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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 7岁左右的时候因父母离异 ，我随父亲和奶奶居住在我出生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叫一只船的地方。我童年最快乐的那段时光就是在一只船这个地方度过的。
一只船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然而真正的一只船即没有水的痕迹，更难寻到船的踪迹，真让一只船我搞不明白，这个叫一只船的街道，为什么取了一个叫一只船这样浪漫的名字。一只船是一条散文 郭伟东西走向的长长的街道，街道的最东头马路对面是兰州大学，街道东头依次向西，为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三十三中学的隔壁就是父亲所在的单位，省外贸局家属院，也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家属院和外贸局紧紧相随，省外贸局对面就是一只船小学，我就读这所学校，依次向西街道的围墙是兰州柴油机厂，一只船街道东西长、南北短、再往西沿街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和错落凌乱、破旧低矮的平房，街道最西头为省外贸局另一栋家属楼，街西口为《甘南饭店》，一只船就是在这样一条东西狭长、南北短的街道内停泊。至今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在一只船上学时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句话：她说我们班上最调皮的有两个同学，一个是郭伟，一个是樊威（樊威现为省美协副主席，著名油画家）最让人头痛。我们上学所属的年代，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时的学校常处于半停课状态，学农、学工、学军是非常的多，我们的学校班级都是按照部队的编制编排的，在一只船小学上学的那段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属于一只没人能管住的猴子，想来上学就来，不想上学背起书包就逃学，对于逃学之类的举动，在于我是属于最平常不过的了。我喜欢上语文课，上学时学校的所有课目里，最不喜欢上数学课，一听上数学课要么干脆不上，要么就中途逃课。对于学加减乘除的那些数字一看到就头痛，根本搞不懂 X+Y的公式。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一次在学校门口，父亲来接我，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很顽皮，语文很好，作文写的还好，在班里属前几位，数学最差。”也许是遗传的原因吧，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数学都不是很好，对数学的那种感觉非常差，以至我的侄儿、外甥、我的女儿在数学上都是一塌糊涂，连非常简单的公式都搞不清楚。
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就是省外贸家属院内有一个防空洞，特殊年代造就的“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所修建的，防空洞有一个洞口就在我居住的家属院一楼的楼梯口旁，我领着一群孩子蹿上蹿下的捉迷藏，一会藏在楼道内，一会又蹿进防空洞。洞内没有灯，只能手摸索着一步一步的往里走，阴森可怕，洞内分布着很多个小洞和分机构，还有个洞口出去后就到外贸大院的院子里了，我们从家属院的洞口进去，又从外贸局大院内的洞口爬出来，一天要钻进钻出好几次，防空洞就是我们儿时最好玩的地方。
特别是逃学后我就藏在里面，教师派的同学到家里去找，根本找不到，那时我跟奶奶住在一起，我跟奶奶说上学去了，其实根本没有到学校里去，从楼上下来就钻到防空洞里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爱逃课，父亲也管不住我，父亲有时候知道后就是一顿皮鞋，那时的父亲在我眼里很年轻、英俊、潇洒，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擦的油光锃亮的皮鞋。我非常害怕父亲打我，只要是我逃学被他知道，抓住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我就是一顿皮鞋，踢的我的腿上、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越踢我，我越不上学，有时为了躲他，我干脆就不回家了，少则几天，十几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不回家。
至今小时候那些流浪的经历根深蒂固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愿意让人管着我，属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那种性格，不知和我属猴的属性有没有联系，以至后来上班后将二十多年的工龄说辞职就辞掉了，中央企业，二十多年的工龄，改革开放刚开始，谁敢辞工作，就是有也很少，然而我说辞就辞了，也许和我小时候那段流浪的经历有关吧。
