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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1889年10月16日生于陕西省朝邑县(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大荔县)仓西村一个中医家庭。我国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学家。他不仅是一位国内知名教授，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人民外交活动，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
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1908年，张奚若19岁时，离开故乡去了上海，经人介绍进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念书，不久又转入中国公学。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张奚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在上海的陕西同乡于右任、杨西堂(杨铭源)、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和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等。
1911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酝酿在陕西起义，为了筹措军火，派张奚若从井家拿了许多古董字画变卖成现金去日本购买手枪、炸药等。张奚若赴日本购买武器后，先从东京返回上海，侦悉清政府在上海海关检查甚严，经与陈其美研究，想出拆开沙发，将手枪隐匿在沙发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缝合的办法，终于将武器顺利运回国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奚若回到了陕西。这时陕西起义已经胜利，成立了军政府，张奚若在军政府任参议。由于军政府新政权不久被“哥老会”所控制，他毅然辞去了省参议之职。
不久，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窃国专权，压制革命党人，排挤孙中山，国事更加昏暗。在失望的情况下，他便决定去外国留学，探求新思想、新文化。经努力，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
憧憬西方民主
1913年7月，张奚若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胡适、金岳霖、徐志摩等都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1917年，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他去德国进修于科隆大学，以后又去法国，之后才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海外，他写了学术论文《社约论考》寄回国内发表，登载于1920年在北京出版的《政治学报》第l卷第2期上。他在《社约论考》中对“社约”(也称“民约”)的发展史及各派对于“社约”的观点和见解作了翔实和准确的论述，向国内民众介绍与传播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21年，张奚若再次赴法、意、德、英等国学习考察。从1917年至1925年初，他辗转于欧美各国，潜心于浩繁的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论著，广泛涉猎有关的科学文化，并且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实地和系统的研究，这为他尔后回国从事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西方民主政治
由崇信到动摇
1925年初，在欧美各国长期学习和考察的张奚若终于回到祖国。1927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南下，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兼任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
1929年8月，张奚若出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清华大学和尔后的西南联大，他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名著选读》、《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当时，他是国内政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而蜚声教坛。他不仅教书，而且注意育人，他关心每个学生的业务学习和思想品德。他谆谆教诲学生，学政治学决不是为了做官；他告诫学生，决不要趋炎附势钻营求官。
在学术研究方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自然法则之演进》、《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等著作，介绍了“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等，在当时我国知识界的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把外国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张奚若强调要结合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他认为我们对待西方文化不应盲从，只能吸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又指出对待本民族文化，盲目保守、固步自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该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化工业，应在提倡各种学术和思想方法科学化等4个方面努力。这些见解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在张奚若回国的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张奚若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他写了《沪案筹款方法及其支配机关》一文，登载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文章中的提议表达了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爱国热情。
1927年，全国反帝斗争高涨，汉口、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张奚若发表了《英国人的头脑与此次出兵》、《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宁案与五国通牒》等多篇时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妥协退让，表示不满和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逼热河，进攻长城诸口，华北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张奚若心急如焚，主张坚决抗日，一再向南京政府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阻止日军南进。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清华大学举行教授临时会议，公推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等5人为电文起草委员，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电云：“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只是热河“全省天险皆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逃，致使敌人长驱直入，境若无人。”如此误国罪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了事”，“钧府诸公”，“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更不堪设想。”他们的爱国之心、崇正黜邪之志，跃然纸上。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权益的《塘沽协定》，致使平津危机日甚一日。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严厉抨击，全面揭露，张奚若发表时评文章《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指出：“不客气地说，塘沽以来的外交全盘皆错，无一是处。”他敦促南京政府应该“改弦更张，在奋斗中找出路”。
不久，“华北特殊化”局面不幸形成，张奚若极为痛心。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揭露冀察当局种种特殊自居的表现，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命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抗日杀敌两项要求。他恳切敦促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坚决抗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是，由于他的文章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的“趸卖”方针和华北地方当局的“零售”计划，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南京国民政府日益恐慌，竟封闭了《独立评论》杂志。
张奚若回国之初，本来是满怀中国能走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的热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带领民众把中国建设为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使他大失所望。上述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事件及南京国民政府“自《塘沽协定》以来”，“就是退让，就是屈辱，就是无止境的加重国难，永朝亡国灭种的方向进行”，使张奚若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失去信心，也使他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发生动摇。
