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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自签署美英巴黎条约后，通过颁布《专利法》《宅地法》《莫里尔法》《哈契法令》《斯密利维法令》等法令以及发动南北战争，不仅维护了其国内市场的统一，还将知识产权红利与土地财产权利关系切实赋予民众并促成技术与市场相结合，从而逐步实现了技术与财富的积累并推动美国进入“以内为主”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使美国成为世界首强。回顾美国“双循环”发展经验，对我国实现技术突破、削减贫富差距、扭转地方政府企业化，并最终形成“以内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美国循环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51-11
[收稿日期]2020-11-21
[作者简介]江齐明，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与经济。
一、引言
在当前国际关系日趋紧张和诸多因素不稳定的环境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已大大减弱。在过去一年中，世界经济普遍增长放缓，同时国际贸易流量和全球制造业活动也急剧放缓。在关税上升和贸易政策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商业信心下降，多数地区的投资增长受到抑制。需求疲软也打压了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和工业金属。尽管全球转向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金融市场的压力，但长期来看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出于对本国内部经济矛盾的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打压，西方国家及其“友邦”与我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存在恶化趋势。虽然拜登如果上台或有机会缓和中美现存摩擦，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改善中美关系的实质。在此情形下摆脱对外依赖，发展以内为主、内外相衬的双循环经济便显得尤为重要。
而面对如何推动我国进入双循环发展模式的问题，有的研究从资源获取、生产及消费等三个角度提出构建以提高东南沿海地区的技术、资本同中西部地区资源相结合程度和统一国内市场为基点的独立内循环体系，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调整经济外循环策略，最终形成内外循环相辅相成的格局，其后在此基础上补充论述了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对形成双循环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有的研究则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我国要素禀赋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的外循环经济已经难以拖动我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持续发展，而通过构建更高水平与质量的对外开放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提高消费比例与城镇化水平扩大内需，再推进国企改革与自主创新可以最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另有部分学者站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双循环发展应由受疫情影响下的“被动型”转为受政策驱动的“主动型”。依仗国内完善的工业体系，发挥我国从疫情中率先恢复的优势，依靠国内的广阔市场推动双循环经济的发展。贾根良教授则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详细总结了我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统一市场，改革财政金融，转变货币发行机制及实施进口替代等几个方面对如何进入双循环经济提出了建议。
当前，我国仍然面临贫富差距大且货币超发、基础科学薄弱创新能力不足且科研与市场结合能力弱、国内市场“巴尔干化”且经济增长依赖外贸等问题。在此情形下，为切实解决居民收入问题而提扩大消费比例是相对不现实的，为削减贫富差距和货币超发而提扩大内需是难以实现的，为取消GDP为纲而提消弭国内市场“巴尔干化”是不可持续的，为创造宽松的基础科学研究环境和强化社会资本导向而提科研创新能力、科研与市场结合能力更无异于空中楼阁。
从双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与1913年的美国十分相似。同样的新兴世界性大国，同样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同样到了发展的转型期，也同样到了要从世界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蜕变的时期。这些相同点的底层逻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周期。不同是，美国的蜕变并没有受到西方世界太多的阻挠，而中国却受到来自西方的联合遏制。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意图通过对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结合我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当下我国双循环经济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美国“双循环”经济的发展進程
1783年美英巴黎条约～1870年，美国经济“内循环”阶段——“注重工业，统一市场”。该阶段美国北方工业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国内经济运转主要依靠南方农业。此时美国对外出口原材料并进口昂贵的工业设备，贸易逆差成为常态[1]，“内循环”被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让机器工厂逐步取代了手工工场，更从根本上在西方列强间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促使了国际分工与市场的完善。时至19世纪初至70年代末，以英国为单一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各殖民地与其宗主国之间廉价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的不平等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轴。为获得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及市场，工业化与殖民扩张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在巴黎条约签署前，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主要依赖以毛皮与农作物为核心的殖民地经济，不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到来自英国的盘剥。英国为防止技术外流，不仅限制航船载客量，更明确禁止技术人员移民美洲并于1803年出台《旅客法》予以强化。条约签订后，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之前，虽然美国北方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其相较于西欧国家仍处于落后状态，在国际贸易中也处于不利地位;而南方种植园经济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较大利润，但不仅没有将此投入到工业上，还进一步扩大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并在这一过程中控制住了更多的劳动力。此时美国南方处于国际贸易顺差地位，且大量生产生活资料有赖于进口，因此希望有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政策，进入国际市场;而此时的美国工业水平较低，故而北方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并于1861年成功出台贸易保护政策。可这损害了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于是南北战争被引爆。直到1870年7月15日，美利坚联盟国解体，这标志着北方工业资本对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根本性胜利。至此，美国开始全面步入工业化时代。 1871～1913年，美国经济“外循环”发展阶段——“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内循环”时期的美国通过《专利法》《宅地法》《鼓励外来移民法》等法令俘获了大量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技术人才，并凭借英国的技术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技术与财富的积累[2]（P16-21）。而这些积累使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且在“外循环”阶段成为最大的工业国。
因为对自由贸易信条的过分信奉并执着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主导的产业开拓海外市场，使得英国逐步丧失了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实力，并为美德所赶超[3]（P32-41）。一战前，英国仍是“世界独霸”，可同处这一时期的德国崛起，却急速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实力对比格局。此时的美国国内市场广阔且资源雄厚，而德国却因为国土面积狭小，急需海外市场与资源，于是用武力与英国等老牌欧洲列强争夺海外殖民霸权便成为德国的选择。因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英德之间霸权争夺的矛盾日益凸显，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两极对峙格局不断僵化。而此时的美国为维持一个相对稳定且安全的外部环境，以孤立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门罗主义是其外交的主要原则。虽然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进一步扩大了门罗主义的范围[4]（P2-4），但因为其与欧洲强权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综合国力仍存在差距，故而注重内部经济建设，不参与欧洲纷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的选择。
1870～1910年，美国世界制造业占比由233%升至353%，而英国由318%降至147%[5]（P72）;到1913年，美国人均工业产值以及工业总产值均为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经济强国。在应用科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也是一枝独秀，1860～1890年间的创造发明数量是过去70年总和的十倍[6]。该阶段，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美国工业制成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逐步扩大并形成贸易顺差。此时美国的“外循环”模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别是1913年外贸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到达了顶峰[7]。
1914年至今，美国“双循环”发展阶段——“逐步领先，全面繁荣”。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世界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被彻底改变，但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大变局”为美国实现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而美国内外循环的有机结合，为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首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1914～1928年，美国“双循环”起步阶段——“战争的契机”。缘于对殖民霸权争夺的一战在投资、生产、贸易等多个方面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战前以英国为单一核心的世界经济机制也被逐步颠覆。
一战前，美国处于净负债国地位。外国对美投资达75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外各类投资总额仅为外国对美投资的467%[7]（P9-12）。至1914年，英、法、德、美对外投资总额占欧美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3%、20%、13%以及7%，而欧美国家对外投资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超过88%。一战后，远离战场的美国不仅摆脱了负债，更在战后通过战争贷款变成世界主要债权国。战后美国手握超过130亿美元的债权，其中欧洲各国对美负债总额占比约792%。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增长了143倍，其中在欧洲的证券投资约占40%。在生产方面，由于受到战争影响，欧洲主要各国制造业普遍受到冲击。1913年，英法德三国制造业出口总值占世界的约60%，其制造业生产总量占欧洲总量超过70%。一战期间至1920年，整个欧洲工业水平倒退了八年，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3%。与此同时，英法德的国民收入萎缩至战前水平，然而美国不仅战前工业生产增速远超欧洲列强，战后更凭借其科技实力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全面繁荣。在“双循环”起步阶段，美国工业生产扩张了70%，人均收入提高了30%，世界工业产品中美国制造占46%。在贸易方面，受工业实力的相对变化影响，美国不再屈从欧洲对美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旧有贸易格局，而是成为欧洲国际工业产品贸易中的强大竞争对手。另外，此时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对国民收入总额占比不到8%，其中欧洲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了388%，至1929年减至306%，与此同时美国对亚洲及北美其他市场的贸易比重连续提高[8]（P127-131）。这一时期，各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高于美國对它们的依赖程度。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刚结束的一战在经济上同样对美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1920年6月至1921年6月，美国商品批发价格下滑44%，农业产出下跌了14%，各大领军企业年营收平均下降了463%，同期失业率增加了4倍有余。经济问题最终演变成20年代高涨的工人罢工运动，而美国当局在坚定奉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不仅全面打压工会地位，还将最高法院的罢工判决权交给大资产阶级并取消了最低工资标准。此时资产阶级一面打压工人运动，另一面将战时美国施政过激的“进步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相联系，制造工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以削减罢工人群的“负面”情绪。工人运动被逐步扑灭后，借助战时的“战争财”，美国经济在1921年后逐步恢复。1921～1929年，美国GDP年均增速达5%，为世界之最。1920年代，在哈定与柯立芝的治理下，美国成为“小政府，大企业”的典范。不仅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政策，金融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垄断规模也不断扩大。1920年代前半段，金融的有序发展，使得美国上市公司增加了3倍，股票市值翻了一番，同时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了一倍，通胀也被维持在极低的水平，然而随着金融的过度膨胀，美国的财富逐步高度集中。到1928年，规模最大的200家企业的年均营收增长率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到1929年，这200家企业企业控制了美国企业总资产的近一半[5]（P174-188）。
