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呀，“评介”长高了，都快不认识了!
大型艺术类学术理论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这些闪光的头衔说明您已不是当年的“评介”了。
《电影评介》降临人世已30个年头：三十而立，应该立，也终于立起来了，终于实实在在地挺立于中国影视报刊之林，这能不让人高兴、让人欣慰吗?
高兴与欣慰之余，禁不住又泛起一些相关往事的碎片。
《电影评介》是贵州土生土长的一本地方刊物，她是在70年代的改革开放号角声中孕育、诞生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壮大成长起来的。她能有今天，却也不是一件易事，从一开始她就是个难产儿。1978年，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百业待振。电影也不例外，过去被“四人帮”禁锢的国产影片开始大量解禁复映。以解广大群众十年之久的文化饥渴，此时作为宣传电影重要工具的电影刊物，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说当时文化部的王阑西副部长就在一次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号召。要求各省电影公司把原先的电影刊物都恢复起来。于是，1978年下半年，大约是八、九月份，贵州省电影公司分管业务的王正副经理就找我商量恢复电影刊物的事宜，我感到很意外，心想：“你还没被斗够呀?我们都在牛棚里被人看成是‘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文艺黑线人物’，现在刚爬起来就又要重操旧业，能不心有余悸吗?”但我看他态度并不那么很坚决，只是再三强调“这是上边的要求”。我就反问他“你打算怎样恢复呢?”他便向我传达了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邢立斌的意见：“恢复原先的32K本《电影介绍》，以发说明书(中影提供的)为主，免犯大错。”我一听这话，心就凉了半截，这还用得着办什么刊物嘛，干脆翻印说明书散发算了。我此时的心情也很复杂，既有余悸又还不甘心寂寞。我听说邢局长也是文艺界的一位老“运动员”。场场“运动”都难脱干系，他大概是被斗怕了。再说那时提得最响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又有所不同：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娘肚子里决定了的，命该如此，而路线斗争呢，那条“线”是上边划的，下边很难识别与抉择，“运动”一来，谁属于“错误”的那条“线”，谁就成了斗争的对象。这谁还敢不谨小慎微呀!看来邢局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我总是难以接受，为什么呢?仔细一想，其根本的原因是我和他在年龄、地位上差距都很大，他可以因怕而求稳，我却不能，因为我还应该有一段奋发的历程，否则就辜负了来这人世走一遭。同时想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给后世留下的那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便横下心来，当即表态：“我觉得那样搞没啥意思，要搞就放开手脚搞点大的。”王经理望着我笑笑说’“你认为怎么样搞才有意思呢?”我马上兴奋起来，把憋了好久的话全倒了出来：“宣传电影不仅是介绍电影，更需要评论电影，首先这刊物名称要改。其次是应该搞大点，把原来的32K本改为16K本，把原来的本省内部发行改为全国公开发行……”他听后点头赞同，但建议刊物名称改为《贵州电影评介》，并叫我写一报告给省文化局，再试试看。报告递上去后好久也无消息，王经理去催了两次，邢局长仍然不松口，我也就不愿意干，王经理也就不再提此事，这样又拖了一段时期。一天，省电影公司新调来的一位经理兼书记唐建华与我闲聊时问我：“刊物的事还想干吗?如果你想干的话，我支持，文化局不表态，可以直接找省委宣传部。”他这几句话使我如梦初醒，勇力倍增，便连夜赶写报告，并在报告中大胆地将刊名定为《电影评介》(去掉了“贵州”二字)，其它也都按我的想法写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将报告送去省委宣传部。也真巧，当时宣传部办公室的主任苟明华和我还是熟人，知悉来意后也连表赞同。后来在他的热心关注和支持下，我又跑了七八趟宣传部，才得到王立山部长的表态：“这事我同意，但还得请示省委。为了争取时间。你们可以先作准备。”(原话记不很清，大意如此)。王部长这一基本肯定的态度，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对此冷了一些时日的王经理又热起来了，马上提出了第一期的编辑计划，并积极向一些权威人士和名流专家组稿。老编辑葛美虽然遭受路线斗争的伤害很深，但一闻知此事，也毫无顾忌地踊跃投入，负责准备介绍复映片和新片的各种稿件。而我呢，自不必说，是全神贯注其中。经过一番苦心的安排和紧张的劳动，到1979年的二月上旬，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预定的发稿时间也已到期，而上边的批文却迟迟不见到来。正着急时，宣传部的苟明华来电话告知：“省委分管文教口的王朝文副书记已经签字批准了，但要形成文件下发还得需要些时间，你们不必等文件，可以先动起来。”得此消息，我们个个欣喜若狂，马上发稿，一个月后的1997年3月中旬，第一本《电影评介》就正式问世了：而准予它出生的红头文件直到1979年4月14日才下达。这是《电影评介》从娘胎中带来的一个旁人所不知的奇特印记。所以我时常对人说：《电影评介》是难产儿，也是早产儿，从生理角度我很有点为她今后的命运担忧。”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多余了。