那次父亲打了我之后我就出走了，先是在一只船街西头的家属院，我小时候的铁哥们郑峥嵘家躲了几天。郑峥嵘家里条件要比我家好多了，他父亲是省经贸委的干部，母亲是兰州铁路局医生，他父亲母亲对我很好，在他家躲藏的那几天里，我总觉的吃了人家的饭很不好意思，于是晚上我就带上他在他家的附近的家属院里找鸡窝，那时大家都住的是平房，一个大院内有很多住家户，鸡窝也多在平房后面，和院内不显眼的地方，找好目标后我就让他放风，说好了暗号，来了人就发信号，不来人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迅速的将鸡窝的鸡掏出来，塞进我的衣服内，大摇大摆地走出这个家属院。将鸡藏起来，等第二天他父母上班后，我们就将藏好的鸡拿到他家，一部分我们分吃，留一部分给他父亲和母亲。
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我就再没有去他家。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晚上没地方住，就钻进“甘南饭店”的地下室的暖气管道内，抱着暖气管等到天亮，天亮后我从管道内爬出来后，看到一辆送完糕点的三轮车，车上放着几个装糕点用的木箱，虽然糕点送完了，但木箱内残留的糕点的残渣还很多，那个三轮车正好停在“甘南饭店”大门口，等那骑三轮车的人刚走开，我便过去将箱内残留的糕点残渣，以极快的速度用手将那些糕点残渣送进嘴里，并且将所有箱内残留的糕点残渣全部装进我的衣服口袋内。
还有一次我离家出走后，我就住在火车站候车室内的长木条椅子上。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有两个比我大的青年人将我从梦中推醒后问我家住哪里，为什么出逃，并且关心地问我饿不饿，冷不冷，这两个人对我说：“我们带你去新彊，那个地方可好玩了，管你吃好穿暖，还发给你零用钱，只是要你听我俩的话。”虽说那时我很小，但主意很真，头脑也很清楚，不论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多么的诱人，我还是没有上他们的当，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正在他们更进一步做我的思想工作时，父亲找到了候车室，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候车室拽了出来，他推着自行车，我在前面走，时不时回头看他，主要是怕他的皮鞋踢到我的身上，我就这样一步三回头的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奶奶非常高兴，又是给我换衣服，又是给我洗澡，炒了很多好吃的菜，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那时候吃肉要肉票，一个月一人只有一张肉票，一张肉票也就是一斤肉，我一顿就把全家一个月的肉全吃完了。安稳了时间不长，不知为什么我的毛病又犯了，这次出逃我把我的铁哥们郑峥嵘也拉了出来，我们一同跑到了火车站，正好站台上停着一辆发往北京的列车，我俩乘列车员不注意就溜进了车箱。上车的人特别多，非常拥挤，我俩小就钻进了座位下，饿的不行了，我就钻出来找吃的，车上的乘客因为我们是小孩，送我面包、盒饭等食物，随着列车很快我俩就到了北京车站。 我俩下车后在我的提议下没有出站台，看到一列北京去天津的列车，我俩又趁列车员不注意钻进了车箱。北京到天津的列车一个多小时就到站了，下车后因害怕出站时被发现，我们就在站台上寻找着机会，这时下车的乘客都已走完，站台上就我们两个，一个站台工作人员走过来查问我们的车票，我们被发现是无票乘车。这样我俩被车站送到天津遣送站，也就是现在的救助站，到遣送站一住就是一个月，那里住的都是流浪汉，什么人都有，老人、青年、也有小孩，多数都是要饭的，非常的脏，但遣送站有一位带眼镜的工作人员对我非常好，每天晚上他值班时都会将我叫到值班室。用他找来的课本给我补习课文，给我的流浪经历增添了难以抹去的温暖。突然一天早晨点名时将我俩还有很多人叫出来，列队排好，由遣送站的工作人员领着，前后由武警背着冲锋枪将我们一行押上了发往兰州的列车，我们这些人就如同犯人一样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送到了兰州。我们出了天津遣送站又被送到了兰州遣送站，在兰州站一住又是好多天，那天下午该我值日送饭，我端着饭盒去食堂打菜，走到大院时突然看到遣送站大门开了一个缝，大门没有锁住，我欣喜若狂，回头使劲给郑峥嵘打手势，示意让他过来，我们好逃走，然而对我的手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顾不了许多，将饭盒往地下一扔，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大门口拉开大门窜了出去，跑出遣送站好远了，我还不放心的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追我。跑出遣送站后我才感到了获得失去自由是多么的惬意和美好。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我眯着眼睛久久地注视着天上漂浮的一朵白云，我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仿佛天上漂浮的哪朵白云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高兴过后我又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流浪呢？还是回家呢？通过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家。