1929～1945年，美国“双循环”发展阶段——“制度创新的力量”。这一时期的世界历经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有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彻底转变。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衰落，英镑霸权彻底瓦解。二次大战后，迫于势力消长的现实，英美之间实现了霸权的和平转移[10]（P93-101）。而美国在大萧条中采取积极的行政干预手段并改变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政策是这一切实现的基础。 1929年，股票泡沫与社会占有资产的两极分化所诱发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成为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的核心原因，而战后世界金本位固定汇率格局被打破以及由一战导致的欧洲列强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升高成为危机快速蔓延的关键。这一时期，英国名义上仍然是“世界霸主”，但因其黄金储备耗尽，已不再具有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而美国也因其无法独自承担世界金本位制度的重建，并未积极谋求世界经济霸权。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充分揭露了缺乏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凡尔赛体系不过是世界大战的“中场休息”，但与欧洲各国不同的是，美国凭借其自身实力，果断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对经济作出调整，改变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此期间美国失业率仍高居不下，特别是“大萧条中的再次萧条”（1932～1938年），美国失业率高于十六个主要强国的平均值，但美国国民收入依然是德日意三国总和的两倍，且1936～1940年，美国经济扩张了20%。整个1930年代，美国每小时生产力以年均18%的速度连续增长，多要素生产力则以年均15%的速度连续增长。1942—1945年，美国参战后，其年均战争支出占GDP的30%。二战前美国的军费支出仅为GDP的15%，到1945年，这一比例超过36%。战争期间，由大萧条带来的失业率高涨的情况基本得到了缓解，同时战争也迫使美国各大企业不断革新技术以提高产出满足战争需求[5]（P210-249）。1939～1945年，由战争拉动的工业的快速扩张推动了美国实际GDP实现翻番式的持续增长。
1945～1991年，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信息科技的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霸权彻底取代了英镑霸权，而美国冠绝全球的综合实力促使其放弃了一战后的孤立主义政策。为在实力悬殊下向全世界搜刮经济利益，以美国为主打着自由贸易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了。这一时期，冷战的爆发迫使世界被分割成两大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高悬于顶;而也正是这个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萌芽与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与关系结构。
二战几乎没有让美国本土受到损害，但此时的欧洲却变得支离破碎。不仅欧洲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是美国的90多倍，其农业产值也骤减50%，工业更是倒退了幾十年，以德国为例，其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890年的产值。二战后其他国家产业的普遍衰退，给了美国产业向世界全面输出的机会。在这一时期，美国以占世界7%的人口，贡献了全球工业制成品的42%，钢铁的57%，原油的62%，电力的43%以及汽车的80%，1946～1973年，美国GDP年均增速3.8%，实际家庭收入总计上涨了74%。借着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在经济层面逐步控制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这标志着美国已经站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最前沿。20世纪70年代，二战给美国工业经济带来的“红利”逐步消失，制造业雇员比例自1970年前后开始持续下跌，到1990年代中期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85%，另外进口钢铁占美国钢铁消费比例也自70年代超过美国钢产占世界比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从1980年开始至2000年，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一倍，但在此期间其经济发展所消耗的物质资料总量却基本未变。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工业经济，而20世纪末，美国完全掌控了信息革命。如今，在信息科技产业市场中，美国企业仍占主导位置[5]（P255-334）。这与苏联过度倚重二次工业革命所主导的重工业所导致的结果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1992年至今，美国“双循环”经济效果衰减阶段——“日渐衰落的活力”。随着美苏争霸的落幕，美国的经济控制开始向全世界蔓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得到确立。这一阶段，如何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而金融成为这一主题的关键工具，获取更多自然资源则是这一主题的核心内容。不论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还是美国对我国“一带一路”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甚至科技产业的打压，都是为维护霸权以强化对全球资源的掠夺能力，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掠夺透过金融更加的隐蔽。金融牟利的高利润会对经济起到严重的副作用，更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和不断的经济危机便由此产生。对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与1995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机制由单纯的生产过剩演变成由于金融投机导致的泡沫破裂。虽然前后的核心机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金融的暴利性，使得1992年以来每次经济危机短暂的经济复苏后，大量资金又为金融市场所吸引从而快速酝酿下一场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复苏质量偏差，而实体经济受金融投机侵蚀发展滞缓导致其GDP主要靠非生产性GDP拉动[11]（P63-80，123-124）。
三、美国循环经济各阶段的核心举措与效果
1783～1870年，内循环经济被迫成为唯一经济引擎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并市场化以及将土地财产关系权利赋予人民成为美国积累技术及物质财富的两大关键举措。
179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专利法》并把保护个人专利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美国宪法当年规定，美国的专利注册费只相当于英国的5%。联邦政府不仅通过专利法保护了那些在欧洲难以享有知识产权的发明者的权益，更激发了整个社会创造的热情。仅1865～1900年，在美国正式登记造册的发明就超过64万种[6]。白炽灯、电力机械设备等创新创造，不仅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使得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并开始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资本与科技开始出现逆向传播，在此期间其资本和技术逐步向世界蔓延。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超越英国后，二者之间的距离便不断拉大[5]（P72）。
另外，美国不断扩张的农业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和实物资产也为美国日后向双循环过度奠定了基础。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并在西部耕种5年后，再每英亩缴纳125美元，便可以获得西部地区不超过6475公顷的土地。而在当时的英国，一个普通家庭想要获得如此多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实现的[6]。从南北战争结束至一战前，美国人一共开垦了161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数字相当于两个欧洲的面积[5]（PXII）。1860—1910年，美国农场的财产总值扩大了5倍有余。而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更为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该法开启了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大门并明确将开办大学和农学院的权力下放给各州[12]。与此同时，各州也开始推动自己的农科发展，如开办农业试验站、举办农业交易会等。 在《哈契法令》和《斯密利维法令》的作用下，更多资金涌向农科开发。到1900年，美国农业生产各环节几乎实现了机械或半机械化。农产品总值也从1899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1914年的60亿美元。1800～1850年，美国人均收入平均增长40%，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7%。1860年之前，农业人均实质产值年增长仅05%，然而到1860年之后，年增长达到091%。1900年，美国农业人均产出较1800年提高了667%。这一时期，仍被欧洲视为奢侈品的牛排，成为美国人的日常食物，而小麦价格也在1868～1872年内下跌了50%。从1905年开始，营养学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美国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5]（P15）（对西部国土的开发，推动了美国铁路时代的到来，从而有效地联通了国内市场）。而美国工业的繁荣，也为农业提供了技术保障。
1870—1913年，美国外循环阶段。在放任政策和高关税政策成为政府施政的核心内容下，美国通过关税扶持国内工商业并鼓励企业相互竞争，使其快速由农业国蜕变成工业国。而此时私人产业垄断蔓延以及金融与制造业的相互结合既成为美国未来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的强大推力，又制造了巨大的阶层差距并严重干预政治进而削弱了社会发展活力。
1901年，摩根在收购卡内基钢铁公司后，陆续兼并了几个小型钢铁厂并将其归入卡内基钢铁公司组建成美国钢铁公司。这使得该公司成为美国钢铁行业内的巨人，其雇员比当时的美国军队人数还多，市值在当时达到14亿美元。此后，卡内基一家公司的钢铁产量就超越了整个英国。而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办标准石油公司后，于19世纪70年代末创建石油公司联盟，并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石油业务。JP摩根的业务则对美国经济干预得更为深刻。1895年，由摩根组建的由银行家组成的财团通过用私人财团的黄金兑换美国政府的联邦债券，实质控制了美国的黄金流量。格林斯潘与伍尔德里奇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坦言，这一时期的摩根，以一人之力发挥着一个国家央行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对当时的美国而言，企业由自由竞争模式转向垄断兼并模式，不仅提高了企业效率，国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60～1890年，美国工业增长率以4%—5%高速增长，且在这一期间打破了英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与此同时，规模化的生产也为市场提供了更多更便宜的产品。1867～1877年，钢铁产量提高了扩大了50倍，但价格下跌了7229%。1859～1879年，石油年产量扩大了30588倍，价格由原来的16美元/桶降至1美元/桶，并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5]（P103-112），然而垄断企业的壮大，同样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首先，垄断企业滥用权势，不仅影响了政府对国家正常的经济调控，更影响了国家政治运转。据美国政治学家伯奇统计，1789～1861年，政界高官中有96%来自商界名流;1861～1933年，这一比率为84%;而到了罗斯福执政前后，这一比率又上升至90%。《华尔街日报》曾将JP摩根评述为连美国总统也要对之诚惶诚恐的企业。美国学者佩洛在研究美国大企业与政府的“联合”时表示，20世纪以前，美国大财团通过收买政客来达到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的目的，而20世纪以后，这些大资本家在华盛顿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要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财团的海内外利益越发成为美国政治决策的基点[13]（P7-10）。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大企业的扶持，虽然对经济的快速推进有所裨益，然而，当这些企业乃至财团为私人所有时，那将使得国家机器围绕私人利益旋转，进而致使政府机构对社会的调控失灵。虽然从1887年开始，美国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反垄断，但垄断的形式却以更快速度在翻新。在结合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与垄断企业对资产价格的直接操纵下，经济大萧条在一战后逐步临近。其次，大垄断财团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急剧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垄断经济下的价格均衡机制开始失效。为赚取利润，他们控制原材料供应，区分销售市场。不仅使得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更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垄断企业使得社会财富向富人阶层集中，由WID数据统计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前夜，1%富人一度掌握了美国442%的财富，而余下的99%，则掌握剩下的558%。而整个1920年代，也是美国至二战结束前罢工运动最为激烈的时代。最后，在科技创新方面，1880～1920年，个人专利数量占比由95%降至42%。而企业专利数量却在1931年前后迅速增加，并在1951～1956年期间与个人专利数量迅速拉开距离[5]（P127-175）。在内循环阶段，普通人凭借个人创新发明获得财富并实现阶级跃迁的大门越收越紧。外循环乃至于后面的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的科技创新基本依附于大财团的需求。
