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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保基金案：
反腐败凸显“民本”精神
2006年7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社保基金落马。随后，《福布斯》富豪张荣坤也被相关机构调查。祝均一的落马终于撩开了张荣坤一夜暴富的神秘面纱——原来又是一场官商勾结大戏：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了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
自从张荣坤被抓，上海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如过江之鲫，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
任何人论及2006年查办的腐败案件，都不会遗漏上海社保基金案。原因有二：一是此案致使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透射出高层“反腐败不设禁区”的强烈信号；二是上海社保基金案引发了高层对社会保障存在的安全隐患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
李大伦案：
官场覆巢之下无完卵
“官场诗人”李大伦主政郴州7年后，于2006年5月被“两规”。李大伦的“腐败专利”是城建工程项目。他曾喊出“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
8月，52岁的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落马。樊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队长”。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常常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
9月，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在郴州，被曾“两规”过的干部不少。凭借这种对官员的“合法伤害权”，曾锦春频繁参与对当地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两规”调查。
9月，被判处死缓的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我与老板们玩在一起，与女人玩在一起，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
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叫“团结出效益”，但是细观在李大伦治下的郴州，我们必须对“团结出效益”重新理解——表面上看，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宣传部长、副市长这些班子核心成员的确很“团结”，但这种“团结”是出于私利最大化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划地而食、埋头腐败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侯伍杰案：
官员带病提拔暴露干部制度缺陷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1990年，侯伍杰升任阳泉市委书记。媒体称其在北京办公事时“嫖娼取乐”，被警方抓获。
1995年，侯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针对其个人的举报再未中断。
但事隔两年后，尽管举报不断，侯仍被选为山西省委常委。2000年1月，侯兼任太原市委书记。在这期间，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纷至沓来。但2001年末，侯又升任省委副书记，2004年下半年兼任省委党校校长。
侯伍杰最终落马，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直接起因是“三晋涉黑第一案”中原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供出了他向侯行贿的事实。
十余年间，侯伍杰步步高升，“举报不断”似乎对他毫无影响，其斑斑劣迹虽在民间盛传，仍然一路高升。把一个浑身是病的人当作运动健将，这样的裁判难道只是眼睛有问题吗？
何闽旭案：
副省长贪恋温柔丢乌纱
如果评选2006年度最“倒霉”的贪官，非何闽旭莫属。
2006年6月22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中央纪委“两规”，随即被撤销副省长职务。此时，他任副省长刚好1年零5天，其主要涉及“三宗罪”：经济问题、严重失职和生活作风腐化。
2005年6月25日，何闽旭与情人到九华山去散心。深夜，何的手机响个不停。对方说，池州市里发生一起打架闹事事件，向他请示怎么办。好事被“破坏”了，何闽旭大怒，索性关机。而此刻的池州，一场因偶发争执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却愈演愈烈，最后失控。
事后，在安徽省委彻查之下，何闽旭交代了自己“不作为”的缘由，并把受贿的事一并暴露出来。被中央纪委带走时，他禁不住泪流满面，连呼：“倒霉！倒霉！都是女人惹的祸……”
古人说：“祸福无门人自招”。何闽旭身兼池州市委书记，且为分管民政、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的副省长，为了片刻温柔，全然不顾职责所系。虽云“红颜祸水”，但他偏爱在这池“祸水”中扎猛子，最后被“淹死”，实在不该怨天尤人!