反对国民党，追随共产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张奚若被推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1938年秋季学校再迁昆明，临时联合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同年底，他被师生推为西南联大教授会代表，参加西南联大全校性的工作。在西南联大的8年里，他一方面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1938年7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于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初，他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出席议政，借以对国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力砭时弊，对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批评。
1941年，鉴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日益腐败和独裁，张奚若的批评也日益尖锐和激烈。这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驳了孔祥熙在财政报告中为掩饰通货膨胀所设的遁词，话锋犀利，击中要害。主持参政会的蒋介石大为恼火，长时间按铃警告要他中止发言。蒋介石悻悻地说：“欢迎发表意见，但请注意态度，用语尖刻不好。”
张奚若毫不畏惧，坚持把话讲完。由于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压制民主，实行独裁，于是张奚若和陕籍参议员李元鼎、茹欲立相约共同抵制，他随即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以示抗议。后来重庆国民参政会又给他寄去开会通知和路费，要他出席会议。张奚若回电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1943年冬天，国民党当局在西南联大举行所谓“宪政问题”座谈会。张奚若出席并发表演讲，揭穿国民党当局空喊准备召开宪政的骗局。他在会上说：“如果真有诚意实行‘宪政’，那就要结束‘训政’，就是说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把老百姓当‘阿斗’，究竟何日才算好了呢?可以结束‘训政’呢?国民党当局明明是搞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偏要说那么多漂亮话，骗了这么多年还想骗多久?所谓‘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都是一纸空文，根本不是准备实行的。”他的这些讲话将会议主持人气得目瞪口呆，打乱了主办人的阵脚，座谈会只好匆匆收场。他的讲演，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沉寂的西南联大校园，像磁石般吸引着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使他们明白，要认清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才能争取民主。
1944年冬天，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自治会在联大饭厅举行讲演会，题目是：“论国是前途”。张奚若应邀参加发表讲演。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并预测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发展的趋势。他说：“我们应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但对国民政府不能抱幻想。”他认为和平与民主只能从斗争中获得。他揭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指出蒋介石表面上侈谈抗日，却在江南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同室操戈削弱抗日力量。抗战结束后，怎样才能避免内战获得和平呢？他指出：“首要的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饭厅爆满，虽然已是数九寒天，却有许多未能挤进饭厅的学生站在门口、窗口，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听讲。会后，广大学生奔走相告，将张奚若的讲话广泛流传到社会上去，人们对国民党的真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明确了要反对国民党独裁就要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的道理。
抗日战争8年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在昆明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张奚若抨击国民党说：“今天的中国已病入膏肓，主要的原因是政权被一群极端反动、贪污、低能、专制的集团所把持，18年来的所作所为真是黑尽良心。”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
但张奚若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却未绝望，永不绝望。他从群众耳口相传里，在一些进步报刊的弦外之音中，在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给他介绍的材料和文件中，得知祖国的北方还有另一个廉洁的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一支人民的抗日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他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奚若阅读了《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倍加赞赏，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积极赞同。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高兴地向夫人杨景仁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
这些深刻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反复思考，他感到国民党已经反动腐朽，中国要前进，要有光明的前途，只有依靠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后期起，他就和活跃在中国民主政坛的吴晗、闻一多等人一起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张奚若成为国统区大后方进步青年学生景仰的八大名教授之一。闻一多在遇难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八教授颂》第一章《政治家》，写的就是张奚若。
选择革命道路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张奚若联合西南联大钱端升等11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是提出3条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废除一人独揽作风。”这表达了从那时起张奚若就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5年1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昆明4位教师、学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广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义愤填膺。西南联大和昆明各大中学决定罢课抗议。张奚若和西南联大教授会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并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当局严惩凶手，妥善处理受害者及抚恤其家属，否则决不复课。
这年年末，在酝酿提名参加旧政协人选时，民主同盟和中共一致推荐张奚若为社会贤达人士代表。但是，国民党当局深知张奚若的一贯为人和表现，一口咬定他是国民党党员，不予同意。事实上，张奚若只是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同盟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在去美国留学前已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的卑劣骗局，张奚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这个声明，既有力地回击和嘲弄了国民党当局别有用心的伎俩，又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
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之请，在西南联大草坪发表讲演，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这次演讲历时2个多小时，听讲学生达六七千人。在讲演正式开始前，他在会上大声说：“如果我有机会碰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就是‘请他滚蛋’。”听众哄场大笑，热烈鼓掌。他接着说：“在中国现在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非常反动的专制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提出“医治”这个“病症”的办法，就是“废除党治”、“蒋介石先生下野”、“组织联合政府”、“惩办反动分子”、“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等。综观张奚若的讲演，表明他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他的讲演迅速传遍全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
由于张奚若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恰逢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宣布解散，清华大学师生要复校回北平，在朋友的劝告下，张奚若全家悄悄提前离昆明取道上海，于1946年9月回到北平。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愈演愈烈，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像江河的怒涛，汹涌澎湃。张奚若自然成为国统区进步青年授业解惑的良师益友。他每逢讲课或有学生来家访问，必然牵涉到当时人们关心的话题——内战。在谈到内战的性质时，他说：“我认为今天这个战争是一个富有理想的、要改革现实社会的政党与一个完全失去理想的、要保持既得利益的政党的战争。有理想的政党为了实现其理想，自然不得不排除拦路的障碍；操有政权的政党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不得不用各种方法来压迫和消灭新兴政治集团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使他丢掉原来向往中国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幻想，而以全部精力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