在《电影评介》的创刊号(1979年3月号——总第1期)上，有一篇名为《以战斗姿态迎接影坛上更加明媚的春天》的千字文，是以“本刊编辑室”名义发表的代发刊词。这篇短文属应景的例行文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提它呢?因为这里隐藏有我的一块心病。这篇拙文是我在一个临发稿前的深夜里赶写出来的，其中有一处为形容电影蒙太奇语言的读解难度，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句，便凭直觉将宋代诗人徐积《吟月季》的两句诗引了进来，打算在校大样时再作深入考究或修改，但到校大样时却又将它忽略了，以致以后一想到这事就有点耿耿于怀，担心它会有什么不妥。近些年来，结合影视教学中的蒙太奇理论的介绍，对它又作了一番审视，觉得这个比喻大体上说还是恰当的。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的语言也是综合性的，既有画面语言，也有声音语言。从符号学角度说，既有“以一种事物去标示另一种与它不同的事物”的语言，也有“以自身影像去表现自身”的语言。这些语言的表意机制，尤其是表现力强的机制，大都是在历时性的“上下文”(相邻镜头)中实现的，或者是在共时性的“结合”(画面与音乐或音响或对话的结合)中完成的，这不就具有“云外碧”和“日边红”相类似的涵义了吗?再说还有另外一层涵义是：以前苏联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为代表的蒙太奇学派侧重外部蒙太奇，而以法国巴赞为代表的长镜头理论则侧重内部蒙太奇。这外部蒙太奇的表现力多来自镜头的并列、比照、撞击而产生新意念、新情调、新思想。如“库里肖夫效应”实验中的那个没有任何表情的莫兹尤辛的脸部特写，在观众的眼里却因连 接的镜头画面内容不同。而产生饥饿、喜悦、悲伤的不同的情绪感受，这不就是“枝头常借日边红”的效果吗?内部蒙太奇呢?它强调电影的照相本性，拒绝分割事件，追求完整时空。主张通过一些带毛边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反映现实。这种“以自身为符号”的纪实性的镜头语言，是在镜头内部以画面的渐变形式来完成“完整陈述”任务的，因而表意含糊、暧昧，而且多义。如果处理得妙，会使影像产生丰富的内涵，使这现实超越具体的经验范围而成为生动的表意元素，可以让人从迷漫的云层中窥见一片蔚蓝的碧空。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中的结尾那个场景里小儿子布鲁诺默默无言地拉住父亲的手的细节，就很好地表达了父子的深情，反衬了世态的炎凉，揭示了战后意大利人民的生活与心理状态，这不就有点类似“叶里深藏云外碧”的意思吗?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这也不例外。也许正由于这一点，30年来广大读者都未对此计较，仍然支持《电影评介》，我深为感激。
《电影评介》不是大户出身的子弟，初始的家底很寒酸，办公室只有一小间，人员只有两个(创刊号快发稿时又调来一位美工)，牌子只有钉在门框上的一小块，第一期的印数只1000份：摊子也很小，没明令组建什么班子，只对外明确用《电影评介》编辑室的名称，对内则是省电影公司宣传科的一部分，我当时是宣传科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对编辑室的工作就管得多一些。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工作人员陆续增加了，才将编辑室改为编辑部，从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编辑部设主任一人，负责编辑部的全盘工作。我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从此我就只管编辑部，而不兼管宣传科了。在我任职的几年中，编辑部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主编(或总编)、但公司的王经理是分管我们的经理。经常来过问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很尊重他，开头的一两年，稿件都由他把关签发，后来由于他分管公司的业务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此事，常因出差等影响发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慢慢就淡出了。编辑部也不分什么责任编辑、编辑、见习编辑或记者，有工作大家干，谁能干啥谁就干啥。虽然没有那些光彩的头衔，也没有明确的职务，但大家工作起来都很认真，并且进行得很顺利，发行量节节上升，最高的一期，邮局的订数就达52万多份，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零售点(如电影院、火车站等)直接来编辑部订购的。这种很不一般的现象，我以为正是《电影评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适应改革形势、摸索前进的一大特色。
