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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的盛夏时节，我们慕名来到湖南中部地区的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富厚堂——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故居。一排古色古香的青砖瓦房迎面而立，显得十分庄严而凝重，大门门楣上方刻有“毅勇侯第”四个硕大的黑底金字。大门内侯府正宅傲然挺立在开阔的地坪上，正门上的“富厚堂”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前正厅大门上方，曾国藩亲书的“八本堂”黑底金字匾额赫然入目，其上方“太子太保”匾，红底金字，古朴庄重，后正厅神龛上方横梁正中，悬挂着清朝同治皇帝亲书的“勋高柱石”大匾，金碧辉煌。无需对富厚堂作太多的描绘，我们从有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大宅院中，从一块块古朴沧桑的老牌匾中，已可想象出富厚堂当年宏大的规模和繁华的气势，能读出主人生前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荣耀。
一
在这座古朴凝重的大宅院的南边有一处突出建筑，这便是富厚堂最为生动、最有灵感、被称为“精神中心”的曾国藩藏书楼，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藏书楼为南北两栋，南栋分“公记书楼”和“朴记书楼”。“公记书楼”面积最大，为曾国藩收藏文书档案和书籍之所在。“朴记书楼”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所用。北楼是曾国藩小儿子曾纪鸿与其夫人郭氏的“芳记书楼”，与对峙的“朴记书楼”比较，面积稍窄。整个藏书楼建筑砖木结构，上下共三层，楼内每层立有12根大木柱。楼地板为深红色漆杉木板。墙体结构三层各不同：第一层为阁楼，空间较高，不作藏书用；第二层用于收藏文书档案及书籍资料，南北各有三个窗户，间内光线较暗；第三层设计别致，三面1米以上墙壁处为全窗式窗户，每个窗子均可向外撑开，窗下方有一可推拉木板，晴天时将方格窗向外撑开，可让楼内通气，阴雨天将窗子下木板往上推，可封闭窗户，挡风防雨。三楼南面的门直通往外走廊，外走廊用来晒档案、晒书籍。整个书楼，正如《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先生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国藩故居藏书楼始建于1865年，曾纪泽受命北上剿捻，曾国藩令儿子将金陵家中的77箱文书档案及书籍运回老家富厚堂。此时家中文案、书籍堆积如山，曾纪泽回老家后立即禀告父亲：“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度之所……男既出则无人能照管者，此其难也。”曾国藩即回信谕示曾纪泽与其叔商议建楼事宜，并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在当时战火不断，经费、木材、石料等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曾纪泽想方设法，将其叔曾国荃的宅基地兑换过来，请来了四邻八乡的能工巧匠，精心规划设计。设计图纸经曾国藩几次修改审定，于1866年正式动工修建，藏书楼历时8年才全部建成。
曾府藏书楼修筑十分坚固，楼基全部以麻条石奠基，楼墙墙角均为1米高的麻石，外墙全用打磨过的青砖平砌。所有青砖尺寸统一，均厚三寸，宽六寸，长九寸。墙体青砖历经140多年风雨沧桑，砖与砖之间依然灰缝饱满，异常坚固。书楼窗格、框架用料及制作相当讲究，雕刻、油漆非常精细。故而藏书楼能经受住140多年风雨的摧残和因朝代更迭带来的人为破坏，使之成为国内遗留下来的四大古典书楼之一，也使得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晚清灿烂的建筑文明和书楼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楼内书架、书柜均为曾国藩亲自设计，书柜四方为木框，顶和底以架乘之，可累三至四箱，开前门板可作柜，开后门板可通风，出门时，书柜四面关合可为挑箱，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处于战争环境中如何藏书读书的设计理念。书楼每层均设有固定板梯，楼梯和楼梯口都比较窄，只能单线行走。我们从一楼看到三楼，攀爬在没有扶手的陡峭木板楼梯上，踏着咯咯作响的斑驳楼板，抚摸那双面四格的简易书架，看看那深红漆的特制书箱，在我们的脑海中，仿佛已经出现了那位嗜书如命的一朝重臣的身影和藏书楼升腾的精气。
二
