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获得年度经济学奖。这是继2004年和2006年，宏观经济学者在新世纪中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奖。这两位学者针对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两人之中的西姆斯教授更偏重于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技术性较强。今天我们主要探讨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萨金特教授是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个宏观经济理论新学派，是对当时主流的凯恩斯学派的一次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接受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不稳定性，政府有必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所以都积极干预经济。然而，到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陷入了“滞涨”，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只是推高了通胀率，却对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完全无效。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萨金特等一批学者对凯恩斯理论产生了怀疑，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了“理性预期”思想，对凯恩斯理论发起了正面攻击。
　　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理性的情况下，会对未来的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推断，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正是由于人们的预期及反应，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很可能失效，甚至产生反效果。举例来说：当经济陷入萧条时，凯恩斯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制造通胀，由于工人工资大多是提前约定的，不会随着通胀上升而立刻调整，这样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事实上压低工资，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生产和投资，加速经济复苏。然而“理性预期”学派却认为，最初工人也许会上当一两次，但随后就会吸取教训，在谈判时就考虑到未来的通胀，从而要求较高的工资，使得政府压低工资的政策失效，结果仅仅只是制造了通胀却无助于经济复苏。萨金特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滞涨，正是历年来政府利用通胀刺激经济导致的恶果。
　　“理性预期”学派还对经济波动和各种货币财政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绝大多数宏观调控政策都是无效或者收效甚微，甚至可能本身就成为制造经济波动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政府政策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减少甚至消除对经济的干预。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发展成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两大流派之一，至今仍然有重大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救市计划，但这些计划或者收效甚微，或者后患无穷。本次诺贝尔奖正是提醒人们，政府干预经济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2009年数十位经济学家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公开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萨金特获奖以后，也表示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并没有任何建议。
　　“理性预期”在理论形式和逻辑上都非常完美，然而它的基本假设——人们总是理性决策的假设是否成立，却一直争议不断。说来好笑，与萨金特一起开创理性预期理论的卢卡斯教授就曾经做出过“非理性”决策。卢卡斯于1989年与前妻离婚时，前妻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1月以前获得诺贝尔奖，奖金应当视为共同财产而平均分配。卢卡斯预期自己不可能这么快就获奖，因此同意了这一条件。不料他果然在1995年10月10日、约定到期前20天获得了诺贝尔奖，不得不与前妻平分200万美元的奖金。理性预期大师不理性，成为经济学中的一段趣话。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者都相信，人们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在经济决策中确实有很大的理性成分，因此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人们的预期。而为了影响人们的预期，政府又必须尽量维持政策的稳定和自身的公信力。
　　“理性预期”思想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各级官员干预经济的思维根深蒂固，而且各项政策非常缺乏稳定性，结果政策效果往往很差。房价调控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政府对房价进行了多次调控，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结果各方形成了“政府不是真要降低房价”的政策预期，对政府的各种严厉态度也熟视无睹，结果房价越调越涨，这次政府空前强硬的调控也迟迟不见成效，部分开发商宁可借高利贷也不愿降价促销，房地产泡沫风险越来越大。
　　此外，政府推行的节能减排、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抑制通胀等诸多政策成效不彰，无不与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关。未来政府必须维护政策的稳定性，减少对经济的机会主义干预，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否则，只会使调控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