1948年6月的一天，当一份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大学教授联合声明送到张奚若手中时，他看到声明上写的是：“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救济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配给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支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张奚若毫不迟疑地在这个声明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签名的还有吴晗、朱自清等110人。这一爱国行动，毛泽东称赞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四年间，张奚若不知疲倦地战斗在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上。他凭借知识分子的特长，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口诛笔伐，成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一名无畏的战士。1948年春，他满怀信心地断言：“中国目前的革命必然成功，这是惟一的出路。”他认为那种对革命绝望和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企图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这表明张奚若自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第三条道路，并且认为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时张奚若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为新中国诞生而欢呼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城北平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时，张奚若虽然已是花甲老人，但是在政治上他却焕发了青春，在他的生活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做斗争，1949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应国际妇联主席戈登夫人的邀请，中国人民组成了由郭沫若任团长的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国解放区)，张奚若为代表团成员。出国前。他广泛收集了反映华北解放区各高校师生在经历8年抗日战争后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材料。归来后，他向师生传达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精神，加强了广大师生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
1949年5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21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叶企荪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周培源、钱伟长、吴晗、费孝通5人任校委会常委。张奚若为办好人民的清华大学而努力工作。
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管华北解放区各省市所属高等学校和学术、图书、文物机构，董必武任主任，张奚若和周扬任副主任。张奚若联合许德衍、马寅初等常委向中共建议，接管帝国主义在华北开办的教会学校，这个建议当即被采纳。他还协助董必武对华北解放区各高校进行初步民主改革，建立校务委员会，确立高校必修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程等。这些做法、经验对日后发展新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着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奚若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预备会议上，他被选为由毛泽东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个由21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领导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参与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等。在讨论国歌方案时，他力陈己见，认为居安不能忘后，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为新中国诞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张奚若殚思竭虑，竭尽忠诚。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各界代表662人出席参加。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和全体委员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和国旗、国歌、国徽以及纪元的讨论和制订工作。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等56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张奚若在会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同庆新中国的诞生。
为人民教育、外交事业
呕心沥血
1952年11月至1958年初，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在他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政(国)务院领导下，张奚若继续实行对旧中国原有学校进行接管和改造。从1952年至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对全国私立中学1412所、私立小学8925所全部接管，改为公立中、小学。同时教育部还组织其所属的学校，清除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影响，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教育部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和调整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编写和出版各种教科书。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教育部还积极发展各类学校，特别是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学校，以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师资。张奚若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张奚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尔后，他还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8年2月，张奚若调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任职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积极组织我国与友好国家、地区间教科文卫组织以及团体、个人之间相互访问、交流、表演、展览以及互派专家学者交换留学生等活动。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作了《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早在1949年12月15日，我国外交界和有关方面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张奚若被推选为会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至逝世)。在张奚若担任会长期间，他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国和世界各国以及地区间民间团体、组织和知名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加深了中外之间的了解，密切了关系，增进了友谊。特别是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奚若任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各民间团体、组织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之间的相互友好往来活动频繁。1955年，张奚若会见以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1957年、1959年会见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一、第二次访华团；1962年会见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等等。在会见这些访华团成员时，张奚若坦率、诚恳地与他们交谈协商。经过会谈，中日双方都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一致的看法，并进行了许多协调工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也曾多次派出民间代表团、访问团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双向的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外交活动、互相访问与交往以及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为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张奚若为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奚若平易近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私人信件；国务院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他不允许子女和亲属乘坐。虽然他已年逾古稀，每次送别探望他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时，他总是从所住的3楼送至楼下门口，依依惜别。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因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无效，病逝，终年84岁。文
