负责晚清到1927年的部分。陈思和协助贾植芳完成这项工作，贾植芳只给陈思和立了条规矩：凡是选定的文章，一定要看到原文，不能根据其他人的文章就轻易相信。
因为这一条标准，陈思和和贾植芳的另外个学生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篇一篇地查询逐个核对项目中提到的所有文章，很多对日后研究有很大价值的旧论文，陈思和都是在那时查阅的。
联想到当初贾植芳先生当年指导自己读原著研究原著、尊重原著为自己多年来进行专业研究打下的良好基础，陈思和坚决将原典精读课程确定为专业必修课，完成了我国大学中文系教育的第一次大手术。在本科前两年精读10多本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找到了学科自信心自尊心，还有实事求是，敢于坚守的扎实态度。
1955年胡风等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贾植芳也被审讯与胡风的关系。他不卑不亢地坚持自己与胡风是朋友，结果带来了25年牢狱之灾。可是直到晚年，人们纷纷为他辈子所受到的不公表示惋惜时，他仍认为自己当年是对的一一他就是胡风的朋友。或许这种精神从一开始就根植在贾植芳的骨髓里，并且从专业研究延展到处世为人。而今天的社会，恰恰缺乏对事实的求证和坚守，陈思和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精神的传递达到处世理念的沟通，也就是通过课堂传达自己的人文精神。不仅教书，而且育人。知识分子要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
“文革”后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就基本没有再系统地开设专业课。他的课堂，更多设在自己家的书房，客厅里。他乐意跟他喜欢的学生在起，聊学问、谈专业。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贾植芳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经是业内翘楚专业领军，却都始终念念不忘先生的书房。
陈思和和同学李辉(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也是贾植芳的家中常客。彼时他们两人共同的爱好是研究巴金。初识贾先生，是在中文系资料室里，这位著名教授给他们的第印象是矮小干瘦却十分精神。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位老先生不似很多受过苦难的老先生那样孤僻、多疑、而是充满了专业激情和生活乐趣。他喜欢指导学生们读书，而且十分主动。陈思和和李辉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慢慢学会系统的研究方法，而贾植芳也乐得和这两个用功的青年谈专业论人生，纵横驰骋，毫无保留。
再后来，就索性邀请他们去家里。
第一次到贾植芳家里的情形，陈思和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贾植芳的夫人任敏还在青海，家里只有先生一个人，房子非常小，家徒四壁。陈思和他们这些学生经常吃过晚饭去他家里贾植芳总喜欢拿一点白酒和花生米出来招待学生，跟他们边喝酒边聊，屋子里还经常弥漫着煤油味儿。时隔30年，陈思和说：“这种感觉我辈子都忘不了。”
就在这间蜗居斗室，陈思和和同学们听贾植芳先生数次讲他生的故事。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多舛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心里的阴影。
复旦有个老师，“文革”期间曾经批斗过贾植芳和其他很多老教授，后来这位老师要评职称的时候，好多被批斗过的老师都不愿意通过。这时又是贾植芳站出来给他说话，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可以犯错误，而且他现在学术水平既然已经达到了就应该通过。贾先生就是这样对真理坚持追求，同时又对历史达观宽容。学生陈思和也向老师表达过自己的不解，老师贾植芳给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残酷的”，残酷就意味着美好事物被摧残，但他眼中，只有使人格更加 美好，才能抗衡历史的残酷。这种对人生的态度与执著，或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继承的财富。
1993年，陈思和帮助贾植芳先生整理了回忆录《狱里狱外》，字里行间更加感受到贾植芳先生做人的坦荡。陈思和曾经在悼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中，用力地写下这样的文字：“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
贾植芳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起，他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贾植芳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这样选择。
在今天，或许已经没有那么多需要人献出自己自由和生命的极端时刻但平和中也有相当多的场合考验社会的良知，考验人对良知的坚守。陈思和上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后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革系务，实行系务决策民主化和公开化。二是课程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中文系课程计划。当时陈思和说，要三年以后，再没有人羡慕这个系主任位置，因为它无权无钱。
2002年春天开学，中文系的师生们真的看到了个系主任还权还钱的举动。陈思和只把学科建设紧抓在手，其他全部“还政于民”，他把知识分子做官所应具有的分量所应起到的枢纽作用静静地显示出来。
1996年，陈思和曾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诗人罗门了解贾植芳的经历和精神，看到他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 。他对罗门说，做一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
治学者当纯粹