我在《电影评介》编辑部度过了五个春夏、四个秋冬。开头的一两年人少事多，任务繁重，形势逼使我吃、住都踡在了办公室，过得很艰苦，但却至今不悔。因为《电影评介》一出世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得到各方的支持，并且很快就让她对社会、对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发挥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那时每年的“大众影评”评奖活动上差不多都有《电影评介》的作品获奖。记得有一篇发在《电影评介》总第23期上的《天堂里的一次死者座谈会》，原稿是以几部影片中死难人物的口吻，抱怨导演对他们死亡的处理不当的批评文章，编稿时我觉得内容还可以，但结构不精炼，立意不够新，便挥起编辑的权杖，把叙述的角度改变了一下，让那些死难者到天堂里去诉苦。修改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听说不仅获得了“大众影评”奖，同时还受到了当时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的赞扬。《电影评介》在那段时期，差不多每年都要发表一两百篇影评和观后感。这些文章既影响着广大读者，又为电影观众和电影编导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一次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就来稿对本刊所发的批评他作品的文章表示真诚的感谢。编辑部的成员在体验到这些影响和作用时，谁能不意气风发呢?尤其读到文化部王阑西副部长肯定我们的劳动那封信后，更感有意义。他在来信中说：“我一向认为你们的‘电影评论’是各省市编辑出版的刊物最好的之一。处在你们的工作环境还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实在是由于你们努力工作的结果。我每期都要看你们刊物许多文章，但近三、四个月来没有看到了，希望你们查一查是寄到文化部被别人拿去了还是没有继续寄，望以后迳寄……以免遗失……”(原文复印件附后)真没想到文化部王副部长竟也喜欢上了贵州的“肠旺面”，这又怎能不令人振奋啊!
由于如此总总，我对《电影评介》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原打算在编辑部呆一辈子，但是人愿不如“天愿”。1984年省电影公司领导班子改组，新来的经理兼书记不知为何总是看我不顺眼，就叫我移师边关——“把主要精力放到电影知识刊授班的工作上”。说是“那边的问题很多”。接着不久，编辑部的一位老编辑私下里红着脸对我说：“想请你帮帮忙，我的年龄比你大，你已为《电影评介》作出了不少贡献，能不能让我也来施展一下。”(大意如此)我一听似乎一切都明白了，该让位了，这位老编辑前半身经历十分坎坷，也应该有个多发光的机会，便马上表示“可以”，从此我就自觉地退出了编辑部，走上了影视教学的路。这条教学之路的源头——电影知识刊授班和《电影评介》是兄弟俩，前者比后者晚出生三年多，早先都在一口锅里盛饭，自我移师边关以后，它也就随着我另立了户口，并随着时代的演变，变成了现在的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影视艺术专业。这多年来，不管如何变，我的影视情结是始终未变的，对《电影评介》编辑部和对电影知识刊授班(现在的影视艺术专业)在感情上都是一视同仁的。1986年电影公司又换了一届班子。新的领导班子中的一位新领导又找我谈话，想让我回归编辑部。我当时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话虽这么说，而我当时的心里却不是那么绝情的，只是认为编辑部和刊授班“本是同根生”的一家人，我在哪边任职都一样，何必这样变来变去呢?对编辑部我还是关怀的，就是以后成立贵州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让我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办《贵州电影》报让我担任主编，我也未曾忘怀这两兄弟，还经常找几本《电影评介》来翻翻，了解其动向。对刊授班——影视艺术专业嘛，因为它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也就一直是它的“监护人”。就是现在，这两兄弟各奔前程多年，我也还希望他们加强团结、通力合作，共同奔赴艰难而又光辉的未来征程。
30年前的岁月痕迹，触摸起来有些既痒又疼，把这些压抑了多年的话语释放出来，但又颇觉轻快。在这既痒又疼又轻快之余，不禁又想起了宋代徐积的《吟月季》诗的末句：“费尽主人歌与酒，不教闲却卖花翁”，那就让我们共同为在电影的观赏上能更多地“费尽主人歌与酒”而努力，为所有的电影院的“卖花翁”不闲却而奋斗吧!