美国于1914年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后，对教育和基础科学的重视和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维持持续成长的关键。1939～1969年，美国高等教育适龄入学率提高了将近3倍。自《退伍军人权利法》的颁布到1956年，共计约780万退役军人进入大学并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理工、财会、医疗等行业的专业人才。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取消因种族而设的入学限制;1951年，该组织号召美国人将更多经济资源用于教育。1943～1969年，美国获得了21次诺贝尔奖，远超同期其他国家[5]（P263）。为发展基础科学，美国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仅向大学提供研发资金，其也成为大型企业和混合型科研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
然而，双循环阶段美国对金融的“纵容”却成为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而后美国不论是否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对财政及货币政策的调整都是在极力避免刺破金融泡沫。
金融业在双循环发展阶段的扩张（过度证券化），与外循环以及双循环阶段初期的私人产业垄断一样，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各大金融寡头更裹挟着制造业推着美国走入双循环阶段。自1818年到1914年，美国的银行数量从338家增加到27864家，资产总额也从16亿美元增加到273亿美元[5]（PXII）。自此，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发达的金融業在为美国工业及科技发展提供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吹大了经济泡沫，拉大了贫富差距，为以后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领域垄断情况的不断蔓延，资本领域也逐步集中。19世纪末，纽约便出现了如花旗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这样的金融巨头。这些巨头分别控制着若干家银行及保险公司，并形成了强大的金融垄断组织。此时，生产与资本开始融合。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便是摩根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通过大规模兼并所创造的产物。在资本的加持下，到20世纪初，摩根财团与洛克菲勒财团就已经控制了全国1/3的财富。只占企业总数01%的大企业却掌握了全美2/3的工矿产品销售额。而当时全美排名前500的工矿企业中，约有430家属于美国前十的财团[14]。
正由于美国资本财团对资源的重组，不仅银行业、保险业及债券市场在美国兴盛起来，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由此建立了以股票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股票市场的不断繁荣，为美国企业乃至科技创新提供了天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没有账面上的使用成本。此时，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金融业为赚取利润，会不断创新金融工具从更多渠道为用资方募集资金并保障投资安全，而用资方通过扩大生产与产业技术革新提高利润又使得金融业获益。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仅依靠银行借贷来进行技术开发和企业发展，则容易陷入视短的困境。在金融财团的作用下，股票等金融工具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促使美国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然而金融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金融过度扩张下的超额利润会诱使社会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使得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体产业没有后继的发展资金，从而导致国民经济虚拟化进而恶化成虚拟经济泡沫化。从1927年开始美国股市不断上升，垄断企业也将利润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股票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比当时所有投资收益都要高的投资渠道（股票投机），更多的海外资金也陆续流向华尔街。1928～1929年9月1日，道琼斯指数由191点上涨至381点。而在1929年9月之前的十年间，道琼斯指数翻了4—5倍，然而在1929年10月～1932年罗斯福新政前，该指数跌破1921年的最低水平。直到1932—1933年罗斯福新政后，道琼斯指数才缓慢回升。1929～1932年，美国实际GDP下滑了25%，工业生产下降46%，各企业投资规模萎缩了6923%[5]（P205-206）。在摆脱金本位制后，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得以不受限制地发行各类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大搞“金融创新”赚取超额利润并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次贷危机前，美国仅根据其国内12万亿美元房贷所“创造”的CDS与CDO的市值便3倍于当年全球GDP总和[15]（P5-14）。
在金融膨胀下，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扩张。不均衡的财富分配，进一步刺激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的导火索。从一战后至经济大萧条前，美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繁荣期（柯立芝繁荣）。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收入占比从1918年的4341%上升到1928年的4767%，而剩下的90%则从5636%下降至5204%。然而这其间，处于美国收入中间层40%的家庭的收入占比下滑了735%，而处于美国底层50%的家庭的收入下滑了855%。由图2可见，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前，前10%的家庭收入占比与后90%的家庭收入占比趋势线呈现出收紧的态势，而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前，二者呈现出与前者相同的趋势。
在社会大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进步不断改变着生产关系，使得资源不可避免地向小部分人集中。特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中，社会底层人民可获得的资源骤减，然而此时生产力并不会停下，当收入增长与产能增长失衡时，销售市场缩减，由此造成生产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在经济大萧条中，利率政策基本失效，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与资源的高程度集中，迫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逐步丧失参与商贸循环的能力。虽然在通缩前经济繁荣期的各种信贷，确实起到了刺激消费和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仅是对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的暂时阻滞。在社会资源及财富分配不均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资本家通过信贷透支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后，经济萧条将加速到来。
若采用国家干预，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缓和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经济问题，但长期来看，在弥平贫富差距问题前，经济下行问题仍难解决。罗斯福新政后，虽缓解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但仅四年后，第二场大萧条从1937年5月持续到1938年6月。不仅美国1939年的失业率超过1931年，甚至高于当时最大的16个工业化经济体[5]（P205-206）。从2008年开始，布什及奥巴马政府结合财政及货币政策先后花费4万亿美元救市，以图挽回经济颓势。在正常情况下，当经济恢复以后，为防止恶性通胀，政府及央行会通过收紧银根，回收放出的救市资金，然而，从美国M1与M2的比值来看，虽然美国在2015年逐步退出了QE，但实际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
一般国际上来说，M1表示着社会当中流通现金及支票存款的总和，而M2在M1的基础上加入了储蓄存款（含定期与活期）。当M2增速>M1增速时，即M1-M2为负剪刀差抑或是M2/M1越大时，存款增多且趋于定期化，投资机会减少，经济活力衰弱，市场对经济悲观情绪上升，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当M2增速<M1增速时，即M1-M2为正剪刀差抑或是M2/M1越小时，存款减少且消费活跃，投资机会增多，经济活力提高，市场对经济乐观情绪上升，经济存在通胀压力。由图4可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产业投资热，虽然造成了互联网泡沫，但市场对经济依然整体乐观。M2/M1比值在1995年9月至2008年5月间，以平均131%的速度递增，但从2008年6月至今，该比值以平均112%的速度在衰减。尤其是2008年6月—2016年1月，该比值下降速度达到173%。而此期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同步在加剧，如图3，前10%的收入占比线与后90%的收入占比线仍在不断迫近当中。 四、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历史借鉴
从我国和美国双循环经济的演进历程对比可以看到，当前我国与1913年的美国高度相似。首先，美国用了25年使其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我国用了32年;其次，美国用了44年准备进入“双循环”模式，我国用了42年;再次，1913年以后，受“一战”、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的影响，世界格局被彻底改变，同样受疫情、国际关系紧张情势加剧以及各国对外政策高度不稳定的影响，当前世界格局正在被重塑;最后，在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之前，彼时的美国与此时的我国都具备相对完善的本土产业链和稳定而广阔的腹地市场，且不同时空下的两国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前，都望建成“以内循环为主，受益又不受制于外循环”的新模式。美国于1913年过渡到“双循环”后，逐步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受益卻不受制于外循环”的新格局，这使美国在逆境中快速崛起。对于我国而言，能否实现由外循环发展模式转向内循环发展模式并最终实现“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能否摆脱眼前困境、实现由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的关键一跃。因此美国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当年美国的外循环经济与当前我国的外循环经济有所不同，因而两国进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采取的方式也应有所差异。第一，美国在外循环阶段，其国内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国外市场是其高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地且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而我国目前仍以低附加值产品输出为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从1996～201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增长率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GDP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程度达到834%，而美国为-3133%，资源匮乏且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为252%。第二，美国在外循环阶段已经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顶点，技术积累雄厚;而我国在科技领域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第三，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彼时的美国进入双循环阶段依托的是私人垄断财团的力量，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侧重依托国家和集体的力量。第四，美国进入“双循环”前，不仅其人均收入已是排名第二的英国的142倍[5]（P70），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也成为世界第一;而据国家统计局及CEIC数据统计，我国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汇率折算为4414.58美元，仅为美国的1332%。第五，由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环境的原因，彼时美国的崛起没有受到欧洲国家的过多打压，而当前我国却面临着来自西方联合绞杀的风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林采宜副院长表示，在特朗普时期，我国仅需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到拜登时代，我国须小心应对西方阵营的集体压力。原中联部副部长周力发表的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中，也将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以及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及供应链断裂放在了首要位置。