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书籍资料成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收藏书籍资料始于道光十六年，即金陵城“典衣买书”时。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乡试中举，于同年十一月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落第。回家途中，船过金陵时，他在书市上一眼看中了《二十三史》，即决定买下，可当他一数囊中银两，买后则无回家之盘费。踌躇之余，想到自己身上还带有四季衣物，他当即将其当给当铺，终于买到了《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在京城从事幕僚的13年间，既是曾国藩学习政治、军事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购书、藏书、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他常利用“公余之暇，去琉璃厂遍访书市搜寻书籍”，结识了收藏家莫友芝。从此，两人以书为友，成为世交。后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便将莫友芝招于门下，不少经典书籍和资料就是通过莫友芝在江南一带搜寻而来的。
曾国藩作为威震一方的朝廷高官，又在诗文书法界独树一帜，经常接受馈赠。江浙一带为历代刻书藏书之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当地官吏士绅往往投其所好，以书相赠。另外，曾国藩还利用互赠或交换的办法来收藏书籍、字画等。据曾国藩日志中记载，从咸丰末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件，并多为名人所作。曾国藩很重视省志、县志的收集，凡他做过官的地方，省、县志大都被收藏进来，仅其母去世时，由曾纪泽从京城家中一次性带回的就有18省部之多。
曾国藩收藏书籍资料不分阶级派别，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事中，他下令设立了以张德坚为总纂官的采编室，组成程奉璜等40多人的采编队伍，对太平天国的文书、纲领进行采集，并令程奉璜将所获资料分门别类，“编辑成《贼情汇纂》，计一十二卷，图七十一幅”。1857年，在家守制的曾国藩，资料收集渠道较前欠畅，便致书兵临江西吉安的九弟曾国荃搜集书籍，“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至家”。曾国藩在漂泊的一生中，几度变居，书籍资料均随时不弃不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需历时四个半月，行前他清理了家中书籍资料写下装箱书目，将书随身带往成都。他叮嘱家人“凡书籍、法典、钟鼎皆可收存，为之目录”。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将收藏方式转为刊刻遗集，他设立了以欧阳晓岑为主管的官办金陵书局，四处搜集，不遗余力刊刻名流遗作，仅他与其弟曾国荃捐资刊刻的《船山遗书》就达322卷之多。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法国期间搜集的有关英语、数学、政治、教育、医学及《大英百科全书》等科技方面的书籍及其所著《中国先睡后醒论》《出使英法俄日记》等，则增加了藏书楼的科技含量。曾纪鸿与夫人郭筠收集的医、卜、星、相、天文、数学、小说等类别的书籍，成为书楼的另一特色。
富厚堂藏书楼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则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入《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即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曾国藩收集此类档案资料的做法是：每收到一份谕旨，必抄一份留存，每起草一本奏折均留下副本。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将一日一事记于手册，并毫不间断”。从曾氏“典衣买书”至曾国藩1859年自称家中收藏“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可以看出曾国藩及后人为丰富藏书楼收藏所付出的巨大热情和心血。
三
战争中曾国藩面对过一次次生死抉择。每次离家前，他必对藏书楼的管理做出郑重交代和再三叮嘱。同治九年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临行前立下遗嘱：“余历年奏折，须令吏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氏后裔对藏书楼进行了严格管理。藏书楼建成初期，楼内收藏由曾纪泽兼管。后曾纪泽公务繁忙，曾国藩《谕纪泽》云：“家中书籍，亦需请一人专为管理，否则伤湿、伤虫。”在曾府考察了多位应招的图书档案管理者之后，彭芳六成为藏书楼第一位文书人员，第二位名贺老头，第三位名王之陵，第四位名王席珍。这四位文书人员，前三位已早去人世，王席珍尚健在。他们对曾府藏书楼的管理都十分严谨，视藏书楼为机要重地，“视文书档案资料书籍胜于自己生命”（王席珍口述），并规定除曾氏父子外，其他人均不得上藏书楼。民国31年，广西文史馆吕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藏书楼查阅《李秀成亲笔自供词》等文书资料，曾约农安排其兄弟轮流值班监视。曾昭棉先生回忆说：“那次我在藏书楼陪抄了两天。”
在富厚堂北侧的一栋平房里，我们有幸见到了王席珍老人。1931年，这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跟随年迈的父亲王之陵，协助管理藏书楼。父亲去世后，她一人独管此楼，一守就是20个春秋。