188年，陈思和面临着一个诱惑：上海某研究院邀他去担任领导职务，副局级待遇，解决大房子，还给装电话。此时陈思和只是副教授，在复旦大学职称评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一个男人拥有一定行政级别还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对行政级别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房子和电话的许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上世纪80年代末，电话也是身份的象征。陈思和有些犹豫了，于是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植芳毫不犹豫地给陈思和指出两个选择要是想清清静静地做学问，还是留在大学里比较好。如果要是有从政的想法，那就可以考虑其他单位。
这是一道贾植芳自己也做过的选择题。“文革”结束，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大家本以为他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贾植芳说，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贾植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贾植芳接受了这项工作。他笑着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不要让他们为难了。而且他真的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贾植芳70岁，学校里通知他退休。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胡风的夫人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他也是笑了一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由着自己的兴趣做学问去了。
陈思和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学问于是选择留在复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研究中，以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不斷提出新的文学史研究思路。从1985年“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再到1994年参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陈思和都是积极的发起者，响应者和参与者，充分表达了作为学者的当代立场和承担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感。陈思和感谢导师贾植芳在关键时刻给他的指点。
治学者当纯粹。
“现在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对于搞研究来说，大学最好的地方在于氛围和环境。陈思和上任系主任以后，将常规的系里奖金系数——作了限制，一线老师提高了收入，而主要干部的奖金却有下降。
“风气让人压抑，是因为社会上大家都把黑暗的东西拿出来了。现在就有这么一阵罡风，名利成为知识分子堂而皇之追求的目标，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样做的弊端是，钱成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世上还有另外的价值，另外的标准。”陈思和说，他不是让人忍受贫穷，而是要剥去物质外面过多的附加值，让大家安于专业。
相比于贾植芳当年的清贫，现在学者收入已经有了保证，在这个对知识已经有些过度崇尚的社会，他们往往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使自己盆满钵满，名利双收，却在充盈中失去坐冷板凳的耐心与毅力，甚至丧失学术尊严。陈思和毅然选择了坚守。他说，欲望可以是没有止境的。
出任系主任8年多，陈思和又在“原典精读”的基础上酝酿进行新一步课程改革，现在中文专业中，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分支，然而表面的蓬勃兴旺下，却涌动着深深的浮躁。他说中国发展迅猛，文化业应该有硬东西了。他的心，一直只在这里。
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研究室的一个角落里，大学一年级新生陈思和第一次见到文学泰斗贾植芳。当时寒暄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缘分却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在30年的光阴里年龄相差近40岁的师生亦师亦友亦父子。
而今贾植芳已经仙逝。陈思和于2001年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秉承老师衣钵。但是在他心中，贾植芳永远是他的精神支柱。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
做人与做学问都要尊重“原典”
2001年，陈思和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之后，发现现在的本科生在入学前读的作品太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学里都是应试教育为主，规定学生必须读老师指定的课文，或者在题海中受折磨这就使现在的中学生缺乏大量的时旬研读中国文学的名著而且过于依赖电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于是他将自己新官上任第一把火烧在课程改革上，在中文系设立“原典精读”课程。
“复旦大学是一所层次比较高的大学，给人初步的印象就是讲高深理论，所以通常学生进来以后，在一二年级首先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深奥的文学史和概论课程，往往会感到很茫然。”陈思和将课程定位于“为中文系本科课程系统确立专业的基本知识范畴”。