如果说美国进入“双循环”是源于其自身实力的水到渠成，那么我国进入“双循环”则是基于当前外部环境恶化的现实需要。部分学者提出进入“双循环”经济的两大前提举措为扩大内需和推进人口城镇化，然而在我国仍处于贫富差距扩大且高端制造业与基础农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这无异于是对我国的未来发展进行透支。一方面，当前民众收入普遍偏低，李克强总理于2020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提出，我国当前有6亿人口的每月收入仅1000元左右;另一方面，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从1978年至今，农林牧渔产业始终处于我国收入及财富拥有量的底层;从2000年至今，金融、信息技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的收入是农林牧渔业的四倍左右。而一旦大量农业劳动力失去土地被动迁徙至城镇，在当前城镇就业高替代率的当下，这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压力。因而，内需和城镇化不是进入“双循环”的途径，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切实提高收入和物质生产。《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房产净值的增长，占到我国家庭人均财富净值增长的91%。
1我国要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最先要解决的是土地财政以及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问题，以形成完全统一的国内市场。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便是要彻底革除以GDP为纲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同时中央应简政但不放权，将地方的产业规划统一到中央进行统筹。这并不是直接剥夺地方自主规划权利，而是将地方的因地制宜与中央的统筹大局相结合起来，从而避免面对外资时，地方政府一再发生“竞次”的情况。另外，前人研究中多把土地财政难以纠正的原因归结于分税制带来的剪刀差效应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央每年向地方大量的财政转移，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在分税制前后是没有明显变化的[16]。土地财政背后实质是我国当下相对尖锐的土地矛盾，特别是我国90年代末开始的各地方政府“以地撑债”。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将土地与农业自主发展权下放给农民，于是我国开始了80年代的黄金增长，在强劲内需拉动下，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从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在层层“狙击”中央“土地涨价归公”政策后，开始占有新的农业土地资源并推进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资本化，以图“以地生财”的时候，土地问题便开始尖锐起来。而到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对农业征地赔款的大幅上升。各地方政府为维持政绩拉动GDP，而选择负债征地搞开发（这也是地价、房价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土地问题开始与政府债务相结合[17]。故而土地财政、政府公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竞争的实质问题都是在以GDP为纲基础上，地方政府粗放且亲资本的数量型增长发展方式所造成巨大债务压力，而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同美国在“内循环”阶段将土地财产权利赋予人民后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一样，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将土地财产权利赋予人民后，国家经济开始进入黄金增长，此时经济中的泡沫较少而产出的物质财富更多。因此，彻底改变以GDP为纲的官员晋升机制，压制地方政府征地扩债行为，停止合村并居并将土地财产权利关系重新赋予人民将有益于解决当前这一问题。 2在西方国家不断寻求与我国“脱钩”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外贸型经济是我国另一大问题。在内循环阶段，美国依赖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进口大量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内循环”被迫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进入外循环阶段，美国便以出口工业产品进口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当前的我国虽与1913年的美国相类似，但最大的区别在于目前我国仍处于“两头在外”的情形，部分原材料及关键生产技术和主要销售市场均不在国内，而美国当时主要的原材料、技术以及销售市场都在国内。之所以与我国目前情形形成如此差别，一方面是美国早在之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便完成了技术积累，另一方面，其在内循环阶段便通过工业化及当时相对先进的土地政策在一般民众层面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因而，我国对于外贸经济的依赖问题根本上还是科技问题，进一步来说关键在于基础科学。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存在对引進技术消化、吸收并再创新的严重不足，对科技存在对外盲目跟随的问题。虽然我国对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大，但因为缺乏世界级领军科技人才、科研成果难以市场化以及自主创新信心不强等原因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仍然巨大。另外，美国当年为发展科技，采取的是制造宽松移民政策并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吸引欧洲技术移民。直到现在，这些政策仍被奉行。为吸引全球人才，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不断宽松对技术移民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也被列入美国宪法。当前，在美国硅谷顶尖理工科人才中，60%来自移民，与此同时逾50%的硅谷企业为移民所创造[18]（P1096-1103）。而我国改革开放后对技术的引进则以引进外资企业为主。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推动本土技术的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下，再结合以GDP为纲及中央简政放权，土地财政、政府公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竞争等问题便逐一爆发，最终使得我国不得不依赖外贸经济。而要解决科技发展问题，除了我国自身需加强对基础学科、研发型及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须利用金融手段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例如设立高信誉度的投资评级机构，将社会资金向科技界引流;借助互联网创设科研服务平台，使研发可以以较低门槛被社会中大量企业获悉并付费使用，与此同时制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将科研带来的红利更多导向研发团队或者个人。在进口替代的同时，加强对国外顶尖人才的吸引，而这不仅是予以丰厚薪酬，更多的是能将其成果本土化并市场化，让其在市场中获益。
3导致我国依赖外贸经济的另一核心原因同时又是我国目前进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障碍，便是我国现存的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国也开始出现资源向小部分人集中的趋势。高房价、货币对内贬值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我国普通居民消费降级、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现在所说的“内卷”，便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为美国带来的社会危机至今难以消弭，而我国内部却没有爆发显著的社会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发展资源为私人所掌控，而我国的发展资源为国家所掌控。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是不可弥合的。故而要消弭我国贫富差距的基础，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家除了需要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性行业与资源以外，还需要控制教育、医疗及房地产。美国为掩盖巨大社会贫富差距（据WID统计，美国10%的富人控制了美国70%以上的社会财富）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无产阶级划分为若干个族群，如黑人、底层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通过政策挑弄美国底层族群间的矛盾将阶级矛盾转移到底层族群之间。再通过高等教育前的精英教育与快乐教育，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彻底区隔开来。近年来，随着教育领域的放开，我国大陆地区已然出现许多私立的小学、初中及高中。而因为教师待遇的问题，更多优质资源滑向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再加上近年来国内一直提倡的所谓快乐教育、素质教育，不仅使得城乡之间教育差距拉大，城镇居民之间因贫富差距所能接受的教育质量也拉大。教育是实现财富阶层跃迁的关键，平衡财富分配的首要是平衡教育资源，在城乡及不同财富阶层之间实现平衡，并坚持公有制与应试教育。除了教育以外，医疗与住房也需要由国家监管。美国在疫情里的教训，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下医疗系统的弊端。纵使这样的医疗体系再先进，如果不能以亲民的价格和生命至上的态度对待民众，也是徒劳。而德国对待房地产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将房地产作为一般公众消费品并抹平其投资品的属性，以国家权力掌握金融机构形成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将金融导向实体经济，从而避免金融及民生资产泡沫[19]（P47-57，135）。
另外，美国由外循环进入双循环过程中，金融与工业相结合形成的垄断以及金融业的膨胀虽然帮助美国进入了双循环经济但造成了美国巨大的社会问题，不仅美国政府开始沦为美国私人财团的代言人，巨大的财富分配差距也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推动美国社会在外循环阶段快速发展的是垄断企业，而造成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社会与经济危机的是私有制。公有制不是经济僵化的理由，不切实际发展模式才是僵化的基础。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与欧美各国陷入经济危机不同，苏联则凭借其当年的制度优势经济依然坚挺。据1931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在大萧条期间，有十万美国人希望移民苏联，而位于纽约的苏联外贸公司每天会收到约350份的移民申请。因而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需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将金融回归其本质，实现金融的“量体裁衣”，使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投机者牟利，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机，更要严加约束，使金融有利于实体经济，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削减企业及居民债务水平，而不是透支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必须坚决抵制私有化集中程度过高的情形，特别在金融及关系民生的行业，在这些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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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U.S.-British Paris Treaty，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mulgated the “Patent Act”， “Homestead Act”， “Morrill Act”， “Hatch Act” and “Smileyville Act” and other laws and launched the Civil War. It not only maintains the unity of its domestic market， but also gives the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dend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thereby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and wealth and promot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enter the “internal-oriented” “double” The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as ma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strongest.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double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my country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verse the corporate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finally form a new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lly focus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on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is realized.
