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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我们的耳畔仿佛又响起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虽然十月革命的故乡已在26年前发生剧变，但人类社会仍在发生积极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凯歌前行。历史没有终结，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永存。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正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有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才有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打败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建立和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东方大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正在变成现实。
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之影响，是通过中国的内因而起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极其伟大的历史担当，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深植入中国大地。如果要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一个概括性表达，这就是：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
一、十月革命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方向
1840年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小帝国主义都侵略和欺侮过中国，一个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先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横扫17个省，坚持15年之久。终因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没有革命党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引而失败。
此后，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大体在两个框架内进行。其中一个便是在朝廷的架构内进行改良变法，总体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包括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随着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彻底破产。
甲午战败后，中国开始全面效仿西方，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实现君主立宪目标，发起“戊戌变法”，结果只有103天即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断头菜市口。“百日维新”的失败使立志救国的人们由改良转向革命。这为近现代史的第一次“转向”。
这次“转向”使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他创立同盟会，学习法国、美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和各种反清斗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成就。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尤其是它忽视和害怕广大农民，不敢同封建地主阶级彻底决裂，“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等纲领无法实施。结果，未能从根本上打倒封建统治阶级。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袁世凯所窃夺，宪政《约法》成了一纸空文，国会议员只不过是官僚专制的花瓶。鲁迅的《阿Q正传》，描述了辛亥革命后一切依然如旧的情形。
从1911年到1917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抱救国图存的志向，上下求索奋斗，可是迎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国家的衰落和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各种各样的路都试过了，脚下赫然写着：此路不通！
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这个变化就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中国近现代史上为第二次“转向”。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许多方面同中国的情况相同或相近。如，同样受着封建主义残酷压迫，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中国则更甚，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平均地权，劳苦大众盼解放。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路上屡遭失败，正在苦闷彷徨、不知路在何方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俄国能干成的事，中国为什么不能干？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发出这样的呼喊。
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而列宁则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的先知先觉，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是从自己的多次失败的教训中，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十月革命的比较中，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能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找到这个真理，是多么不易啊！现在有的人还顽固地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多么幼稚可笑！
二、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
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那么，谁来领导这个革命呢？毛泽东说得十分明确：“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首先，十月革命大大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发端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引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从1918年到1919年，中国开始翻译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义专号。同时，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涌现出许多进步青年社团，他们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其中，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创办的《湘江评论》，最为突出、最富有成效。
落后的中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短短几年内，经历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几百年时间内的思想变化，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假如没有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没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卓越的早期共产党人，这样疾速深刻的思想变化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才能经由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扎根开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觉醒。工人运动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本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的现代工业企业的工人。60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起100多个工厂，清政府随后也创办了一批军工、纺织和采矿工业。十月革命前后，中国产业工人达到了26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其生存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为悲惨的。夏衍的《包身工》，真实地记录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命运，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缩影。至今读来依然令人伏案垂泪。正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遭受的压迫最深重，所以他们的革命要求更强烈、更坚决和更彻底。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大企业，极易于阶级意识的觉醒，极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的灌输，极易于组织集体抗争。再一个是，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自于破产的农民，与广大贫苦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十分有利于结成牢固的工农联盟。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没有找到先进的思想指导，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缺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那么，十月革命后这一切都已具备，于是，全国十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明确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阶段目标，以马列主义为指南，走俄国革命的路。
再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帮助。谈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说到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和帮助。早期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出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是真诚的、帮助是无私和巨大的，这是主流、主导方面。但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保卫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有条件地支持中共，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过分容忍。还有，对王明等的支持，打压了中共真懂马列和有实践经验的领导人。这是非主流方面，不能由此低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的种种原因，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不成熟的、不稳定的，14年里发生了一次右倾和两次“左”倾错误，使党和军队的力量损失极为惨重。
回顾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不能不谈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落后的俄国首先获得成功，没有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领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随后形成了毛、刘、周、朱等相对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假如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于自己百倍的国内外敌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纵观遵义会议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世人不得不叹服毛泽东在指挥革命战争、处理党内矛盾，特别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矛盾，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处理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在独立自主驾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在解放战争三大决战、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胆略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在劝博古、洛甫请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时说过，中国的事情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毛泽东最懂得中国，应当请他到中央领导位置。邓小平也说过：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今，有的人狂妄地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其用心十分险恶。