在一只船的记忆中，最快乐的就是每天中午等父亲下班后学骑自行车。虽然父亲机关在一只船，但父亲却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公用自行车，记得那辆自行车叫“三枪牌”是一辆进口的自行车。父亲是个非常喜欢干净的人，穿的衣服很是整洁，记忆中他穿的裤子中间总是有一条裤缝笔直笔直的，虽然他骑的自行车是公用的，却总被他擦得一尘不染，每当我老远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向家里骑来时我就欢快地跑步迎了上去，从他手里接过自行车，父亲就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刚开始学骑自行车时，因为我个子小，腿从自行车大梁上伸下去够不着脚踏板。只好一只腿从自行车大梁中间伸过去，双手握着自行车把，父亲用双手扶着自行车后架，这样自行车就不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我也就不怕因自行车跌倒而跌跤。学了一段时间后，找到了平衡也就不要父亲在后面扶自行车的后架了，我很快的就能灵活的掌握自行车，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腿套进自行车车架里，将自行车骑的飞快，感到非常的快乐。除了学自行车外，还对汽车也很感兴趣，有一天我看到外贸局门口停着一辆“嘎斯”车，看看没人，跑到车门口，欣喜的是车门没有锁，我钻进驾驶室，双手握着方向盘，一只脚踩着汽车马达，车突然向前走了起来，就这样我踏着马达将车开了有好几十米，差点将车碰到外贸局门口的电线杆上。从小我就喜欢驾车，以至于我现在的驾车技能赶上专业司机的驾车水平。
在一只船我的顽皮是出了名的，经常领着一群孩子拿着弹弓，看到路边的路灯打路灯，看见谁不顺眼就打谁家的窗户玻璃，外贸局家属院对面的煤矿家属院内的好多家的窗户玻璃就是我打碎的。一次学校放假，我领着几个同学跑到教室内，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就是用教室内的所有课桌，把它叠成一个地道。我藏进用课桌叠起的地道内，我让他们把我从地道里找出来，主要是地道的出口和进口掩藏的非常隐蔽，他们听到我在用桌子叠起来的地道里呐喊，但就是找不到进口，没法抓住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成长着。
一次我看到学校门口停着一辆汽车，车上装满着一车东西，我便爬了上去，看见车上拉了一车野鸡，我感到好像是野公鸡，因为那鸡非常的漂亮，鸡毛很长，像孔雀的羽毛，我抓住野鸡从车上隔墙扔进我们学校院内。等车开走后我领着几个同学，翻进学校的院墙，又将那些野鸡从学校的院墙扔了出来，拿回了家。还有一次我领着几个同学来到黄河边，那是个夏天，我们沿着黄河岸边玩耍，突然我发现岸边停着一个快艇。我挥了挥手招呼这几个同学一起爬上快艇，我钻进了驾驶室，用我偷开汽车的方法，竟然将快艇发动了起来，我高兴地大声宣布：“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宣布我任船长，大家坐好了。”说着话船竟然动了起来，幸好这快艇用铁链拴着，船拽着铁链发出咣咣的响声，正玩的开心和起劲的时候，突然跑来几名警察把我们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水上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有名警察就脱下鞋，用鞋底在我的脖子后面打了两鞋底。一边打一边说：“我让你开，我让你开，看我不打死你。”并让我们面向墙壁一字排开，靠墙站立着，那天阳光特别的强烈，这还好说，更为恶劣的是一位警察在我们面前铺了一张羊皮，羊皮上撒了一层黄土，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对着我们敲打着羊皮，羊皮上面的尘土在木棒的敲打下尘土飞扬，呛的我们睁不开眼睛。在灼热的阳光的照射下，我的汗水混合着尘土从脸上流了下来，不知是汗水还是泥水在我的脸颊上流淌。好不容易太阳落了下去，天慢慢黑了起来，警察把我们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上，拉回一只船外贸局家属院。分别找我们家长，我心想这下坏了，这回父亲会打死我的，闯了这么大的祸能不打吗？然而当警察走后父亲竟然没有打我，使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不但没有打我，也没有说我，父亲给了我足够的面子。