Key words：American circular economy; “dual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責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美国循环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51-11
[收稿日期]2020-11-21
[作者简介]江齐明，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与经济。
一、引言
在当前国际关系日趋紧张和诸多因素不稳定的环境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已大大减弱。在过去一年中，世界经济普遍增长放缓，同时国际贸易流量和全球制造业活动也急剧放缓。在关税上升和贸易政策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商业信心下降，多数地区的投资增长受到抑制。需求疲软也打压了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和工业金属。尽管全球转向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金融市场的压力，但长期来看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出于对本国内部经济矛盾的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打压，西方国家及其“友邦”与我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存在恶化趋势。虽然拜登如果上台或有机会缓和中美现存摩擦，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改善中美关系的实质。在此情形下摆脱对外依赖，发展以内为主、内外相衬的双循环经济便显得尤为重要。
而面对如何推动我国进入双循环发展模式的问题，有的研究从资源获取、生产及消费等三个角度提出构建以提高东南沿海地区的技术、资本同中西部地区资源相结合程度和统一国内市场为基点的独立内循环体系，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调整经济外循环策略，最终形成内外循环相辅相成的格局，其后在此基础上补充论述了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对形成双循环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有的研究则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我国要素禀赋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的外循环经济已经难以拖动我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持续发展，而通过构建更高水平与质量的对外开放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提高消费比例与城镇化水平扩大内需，再推进国企改革与自主创新可以最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另有部分学者站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双循环发展应由受疫情影响下的“被动型”转为受政策驱动的“主动型”。依仗国内完善的工业体系，发挥我国从疫情中率先恢复的优势，依靠国内的广阔市场推动双循环经济的发展。贾根良教授则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详细总结了我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统一市场，改革财政金融，转变货币发行机制及实施进口替代等几个方面对如何进入双循环经济提出了建议。
当前，我国仍然面临贫富差距大且货币超发、基础科学薄弱创新能力不足且科研与市场结合能力弱、国内市场“巴尔干化”且经济增长依赖外贸等问题。在此情形下，为切实解决居民收入问题而提扩大消费比例是相对不现实的，为削减贫富差距和货币超发而提扩大内需是难以实现的，为取消GDP为纲而提消弭国内市场“巴尔干化”是不可持续的，为创造宽松的基础科学研究环境和强化社会资本导向而提科研创新能力、科研与市场结合能力更无异于空中楼阁。
从双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与1913年的美国十分相似。同样的新兴世界性大国，同样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同样到了发展的转型期，也同样到了要从世界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蜕变的时期。这些相同点的底层逻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周期。不同是，美国的蜕变并没有受到西方世界太多的阻挠，而中国却受到来自西方的联合遏制。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意图通过对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结合我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当下我国双循环经济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美国“双循环”经济的发展進程
1783年美英巴黎条约～1870年，美国经济“内循环”阶段——“注重工业，统一市场”。该阶段美国北方工业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国内经济运转主要依靠南方农业。此时美国对外出口原材料并进口昂贵的工业设备，贸易逆差成为常态[1]，“内循环”被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让机器工厂逐步取代了手工工场，更从根本上在西方列强间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促使了国际分工与市场的完善。时至19世纪初至70年代末，以英国为单一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各殖民地与其宗主国之间廉价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的不平等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轴。为获得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及市场，工业化与殖民扩张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在巴黎条约签署前，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主要依赖以毛皮与农作物为核心的殖民地经济，不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到来自英国的盘剥。英国为防止技术外流，不仅限制航船载客量，更明确禁止技术人员移民美洲并于1803年出台《旅客法》予以强化。条约签订后，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之前，虽然美国北方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其相较于西欧国家仍处于落后状态，在国际贸易中也处于不利地位;而南方种植园经济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较大利润，但不仅没有将此投入到工业上，还进一步扩大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并在这一过程中控制住了更多的劳动力。此时美国南方处于国际贸易顺差地位，且大量生产生活资料有赖于进口，因此希望有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政策，进入国际市场;而此时的美国工业水平较低，故而北方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并于1861年成功出台贸易保护政策。可这损害了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于是南北战争被引爆。直到1870年7月15日，美利坚联盟国解体，这标志着北方工业资本对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根本性胜利。至此，美国开始全面步入工业化时代。 1871～1913年，美国经济“外循环”发展阶段——“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内循环”时期的美国通过《专利法》《宅地法》《鼓励外来移民法》等法令俘获了大量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技术人才，并凭借英国的技术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技术与财富的积累[2]（P16-21）。而这些积累使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且在“外循环”阶段成为最大的工业国。
因为对自由贸易信条的过分信奉并执着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主导的产业开拓海外市场，使得英国逐步丧失了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实力，并为美德所赶超[3]（P32-41）。一战前，英国仍是“世界独霸”，可同处这一时期的德国崛起，却急速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实力对比格局。此时的美国国内市场广阔且资源雄厚，而德国却因为国土面积狭小，急需海外市场与资源，于是用武力与英国等老牌欧洲列强争夺海外殖民霸权便成为德国的选择。因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英德之间霸权争夺的矛盾日益凸显，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两极对峙格局不断僵化。而此时的美国为维持一个相对稳定且安全的外部环境，以孤立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门罗主义是其外交的主要原则。虽然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进一步扩大了门罗主义的范围[4]（P2-4），但因为其与欧洲强权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综合国力仍存在差距，故而注重内部经济建设，不参与欧洲纷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的选择。
1870～1910年，美国世界制造业占比由233%升至353%，而英国由318%降至147%[5]（P72）;到1913年，美国人均工业产值以及工业总产值均为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经济强国。在应用科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也是一枝独秀，1860～1890年间的创造发明数量是过去70年总和的十倍[6]。该阶段，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美国工业制成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逐步扩大并形成贸易顺差。此时美国的“外循环”模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别是1913年外贸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到达了顶峰[7]。
1914年至今，美国“双循环”发展阶段——“逐步领先，全面繁荣”。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世界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被彻底改变，但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大变局”为美国实现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而美国内外循环的有机结合，为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首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1914～1928年，美国“双循环”起步阶段——“战争的契机”。缘于对殖民霸权争夺的一战在投资、生产、贸易等多个方面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战前以英国为单一核心的世界经济机制也被逐步颠覆。
一战前，美国处于净负债国地位。外国对美投资达75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外各类投资总额仅为外国对美投资的467%[7]（P9-12）。至1914年，英、法、德、美对外投资总额占欧美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3%、20%、13%以及7%，而欧美国家对外投资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超过88%。一战后，远离战场的美国不仅摆脱了负债，更在战后通过战争贷款变成世界主要债权国。战后美国手握超过130亿美元的债权，其中欧洲各国对美负债总额占比约792%。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增长了143倍，其中在欧洲的证券投资约占40%。在生产方面，由于受到战争影响，欧洲主要各国制造业普遍受到冲击。1913年，英法德三国制造业出口总值占世界的约60%，其制造业生产总量占欧洲总量超过70%。一战期间至1920年，整个欧洲工业水平倒退了八年，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3%。与此同时，英法德的国民收入萎缩至战前水平，然而美国不仅战前工业生产增速远超欧洲列强，战后更凭借其科技实力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全面繁荣。在“双循环”起步阶段，美国工业生产扩张了70%，人均收入提高了30%，世界工业产品中美国制造占46%。在贸易方面，受工业实力的相对变化影响，美国不再屈从欧洲对美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旧有贸易格局，而是成为欧洲国际工业产品贸易中的强大竞争对手。另外，此时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对国民收入总额占比不到8%，其中欧洲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了388%，至1929年减至306%，与此同时美国对亚洲及北美其他市场的贸易比重连续提高[8]（P127-131）。这一时期，各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高于美國对它们的依赖程度。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刚结束的一战在经济上同样对美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1920年6月至1921年6月，美国商品批发价格下滑44%，农业产出下跌了14%，各大领军企业年营收平均下降了463%，同期失业率增加了4倍有余。经济问题最终演变成20年代高涨的工人罢工运动，而美国当局在坚定奉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不仅全面打压工会地位，还将最高法院的罢工判决权交给大资产阶级并取消了最低工资标准。此时资产阶级一面打压工人运动，另一面将战时美国施政过激的“进步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相联系，制造工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以削减罢工人群的“负面”情绪。工人运动被逐步扑灭后，借助战时的“战争财”，美国经济在1921年后逐步恢复。1921～1929年，美国GDP年均增速达5%，为世界之最。1920年代，在哈定与柯立芝的治理下，美国成为“小政府，大企业”的典范。不仅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政策，金融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垄断规模也不断扩大。1920年代前半段，金融的有序发展，使得美国上市公司增加了3倍，股票市值翻了一番，同时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了一倍，通胀也被维持在极低的水平，然而随着金融的过度膨胀，美国的财富逐步高度集中。到1928年，规模最大的200家企业的年均营收增长率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到1929年，这200家企业企业控制了美国企业总资产的近一半[5]（P174-188）。