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1908年，张奚若19岁时，离开故乡去了上海，经人介绍进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念书，不久又转入中国公学。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张奚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在上海的陕西同乡于右任、杨西堂(杨铭源)、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和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等。
1911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酝酿在陕西起义，为了筹措军火，派张奚若从井家拿了许多古董字画变卖成现金去日本购买手枪、炸药等。张奚若赴日本购买武器后，先从东京返回上海，侦悉清政府在上海海关检查甚严，经与陈其美研究，想出拆开沙发，将手枪隐匿在沙发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缝合的办法，终于将武器顺利运回国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奚若回到了陕西。这时陕西起义已经胜利，成立了军政府，张奚若在军政府任参议。由于军政府新政权不久被“哥老会”所控制，他毅然辞去了省参议之职。
不久，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窃国专权，压制革命党人，排挤孙中山，国事更加昏暗。在失望的情况下，他便决定去外国留学，探求新思想、新文化。经努力，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
憧憬西方民主
1913年7月，张奚若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胡适、金岳霖、徐志摩等都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1917年，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他去德国进修于科隆大学，以后又去法国，之后才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海外，他写了学术论文《社约论考》寄回国内发表，登载于1920年在北京出版的《政治学报》第l卷第2期上。他在《社约论考》中对“社约”(也称“民约”)的发展史及各派对于“社约”的观点和见解作了翔实和准确的论述，向国内民众介绍与传播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21年，张奚若再次赴法、意、德、英等国学习考察。从1917年至1925年初，他辗转于欧美各国，潜心于浩繁的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论著，广泛涉猎有关的科学文化，并且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实地和系统的研究，这为他尔后回国从事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西方民主政治
由崇信到动摇
1925年初，在欧美各国长期学习和考察的张奚若终于回到祖国。1927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南下，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兼任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
1929年8月，张奚若出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清华大学和尔后的西南联大，他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名著选读》、《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当时，他是国内政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而蜚声教坛。他不仅教书，而且注意育人，他关心每个学生的业务学习和思想品德。他谆谆教诲学生，学政治学决不是为了做官；他告诫学生，决不要趋炎附势钻营求官。
在学术研究方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自然法则之演进》、《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等著作，介绍了“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等，在当时我国知识界的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把外国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张奚若强调要结合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他认为我们对待西方文化不应盲从，只能吸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又指出对待本民族文化，盲目保守、固步自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该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化工业，应在提倡各种学术和思想方法科学化等4个方面努力。这些见解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在张奚若回国的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张奚若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他写了《沪案筹款方法及其支配机关》一文，登载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文章中的提议表达了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爱国热情。
1927年，全国反帝斗争高涨，汉口、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张奚若发表了《英国人的头脑与此次出兵》、《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宁案与五国通牒》等多篇时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妥协退让，表示不满和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逼热河，进攻长城诸口，华北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张奚若心急如焚，主张坚决抗日，一再向南京政府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阻止日军南进。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清华大学举行教授临时会议，公推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等5人为电文起草委员，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电云：“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只是热河“全省天险皆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逃，致使敌人长驱直入，境若无人。”如此误国罪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了事”，“钧府诸公”，“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更不堪设想。”他们的爱国之心、崇正黜邪之志，跃然纸上。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权益的《塘沽协定》，致使平津危机日甚一日。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严厉抨击，全面揭露，张奚若发表时评文章《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指出：“不客气地说，塘沽以来的外交全盘皆错，无一是处。”他敦促南京政府应该“改弦更张，在奋斗中找出路”。
不久，“华北特殊化”局面不幸形成，张奚若极为痛心。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揭露冀察当局种种特殊自居的表现，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命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抗日杀敌两项要求。他恳切敦促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坚决抗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是，由于他的文章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的“趸卖”方针和华北地方当局的“零售”计划，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南京国民政府日益恐慌，竟封闭了《独立评论》杂志。
张奚若回国之初，本来是满怀中国能走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的热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带领民众把中国建设为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使他大失所望。上述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事件及南京国民政府“自《塘沽协定》以来”，“就是退让，就是屈辱，就是无止境的加重国难，永朝亡国灭种的方向进行”，使张奚若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失去信心，也使他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发生动摇。
反对国民党，追随共产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张奚若被推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1938年秋季学校再迁昆明，临时联合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同年底，他被师生推为西南联大教授会代表，参加西南联大全校性的工作。在西南联大的8年里，他一方面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1938年7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于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初，他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出席议政，借以对国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力砭时弊，对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批评。