外贸局是出口单位，有次我侦察到家属院对面外贸局大院内的礼堂内放满了出口的白兰瓜。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乡，每到夏季以后，无论走到哪条街上都能闻到那香甜的瓜果气息，那香甜的瓜果气息满街飘荡，充滿着诱人的香味。出口的白兰瓜的香味更不用说了，我招呼了几个铁哥们，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们屏住呼吸偷偷摸摸的来到外贸局的礼堂的窗户下，如同电影中解放军侦察员，侦察敌人的阵地那样，通过侦察发现礼堂窗口的最上头，有一扇窗户没有关紧。我叫来一名铁哥们让他蹲下，我踩着他的肩膀上让他慢慢地站起来，我爬到了窗台上，钻进了大礼堂。礼堂里摆满了装着白兰瓜的木箱，那木箱是用宽木条钉起来的，装在箱里的白兰瓜都能看见。打开木箱，箱内的白兰瓜都是用纸装好的，每一个瓜都用一个白纸袋装在里面，木箱的底层用一些碎纸条和碎纸屑垫在下面。箱内的白兰瓜一个个都透出诱人的香甜的味道，还没有吃到嘴里那香甜的香味，就使我迫不急待的将好几箱装着白兰瓜的木箱打开，一个传一个迅速地将白兰瓜转移出来。偷了瓜以后我忐忑不安地观察了几天。按时上学，按时放学了，老实了几天后，发现没有人知道我们偷瓜的事，也没人找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过了没多久，我准备招呼几个铁哥们再干一次，却发现礼堂内出口的白兰瓜已不知去向。礼堂内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那天我正和我的几个铁哥们在家听奶奶讲故事，突然听到外贸局院内大礼堂内的口号声，锣鼓声不绝于耳，非常热闹。我们几个孩子便急急忙忙地向外贸局大礼堂跑去，礼堂门口已挤满了人群，我们几个从缝隙中挤了进去，看到礼堂的台阶上一字排开站着几个人，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名字，名字上用红毛笔打着叉叉，礼堂内人群激愤，打倒、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叫骂声、口号声、挥舞的手膀、整个大礼堂是天翻地覆。不一会这几个“走资本主义的反动派”被人们架着胳膊，一个个押了出来，看得我惊恐不已，呆若木鸡。我感到太可怕了，至今那惊人的一幕如同刀刻般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些被押出礼堂的“走资派”，我记的最清楚的就是“汪锋”，因为“汪锋”就押在离我很近的礼堂的广场上，夏日灼热的阳光非常刺眼的照着我。而“汪锋”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糊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用铁皮做的牌子，牌子用铁丝挂着。身上穿着一件羊皮袄，羊毛朝里羊皮向外，从他头上脸上流下来的汗水如同小溪一样的在流淌。他在人们愤怒的口号声和挥舞着的手膀下，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着，嘴里还念叨着我有罪、我有罪，打倒汪锋、打倒汪锋的口语。我们的省委书记、党的老干部就在这样的场合下，被一群造反派打倒。使我永生难忘，至今我眼前还时不时的闪过那一幕。
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过。晚上不时的听到造反派架起大喇叭播出的通知、公告，及这一派和那一派武斗的消息。学校已停课，白天没事我就看到一群一群的造反派围在一起辩论，红色的、绿色的传单满街飞扬。我们就钻进辩论的造反派的人群中听他们在辩论，听的不耐烦时，我就照着不知那位造反派的小腿跟，抬脚一顿乱踢。因为我个子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踢完后撒腿就跑，我觉的很是过瘾，我让你们批走资派，踢死你。
一只船给我留下了诸多的回忆，使我感到记忆是多么的奇妙。那么久远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那些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却越来越清晰，挥之不走，抹之不去。至今一只船还在那里静静地停泊，我现在还经常路过那条街道，每次路过，我都在仔细地寻觅着我儿时留在那里的脚印，捕捉我儿时留在那里的气息。记忆中的一只船那低矮凌乱的平房早已拆除，一只船已经变成了一条漂亮的马路，其间已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我还在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在闻，几十年的风雨已过，我已年复一年的老去，然而一只船还如同昨日那样，甚至比我儿时记忆中更年轻、更漂亮、更美丽。一只船啊！你会在多少人的记忆中停泊，又会在多少人的记忆的浪涛中远航？
就在我写完记忆中一只船这篇文稿后，偶尔从一张旧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了关于一只船的来历，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左宗棠摩下的湘军征战西北，有感于乡关万里，顿萌叶落归根之念，遂筹资在此地营一所义圆，用来暂放亡故江南人的灵柩，以便日后扶梓故里安葬。义圆造型奇特，颇似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人们根据义圆的外形，把这个地方叫做一只船。”
责任编辑 张庆国