1929～1945年，美国“双循环”发展阶段——“制度创新的力量”。这一时期的世界历经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有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彻底转变。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衰落，英镑霸权彻底瓦解。二次大战后，迫于势力消长的现实，英美之间实现了霸权的和平转移[10]（P93-101）。而美国在大萧条中采取积极的行政干预手段并改变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政策是这一切实现的基础。 1929年，股票泡沫与社会占有资产的两极分化所诱发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成为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的核心原因，而战后世界金本位固定汇率格局被打破以及由一战导致的欧洲列强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升高成为危机快速蔓延的关键。这一时期，英国名义上仍然是“世界霸主”，但因其黄金储备耗尽，已不再具有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而美国也因其无法独自承担世界金本位制度的重建，并未积极谋求世界经济霸权。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充分揭露了缺乏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凡尔赛体系不过是世界大战的“中场休息”，但与欧洲各国不同的是，美国凭借其自身实力，果断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对经济作出调整，改变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此期间美国失业率仍高居不下，特别是“大萧条中的再次萧条”（1932～1938年），美国失业率高于十六个主要强国的平均值，但美国国民收入依然是德日意三国总和的两倍，且1936～1940年，美国经济扩张了20%。整个1930年代，美国每小时生产力以年均18%的速度连续增长，多要素生产力则以年均15%的速度连续增长。1942—1945年，美国参战后，其年均战争支出占GDP的30%。二战前美国的军费支出仅为GDP的15%，到1945年，这一比例超过36%。战争期间，由大萧条带来的失业率高涨的情况基本得到了缓解，同时战争也迫使美国各大企业不断革新技术以提高产出满足战争需求[5]（P210-249）。1939～1945年，由战争拉动的工业的快速扩张推动了美国实际GDP实现翻番式的持续增长。
1945～1991年，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信息科技的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霸权彻底取代了英镑霸权，而美国冠绝全球的综合实力促使其放弃了一战后的孤立主义政策。为在实力悬殊下向全世界搜刮经济利益，以美国为主打着自由贸易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了。这一时期，冷战的爆发迫使世界被分割成两大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高悬于顶;而也正是这个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萌芽与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与关系结构。
二战几乎没有让美国本土受到损害，但此时的欧洲却变得支离破碎。不仅欧洲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是美国的90多倍，其农业产值也骤减50%，工业更是倒退了幾十年，以德国为例，其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890年的产值。二战后其他国家产业的普遍衰退，给了美国产业向世界全面输出的机会。在这一时期，美国以占世界7%的人口，贡献了全球工业制成品的42%，钢铁的57%，原油的62%，电力的43%以及汽车的80%，1946～1973年，美国GDP年均增速3.8%，实际家庭收入总计上涨了74%。借着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在经济层面逐步控制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这标志着美国已经站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最前沿。20世纪70年代，二战给美国工业经济带来的“红利”逐步消失，制造业雇员比例自1970年前后开始持续下跌，到1990年代中期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85%，另外进口钢铁占美国钢铁消费比例也自70年代超过美国钢产占世界比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从1980年开始至2000年，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一倍，但在此期间其经济发展所消耗的物质资料总量却基本未变。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工业经济，而20世纪末，美国完全掌控了信息革命。如今，在信息科技产业市场中，美国企业仍占主导位置[5]（P255-334）。这与苏联过度倚重二次工业革命所主导的重工业所导致的结果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1992年至今，美国“双循环”经济效果衰减阶段——“日渐衰落的活力”。随着美苏争霸的落幕，美国的经济控制开始向全世界蔓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得到确立。这一阶段，如何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而金融成为这一主题的关键工具，获取更多自然资源则是这一主题的核心内容。不论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还是美国对我国“一带一路”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甚至科技产业的打压，都是为维护霸权以强化对全球资源的掠夺能力，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掠夺透过金融更加的隐蔽。金融牟利的高利润会对经济起到严重的副作用，更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和不断的经济危机便由此产生。对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与1995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机制由单纯的生产过剩演变成由于金融投机导致的泡沫破裂。虽然前后的核心机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金融的暴利性，使得1992年以来每次经济危机短暂的经济复苏后，大量资金又为金融市场所吸引从而快速酝酿下一场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复苏质量偏差，而实体经济受金融投机侵蚀发展滞缓导致其GDP主要靠非生产性GDP拉动[11]（P63-80，123-124）。
三、美国循环经济各阶段的核心举措与效果
1783～1870年，内循环经济被迫成为唯一经济引擎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并市场化以及将土地财产关系权利赋予人民成为美国积累技术及物质财富的两大关键举措。
179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专利法》并把保护个人专利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美国宪法当年规定，美国的专利注册费只相当于英国的5%。联邦政府不仅通过专利法保护了那些在欧洲难以享有知识产权的发明者的权益，更激发了整个社会创造的热情。仅1865～1900年，在美国正式登记造册的发明就超过64万种[6]。白炽灯、电力机械设备等创新创造，不仅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使得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并开始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资本与科技开始出现逆向传播，在此期间其资本和技术逐步向世界蔓延。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超越英国后，二者之间的距离便不断拉大[5]（P72）。
另外，美国不断扩张的农业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和实物资产也为美国日后向双循环过度奠定了基础。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并在西部耕种5年后，再每英亩缴纳125美元，便可以获得西部地区不超过6475公顷的土地。而在当时的英国，一个普通家庭想要获得如此多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实现的[6]。从南北战争结束至一战前，美国人一共开垦了161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数字相当于两个欧洲的面积[5]（PXII）。1860—1910年，美国农场的财产总值扩大了5倍有余。而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更为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该法开启了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大门并明确将开办大学和农学院的权力下放给各州[12]。与此同时，各州也开始推动自己的农科发展，如开办农业试验站、举办农业交易会等。 在《哈契法令》和《斯密利维法令》的作用下，更多资金涌向农科开发。到1900年，美国农业生产各环节几乎实现了机械或半机械化。农产品总值也从1899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1914年的60亿美元。1800～1850年，美国人均收入平均增长40%，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7%。1860年之前，农业人均实质产值年增长仅05%，然而到1860年之后，年增长达到091%。1900年，美国农业人均产出较1800年提高了667%。这一时期，仍被欧洲视为奢侈品的牛排，成为美国人的日常食物，而小麦价格也在1868～1872年内下跌了50%。从1905年开始，营养学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美国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5]（P15）（对西部国土的开发，推动了美国铁路时代的到来，从而有效地联通了国内市场）。而美国工业的繁荣，也为农业提供了技术保障。
1870—1913年，美国外循环阶段。在放任政策和高关税政策成为政府施政的核心内容下，美国通过关税扶持国内工商业并鼓励企业相互竞争，使其快速由农业国蜕变成工业国。而此时私人产业垄断蔓延以及金融与制造业的相互结合既成为美国未来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的强大推力，又制造了巨大的阶层差距并严重干预政治进而削弱了社会发展活力。
1901年，摩根在收购卡内基钢铁公司后，陆续兼并了几个小型钢铁厂并将其归入卡内基钢铁公司组建成美国钢铁公司。这使得该公司成为美国钢铁行业内的巨人，其雇员比当时的美国军队人数还多，市值在当时达到14亿美元。此后，卡内基一家公司的钢铁产量就超越了整个英国。而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办标准石油公司后，于19世纪70年代末创建石油公司联盟，并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石油业务。JP摩根的业务则对美国经济干预得更为深刻。1895年，由摩根组建的由银行家组成的财团通过用私人财团的黄金兑换美国政府的联邦债券，实质控制了美国的黄金流量。格林斯潘与伍尔德里奇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坦言，这一时期的摩根，以一人之力发挥着一个国家央行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对当时的美国而言，企业由自由竞争模式转向垄断兼并模式，不仅提高了企业效率，国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60～1890年，美国工业增长率以4%—5%高速增长，且在这一期间打破了英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与此同时，规模化的生产也为市场提供了更多更便宜的产品。1867～1877年，钢铁产量提高了扩大了50倍，但价格下跌了7229%。1859～1879年，石油年产量扩大了30588倍，价格由原来的16美元/桶降至1美元/桶，并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5]（P103-112），然而垄断企业的壮大，同样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首先，垄断企业滥用权势，不仅影响了政府对国家正常的经济调控，更影响了国家政治运转。据美国政治学家伯奇统计，1789～1861年，政界高官中有96%来自商界名流;1861～1933年，这一比率为84%;而到了罗斯福执政前后，这一比率又上升至90%。《华尔街日报》曾将JP摩根评述为连美国总统也要对之诚惶诚恐的企业。美国学者佩洛在研究美国大企业与政府的“联合”时表示，20世纪以前，美国大财团通过收买政客来达到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的目的，而20世纪以后，这些大资本家在华盛顿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要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财团的海内外利益越发成为美国政治决策的基点[13]（P7-10）。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大企业的扶持，虽然对经济的快速推进有所裨益，然而，当这些企业乃至财团为私人所有时，那将使得国家机器围绕私人利益旋转，进而致使政府机构对社会的调控失灵。虽然从1887年开始，美国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反垄断，但垄断的形式却以更快速度在翻新。在结合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与垄断企业对资产价格的直接操纵下，经济大萧条在一战后逐步临近。其次，大垄断财团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急剧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垄断经济下的价格均衡机制开始失效。为赚取利润，他们控制原材料供应，区分销售市场。不仅使得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更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垄断企业使得社会财富向富人阶层集中，由WID数据统计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前夜，1%富人一度掌握了美国442%的财富，而余下的99%，则掌握剩下的558%。而整个1920年代，也是美国至二战结束前罢工运动最为激烈的时代。最后，在科技创新方面，1880～1920年，个人专利数量占比由95%降至42%。而企业专利数量却在1931年前后迅速增加，并在1951～1956年期间与个人专利数量迅速拉开距离[5]（P127-175）。在内循环阶段，普通人凭借个人创新发明获得财富并实现阶级跃迁的大门越收越紧。外循环乃至于后面的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的科技创新基本依附于大财团的需求。