“文书档案、书籍史料是无价之宝，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记住父亲的叮嘱，接过父亲的班，她像父亲那样一丝不苟。王席珍回忆，每天一大清早，她就来到藏书楼，在五花八门、密密匝匝数十万卷的文书档案和书籍中，不停地忙于粘贴、上线、装订、陈列、编目录、检索标志，防潮通风、打扫卫生等，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她力求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做得精益求精。抗日战争时期，曾府主人大多外出，独守书楼的王席珍，使出浑身解数，将觊觑书籍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王席珍勤奋好学、耐心细致地管好了书楼，保护了书籍档案，赢得了曾家几代人的信任与赞扬。湖南解放前夕，留学英国、创办长沙艺芳女校的曾氏后裔曾宝逊回府，当她看到自家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书楼一尘不染时，以“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来评价王席珍，赞叹王席珍“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于是将王席珍的报酬由每月谷一石加至两石，每月银元一块加至两块，这也算是一种物质上的奖赏。
作为曾府藏书楼现今唯一的见证者，王席珍不时向前来垂询的人们介绍着富厚堂的历史，讲述着藏书楼昔日的风华。她还想拄着拐杖，移步前往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曾府院内，攀上书楼，感受一下当年的心境。但这恐怕难以如愿，因她已患重病，双腿不能站立。这不禁使我们在收获中带着遗憾和同情，也带着感谢。作为与她同行的我们，在感受曾府档案书香文明之时，也非常感谢这位书楼的老前辈以及她的三位前任：是他们的细心照看与管理，才使曾府收藏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因战事、动乱所遭的流失；是他们竭尽全力抵挡住风雨霉虫对书籍资料的损毁，才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文书档案、书籍资料收藏的罕见奇迹。
四
曾府藏书楼数万册的文献档案资料，去向如何？据了解有四个去向。
一部分被带到台湾。解放战争时期曾氏后裔曾宝逊、曾约农带往台北五大特制铁皮箱书物，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部分毁于战火。光绪四年（1 878年），曾氏在北京台基厂的新宅落成，故乡藏书楼中的精品书随之迁运进京。据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查阅‘求阙斋’‘归朴斋’书目，将开单由乡中取书来京。”又据《曾宝逊回忆录》记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台基厂房屋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资料、纪念品以及当时名人的手迹连同房产，在兵乱抢劫后随一把火灰飞烟灭。”抢出的部分奏稿、家书和日记，后由曾纪泽带回，交长沙传忠书局。
政府接管了一部分。1950年10月，湖南省文管会成立不久，该会负责人陈浴新及保管组长陈粹，便来到双峰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载运往省城长沙。
一部分流散在民间。1950年，曾府藏书楼被政府接管，王席珍对藏书楼的管理权自然解除。湖南省文管会挑选了200担以后，由于对藏书楼剩余部分未加封存，致使无人管理而散失。据说湖南省文管会的人一离开曾府，藏书楼便引来了很多的“淘金者”，其中有将领、军人、学者，也有庶民百姓。他们带着热情、希冀和愿望，或欣赏、或消遣、或借鉴、或研究……藏书楼一时被挤得水泄不通。据说，现存的《李秀成亲笔供词》就是后来从民间搜集到的。近年来，从曾府藏书楼流出的曾国藩亲笔题跋不断为人知晓。今天的藏书楼已根据王席珍的回忆进行了修复，基本恢复了旧貌，但书去楼空，走在空荡荡的书楼上，我们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惋惜，甚至是伤痛。
关于藏书楼史料的编纂，早在曾国藩去世后，清王朝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尚存的一部分史料进行了整理编纂，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有效地保存了藏书楼的精华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牵头，对曾国藩的奏稿、家书、日记进行了广泛搜集。1982年，湘潭大学结合藏书楼的各种手抄本进行整理，由岳麓出版社出版了《曾国藩全集》。从《关于（曾国藩全集>整理经过》的介绍中得知：曾府藏书楼收录的奏章原稿原共37大本，分装为64册，起自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二十八日，原稿均系八开纸，自右至左直书，每页300至400字不等，按清代文书格式起草，有平抬、双抬、三抬。因底稿出自各个不同时期幕僚之手，又经曾国藩亲笔修改，字体有草书、行书、行草、正楷不一；整理收录的奏章抄本共计4册，90件，每件用宫堆纸正楷抄写，半页10行，每行24字，板框左右单边，上下双边，版心黑口，单鱼尾，无文记、页码，此类大多为奏章原稿所无，此共收录于《曾国藩全集》的奏稿为12册，计7252件，仅为曾国藩生平奏章的百分之六十。关于曾国藩的家书，王席珍介绍说：曾国藩的亲笔共计98册，幕僚奉命起草的计147册，每册封面写有“灶知草”三字，共收录在《曾国藩全集》的家书有1459封。至于家书是否有遗漏、遗漏多少，暂未考究。《曾国藩全集》出版后，各种有关曾氏的摘录、编纂目不暇接，这使曾国藩这位传奇人物的家世、人生、言论及历史背景大白于天下。