大型艺术类学术理论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这些闪光的头衔说明您已不是当年的“评介”了。
《电影评介》降临人世已30个年头：三十而立，应该立，也终于立起来了，终于实实在在地挺立于中国影视报刊之林，这能不让人高兴、让人欣慰吗?
高兴与欣慰之余，禁不住又泛起一些相关往事的碎片。
《电影评介》是贵州土生土长的一本地方刊物，她是在70年代的改革开放号角声中孕育、诞生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壮大成长起来的。她能有今天，却也不是一件易事，从一开始她就是个难产儿。1978年，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百业待振。电影也不例外，过去被“四人帮”禁锢的国产影片开始大量解禁复映。以解广大群众十年之久的文化饥渴，此时作为宣传电影重要工具的电影刊物，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说当时文化部的王阑西副部长就在一次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号召。要求各省电影公司把原先的电影刊物都恢复起来。于是，1978年下半年，大约是八、九月份，贵州省电影公司分管业务的王正副经理就找我商量恢复电影刊物的事宜，我感到很意外，心想：“你还没被斗够呀?我们都在牛棚里被人看成是‘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文艺黑线人物’，现在刚爬起来就又要重操旧业，能不心有余悸吗?”但我看他态度并不那么很坚决，只是再三强调“这是上边的要求”。我就反问他“你打算怎样恢复呢?”他便向我传达了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邢立斌的意见：“恢复原先的32K本《电影介绍》，以发说明书(中影提供的)为主，免犯大错。”我一听这话，心就凉了半截，这还用得着办什么刊物嘛，干脆翻印说明书散发算了。我此时的心情也很复杂，既有余悸又还不甘心寂寞。我听说邢局长也是文艺界的一位老“运动员”。场场“运动”都难脱干系，他大概是被斗怕了。再说那时提得最响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又有所不同：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娘肚子里决定了的，命该如此，而路线斗争呢，那条“线”是上边划的，下边很难识别与抉择，“运动”一来，谁属于“错误”的那条“线”，谁就成了斗争的对象。这谁还敢不谨小慎微呀!看来邢局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我总是难以接受，为什么呢?仔细一想，其根本的原因是我和他在年龄、地位上差距都很大，他可以因怕而求稳，我却不能，因为我还应该有一段奋发的历程，否则就辜负了来这人世走一遭。同时想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给后世留下的那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便横下心来，当即表态：“我觉得那样搞没啥意思，要搞就放开手脚搞点大的。”王经理望着我笑笑说’“你认为怎么样搞才有意思呢?”我马上兴奋起来，把憋了好久的话全倒了出来：“宣传电影不仅是介绍电影，更需要评论电影，首先这刊物名称要改。其次是应该搞大点，把原来的32K本改为16K本，把原来的本省内部发行改为全国公开发行……”他听后点头赞同，但建议刊物名称改为《贵州电影评介》，并叫我写一报告给省文化局，再试试看。报告递上去后好久也无消息，王经理去催了两次，邢局长仍然不松口，我也就不愿意干，王经理也就不再提此事，这样又拖了一段时期。一天，省电影公司新调来的一位经理兼书记唐建华与我闲聊时问我：“刊物的事还想干吗?如果你想干的话，我支持，文化局不表态，可以直接找省委宣传部。”他这几句话使我如梦初醒，勇力倍增，便连夜赶写报告，并在报告中大胆地将刊名定为《电影评介》(去掉了“贵州”二字)，其它也都按我的想法写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将报告送去省委宣传部。也真巧，当时宣传部办公室的主任苟明华和我还是熟人，知悉来意后也连表赞同。后来在他的热心关注和支持下，我又跑了七八趟宣传部，才得到王立山部长的表态：“这事我同意，但还得请示省委。为了争取时间。你们可以先作准备。”(原话记不很清，大意如此)。王部长这一基本肯定的态度，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对此冷了一些时日的王经理又热起来了，马上提出了第一期的编辑计划，并积极向一些权威人士和名流专家组稿。老编辑葛美虽然遭受路线斗争的伤害很深，但一闻知此事，也毫无顾忌地踊跃投入，负责准备介绍复映片和新片的各种稿件。而我呢，自不必说，是全神贯注其中。经过一番苦心的安排和紧张的劳动，到1979年的二月上旬，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预定的发稿时间也已到期，而上边的批文却迟迟不见到来。正着急时，宣传部的苟明华来电话告知：“省委分管文教口的王朝文副书记已经签字批准了，但要形成文件下发还得需要些时间，你们不必等文件，可以先动起来。”得此消息，我们个个欣喜若狂，马上发稿，一个月后的1997年3月中旬，第一本《电影评介》就正式问世了：而准予它出生的红头文件直到1979年4月14日才下达。这是《电影评介》从娘胎中带来的一个旁人所不知的奇特印记。所以我时常对人说：《电影评介》是难产儿，也是早产儿，从生理角度我很有点为她今后的命运担忧。”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多余了。