美国于1914年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后，对教育和基础科学的重视和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维持持续成长的关键。1939～1969年，美国高等教育适龄入学率提高了将近3倍。自《退伍军人权利法》的颁布到1956年，共计约780万退役军人进入大学并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理工、财会、医疗等行业的专业人才。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取消因种族而设的入学限制;1951年，该组织号召美国人将更多经济资源用于教育。1943～1969年，美国获得了21次诺贝尔奖，远超同期其他国家[5]（P263）。为发展基础科学，美国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仅向大学提供研发资金，其也成为大型企业和混合型科研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
然而，双循环阶段美国对金融的“纵容”却成为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而后美国不论是否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对财政及货币政策的调整都是在极力避免刺破金融泡沫。
金融业在双循环发展阶段的扩张（过度证券化），与外循环以及双循环阶段初期的私人产业垄断一样，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各大金融寡头更裹挟着制造业推着美国走入双循环阶段。自1818年到1914年，美国的银行数量从338家增加到27864家，资产总额也从16亿美元增加到273亿美元[5]（PXII）。自此，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发达的金融業在为美国工业及科技发展提供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吹大了经济泡沫，拉大了贫富差距，为以后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领域垄断情况的不断蔓延，资本领域也逐步集中。19世纪末，纽约便出现了如花旗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这样的金融巨头。这些巨头分别控制着若干家银行及保险公司，并形成了强大的金融垄断组织。此时，生产与资本开始融合。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便是摩根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通过大规模兼并所创造的产物。在资本的加持下，到20世纪初，摩根财团与洛克菲勒财团就已经控制了全国1/3的财富。只占企业总数01%的大企业却掌握了全美2/3的工矿产品销售额。而当时全美排名前500的工矿企业中，约有430家属于美国前十的财团[14]。
正由于美国资本财团对资源的重组，不仅银行业、保险业及债券市场在美国兴盛起来，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由此建立了以股票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股票市场的不断繁荣，为美国企业乃至科技创新提供了天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没有账面上的使用成本。此时，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金融业为赚取利润，会不断创新金融工具从更多渠道为用资方募集资金并保障投资安全，而用资方通过扩大生产与产业技术革新提高利润又使得金融业获益。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仅依靠银行借贷来进行技术开发和企业发展，则容易陷入视短的困境。在金融财团的作用下，股票等金融工具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促使美国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然而金融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金融过度扩张下的超额利润会诱使社会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使得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体产业没有后继的发展资金，从而导致国民经济虚拟化进而恶化成虚拟经济泡沫化。从1927年开始美国股市不断上升，垄断企业也将利润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股票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比当时所有投资收益都要高的投资渠道（股票投机），更多的海外资金也陆续流向华尔街。1928～1929年9月1日，道琼斯指数由191点上涨至381点。而在1929年9月之前的十年间，道琼斯指数翻了4—5倍，然而在1929年10月～1932年罗斯福新政前，该指数跌破1921年的最低水平。直到1932—1933年罗斯福新政后，道琼斯指数才缓慢回升。1929～1932年，美国实际GDP下滑了25%，工业生产下降46%，各企业投资规模萎缩了6923%[5]（P205-206）。在摆脱金本位制后，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得以不受限制地发行各类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大搞“金融创新”赚取超额利润并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次贷危机前，美国仅根据其国内12万亿美元房贷所“创造”的CDS与CDO的市值便3倍于当年全球GDP总和[15]（P5-14）。
在金融膨胀下，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扩张。不均衡的财富分配，进一步刺激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的导火索。从一战后至经济大萧条前，美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繁荣期（柯立芝繁荣）。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收入占比从1918年的4341%上升到1928年的4767%，而剩下的90%则从5636%下降至5204%。然而这其间，处于美国收入中间层40%的家庭的收入占比下滑了735%，而处于美国底层50%的家庭的收入下滑了855%。由图2可见，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前，前10%的家庭收入占比与后90%的家庭收入占比趋势线呈现出收紧的态势，而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前，二者呈现出与前者相同的趋势。
在社会大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进步不断改变着生产关系，使得资源不可避免地向小部分人集中。特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中，社会底层人民可获得的资源骤减，然而此时生产力并不会停下，当收入增长与产能增长失衡时，销售市场缩减，由此造成生产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在经济大萧条中，利率政策基本失效，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与资源的高程度集中，迫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逐步丧失参与商贸循环的能力。虽然在通缩前经济繁荣期的各种信贷，确实起到了刺激消费和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仅是对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的暂时阻滞。在社会资源及财富分配不均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资本家通过信贷透支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后，经济萧条将加速到来。
若采用国家干预，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缓和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经济问题，但长期来看，在弥平贫富差距问题前，经济下行问题仍难解决。罗斯福新政后，虽缓解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但仅四年后，第二场大萧条从1937年5月持续到1938年6月。不仅美国1939年的失业率超过1931年，甚至高于当时最大的16个工业化经济体[5]（P205-206）。从2008年开始，布什及奥巴马政府结合财政及货币政策先后花费4万亿美元救市，以图挽回经济颓势。在正常情况下，当经济恢复以后，为防止恶性通胀，政府及央行会通过收紧银根，回收放出的救市资金，然而，从美国M1与M2的比值来看，虽然美国在2015年逐步退出了QE，但实际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
一般国际上来说，M1表示着社会当中流通现金及支票存款的总和，而M2在M1的基础上加入了储蓄存款（含定期与活期）。当M2增速>M1增速时，即M1-M2为负剪刀差抑或是M2/M1越大时，存款增多且趋于定期化，投资机会减少，经济活力衰弱，市场对经济悲观情绪上升，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当M2增速<M1增速时，即M1-M2为正剪刀差抑或是M2/M1越小时，存款减少且消费活跃，投资机会增多，经济活力提高，市场对经济乐观情绪上升，经济存在通胀压力。由图4可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产业投资热，虽然造成了互联网泡沫，但市场对经济依然整体乐观。M2/M1比值在1995年9月至2008年5月间，以平均131%的速度递增，但从2008年6月至今，该比值以平均112%的速度在衰减。尤其是2008年6月—2016年1月，该比值下降速度达到173%。而此期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同步在加剧，如图3，前10%的收入占比线与后90%的收入占比线仍在不断迫近当中。 四、美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历史借鉴
从我国和美国双循环经济的演进历程对比可以看到，当前我国与1913年的美国高度相似。首先，美国用了25年使其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我国用了32年;其次，美国用了44年准备进入“双循环”模式，我国用了42年;再次，1913年以后，受“一战”、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的影响，世界格局被彻底改变，同样受疫情、国际关系紧张情势加剧以及各国对外政策高度不稳定的影响，当前世界格局正在被重塑;最后，在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之前，彼时的美国与此时的我国都具备相对完善的本土产业链和稳定而广阔的腹地市场，且不同时空下的两国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前，都望建成“以内循环为主，受益又不受制于外循环”的新模式。美国于1913年过渡到“双循环”后，逐步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受益卻不受制于外循环”的新格局，这使美国在逆境中快速崛起。对于我国而言，能否实现由外循环发展模式转向内循环发展模式并最终实现“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能否摆脱眼前困境、实现由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的关键一跃。因此美国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当年美国的外循环经济与当前我国的外循环经济有所不同，因而两国进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采取的方式也应有所差异。第一，美国在外循环阶段，其国内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国外市场是其高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地且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而我国目前仍以低附加值产品输出为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从1996～201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增长率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GDP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程度达到834%，而美国为-3133%，资源匮乏且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为252%。第二，美国在外循环阶段已经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顶点，技术积累雄厚;而我国在科技领域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第三，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彼时的美国进入双循环阶段依托的是私人垄断财团的力量，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侧重依托国家和集体的力量。第四，美国进入“双循环”前，不仅其人均收入已是排名第二的英国的142倍[5]（P70），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也成为世界第一;而据国家统计局及CEIC数据统计，我国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汇率折算为4414.58美元，仅为美国的1332%。第五，由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环境的原因，彼时美国的崛起没有受到欧洲国家的过多打压，而当前我国却面临着来自西方联合绞杀的风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林采宜副院长表示，在特朗普时期，我国仅需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到拜登时代，我国须小心应对西方阵营的集体压力。原中联部副部长周力发表的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中，也将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以及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及供应链断裂放在了首要位置。