（题图：富厚堂）
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
一
在这座古朴凝重的大宅院的南边有一处突出建筑，这便是富厚堂最为生动、最有灵感、被称为“精神中心”的曾国藩藏书楼，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藏书楼为南北两栋，南栋分“公记书楼”和“朴记书楼”。“公记书楼”面积最大，为曾国藩收藏文书档案和书籍之所在。“朴记书楼”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所用。北楼是曾国藩小儿子曾纪鸿与其夫人郭氏的“芳记书楼”，与对峙的“朴记书楼”比较，面积稍窄。整个藏书楼建筑砖木结构，上下共三层，楼内每层立有12根大木柱。楼地板为深红色漆杉木板。墙体结构三层各不同：第一层为阁楼，空间较高，不作藏书用；第二层用于收藏文书档案及书籍资料，南北各有三个窗户，间内光线较暗；第三层设计别致，三面1米以上墙壁处为全窗式窗户，每个窗子均可向外撑开，窗下方有一可推拉木板，晴天时将方格窗向外撑开，可让楼内通气，阴雨天将窗子下木板往上推，可封闭窗户，挡风防雨。三楼南面的门直通往外走廊，外走廊用来晒档案、晒书籍。整个书楼，正如《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先生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国藩故居藏书楼始建于1865年，曾纪泽受命北上剿捻，曾国藩令儿子将金陵家中的77箱文书档案及书籍运回老家富厚堂。此时家中文案、书籍堆积如山，曾纪泽回老家后立即禀告父亲：“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度之所……男既出则无人能照管者，此其难也。”曾国藩即回信谕示曾纪泽与其叔商议建楼事宜，并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在当时战火不断，经费、木材、石料等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曾纪泽想方设法，将其叔曾国荃的宅基地兑换过来，请来了四邻八乡的能工巧匠，精心规划设计。设计图纸经曾国藩几次修改审定，于1866年正式动工修建，藏书楼历时8年才全部建成。
曾府藏书楼修筑十分坚固，楼基全部以麻条石奠基，楼墙墙角均为1米高的麻石，外墙全用打磨过的青砖平砌。所有青砖尺寸统一，均厚三寸，宽六寸，长九寸。墙体青砖历经140多年风雨沧桑，砖与砖之间依然灰缝饱满，异常坚固。书楼窗格、框架用料及制作相当讲究，雕刻、油漆非常精细。故而藏书楼能经受住140多年风雨的摧残和因朝代更迭带来的人为破坏，使之成为国内遗留下来的四大古典书楼之一，也使得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晚清灿烂的建筑文明和书楼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楼内书架、书柜均为曾国藩亲自设计，书柜四方为木框，顶和底以架乘之，可累三至四箱，开前门板可作柜，开后门板可通风，出门时，书柜四面关合可为挑箱，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处于战争环境中如何藏书读书的设计理念。书楼每层均设有固定板梯，楼梯和楼梯口都比较窄，只能单线行走。我们从一楼看到三楼，攀爬在没有扶手的陡峭木板楼梯上，踏着咯咯作响的斑驳楼板，抚摸那双面四格的简易书架，看看那深红漆的特制书箱，在我们的脑海中，仿佛已经出现了那位嗜书如命的一朝重臣的身影和藏书楼升腾的精气。
二
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书籍资料成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收藏书籍资料始于道光十六年，即金陵城“典衣买书”时。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乡试中举，于同年十一月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落第。回家途中，船过金陵时，他在书市上一眼看中了《二十三史》，即决定买下，可当他一数囊中银两，买后则无回家之盘费。踌躇之余，想到自己身上还带有四季衣物，他当即将其当给当铺，终于买到了《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在京城从事幕僚的13年间，既是曾国藩学习政治、军事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购书、藏书、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他常利用“公余之暇，去琉璃厂遍访书市搜寻书籍”，结识了收藏家莫友芝。从此，两人以书为友，成为世交。后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便将莫友芝招于门下，不少经典书籍和资料就是通过莫友芝在江南一带搜寻而来的。