三、把俄国暴力革命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掌握一支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认识不够。最早接触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在党中央长期负责军事工作，国共合作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国共两党的许多军事人才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对后来我们党在军事上有极大好处。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很快篡夺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通过“清党”把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重要岗位几乎全部清除。1927年蒋介石利用手中军权叛变革命，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因受右倾错误思想支配及共产国际妥协政策的制约，对蒋介石毫无还手之力。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渍，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8月7日，党在危急关头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早期的认识水平，这些起义就是要仿照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暴动或攻占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只有毛泽东是这一经典模式的突破者。他清醒估量了自己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的实力，若奉命攻打长沙，必将是以卵击石。他断然改变了进军方向，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朱德带领下，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逐渐把一只以农民为主体的旧式军队改造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在历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依靠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央苏区得到不断发展，成为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榜样。毛泽东在此期间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名篇。既坚持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又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然而，由共产国际指定的、占据党中央重要职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博古等，只会背诵马列主义条文、不懂中国、缺少实践、自视过高，指责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把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当做必须照办的圣旨。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排挤。
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军官兵期盼下，毛澤东才在遵义会议上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重新成为红军统帅，红军不仅避免了成为“石达开第二”，还化解了张国焘分裂党、危害中央的险境，而且，审时度势，适时地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阶级斗争转变为一致对外的民族战争，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时，王明从苏联回国，他从极“左”跳到了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臣服于蒋委员长的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错误，确立了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抗日正面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绘制了一幅气势恢宏、全民抗战的历史画卷，陷侵华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同志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也是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列宁的独创精神。按照马、恩早年的论断，社会主义革命将至少在几个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个革命才可能成功。假如列宁把这个论断视为不可变易的教条，那么就没有十月革命。所以，是列宁和俄共作出了独创性的榜样，给予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启示。
毛主席一生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十分讨厌教条主义，不仅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讨伐教条主义的檄文，还多次讲过，读死书，尽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他不无鄙视地说，教条主义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狗屎还可以肥田。毛主席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师，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今，网络媒体上反共反毛的敌对势力，骂毛主席一贯极“左”，并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统统骂为“毛左”，真是极其反动极其无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精神的传承和超越
26年前，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飘扬了74年的红旗落地。这是20世纪末全世界最大的变局。一时间，美欧政要兴奋得忘乎所以，说，这是美欧资本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将永存。国内外敌对势力，则起劲地攻击马列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早产儿”。
苏共的倒台，是否证明十月革命错了？马列主义错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错了？
此时此刻，邓小平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出全党要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指出，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垮，就不能说世界社会主义失败。还说，有人讲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哪有这回事？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共倒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领导人，长期背离了马列主义，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推行社会霸权主义，出兵干涉和威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既勾结又争夺、耗尽国力开展军备竞赛。在国内，丢掉了斯大林和列宁这两把刀子，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经济私有化，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干部官僚主义和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直接从内部击垮和颠覆了苏共执政的合理性。报载，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的一次演讲时说，他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苏联社会主义，而他的老婆赖莎觉悟比他更早更坚决。这不是一个叛徒的自白吗？这同当今网络媒体上自称“带路党”、“推墙党”的小丑们是多么相似！有人说，戈氏的自供状未必真心，这是在苏共亡国，戈氏本人已如丧家之犬，为讨好西方故出此言。这岂不更加可耻！由这样的人充任最高领导，岂有不亡党亡国之理！？
苏联垮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巍然屹立，风景这边独好？奥秘何在，先向上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经验，经济、政治建设继续以俄为师。比如，实行计划经济，政治框架构建等参考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从1957年前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经济显示的活力不足，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开始思考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先后写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论著，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在政治外交上同赫鲁晓夫主政的苏共拉开了距离，不久就分道扬镳了。说得通俗一点，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们要跳坑，中共明察秋毫，早已不跟他们玩了。
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和其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聚精会神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以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谈话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这一理论内在地包含了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探索成果。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定型，邓小平预言大约再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一制度方可定型。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江泽民、胡锦涛全面坚持邓小平理论，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前进。
习近平同志结合新的实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境界，他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主要包括：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全面、协调、创新、共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坚持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扶贫攻坚，全面小康一个人也不能落下，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新目标；回答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丰富了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文艺要源于现实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践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传承革命传统，坚持政治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分裂、破坏安全稳定的行为；实施建国以来最深刻的改革强军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并推进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的外交新格局，运筹世界大国关系，创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秩序的建立，开拓了开放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历史担当和卓越才能。