王昭耀案：
高官导演的家族腐败闹剧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案的查处，是2006年反腐败领域令人关注的一大“亮点”，其腐败极具特色。
据报道，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笔受贿事实中，大多数涉及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他还给妻子、儿子、两个小舅子都弄个一官半职。这些“鸡犬”升天之后，在腐败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妻弟杨枫，宣城市委副书记，同时与7名情妇有染，并运用攻读MBA时学到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任命一名“首席情妇”管理其情妇团队；另一个妻弟杨哲信，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大肆“批发乌纱帽”，甚至私刻公章卖官。
本案揭示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吏治腐败。比把王昭耀抓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选拔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的路径堵死。“亡羊补牢”的道理何人不知？如果不做好“补牢”的工作，一定会有更多的“羊”亡失于腐败的黑洞中。
尚军案：对“卖色买官”
的质疑否定官员道德操守
在2006年查办的众多腐败官员中，安徽省前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有卖色谋官之嫌，在短短数月间，其知名度之高几乎与明星比肩。
据检察机关指控，尚军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90万元、美元若干。尚军还对9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尚军引人瞩目的原因，首先在于其不平常的履历：初中毕业、水平一般、6年间就从副科级跃升至副厅级。因此被称为“直升机副厅长”。
关于尚军超常规升官是用色相换来的报道，最早见于2006年8月的湖北《前卫》杂志，而《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记者专访《安徽女贪官以色谋权说法无确凿证据》，看上去也有理有据。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腐败案件中，几乎绝大多数男性贪官都显示出了异常的好色倾向，在这种舆论氛围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尚军从副科级到副厅级只用了6年时间，就象一条鱼在一群贪腥的猫中间游走，怎么可能做得到守身如玉？所以说，世人热议尚军“以色谋官”，表明社会公众对官员集体道德操守持否定态度。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张恩照案：“外企军团”
靠糖衣炮弹登陆中国市场？
2006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因非法收受他人款物41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恩照案最有价值的看点，是因其涉嫌接受美国一家公司高达100万美元的贿赂，在美国法院引起的一场国际诉讼。虽然中国法院审理过程中未涉及张恩照的涉外案件部分，但境内外媒体还是将案情基本情况作了披露。
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结果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数量近10年来一直在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其危害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战争。张恩照案幕后的新闻，为世人关注的惩治“洋腐败”问题，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巫邦志案：
囚犯给狱警发“工资”
2004年，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因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被送交川西监狱服刑。
到了监狱里，这个前“红顶商人”仍然享受着“超标准待遇”：他可以不穿囚服，不吃囚饭，在监区打小灵通，监狱警车将其带到宾馆酒楼消费，他可以审核他投资公司的账目。
马建国之所以能在监狱内如此招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用“金锁链”套住了川西监狱原监狱长巫邦志的脖子，他还向狱内其他管教人員按月发“工资”。
身为监狱长和管教人员的巫邦志等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领着犯罪的人走向新生，但事实上他们却跟在马建国这类罪犯身后，最终完成角色转换，把犯人的囚衣穿在自己的身上。
刘志祥案：
到底贪多少才应判死刑？
2006年4月，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因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此后，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对法律的公正性提出严重质疑：
对巨额财产的来源，刘志祥讳莫如深，怎么能算是“主动交待”？
刘志祥一直在包庇违法犯罪者，何来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
《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4000多万是多少倍啊？就算他自首立功减了刑，但雇凶杀人是“故意杀人罪”啊，而且杀的是举报人，还不算“情节严重”吗？
事实上，近年来在对贪官的判决方面，确实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现在“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赃款已大部分追缴”等说法，往往变成贪官免死的法宝。司法机关这种做法，难免让老百姓感到其有为贪官开脱的嫌疑，从而对反腐失去信心。
“彭水诗案”：
被迫中止的“准腐败”案件