曾国藩作为威震一方的朝廷高官，又在诗文书法界独树一帜，经常接受馈赠。江浙一带为历代刻书藏书之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当地官吏士绅往往投其所好，以书相赠。另外，曾国藩还利用互赠或交换的办法来收藏书籍、字画等。据曾国藩日志中记载，从咸丰末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件，并多为名人所作。曾国藩很重视省志、县志的收集，凡他做过官的地方，省、县志大都被收藏进来，仅其母去世时，由曾纪泽从京城家中一次性带回的就有18省部之多。
曾国藩收藏书籍资料不分阶级派别，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事中，他下令设立了以张德坚为总纂官的采编室，组成程奉璜等40多人的采编队伍，对太平天国的文书、纲领进行采集，并令程奉璜将所获资料分门别类，“编辑成《贼情汇纂》，计一十二卷，图七十一幅”。1857年，在家守制的曾国藩，资料收集渠道较前欠畅，便致书兵临江西吉安的九弟曾国荃搜集书籍，“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至家”。曾国藩在漂泊的一生中，几度变居，书籍资料均随时不弃不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需历时四个半月，行前他清理了家中书籍资料写下装箱书目，将书随身带往成都。他叮嘱家人“凡书籍、法典、钟鼎皆可收存，为之目录”。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将收藏方式转为刊刻遗集，他设立了以欧阳晓岑为主管的官办金陵书局，四处搜集，不遗余力刊刻名流遗作，仅他与其弟曾国荃捐资刊刻的《船山遗书》就达322卷之多。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法国期间搜集的有关英语、数学、政治、教育、医学及《大英百科全书》等科技方面的书籍及其所著《中国先睡后醒论》《出使英法俄日记》等，则增加了藏书楼的科技含量。曾纪鸿与夫人郭筠收集的医、卜、星、相、天文、数学、小说等类别的书籍，成为书楼的另一特色。
富厚堂藏书楼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则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入《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即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曾国藩收集此类档案资料的做法是：每收到一份谕旨，必抄一份留存，每起草一本奏折均留下副本。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将一日一事记于手册，并毫不间断”。从曾氏“典衣买书”至曾国藩1859年自称家中收藏“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可以看出曾国藩及后人为丰富藏书楼收藏所付出的巨大热情和心血。
三
战争中曾国藩面对过一次次生死抉择。每次离家前，他必对藏书楼的管理做出郑重交代和再三叮嘱。同治九年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临行前立下遗嘱：“余历年奏折，须令吏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氏后裔对藏书楼进行了严格管理。藏书楼建成初期，楼内收藏由曾纪泽兼管。后曾纪泽公务繁忙，曾国藩《谕纪泽》云：“家中书籍，亦需请一人专为管理，否则伤湿、伤虫。”在曾府考察了多位应招的图书档案管理者之后，彭芳六成为藏书楼第一位文书人员，第二位名贺老头，第三位名王之陵，第四位名王席珍。这四位文书人员，前三位已早去人世，王席珍尚健在。他们对曾府藏书楼的管理都十分严谨，视藏书楼为机要重地，“视文书档案资料书籍胜于自己生命”（王席珍口述），并规定除曾氏父子外，其他人均不得上藏书楼。民国31年，广西文史馆吕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藏书楼查阅《李秀成亲笔自供词》等文书资料，曾约农安排其兄弟轮流值班监视。曾昭棉先生回忆说：“那次我在藏书楼陪抄了两天。”
在富厚堂北侧的一栋平房里，我们有幸见到了王席珍老人。1931年，这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跟随年迈的父亲王之陵，协助管理藏书楼。父亲去世后，她一人独管此楼，一守就是20个春秋。