众所周知，中文系包含的分支学科丰富而复杂，而且在当前迅猛的社会变化中常常处于自我失衡的境地。原先树立为主干课程的文艺学概论和文学史教材都受到知识观念更新的压力，许多内容不能适应今天精神建设的需要，而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往往从另一个向度推动中文系课程向着社会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革。在这环境下设置“原典精读”课程，利用文学文本使学生的视角回归作品，充分尊重作品在普遍浮躁的大学教育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央视《东方之子》节目也抓住热点專访陈思和，足见大众对时下学科中缺乏专业精神的担忧。
回顾设立课程的初衷陈思和说是源于贾植芳先生的教导。贾植芳 “文革”后期从复旦的印刷厂回到系里时，由于政治问题还没完全平反，因此被分到中文系资料研究室。贾植芳当时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撰工作，任编委。这个项目由全国60多所高校联合完成，是五五国家规划项目之一。贾植芳带领复旦大学教师主持丛书中的《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等三本书的编辑工作。那时陈思和还是学生，并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但是他发现贾植芳的研究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跟当时通行的做法也很不样。“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原始版本；不回避矛盾，贾先生的外语很好，很多外文资料都是经由他翻译的，弥补了很多观点上的缺漏。”
1982年，陈思和毕业留校，成为贾植芳的助手。那时贾植芳正在主持研究“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这是六五国家规”项目，由复旦大学与吉林大学联合完成，复旦大学负责晚清到1927年的部分。陈思和协助贾植芳完成这项工作，贾植芳只给陈思和立了条规矩：凡是选定的文章，一定要看到原文，不能根据其他人的文章就轻易相信。
因为这一条标准，陈思和和贾植芳的另外个学生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篇一篇地查询逐个核对项目中提到的所有文章，很多对日后研究有很大价值的旧论文，陈思和都是在那时查阅的。
联想到当初贾植芳先生当年指导自己读原著研究原著、尊重原著为自己多年来进行专业研究打下的良好基础，陈思和坚决将原典精读课程确定为专业必修课，完成了我国大学中文系教育的第一次大手术。在本科前两年精读10多本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找到了学科自信心自尊心，还有实事求是，敢于坚守的扎实态度。
1955年胡风等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贾植芳也被审讯与胡风的关系。他不卑不亢地坚持自己与胡风是朋友，结果带来了25年牢狱之灾。可是直到晚年，人们纷纷为他辈子所受到的不公表示惋惜时，他仍认为自己当年是对的一一他就是胡风的朋友。或许这种精神从一开始就根植在贾植芳的骨髓里，并且从专业研究延展到处世为人。而今天的社会，恰恰缺乏对事实的求证和坚守，陈思和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精神的传递达到处世理念的沟通，也就是通过课堂传达自己的人文精神。不仅教书，而且育人。知识分子要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
“文革”后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就基本没有再系统地开设专业课。他的课堂，更多设在自己家的书房，客厅里。他乐意跟他喜欢的学生在起，聊学问、谈专业。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贾植芳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经是业内翘楚专业领军，却都始终念念不忘先生的书房。
陈思和和同学李辉(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也是贾植芳的家中常客。彼时他们两人共同的爱好是研究巴金。初识贾先生，是在中文系资料室里，这位著名教授给他们的第印象是矮小干瘦却十分精神。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位老先生不似很多受过苦难的老先生那样孤僻、多疑、而是充满了专业激情和生活乐趣。他喜欢指导学生们读书，而且十分主动。陈思和和李辉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慢慢学会系统的研究方法，而贾植芳也乐得和这两个用功的青年谈专业论人生，纵横驰骋，毫无保留。
再后来，就索性邀请他们去家里。
第一次到贾植芳家里的情形，陈思和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贾植芳的夫人任敏还在青海，家里只有先生一个人，房子非常小，家徒四壁。陈思和他们这些学生经常吃过晚饭去他家里贾植芳总喜欢拿一点白酒和花生米出来招待学生，跟他们边喝酒边聊，屋子里还经常弥漫着煤油味儿。时隔30年，陈思和说：“这种感觉我辈子都忘不了。”
就在这间蜗居斗室，陈思和和同学们听贾植芳先生数次讲他生的故事。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多舛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心里的阴影。
复旦有个老师，“文革”期间曾经批斗过贾植芳和其他很多老教授，后来这位老师要评职称的时候，好多被批斗过的老师都不愿意通过。这时又是贾植芳站出来给他说话，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可以犯错误，而且他现在学术水平既然已经达到了就应该通过。贾先生就是这样对真理坚持追求，同时又对历史达观宽容。学生陈思和也向老师表达过自己的不解，老师贾植芳给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残酷的”，残酷就意味着美好事物被摧残，但他眼中，只有使人格更加 美好，才能抗衡历史的残酷。这种对人生的态度与执著，或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继承的财富。
