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13时06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下属企业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元”）收到了一封加急求助函。函件的发出方为武汉市城乡建设局，他们请求中国中元对武汉市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医院给予支持。
　　一个小时后，2003年设计制作的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建设图纸传到了武汉。这份图纸正是出自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泰斗黄锡璆之手。
　　1月24日上午，年近八旬的黄锡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进会议室，一进门他就急着查看火神山医院布局图。他还带来了自己手写的“请战书”，里面写着：“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

临危受命建“非典”病房

　　从业的50余年中，黄锡璆累计完成全国各类医院工程设计200多项，是国外同行一生成果的5至10倍。在这些工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
　　2003年4月23日，北京“非典”病患人数剧增，医院病房床位不够用，医务人员也出现了感染。北京市住建委连夜部署，由北京住总、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建一局等北京六大建筑集团公司合力抢建小汤山“非典”定点病房。
　　当时，62岁的黄锡璆眼疾尚未完全康复。接到通知后，他带病坚持连夜手绘出设计草图，“没有第二种设计方案，没有多余的时间”。
　　那时，他每天都奋战在第一线，忙碌到深夜，有时到家已是凌晨3点多。但无论忙到多晚，翌日早晨8点，他又准时来到小汤山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没有桌子，黄锡璆就蹲在马路边画图纸。
　　当年，受场地和材料限制，“非典”病房每一阶段的设计图纸都有所不同。为了尽快出图，黄锡璆带领设计团队24小时接力画图。“设计团队有30多人，现场7000人等着我们的图，大家都很着急。”
　　在非常时期建设一座病房，是一项特殊的使命。上级要求三天三夜完成任务，但黄锡璆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的病房无法在隔离、通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病房的标准，也会对医务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为此，他坚守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
　　最终，经过七天七夜的努力，设计团队交出圆满的答卷，一座高标准的“非典”专科医院拔地而起。
　　小汤山医院在之后的两个月内收治了全世界十分之一、全中国七分之一的“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务人员无一感染，做到了患者治愈高、医务人员零感染，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被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
　　虽然这个仅使用了51天的病房已于2010年被拆除，但在当年，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的影响力非常大。

归国参加祖国建设

　　黄锡璆出生在印尼一个华侨家庭。父母为他取名“锡璆”，是希望他能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尼政局不稳，时有动乱，当地人经常抢劫中国人的商店，华侨成为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海外孤儿”，这让幼时的黄锡璆对“家”和“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批又一批爱國青年北上归国。
　　本来，黄锡璆的父母希望儿子能够留在印尼，继承家业。黄锡璆却说：“祖国获得新生，年轻人应该回国学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1957年5月，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黄锡璆泪别父母，在海上漂泊了五天五夜后，终于来到悬挂着五星红旗的深圳。“入境了！到祖国了！”随着人们的一声声高喊，黄锡璆也兴奋不已——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后来，黄锡璆被安排进入南京五中，插班读高二，并在1959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正是在这里，这位建筑大师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时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人才济济，有和梁思成并称“中国建筑四杰”的杨廷宝、刘敦桢、童寯老教授，以及多位国内知名的建筑大师。
　　黄锡璆后来回忆：“老师们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很多老教授是退休后又回来授课的，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
　　大学毕业后，黄锡璆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中国中元前身），一待就是一辈子。“我们那个年代，在毕业分配时强调服从祖国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对我而言，只要能学以致用，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就好。”
　　“如果拿不到学位，怎么

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

　　1964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领导看黄锡璆是归国华侨，想让他参加北京的建设项目，但黄锡璆坚持要到艰苦的第一线去。
　　他曾在车间开车床，在农村插队时插秧、挑粪，还曾穿着粗布工作服做装卸工，每天参与装卸几十吨的货物……

