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山上的杏子快黄了的时候，大伯参加了八路军。他干到副连长时，小日本投降了，没等歇好气呢，内战爆发了。
　　这天，军部指名道姓让大伯去军部侦察连当侦察兵。
　　大伯是个神枪手，素质过硬，主要原因还是大伯是个美男子，很讨女人喜欢。调他去干侦察兵，主要是让他在无法正常搞到情报时，出面接近并摆平那些军官的夫人或者姨太太，再通过她们搞到情报，完成任务。毕竟情况不是包油条的纸说扔就扔的！
　　“我不干，这事要是传到老家去，我会被人骂死的。”大伯拒绝道。
　　情报处长的口气硬得像一块铁板：“我也不想这么干，但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那里的百姓，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必须这么干，否则，你就打背包走人。”
　　大伯不想走人，他点点头，答应了。
　　很快，大伯就派上了用场，立了首功。
　　那是一个山区小镇，敌人的一个整编师驻防在这里，我军想吃掉这个有两万人枪的整编师，但侦察连接连派出几拨人马前去侦察，都无功而返，还牺牲了一个排长和两个战士。最后，只好让大伯出马。两天后，大伯回来了，将敌师参谋长夫人用照相机偷拍下来的那份敌军火力配置及兵力分布图交给了情报处长。三天后，敌人这个整编师就被我军干掉了。
　　为此，军部给大伯记了特等功。
　　这以后，大伯就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如鱼得水地忙活开了。每次完成任务回来，上级都要给他记功一次。
　　大伙凑在一起时，都说大伯前辈子积了德，造化好，别人干那事属违犯军纪，轻者关禁闭，重者挨枪子，大伯倒好，那成了他的工作，还要记功，啧啧……
　　大伯掏心窝子地说，这活不容易，除了危险，心里很不得劲，要不是上面压着，王八犊子才愿意干。
　　大伙一通大笑。
　　家里分到了土地，日子有盼头了。大伯才想明白特殊工作的意义。
　　攻打CD城时，遇到了难题，国民党也不全是饭桶。大伯去摆平一个副军长的姨太太，那天高云淡，他很有把握的。那个副军长是主管这城防御的，接近他就等于把这个军捏在手里了，甚至还可能得到更多的情报。
　　但这个副军长的姨太太是个难对付的主，她除了年轻、漂亮和风骚外，脑子还十分精明。刚接触不久，她就知道大伯是干什么的，接近她的目的是什么，瞅个空子把大伯堵在一个地方，说，要么把你送去我男人那里，让他手下的执法队来收拾你；要么，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本来，大伯想掐死这个风骚又精明的女人，但想想自身的任务，他只好作罢。
　　“说吧，什么条件？”大伯问道。
　　“在镇子里找个旅馆住下来，具体什么事情到时候再说，过后我会把情报拿给你的。”那个女人说道。
　　大伯咬咬牙答应了，以前也不是没在旅馆对付这号人，只要洁身自好，巧于应付就行了。
　　在旅馆住下后，那个女人偷偷摸来找大伯时，大伯才知道是什么事情。不过，那个女人还算守信用，她给大伯弄来了他想要的情报。
　　很快，CD城被拿下来了，守城的四萬敌军除一个混成旅和一个炮团战场起义外，其余全部被歼。
　　全国解放后，大伯转业回到了地方。但很快，大伯就落难了，“文革”来了。
　　大伯成了罪人，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原来，有人把大伯干侦察兵时的事给捅了出来。
　　大伯辩解说：“我那不是乱搞男女关系，是工作需要，再说我也没搞啊。”
　　但红卫兵不听他辩解，一巴掌过去，大伯嘴角就出血了。这以后，大伯天天戴着一顶高帽子，敲着一面破锣，被一群红卫兵押着，在大街上游斗。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日的一天，有两个二十岁左右，长得跟大伯很相像的年轻男女找到大伯所在的单位，说大伯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大伯的儿子和女儿。
　　这下，红卫兵抓到把柄了，你不是说是工作需要吗，那么这对兄妹是怎么回事，这说明，你不但是一个乱搞女人的流氓，而且还是一个打入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敌特分子，要不，你怎么会跟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去生孩子呢？！
　　“这只是一个意外。”大伯解释说，底气明显不足了。
　　“那好，我们也给你一个意外。”说完，一脚把大伯踢到了批斗台下，不巧，头碰在一块尖利的石头上，大伯陷入了深度昏迷。后来大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没有药，他死得很安详，甚至脸上还挂着一抹满足的笑——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一块炮弹皮削去了大伯的命根，导致他终身未娶，他以为他将断子绝孙了，没想到……
　　“爹！”淡淡的白云下，大伯的新坟前，两个年轻人长跪不起。
　　大伯死前清醒时说，那位副军长的正房夫人刚病死，姨太太们正为谁当正室闹得不可开交，可那位姨太太一直不生，在旅馆的开水里下了药，他执行任务唯一一次失了手，谁道世事难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