1993年，陈思和帮助贾植芳先生整理了回忆录《狱里狱外》，字里行间更加感受到贾植芳先生做人的坦荡。陈思和曾经在悼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中，用力地写下这样的文字：“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
贾植芳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起，他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贾植芳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这样选择。
在今天，或许已经没有那么多需要人献出自己自由和生命的极端时刻但平和中也有相当多的场合考验社会的良知，考验人对良知的坚守。陈思和上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后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革系务，实行系务决策民主化和公开化。二是课程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中文系课程计划。当时陈思和说，要三年以后，再没有人羡慕这个系主任位置，因为它无权无钱。
2002年春天开学，中文系的师生们真的看到了个系主任还权还钱的举动。陈思和只把学科建设紧抓在手，其他全部“还政于民”，他把知识分子做官所应具有的分量所应起到的枢纽作用静静地显示出来。
1996年，陈思和曾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诗人罗门了解贾植芳的经历和精神，看到他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 。他对罗门说，做一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
治学者当纯粹
188年，陈思和面临着一个诱惑：上海某研究院邀他去担任领导职务，副局级待遇，解决大房子，还给装电话。此时陈思和只是副教授，在复旦大学职称评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一个男人拥有一定行政级别还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对行政级别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房子和电话的许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上世纪80年代末，电话也是身份的象征。陈思和有些犹豫了，于是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植芳毫不犹豫地给陈思和指出两个选择要是想清清静静地做学问，还是留在大学里比较好。如果要是有从政的想法，那就可以考虑其他单位。
这是一道贾植芳自己也做过的选择题。“文革”结束，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大家本以为他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贾植芳说，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贾植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贾植芳接受了这项工作。他笑着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不要让他们为难了。而且他真的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贾植芳70岁，学校里通知他退休。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胡风的夫人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他也是笑了一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由着自己的兴趣做学问去了。
陈思和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学问于是选择留在复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研究中，以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不斷提出新的文学史研究思路。从1985年“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再到1994年参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陈思和都是积极的发起者，响应者和参与者，充分表达了作为学者的当代立场和承担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感。陈思和感谢导师贾植芳在关键时刻给他的指点。
治学者当纯粹。
“现在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对于搞研究来说，大学最好的地方在于氛围和环境。陈思和上任系主任以后，将常规的系里奖金系数——作了限制，一线老师提高了收入，而主要干部的奖金却有下降。
“风气让人压抑，是因为社会上大家都把黑暗的东西拿出来了。现在就有这么一阵罡风，名利成为知识分子堂而皇之追求的目标，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样做的弊端是，钱成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世上还有另外的价值，另外的标准。”陈思和说，他不是让人忍受贫穷，而是要剥去物质外面过多的附加值，让大家安于专业。
相比于贾植芳当年的清贫，现在学者收入已经有了保证，在这个对知识已经有些过度崇尚的社会，他们往往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使自己盆满钵满，名利双收，却在充盈中失去坐冷板凳的耐心与毅力，甚至丧失学术尊严。陈思和毅然选择了坚守。他说，欲望可以是没有止境的。
出任系主任8年多，陈思和又在“原典精读”的基础上酝酿进行新一步课程改革，现在中文专业中，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分支，然而表面的蓬勃兴旺下，却涌动着深深的浮躁。他说中国发展迅猛，文化业应该有硬东西了。他的心，一直只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