“文书档案、书籍史料是无价之宝，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记住父亲的叮嘱，接过父亲的班，她像父亲那样一丝不苟。王席珍回忆，每天一大清早，她就来到藏书楼，在五花八门、密密匝匝数十万卷的文书档案和书籍中，不停地忙于粘贴、上线、装订、陈列、编目录、检索标志，防潮通风、打扫卫生等，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她力求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做得精益求精。抗日战争时期，曾府主人大多外出，独守书楼的王席珍，使出浑身解数，将觊觑书籍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王席珍勤奋好学、耐心细致地管好了书楼，保护了书籍档案，赢得了曾家几代人的信任与赞扬。湖南解放前夕，留学英国、创办长沙艺芳女校的曾氏后裔曾宝逊回府，当她看到自家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书楼一尘不染时，以“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来评价王席珍，赞叹王席珍“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于是将王席珍的报酬由每月谷一石加至两石，每月银元一块加至两块，这也算是一种物质上的奖赏。
作为曾府藏书楼现今唯一的见证者，王席珍不时向前来垂询的人们介绍着富厚堂的历史，讲述着藏书楼昔日的风华。她还想拄着拐杖，移步前往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曾府院内，攀上书楼，感受一下当年的心境。但这恐怕难以如愿，因她已患重病，双腿不能站立。这不禁使我们在收获中带着遗憾和同情，也带着感谢。作为与她同行的我们，在感受曾府档案书香文明之时，也非常感谢这位书楼的老前辈以及她的三位前任：是他们的细心照看与管理，才使曾府收藏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因战事、动乱所遭的流失；是他们竭尽全力抵挡住风雨霉虫对书籍资料的损毁，才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文书档案、书籍资料收藏的罕见奇迹。
四
曾府藏书楼数万册的文献档案资料，去向如何？据了解有四个去向。
一部分被带到台湾。解放战争时期曾氏后裔曾宝逊、曾约农带往台北五大特制铁皮箱书物，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部分毁于战火。光绪四年（1 878年），曾氏在北京台基厂的新宅落成，故乡藏书楼中的精品书随之迁运进京。据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查阅‘求阙斋’‘归朴斋’书目，将开单由乡中取书来京。”又据《曾宝逊回忆录》记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台基厂房屋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资料、纪念品以及当时名人的手迹连同房产，在兵乱抢劫后随一把火灰飞烟灭。”抢出的部分奏稿、家书和日记，后由曾纪泽带回，交长沙传忠书局。
政府接管了一部分。1950年10月，湖南省文管会成立不久，该会负责人陈浴新及保管组长陈粹，便来到双峰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载运往省城长沙。
一部分流散在民间。1950年，曾府藏书楼被政府接管，王席珍对藏书楼的管理权自然解除。湖南省文管会挑选了200担以后，由于对藏书楼剩余部分未加封存，致使无人管理而散失。据说湖南省文管会的人一离开曾府，藏书楼便引来了很多的“淘金者”，其中有将领、军人、学者，也有庶民百姓。他们带着热情、希冀和愿望，或欣赏、或消遣、或借鉴、或研究……藏书楼一时被挤得水泄不通。据说，现存的《李秀成亲笔供词》就是后来从民间搜集到的。近年来，从曾府藏书楼流出的曾国藩亲笔题跋不断为人知晓。今天的藏书楼已根据王席珍的回忆进行了修复，基本恢复了旧貌，但书去楼空，走在空荡荡的书楼上，我们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惋惜，甚至是伤痛。
关于藏书楼史料的编纂，早在曾国藩去世后，清王朝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尚存的一部分史料进行了整理编纂，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有效地保存了藏书楼的精华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牵头，对曾国藩的奏稿、家书、日记进行了广泛搜集。1982年，湘潭大学结合藏书楼的各种手抄本进行整理，由岳麓出版社出版了《曾国藩全集》。从《关于（曾国藩全集>整理经过》的介绍中得知：曾府藏书楼收录的奏章原稿原共37大本，分装为64册，起自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二十八日，原稿均系八开纸，自右至左直书，每页300至400字不等，按清代文书格式起草，有平抬、双抬、三抬。因底稿出自各个不同时期幕僚之手，又经曾国藩亲笔修改，字体有草书、行书、行草、正楷不一；整理收录的奏章抄本共计4册，90件，每件用宫堆纸正楷抄写，半页10行，每行24字，板框左右单边，上下双边，版心黑口，单鱼尾，无文记、页码，此类大多为奏章原稿所无，此共收录于《曾国藩全集》的奏稿为12册，计7252件，仅为曾国藩生平奏章的百分之六十。关于曾国藩的家书，王席珍介绍说：曾国藩的亲笔共计98册，幕僚奉命起草的计147册，每册封面写有“灶知草”三字，共收录在《曾国藩全集》的家书有1459封。至于家书是否有遗漏、遗漏多少，暂未考究。《曾国藩全集》出版后，各种有关曾氏的摘录、编纂目不暇接，这使曾国藩这位传奇人物的家世、人生、言论及历史背景大白于天下。
（题图：富厚堂）
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