如果说美国进入“双循环”是源于其自身实力的水到渠成，那么我国进入“双循环”则是基于当前外部环境恶化的现实需要。部分学者提出进入“双循环”经济的两大前提举措为扩大内需和推进人口城镇化，然而在我国仍处于贫富差距扩大且高端制造业与基础农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这无异于是对我国的未来发展进行透支。一方面，当前民众收入普遍偏低，李克强总理于2020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提出，我国当前有6亿人口的每月收入仅1000元左右;另一方面，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从1978年至今，农林牧渔产业始终处于我国收入及财富拥有量的底层;从2000年至今，金融、信息技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的收入是农林牧渔业的四倍左右。而一旦大量农业劳动力失去土地被动迁徙至城镇，在当前城镇就业高替代率的当下，这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压力。因而，内需和城镇化不是进入“双循环”的途径，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切实提高收入和物质生产。《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房产净值的增长，占到我国家庭人均财富净值增长的91%。
1我国要进入“双循环”经济模式，最先要解决的是土地财政以及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问题，以形成完全统一的国内市场。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便是要彻底革除以GDP为纲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同时中央应简政但不放权，将地方的产业规划统一到中央进行统筹。这并不是直接剥夺地方自主规划权利，而是将地方的因地制宜与中央的统筹大局相结合起来，从而避免面对外资时，地方政府一再发生“竞次”的情况。另外，前人研究中多把土地财政难以纠正的原因归结于分税制带来的剪刀差效应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央每年向地方大量的财政转移，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在分税制前后是没有明显变化的[16]。土地财政背后实质是我国当下相对尖锐的土地矛盾，特别是我国90年代末开始的各地方政府“以地撑债”。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将土地与农业自主发展权下放给农民，于是我国开始了80年代的黄金增长，在强劲内需拉动下，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从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在层层“狙击”中央“土地涨价归公”政策后，开始占有新的农业土地资源并推进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资本化，以图“以地生财”的时候，土地问题便开始尖锐起来。而到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对农业征地赔款的大幅上升。各地方政府为维持政绩拉动GDP，而选择负债征地搞开发（这也是地价、房价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土地问题开始与政府债务相结合[17]。故而土地财政、政府公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竞争的实质问题都是在以GDP为纲基础上，地方政府粗放且亲资本的数量型增长发展方式所造成巨大债务压力，而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同美国在“内循环”阶段将土地财产权利赋予人民后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一样，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将土地财产权利赋予人民后，国家经济开始进入黄金增长，此时经济中的泡沫较少而产出的物质财富更多。因此，彻底改变以GDP为纲的官员晋升机制，压制地方政府征地扩债行为，停止合村并居并将土地财产权利关系重新赋予人民将有益于解决当前这一问题。 2在西方国家不断寻求与我国“脱钩”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外贸型经济是我国另一大问题。在内循环阶段，美国依赖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进口大量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内循环”被迫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进入外循环阶段，美国便以出口工业产品进口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当前的我国虽与1913年的美国相类似，但最大的区别在于目前我国仍处于“两头在外”的情形，部分原材料及关键生产技术和主要销售市场均不在国内，而美国当时主要的原材料、技术以及销售市场都在国内。之所以与我国目前情形形成如此差别，一方面是美国早在之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便完成了技术积累，另一方面，其在内循环阶段便通过工业化及当时相对先进的土地政策在一般民众层面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因而，我国对于外贸经济的依赖问题根本上还是科技问题，进一步来说关键在于基础科学。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存在对引進技术消化、吸收并再创新的严重不足，对科技存在对外盲目跟随的问题。虽然我国对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大，但因为缺乏世界级领军科技人才、科研成果难以市场化以及自主创新信心不强等原因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仍然巨大。另外，美国当年为发展科技，采取的是制造宽松移民政策并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吸引欧洲技术移民。直到现在，这些政策仍被奉行。为吸引全球人才，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不断宽松对技术移民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也被列入美国宪法。当前，在美国硅谷顶尖理工科人才中，60%来自移民，与此同时逾50%的硅谷企业为移民所创造[18]（P1096-1103）。而我国改革开放后对技术的引进则以引进外资企业为主。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推动本土技术的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下，再结合以GDP为纲及中央简政放权，土地财政、政府公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竞争等问题便逐一爆发，最终使得我国不得不依赖外贸经济。而要解决科技发展问题，除了我国自身需加强对基础学科、研发型及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须利用金融手段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例如设立高信誉度的投资评级机构，将社会资金向科技界引流;借助互联网创设科研服务平台，使研发可以以较低门槛被社会中大量企业获悉并付费使用，与此同时制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将科研带来的红利更多导向研发团队或者个人。在进口替代的同时，加强对国外顶尖人才的吸引，而这不仅是予以丰厚薪酬，更多的是能将其成果本土化并市场化，让其在市场中获益。
3导致我国依赖外贸经济的另一核心原因同时又是我国目前进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障碍，便是我国现存的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国也开始出现资源向小部分人集中的趋势。高房价、货币对内贬值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我国普通居民消费降级、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现在所说的“内卷”，便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为美国带来的社会危机至今难以消弭，而我国内部却没有爆发显著的社会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发展资源为私人所掌控，而我国的发展资源为国家所掌控。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是不可弥合的。故而要消弭我国贫富差距的基础，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家除了需要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性行业与资源以外，还需要控制教育、医疗及房地产。美国为掩盖巨大社会贫富差距（据WID统计，美国10%的富人控制了美国70%以上的社会财富）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无产阶级划分为若干个族群，如黑人、底层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通过政策挑弄美国底层族群间的矛盾将阶级矛盾转移到底层族群之间。再通过高等教育前的精英教育与快乐教育，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彻底区隔开来。近年来，随着教育领域的放开，我国大陆地区已然出现许多私立的小学、初中及高中。而因为教师待遇的问题，更多优质资源滑向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再加上近年来国内一直提倡的所谓快乐教育、素质教育，不仅使得城乡之间教育差距拉大，城镇居民之间因贫富差距所能接受的教育质量也拉大。教育是实现财富阶层跃迁的关键，平衡财富分配的首要是平衡教育资源，在城乡及不同财富阶层之间实现平衡，并坚持公有制与应试教育。除了教育以外，医疗与住房也需要由国家监管。美国在疫情里的教训，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下医疗系统的弊端。纵使这样的医疗体系再先进，如果不能以亲民的价格和生命至上的态度对待民众，也是徒劳。而德国对待房地产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将房地产作为一般公众消费品并抹平其投资品的属性，以国家权力掌握金融机构形成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将金融导向实体经济，从而避免金融及民生资产泡沫[19]（P47-57，135）。
另外，美国由外循环进入双循环过程中，金融与工业相结合形成的垄断以及金融业的膨胀虽然帮助美国进入了双循环经济但造成了美国巨大的社会问题，不仅美国政府开始沦为美国私人财团的代言人，巨大的财富分配差距也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推动美国社会在外循环阶段快速发展的是垄断企业，而造成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社会与经济危机的是私有制。公有制不是经济僵化的理由，不切实际发展模式才是僵化的基础。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与欧美各国陷入经济危机不同，苏联则凭借其当年的制度优势经济依然坚挺。据1931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在大萧条期间，有十万美国人希望移民苏联，而位于纽约的苏联外贸公司每天会收到约350份的移民申请。因而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需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将金融回归其本质，实现金融的“量体裁衣”，使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投机者牟利，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机，更要严加约束，使金融有利于实体经济，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削减企业及居民债务水平，而不是透支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必须坚决抵制私有化集中程度过高的情形，特别在金融及关系民生的行业，在这些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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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U.S.-British Paris Treaty，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mulgated the “Patent Act”， “Homestead Act”， “Morrill Act”， “Hatch Act” and “Smileyville Act” and other laws and launched the Civil War. It not only maintains the unity of its domestic market， but also gives the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dend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thereby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and wealth and promot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enter the “internal-oriented” “double” The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as ma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strongest.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double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my country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verse the corporate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finally form a new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lly focus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on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is realized.
Key words：American circular economy; “dual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責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