1941年，鉴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日益腐败和独裁，张奚若的批评也日益尖锐和激烈。这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驳了孔祥熙在财政报告中为掩饰通货膨胀所设的遁词，话锋犀利，击中要害。主持参政会的蒋介石大为恼火，长时间按铃警告要他中止发言。蒋介石悻悻地说：“欢迎发表意见，但请注意态度，用语尖刻不好。”
张奚若毫不畏惧，坚持把话讲完。由于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压制民主，实行独裁，于是张奚若和陕籍参议员李元鼎、茹欲立相约共同抵制，他随即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以示抗议。后来重庆国民参政会又给他寄去开会通知和路费，要他出席会议。张奚若回电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1943年冬天，国民党当局在西南联大举行所谓“宪政问题”座谈会。张奚若出席并发表演讲，揭穿国民党当局空喊准备召开宪政的骗局。他在会上说：“如果真有诚意实行‘宪政’，那就要结束‘训政’，就是说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把老百姓当‘阿斗’，究竟何日才算好了呢?可以结束‘训政’呢?国民党当局明明是搞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偏要说那么多漂亮话，骗了这么多年还想骗多久?所谓‘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都是一纸空文，根本不是准备实行的。”他的这些讲话将会议主持人气得目瞪口呆，打乱了主办人的阵脚，座谈会只好匆匆收场。他的讲演，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沉寂的西南联大校园，像磁石般吸引着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使他们明白，要认清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才能争取民主。
1944年冬天，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自治会在联大饭厅举行讲演会，题目是：“论国是前途”。张奚若应邀参加发表讲演。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并预测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发展的趋势。他说：“我们应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但对国民政府不能抱幻想。”他认为和平与民主只能从斗争中获得。他揭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指出蒋介石表面上侈谈抗日，却在江南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同室操戈削弱抗日力量。抗战结束后，怎样才能避免内战获得和平呢？他指出：“首要的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饭厅爆满，虽然已是数九寒天，却有许多未能挤进饭厅的学生站在门口、窗口，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听讲。会后，广大学生奔走相告，将张奚若的讲话广泛流传到社会上去，人们对国民党的真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明确了要反对国民党独裁就要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的道理。
抗日战争8年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在昆明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张奚若抨击国民党说：“今天的中国已病入膏肓，主要的原因是政权被一群极端反动、贪污、低能、专制的集团所把持，18年来的所作所为真是黑尽良心。”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
但张奚若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却未绝望，永不绝望。他从群众耳口相传里，在一些进步报刊的弦外之音中，在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给他介绍的材料和文件中，得知祖国的北方还有另一个廉洁的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一支人民的抗日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他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奚若阅读了《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倍加赞赏，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积极赞同。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高兴地向夫人杨景仁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
这些深刻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反复思考，他感到国民党已经反动腐朽，中国要前进，要有光明的前途，只有依靠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后期起，他就和活跃在中国民主政坛的吴晗、闻一多等人一起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张奚若成为国统区大后方进步青年学生景仰的八大名教授之一。闻一多在遇难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八教授颂》第一章《政治家》，写的就是张奚若。
选择革命道路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张奚若联合西南联大钱端升等11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是提出3条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废除一人独揽作风。”这表达了从那时起张奚若就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5年1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昆明4位教师、学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广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义愤填膺。西南联大和昆明各大中学决定罢课抗议。张奚若和西南联大教授会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并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当局严惩凶手，妥善处理受害者及抚恤其家属，否则决不复课。
这年年末，在酝酿提名参加旧政协人选时，民主同盟和中共一致推荐张奚若为社会贤达人士代表。但是，国民党当局深知张奚若的一贯为人和表现，一口咬定他是国民党党员，不予同意。事实上，张奚若只是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同盟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在去美国留学前已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的卑劣骗局，张奚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这个声明，既有力地回击和嘲弄了国民党当局别有用心的伎俩，又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
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之请，在西南联大草坪发表讲演，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这次演讲历时2个多小时，听讲学生达六七千人。在讲演正式开始前，他在会上大声说：“如果我有机会碰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就是‘请他滚蛋’。”听众哄场大笑，热烈鼓掌。他接着说：“在中国现在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非常反动的专制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提出“医治”这个“病症”的办法，就是“废除党治”、“蒋介石先生下野”、“组织联合政府”、“惩办反动分子”、“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等。综观张奚若的讲演，表明他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他的讲演迅速传遍全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
由于张奚若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恰逢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宣布解散，清华大学师生要复校回北平，在朋友的劝告下，张奚若全家悄悄提前离昆明取道上海，于1946年9月回到北平。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愈演愈烈，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像江河的怒涛，汹涌澎湃。张奚若自然成为国统区进步青年授业解惑的良师益友。他每逢讲课或有学生来家访问，必然牵涉到当时人们关心的话题——内战。在谈到内战的性质时，他说：“我认为今天这个战争是一个富有理想的、要改革现实社会的政党与一个完全失去理想的、要保持既得利益的政党的战争。有理想的政党为了实现其理想，自然不得不排除拦路的障碍；操有政权的政党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不得不用各种方法来压迫和消灭新兴政治集团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使他丢掉原来向往中国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幻想，而以全部精力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