　　干活的同时，黄锡璆还不忘自学英语，这也为他后来去欧洲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43岁的黄锡璆被公派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
　　鲁汶大学不仅是比利时最好的大学，在整个欧洲也名列前茅，而且在生物学、医学、建筑学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后，黄锡璆选择了医疗建筑方向，“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医院总归是需要的”。 　　在大学里，已逾不惑之年的黄锡璆像一块海绵，每天泡在图书馆，疯狂学习。作为公派留学生，毕业时本是没有文凭的，但黄锡璆的勤奋被导师看在眼里，于是帮他争取到了读博士的名额。
　　读博期间，别的同学放假时到处旅游，黄锡璆却泡在图书馆不肯出来。“其实，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但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能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不到学位，回来怎么跟单位交代？怎么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
　　1987年，黄锡璆终于拿到了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筑的留洋博士。
　　学成之后的黄锡璆没有选择为他提供优渥待遇的比利时、美国、新加坡等国，而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他还极力劝说其他同学也尽量回国：“我们出来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
　　当年，别人回国带的都是“三大件”，黄锡璆的10个行李箱里却满是珍贵的学术资料。另外，他还背回来一台在当时非常稀少的幻灯机，那是他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留学津贴为单位买的。

拒绝百万年薪

　　令人遗憾的是，满腔热情、满腹经纶的黄锡璆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事可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整体医疗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較大，医疗建筑的设计理念还十分落后，黄锡璆提交的医院设计方案常常得不到采纳，甚至有人质疑：“你一个机械行业设计院出身的设计师，能做好医院项目吗？”
　　黄锡璆没有退缩，既然大医院不相信他，就从小医院做起。他跑到偏远地区找业务，无论项目大小，都认真对待。后来，他设计的金华市中医院不仅获得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还被誉为“南国江城第一院”。
　　就这样，在艰难的设计环境中，黄锡璆从小项目一步一步向自己的理想前进。
　　终于在1992年，黄锡璆挂帅设计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建成后，宽敞的门诊大厅、多通道式影像中心、生物洁净手术部、下沉式广场、自动扶梯、200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当时在国内都是首例。
　　尤其是宽敞的门诊大厅，在当时被不少人批评“太浪费了”“国外也没有这么大的门诊大厅”。但曾多次到各级医院调研的黄锡璆认为，国外的医院与我国的不同，国外医院多为预约制，挂号队伍排到医院门外的情况很少见。
　　如今，28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他的设计很好地解决了门诊大厅人满为患的问题，这样的理念很有先见之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中国现代医院的起点和标志性工程，黄锡璆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国现代医院奠基人”的殊荣。
　　从小做到大，从大做到强，黄锡璆把毕生的精力投入自己钟爱的中国医疗建筑事业，几十年勤耕不辍，奉献不止。他参与的设计项目获得了56个省部级以上的医疗建筑设计奖项。
　　黄锡璆所获的荣誉早已数不胜数：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工程设计大师、梁思成建筑奖……但他说：“我得到的荣誉很多，但实际上这些荣誉是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要不是国家的支持，我不可能出国深造，也不会设计出这么多医院。”
　　当年，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建成后，他还曾建议将设计图纸无偿提供给多家慕名而来的地方传染病医院。“医疗建筑设计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只要新概念、新理论得到传播就好，至于谁得了名利，有什么关系呢？”
　　淡泊名利的黄锡璆，在生活上也简朴而随意。
　　曾有公司感叹于“黄锡璆”这3个字的品牌价值，想以百万年薪挖他，他断然谢绝了。
　　如今，黄锡璆早已是令人敬仰的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但年近八旬的他仍默默耕耘在医疗建筑设计一线。
　　退休前，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个“随时待命”的拉杆箱，方便他“拎起包就走”。2001年他退休了，这个拉杆箱却仍在“服役”，即使现在，只要工作需要，他依旧随时“拎起包就走”。
　　黄老常说：“我喜欢工作，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单位需要，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
　　（玉 竹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ID：globalpeopl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