2006年8月中旬，重庆彭水县的秦中飞用词牌《沁园春》创作了一条影射当地弊政的短信，随后把这首“大作”以短信形式发给亲朋好友。
随后，他摊上了一场令他名传天下的牢狱之灾。秦中飞被强制抓进看守所，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又被“强行放出来”。
据悉，当时彭水正在进行换届选举，当地主要领导担心秦中飞的短信会引发当地公众对主要领导弊政的责难，而公安局、检察院领导就可能因此承担“工作不力”的严重后果。由于“党政干部非法干预司法”，彭水县委书记现已被免职。
从这起案件里，可以切实感受到一个道理——只有进一步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才能在强光照射下让惯于顺从强权意志、以搞司法腐败为进身之阶的人缩回自己肮脏的手！
诚然，“彭水词案”是这组文章中最不像“腐败案件”的小案子，但他的警世意义远远大于一般腐败案件——如果把监督权力归还给普通公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敢于肆无忌惮、前仆后继地腐败呢？
反腐败凸显“民本”精神
2006年7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社保基金落马。随后，《福布斯》富豪张荣坤也被相关机构调查。祝均一的落马终于撩开了张荣坤一夜暴富的神秘面纱——原来又是一场官商勾结大戏：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了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
自从张荣坤被抓，上海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如过江之鲫，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
任何人论及2006年查办的腐败案件，都不会遗漏上海社保基金案。原因有二：一是此案致使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透射出高层“反腐败不设禁区”的强烈信号；二是上海社保基金案引发了高层对社会保障存在的安全隐患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
李大伦案：
官场覆巢之下无完卵
“官场诗人”李大伦主政郴州7年后，于2006年5月被“两规”。李大伦的“腐败专利”是城建工程项目。他曾喊出“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
8月，52岁的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落马。樊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队长”。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常常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
9月，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在郴州，被曾“两规”过的干部不少。凭借这种对官员的“合法伤害权”，曾锦春频繁参与对当地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两规”调查。
9月，被判处死缓的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我与老板们玩在一起，与女人玩在一起，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
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叫“团结出效益”，但是细观在李大伦治下的郴州，我们必须对“团结出效益”重新理解——表面上看，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宣传部长、副市长这些班子核心成员的确很“团结”，但这种“团结”是出于私利最大化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划地而食、埋头腐败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侯伍杰案：
官员带病提拔暴露干部制度缺陷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1990年，侯伍杰升任阳泉市委书记。媒体称其在北京办公事时“嫖娼取乐”，被警方抓获。
1995年，侯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针对其个人的举报再未中断。
但事隔两年后，尽管举报不断，侯仍被选为山西省委常委。2000年1月，侯兼任太原市委书记。在这期间，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纷至沓来。但2001年末，侯又升任省委副书记，2004年下半年兼任省委党校校长。
侯伍杰最终落马，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直接起因是“三晋涉黑第一案”中原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供出了他向侯行贿的事实。
十余年间，侯伍杰步步高升，“举报不断”似乎对他毫无影响，其斑斑劣迹虽在民间盛传，仍然一路高升。把一个浑身是病的人当作运动健将，这样的裁判难道只是眼睛有问题吗？
何闽旭案：
副省长贪恋温柔丢乌纱
如果评选2006年度最“倒霉”的贪官，非何闽旭莫属。
2006年6月22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中央纪委“两规”，随即被撤销副省长职务。此时，他任副省长刚好1年零5天，其主要涉及“三宗罪”：经济问题、严重失职和生活作风腐化。
2005年6月25日，何闽旭与情人到九华山去散心。深夜，何的手机响个不停。对方说，池州市里发生一起打架闹事事件，向他请示怎么办。好事被“破坏”了，何闽旭大怒，索性关机。而此刻的池州，一场因偶发争执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却愈演愈烈，最后失控。
事后，在安徽省委彻查之下，何闽旭交代了自己“不作为”的缘由，并把受贿的事一并暴露出来。被中央纪委带走时，他禁不住泪流满面，连呼：“倒霉！倒霉！都是女人惹的祸……”
古人说：“祸福无门人自招”。何闽旭身兼池州市委书记，且为分管民政、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的副省长，为了片刻温柔，全然不顾职责所系。虽云“红颜祸水”，但他偏爱在这池“祸水”中扎猛子，最后被“淹死”，实在不该怨天尤人!