总之，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相继接力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时代发展的新变化相结合，在解决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时代大课题之后，继而解决在原本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时代大课题。而且，这后一个课题是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后，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解决好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初步解决了这个大课题，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和骄傲。当然，深入回答这个大课题，今后的路还很长。但是，“坚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让我们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正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有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才有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打败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建立和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东方大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正在变成现实。
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之影响，是通过中国的内因而起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极其伟大的历史担当，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深植入中国大地。如果要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一个概括性表达，这就是：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
一、十月革命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方向
1840年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小帝国主义都侵略和欺侮过中国，一个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先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横扫17个省，坚持15年之久。终因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没有革命党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引而失败。
此后，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大体在两个框架内进行。其中一个便是在朝廷的架构内进行改良变法，总体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包括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随着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彻底破产。
甲午战败后，中国开始全面效仿西方，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实现君主立宪目标，发起“戊戌变法”，结果只有103天即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断头菜市口。“百日维新”的失败使立志救国的人们由改良转向革命。这为近现代史的第一次“转向”。
这次“转向”使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他创立同盟会，学习法国、美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和各种反清斗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成就。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尤其是它忽视和害怕广大农民，不敢同封建地主阶级彻底决裂，“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等纲领无法实施。结果，未能从根本上打倒封建统治阶级。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袁世凯所窃夺，宪政《约法》成了一纸空文，国会议员只不过是官僚专制的花瓶。鲁迅的《阿Q正传》，描述了辛亥革命后一切依然如旧的情形。
从1911年到1917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抱救国图存的志向，上下求索奋斗，可是迎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国家的衰落和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各种各样的路都试过了，脚下赫然写着：此路不通！
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这个变化就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中国近现代史上为第二次“转向”。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许多方面同中国的情况相同或相近。如，同样受着封建主义残酷压迫，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中国则更甚，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平均地权，劳苦大众盼解放。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路上屡遭失败，正在苦闷彷徨、不知路在何方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俄国能干成的事，中国为什么不能干？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发出这样的呼喊。
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而列宁则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的先知先觉，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是从自己的多次失败的教训中，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十月革命的比较中，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能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找到这个真理，是多么不易啊！现在有的人还顽固地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多么幼稚可笑！
二、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
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那么，谁来领导这个革命呢？毛泽东说得十分明确：“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首先，十月革命大大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发端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引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从1918年到1919年，中国开始翻译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义专号。同时，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涌现出许多进步青年社团，他们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其中，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创办的《湘江评论》，最为突出、最富有成效。
落后的中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短短几年内，经历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几百年时间内的思想变化，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假如没有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没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卓越的早期共产党人，这样疾速深刻的思想变化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才能经由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扎根开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觉醒。工人运动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本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的现代工业企业的工人。60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起100多个工厂，清政府随后也创办了一批军工、纺织和采矿工业。十月革命前后，中国产业工人达到了26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其生存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为悲惨的。夏衍的《包身工》，真实地记录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命运，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缩影。至今读来依然令人伏案垂泪。正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遭受的压迫最深重，所以他们的革命要求更强烈、更坚决和更彻底。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大企业，极易于阶级意识的觉醒，极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的灌输，极易于组织集体抗争。再一个是，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自于破产的农民，与广大贫苦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十分有利于结成牢固的工农联盟。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没有找到先进的思想指导，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缺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那么，十月革命后这一切都已具备，于是，全国十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明确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阶段目标，以马列主义为指南，走俄国革命的路。
再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帮助。谈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说到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和帮助。早期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出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是真诚的、帮助是无私和巨大的，这是主流、主导方面。但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保卫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有条件地支持中共，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过分容忍。还有，对王明等的支持，打压了中共真懂马列和有实践经验的领导人。这是非主流方面，不能由此低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的种种原因，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不成熟的、不稳定的，14年里发生了一次右倾和两次“左”倾错误，使党和军队的力量损失极为惨重。
回顾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不能不谈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落后的俄国首先获得成功，没有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领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随后形成了毛、刘、周、朱等相对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假如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于自己百倍的国内外敌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纵观遵义会议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世人不得不叹服毛泽东在指挥革命战争、处理党内矛盾，特别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矛盾，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处理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在独立自主驾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在解放战争三大决战、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胆略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在劝博古、洛甫请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时说过，中国的事情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毛泽东最懂得中国，应当请他到中央领导位置。邓小平也说过：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今，有的人狂妄地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其用心十分险恶。