1948年6月的一天，当一份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大学教授联合声明送到张奚若手中时，他看到声明上写的是：“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救济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配给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支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张奚若毫不迟疑地在这个声明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签名的还有吴晗、朱自清等110人。这一爱国行动，毛泽东称赞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四年间，张奚若不知疲倦地战斗在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上。他凭借知识分子的特长，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口诛笔伐，成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一名无畏的战士。1948年春，他满怀信心地断言：“中国目前的革命必然成功，这是惟一的出路。”他认为那种对革命绝望和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企图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这表明张奚若自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第三条道路，并且认为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时张奚若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为新中国诞生而欢呼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城北平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时，张奚若虽然已是花甲老人，但是在政治上他却焕发了青春，在他的生活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做斗争，1949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应国际妇联主席戈登夫人的邀请，中国人民组成了由郭沫若任团长的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国解放区)，张奚若为代表团成员。出国前。他广泛收集了反映华北解放区各高校师生在经历8年抗日战争后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材料。归来后，他向师生传达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精神，加强了广大师生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
1949年5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21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叶企荪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周培源、钱伟长、吴晗、费孝通5人任校委会常委。张奚若为办好人民的清华大学而努力工作。
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管华北解放区各省市所属高等学校和学术、图书、文物机构，董必武任主任，张奚若和周扬任副主任。张奚若联合许德衍、马寅初等常委向中共建议，接管帝国主义在华北开办的教会学校，这个建议当即被采纳。他还协助董必武对华北解放区各高校进行初步民主改革，建立校务委员会，确立高校必修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程等。这些做法、经验对日后发展新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着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奚若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预备会议上，他被选为由毛泽东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个由21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领导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参与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等。在讨论国歌方案时，他力陈己见，认为居安不能忘后，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为新中国诞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张奚若殚思竭虑，竭尽忠诚。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各界代表662人出席参加。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和全体委员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和国旗、国歌、国徽以及纪元的讨论和制订工作。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等56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张奚若在会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同庆新中国的诞生。
为人民教育、外交事业
呕心沥血
1952年11月至1958年初，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在他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政(国)务院领导下，张奚若继续实行对旧中国原有学校进行接管和改造。从1952年至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对全国私立中学1412所、私立小学8925所全部接管，改为公立中、小学。同时教育部还组织其所属的学校，清除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影响，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教育部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和调整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编写和出版各种教科书。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教育部还积极发展各类学校，特别是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学校，以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师资。张奚若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张奚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尔后，他还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8年2月，张奚若调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任职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积极组织我国与友好国家、地区间教科文卫组织以及团体、个人之间相互访问、交流、表演、展览以及互派专家学者交换留学生等活动。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作了《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早在1949年12月15日，我国外交界和有关方面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张奚若被推选为会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至逝世)。在张奚若担任会长期间，他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国和世界各国以及地区间民间团体、组织和知名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加深了中外之间的了解，密切了关系，增进了友谊。特别是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奚若任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各民间团体、组织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之间的相互友好往来活动频繁。1955年，张奚若会见以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1957年、1959年会见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一、第二次访华团；1962年会见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等等。在会见这些访华团成员时，张奚若坦率、诚恳地与他们交谈协商。经过会谈，中日双方都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一致的看法，并进行了许多协调工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也曾多次派出民间代表团、访问团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双向的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外交活动、互相访问与交往以及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为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张奚若为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奚若平易近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私人信件；国务院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他不允许子女和亲属乘坐。虽然他已年逾古稀，每次送别探望他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时，他总是从所住的3楼送至楼下门口，依依惜别。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因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无效，病逝，终年84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