王昭耀案：
高官导演的家族腐败闹剧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案的查处，是2006年反腐败领域令人关注的一大“亮点”，其腐败极具特色。
据报道，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笔受贿事实中，大多数涉及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他还给妻子、儿子、两个小舅子都弄个一官半职。这些“鸡犬”升天之后，在腐败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妻弟杨枫，宣城市委副书记，同时与7名情妇有染，并运用攻读MBA时学到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任命一名“首席情妇”管理其情妇团队；另一个妻弟杨哲信，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大肆“批发乌纱帽”，甚至私刻公章卖官。
本案揭示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吏治腐败。比把王昭耀抓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选拔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的路径堵死。“亡羊补牢”的道理何人不知？如果不做好“补牢”的工作，一定会有更多的“羊”亡失于腐败的黑洞中。
尚军案：对“卖色买官”
的质疑否定官员道德操守
在2006年查办的众多腐败官员中，安徽省前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有卖色谋官之嫌，在短短数月间，其知名度之高几乎与明星比肩。
据检察机关指控，尚军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90万元、美元若干。尚军还对9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尚军引人瞩目的原因，首先在于其不平常的履历：初中毕业、水平一般、6年间就从副科级跃升至副厅级。因此被称为“直升机副厅长”。
关于尚军超常规升官是用色相换来的报道，最早见于2006年8月的湖北《前卫》杂志，而《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记者专访《安徽女贪官以色谋权说法无确凿证据》，看上去也有理有据。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腐败案件中，几乎绝大多数男性贪官都显示出了异常的好色倾向，在这种舆论氛围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尚军从副科级到副厅级只用了6年时间，就象一条鱼在一群贪腥的猫中间游走，怎么可能做得到守身如玉？所以说，世人热议尚军“以色谋官”，表明社会公众对官员集体道德操守持否定态度。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张恩照案：“外企军团”
靠糖衣炮弹登陆中国市场？
2006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因非法收受他人款物41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恩照案最有价值的看点，是因其涉嫌接受美国一家公司高达100万美元的贿赂，在美国法院引起的一场国际诉讼。虽然中国法院审理过程中未涉及张恩照的涉外案件部分，但境内外媒体还是将案情基本情况作了披露。
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结果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数量近10年来一直在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其危害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战争。张恩照案幕后的新闻，为世人关注的惩治“洋腐败”问题，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巫邦志案：
囚犯给狱警发“工资”
2004年，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因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被送交川西监狱服刑。
到了监狱里，这个前“红顶商人”仍然享受着“超标准待遇”：他可以不穿囚服，不吃囚饭，在监区打小灵通，监狱警车将其带到宾馆酒楼消费，他可以审核他投资公司的账目。
马建国之所以能在监狱内如此招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用“金锁链”套住了川西监狱原监狱长巫邦志的脖子，他还向狱内其他管教人員按月发“工资”。
身为监狱长和管教人员的巫邦志等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领着犯罪的人走向新生，但事实上他们却跟在马建国这类罪犯身后，最终完成角色转换，把犯人的囚衣穿在自己的身上。
刘志祥案：
到底贪多少才应判死刑？
2006年4月，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因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此后，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对法律的公正性提出严重质疑：
对巨额财产的来源，刘志祥讳莫如深，怎么能算是“主动交待”？
刘志祥一直在包庇违法犯罪者，何来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
《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4000多万是多少倍啊？就算他自首立功减了刑，但雇凶杀人是“故意杀人罪”啊，而且杀的是举报人，还不算“情节严重”吗？
事实上，近年来在对贪官的判决方面，确实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现在“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赃款已大部分追缴”等说法，往往变成贪官免死的法宝。司法机关这种做法，难免让老百姓感到其有为贪官开脱的嫌疑，从而对反腐失去信心。
“彭水诗案”：
被迫中止的“准腐败”案件
2006年8月中旬，重庆彭水县的秦中飞用词牌《沁园春》创作了一条影射当地弊政的短信，随后把这首“大作”以短信形式发给亲朋好友。
随后，他摊上了一场令他名传天下的牢狱之灾。秦中飞被强制抓进看守所，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又被“强行放出来”。
据悉，当时彭水正在进行换届选举，当地主要领导担心秦中飞的短信会引发当地公众对主要领导弊政的责难，而公安局、检察院领导就可能因此承担“工作不力”的严重后果。由于“党政干部非法干预司法”，彭水县委书记现已被免职。
从这起案件里，可以切实感受到一个道理——只有进一步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才能在强光照射下让惯于顺从强权意志、以搞司法腐败为进身之阶的人缩回自己肮脏的手！
诚然，“彭水词案”是这组文章中最不像“腐败案件”的小案子，但他的警世意义远远大于一般腐败案件——如果把监督权力归还给普通公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敢于肆无忌惮、前仆后继地腐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