三、把俄国暴力革命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掌握一支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认识不够。最早接触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在党中央长期负责军事工作，国共合作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国共两党的许多军事人才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对后来我们党在军事上有极大好处。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很快篡夺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通过“清党”把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重要岗位几乎全部清除。1927年蒋介石利用手中军权叛变革命，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因受右倾错误思想支配及共产国际妥协政策的制约，对蒋介石毫无还手之力。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渍，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8月7日，党在危急关头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早期的认识水平，这些起义就是要仿照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暴动或攻占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只有毛泽东是这一经典模式的突破者。他清醒估量了自己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的实力，若奉命攻打长沙，必将是以卵击石。他断然改变了进军方向，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朱德带领下，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逐渐把一只以农民为主体的旧式军队改造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在历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依靠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央苏区得到不断发展，成为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榜样。毛泽东在此期间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名篇。既坚持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又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然而，由共产国际指定的、占据党中央重要职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博古等，只会背诵马列主义条文、不懂中国、缺少实践、自视过高，指责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把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当做必须照办的圣旨。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排挤。
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军官兵期盼下，毛澤东才在遵义会议上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重新成为红军统帅，红军不仅避免了成为“石达开第二”，还化解了张国焘分裂党、危害中央的险境，而且，审时度势，适时地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阶级斗争转变为一致对外的民族战争，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时，王明从苏联回国，他从极“左”跳到了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臣服于蒋委员长的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错误，确立了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抗日正面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绘制了一幅气势恢宏、全民抗战的历史画卷，陷侵华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同志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也是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列宁的独创精神。按照马、恩早年的论断，社会主义革命将至少在几个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个革命才可能成功。假如列宁把这个论断视为不可变易的教条，那么就没有十月革命。所以，是列宁和俄共作出了独创性的榜样，给予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启示。
毛主席一生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十分讨厌教条主义，不仅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讨伐教条主义的檄文，还多次讲过，读死书，尽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他不无鄙视地说，教条主义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狗屎还可以肥田。毛主席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师，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今，网络媒体上反共反毛的敌对势力，骂毛主席一贯极“左”，并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统统骂为“毛左”，真是极其反动极其无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精神的传承和超越
26年前，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飘扬了74年的红旗落地。这是20世纪末全世界最大的变局。一时间，美欧政要兴奋得忘乎所以，说，这是美欧资本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将永存。国内外敌对势力，则起劲地攻击马列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早产儿”。
苏共的倒台，是否证明十月革命错了？马列主义错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错了？
此时此刻，邓小平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出全党要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指出，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垮，就不能说世界社会主义失败。还说，有人讲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哪有这回事？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共倒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领导人，长期背离了马列主义，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推行社会霸权主义，出兵干涉和威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既勾结又争夺、耗尽国力开展军备竞赛。在国内，丢掉了斯大林和列宁这两把刀子，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经济私有化，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干部官僚主义和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直接从内部击垮和颠覆了苏共执政的合理性。报载，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的一次演讲时说，他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苏联社会主义，而他的老婆赖莎觉悟比他更早更坚决。这不是一个叛徒的自白吗？这同当今网络媒体上自称“带路党”、“推墙党”的小丑们是多么相似！有人说，戈氏的自供状未必真心，这是在苏共亡国，戈氏本人已如丧家之犬，为讨好西方故出此言。这岂不更加可耻！由这样的人充任最高领导，岂有不亡党亡国之理！？
苏联垮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巍然屹立，风景这边独好？奥秘何在，先向上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经验，经济、政治建设继续以俄为师。比如，实行计划经济，政治框架构建等参考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从1957年前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经济显示的活力不足，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开始思考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先后写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论著，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在政治外交上同赫鲁晓夫主政的苏共拉开了距离，不久就分道扬镳了。说得通俗一点，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们要跳坑，中共明察秋毫，早已不跟他们玩了。
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和其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聚精会神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以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谈话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这一理论内在地包含了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探索成果。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定型，邓小平预言大约再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一制度方可定型。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江泽民、胡锦涛全面坚持邓小平理论，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前进。
习近平同志结合新的实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境界，他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主要包括：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全面、协调、创新、共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坚持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扶贫攻坚，全面小康一个人也不能落下，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新目标；回答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丰富了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文艺要源于现实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践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传承革命传统，坚持政治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分裂、破坏安全稳定的行为；实施建国以来最深刻的改革强军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并推进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的外交新格局，运筹世界大国关系，创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秩序的建立，开拓了开放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历史担当和卓越才能。
总之，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相继接力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时代发展的新变化相结合，在解决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时代大课题之后，继而解决在原本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时代大课题。而且，这后一个课题是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后，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解决好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初步解决了这个大课题，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和骄傲。当然，深入回答这个大课题，今后的路还很长。但是，“坚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让我们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