在《电影评介》的创刊号(1979年3月号——总第1期)上，有一篇名为《以战斗姿态迎接影坛上更加明媚的春天》的千字文，是以“本刊编辑室”名义发表的代发刊词。这篇短文属应景的例行文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提它呢?因为这里隐藏有我的一块心病。这篇拙文是我在一个临发稿前的深夜里赶写出来的，其中有一处为形容电影蒙太奇语言的读解难度，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句，便凭直觉将宋代诗人徐积《吟月季》的两句诗引了进来，打算在校大样时再作深入考究或修改，但到校大样时却又将它忽略了，以致以后一想到这事就有点耿耿于怀，担心它会有什么不妥。近些年来，结合影视教学中的蒙太奇理论的介绍，对它又作了一番审视，觉得这个比喻大体上说还是恰当的。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的语言也是综合性的，既有画面语言，也有声音语言。从符号学角度说，既有“以一种事物去标示另一种与它不同的事物”的语言，也有“以自身影像去表现自身”的语言。这些语言的表意机制，尤其是表现力强的机制，大都是在历时性的“上下文”(相邻镜头)中实现的，或者是在共时性的“结合”(画面与音乐或音响或对话的结合)中完成的，这不就具有“云外碧”和“日边红”相类似的涵义了吗?再说还有另外一层涵义是：以前苏联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为代表的蒙太奇学派侧重外部蒙太奇，而以法国巴赞为代表的长镜头理论则侧重内部蒙太奇。这外部蒙太奇的表现力多来自镜头的并列、比照、撞击而产生新意念、新情调、新思想。如“库里肖夫效应”实验中的那个没有任何表情的莫兹尤辛的脸部特写，在观众的眼里却因连 接的镜头画面内容不同。而产生饥饿、喜悦、悲伤的不同的情绪感受，这不就是“枝头常借日边红”的效果吗?内部蒙太奇呢?它强调电影的照相本性，拒绝分割事件，追求完整时空。主张通过一些带毛边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反映现实。这种“以自身为符号”的纪实性的镜头语言，是在镜头内部以画面的渐变形式来完成“完整陈述”任务的，因而表意含糊、暧昧，而且多义。如果处理得妙，会使影像产生丰富的内涵，使这现实超越具体的经验范围而成为生动的表意元素，可以让人从迷漫的云层中窥见一片蔚蓝的碧空。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中的结尾那个场景里小儿子布鲁诺默默无言地拉住父亲的手的细节，就很好地表达了父子的深情，反衬了世态的炎凉，揭示了战后意大利人民的生活与心理状态，这不就有点类似“叶里深藏云外碧”的意思吗?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这也不例外。也许正由于这一点，30年来广大读者都未对此计较，仍然支持《电影评介》，我深为感激。
《电影评介》不是大户出身的子弟，初始的家底很寒酸，办公室只有一小间，人员只有两个(创刊号快发稿时又调来一位美工)，牌子只有钉在门框上的一小块，第一期的印数只1000份：摊子也很小，没明令组建什么班子，只对外明确用《电影评介》编辑室的名称，对内则是省电影公司宣传科的一部分，我当时是宣传科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对编辑室的工作就管得多一些。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工作人员陆续增加了，才将编辑室改为编辑部，从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编辑部设主任一人，负责编辑部的全盘工作。我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从此我就只管编辑部，而不兼管宣传科了。在我任职的几年中，编辑部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主编(或总编)、但公司的王经理是分管我们的经理。经常来过问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很尊重他，开头的一两年，稿件都由他把关签发，后来由于他分管公司的业务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此事，常因出差等影响发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慢慢就淡出了。编辑部也不分什么责任编辑、编辑、见习编辑或记者，有工作大家干，谁能干啥谁就干啥。虽然没有那些光彩的头衔，也没有明确的职务，但大家工作起来都很认真，并且进行得很顺利，发行量节节上升，最高的一期，邮局的订数就达52万多份，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零售点(如电影院、火车站等)直接来编辑部订购的。这种很不一般的现象，我以为正是《电影评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适应改革形势、摸索前进的一大特色。
