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漆器门类中的大漆髹饰家具(以下简称“漆饰家具”)。是中、高档传统家具中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种。相对于硬、柴木家具而言，它荷载的各种信息更加丰富，实乃研究历代上层社会生活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有明一代，上层社会所使用的中、高档家具大多数为漆饰者。明早期至中期自不必说，直至嘉靖末年，据明人在《天水冰山录》中记载，当时从内阁首辅严嵩家中查抄出了八千多件家具，其中涉及硬木材质者只有“素漆(即髹漆后未加纹饰者)、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素漆凉床与花梨木凉床的变卖价格是相等的，每张作价均为银一两，而带描金的漆凉床作价为二两五钱，相差已很悬殊，若是漆地嵌螺钿者作价则更高。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问世的社会写实性小说《金瓶梅词话》中，主人公西门庆在做了朝廷高官以后，其书房里清一色都是高档的漆饰家具。全书描述的漆饰家具多达四五十件，却几乎找不到硬木家具的踪迹。
　　不仅明代上层社会中的官员家中如此，故宫博物院所藏带有明宫款识的家具皆为漆饰者，也反映出明朝皇室对它们的重视和喜爱。据万历末年工部给事中何士晋在《工部厂库须知》中记载，为了制作这些“上用”家具，宫廷内府每年都要派官员到留都南京的工部厂库里选取大量的优质杉木，用专船分两次经大运河运到北京，成本相当之高。及至天启朝，明熹宗朱由校既喜欢做木工，“又好油漆匠”(见《酌中志》，明·刘若愚撰)。他亲手制作梳匣等漆木器，种类繁多，并都施以五彩，巧夺天工，可见他对漆饰家具的制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天启年间，著名的漆工杨明在为《髹饰录》一书作序时，描述当时漆饰艺术的繁荣：“……于此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矣！”欣赏古代艺术品不能脱离它们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既赞叹于明代五彩纹饰瓷器的精美绝伦，对同样精美的明代五彩纹饰家具也应充分地肯定其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
　　明代漆饰家具的造型艺术研究过去往往被忽视。作为明代上层社会主要使用的中、高档家具，漆饰家具的造型必然是家具设计的重点之一，最优美的造型和新品种往往创自于漆饰家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与传统文化艺术的弘扬，许多过去在时尚更替中被淘汰到乡村僻壤的明代漆饰家具又被集中贩运到了城市之中，使人眼界大开。它们的造型风格与明代刻本插图中的家具毫无二致，明代古籍中一些令人费解的有关描述也因之豁然开朗。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实事求是地对过去在缺乏明代家具实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研究结论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
　　
　　例如，(图1)的衣箱样式，笔者在众多的明代刻本插图以及家具冥器中尚未见到，而万历丙午年(1606)刻本《鲁班经匠家镜》中所载的衣箱样式(图2)与其存在着隔代的风格差异。明代衣箱的底座又称“车脚”，高度均在一寸半左右，相当矮小，(图1)的底座则明显偏高了，已经具有清代的风格。(图3)是一件发现于山西南部的描金漆饰衣箱，造型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其纹饰图案中妇女的装束与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建的山西汾阳圣母殿壁画(图4)风格一致，漆地的老化程度也与这一时期相当，是一件品相保存十分难得的实物标本。(图5)是一件发现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区带有万历年款的填漆戗金宫廷方顶箱，极其珍贵，它的造型和大小同另外两件带万历年款的宫廷方顶箱(图6)、(图7)基本一致。(图7)的原配底座缺失，后配底座的样式与(图1)相似，而与同类器物的原配底座相比，其风格差异已经毋庸赘言。
　　又如，敬天法祖是封建王朝的伦理道德基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明代上层社会祭祀神佛、祖先用的佛橱、神橱都是精工髹饰的。明末鉴赏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中说：“佛橱、佛桌用朱黑漆”；“或以小佛橱供鎏金小佛于上”。佛橱、神橱在《大明会典》中称为“椟式神龛”(见图8，柜橱在古代又称为“椟”)，档次已经很高，殿宇式的佛龛、神龛即使在明代官员的家中使用也属于僭越，这与清代时不同。
　　
　　(图9)是一件在万历年间制作的小型佛橱，朱地彩绘描金，图案描绘了明中期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按：他又自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逃禅仙吏等，可见他既信奉佛教而又性格不羁)盘左腿伽趺坐于禅椅之上，伸出右手接经书的情景。唐伯虎与一个名叫九娘的女子相爱之事，在他去世以后被附会为有九个夫人，逐渐演绎出“唐伯虎点秋香”的一段佳话。画中九个女子的妆束无主婢之分，为妻妾群，而唐伯虎身穿粉红色襦袍，暗喻其酷爱桃花。画面构图采用了明后期正在风靡热传中的名人题材，这在当时十分新颖、时尚。此佛橱小巧精致，朱漆鲜洁纯正，与(图10)的佛桌堪为佳配。这类器物因无硬木材质者，一直很少受到关注与研究，贩者往往诌为官皮箱或书箱等，不可不区分之。
　　明代漆饰家具是见证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器物，有关实例不胜枚举。目前它们已经十分濒危，亟需加以保护和研究，而当前的市场价格与其在明代家具中的应有地位也极不相称，实乃一道尚未炒作的古代艺术收藏品“晚餐”，后味无穷，值得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