我在《电影评介》编辑部度过了五个春夏、四个秋冬。开头的一两年人少事多，任务繁重，形势逼使我吃、住都踡在了办公室，过得很艰苦，但却至今不悔。因为《电影评介》一出世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得到各方的支持，并且很快就让她对社会、对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发挥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那时每年的“大众影评”评奖活动上差不多都有《电影评介》的作品获奖。记得有一篇发在《电影评介》总第23期上的《天堂里的一次死者座谈会》，原稿是以几部影片中死难人物的口吻，抱怨导演对他们死亡的处理不当的批评文章，编稿时我觉得内容还可以，但结构不精炼，立意不够新，便挥起编辑的权杖，把叙述的角度改变了一下，让那些死难者到天堂里去诉苦。修改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听说不仅获得了“大众影评”奖，同时还受到了当时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的赞扬。《电影评介》在那段时期，差不多每年都要发表一两百篇影评和观后感。这些文章既影响着广大读者，又为电影观众和电影编导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一次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就来稿对本刊所发的批评他作品的文章表示真诚的感谢。编辑部的成员在体验到这些影响和作用时，谁能不意气风发呢?尤其读到文化部王阑西副部长肯定我们的劳动那封信后，更感有意义。他在来信中说：“我一向认为你们的‘电影评论’是各省市编辑出版的刊物最好的之一。处在你们的工作环境还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实在是由于你们努力工作的结果。我每期都要看你们刊物许多文章，但近三、四个月来没有看到了，希望你们查一查是寄到文化部被别人拿去了还是没有继续寄，望以后迳寄……以免遗失……”(原文复印件附后)真没想到文化部王副部长竟也喜欢上了贵州的“肠旺面”，这又怎能不令人振奋啊!
由于如此总总，我对《电影评介》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原打算在编辑部呆一辈子，但是人愿不如“天愿”。1984年省电影公司领导班子改组，新来的经理兼书记不知为何总是看我不顺眼，就叫我移师边关——“把主要精力放到电影知识刊授班的工作上”。说是“那边的问题很多”。接着不久，编辑部的一位老编辑私下里红着脸对我说：“想请你帮帮忙，我的年龄比你大，你已为《电影评介》作出了不少贡献，能不能让我也来施展一下。”(大意如此)我一听似乎一切都明白了，该让位了，这位老编辑前半身经历十分坎坷，也应该有个多发光的机会，便马上表示“可以”，从此我就自觉地退出了编辑部，走上了影视教学的路。这条教学之路的源头——电影知识刊授班和《电影评介》是兄弟俩，前者比后者晚出生三年多，早先都在一口锅里盛饭，自我移师边关以后，它也就随着我另立了户口，并随着时代的演变，变成了现在的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影视艺术专业。这多年来，不管如何变，我的影视情结是始终未变的，对《电影评介》编辑部和对电影知识刊授班(现在的影视艺术专业)在感情上都是一视同仁的。1986年电影公司又换了一届班子。新的领导班子中的一位新领导又找我谈话，想让我回归编辑部。我当时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话虽这么说，而我当时的心里却不是那么绝情的，只是认为编辑部和刊授班“本是同根生”的一家人，我在哪边任职都一样，何必这样变来变去呢?对编辑部我还是关怀的，就是以后成立贵州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让我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办《贵州电影》报让我担任主编，我也未曾忘怀这两兄弟，还经常找几本《电影评介》来翻翻，了解其动向。对刊授班——影视艺术专业嘛，因为它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也就一直是它的“监护人”。就是现在，这两兄弟各奔前程多年，我也还希望他们加强团结、通力合作，共同奔赴艰难而又光辉的未来征程。
30年前的岁月痕迹，触摸起来有些既痒又疼，把这些压抑了多年的话语释放出来，但又颇觉轻快。在这既痒又疼又轻快之余，不禁又想起了宋代徐积的《吟月季》诗的末句：“费尽主人歌与酒，不教闲却卖花翁”，那就让我们共同为在电影的观赏上能更多地“费尽主人歌与酒”而努力，为所有的电影院的“卖花翁”不闲却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