一只船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然而真正的一只船即没有水的痕迹，更难寻到船的踪迹，真让一只船我搞不明白，这个叫一只船的街道，为什么取了一个叫一只船这样浪漫的名字。一只船是一条散文 郭伟东西走向的长长的街道，街道的最东头马路对面是兰州大学，街道东头依次向西，为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三十三中学的隔壁就是父亲所在的单位，省外贸局家属院，也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家属院和外贸局紧紧相随，省外贸局对面就是一只船小学，我就读这所学校，依次向西街道的围墙是兰州柴油机厂，一只船街道东西长、南北短、再往西沿街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和错落凌乱、破旧低矮的平房，街道最西头为省外贸局另一栋家属楼，街西口为《甘南饭店》，一只船就是在这样一条东西狭长、南北短的街道内停泊。至今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在一只船上学时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句话：她说我们班上最调皮的有两个同学，一个是郭伟，一个是樊威（樊威现为省美协副主席，著名油画家）最让人头痛。我们上学所属的年代，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时的学校常处于半停课状态，学农、学工、学军是非常的多，我们的学校班级都是按照部队的编制编排的，在一只船小学上学的那段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属于一只没人能管住的猴子，想来上学就来，不想上学背起书包就逃学，对于逃学之类的举动，在于我是属于最平常不过的了。我喜欢上语文课，上学时学校的所有课目里，最不喜欢上数学课，一听上数学课要么干脆不上，要么就中途逃课。对于学加减乘除的那些数字一看到就头痛，根本搞不懂 X+Y的公式。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一次在学校门口，父亲来接我，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很顽皮，语文很好，作文写的还好，在班里属前几位，数学最差。”也许是遗传的原因吧，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数学都不是很好，对数学的那种感觉非常差，以至我的侄儿、外甥、我的女儿在数学上都是一塌糊涂，连非常简单的公式都搞不清楚。
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就是省外贸家属院内有一个防空洞，特殊年代造就的“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所修建的，防空洞有一个洞口就在我居住的家属院一楼的楼梯口旁，我领着一群孩子蹿上蹿下的捉迷藏，一会藏在楼道内，一会又蹿进防空洞。洞内没有灯，只能手摸索着一步一步的往里走，阴森可怕，洞内分布着很多个小洞和分机构，还有个洞口出去后就到外贸大院的院子里了，我们从家属院的洞口进去，又从外贸局大院内的洞口爬出来，一天要钻进钻出好几次，防空洞就是我们儿时最好玩的地方。
特别是逃学后我就藏在里面，教师派的同学到家里去找，根本找不到，那时我跟奶奶住在一起，我跟奶奶说上学去了，其实根本没有到学校里去，从楼上下来就钻到防空洞里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爱逃课，父亲也管不住我，父亲有时候知道后就是一顿皮鞋，那时的父亲在我眼里很年轻、英俊、潇洒，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擦的油光锃亮的皮鞋。我非常害怕父亲打我，只要是我逃学被他知道，抓住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我就是一顿皮鞋，踢的我的腿上、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越踢我，我越不上学，有时为了躲他，我干脆就不回家了，少则几天，十几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不回家。
至今小时候那些流浪的经历根深蒂固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愿意让人管着我，属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那种性格，不知和我属猴的属性有没有联系，以至后来上班后将二十多年的工龄说辞职就辞掉了，中央企业，二十多年的工龄，改革开放刚开始，谁敢辞工作，就是有也很少，然而我说辞就辞了，也许和我小时候那段流浪的经历有关吧。
那次父亲打了我之后我就出走了，先是在一只船街西头的家属院，我小时候的铁哥们郑峥嵘家躲了几天。郑峥嵘家里条件要比我家好多了，他父亲是省经贸委的干部，母亲是兰州铁路局医生，他父亲母亲对我很好，在他家躲藏的那几天里，我总觉的吃了人家的饭很不好意思，于是晚上我就带上他在他家的附近的家属院里找鸡窝，那时大家都住的是平房，一个大院内有很多住家户，鸡窝也多在平房后面，和院内不显眼的地方，找好目标后我就让他放风，说好了暗号，来了人就发信号，不来人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迅速的将鸡窝的鸡掏出来，塞进我的衣服内，大摇大摆地走出这个家属院。将鸡藏起来，等第二天他父母上班后，我们就将藏好的鸡拿到他家，一部分我们分吃，留一部分给他父亲和母亲。
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我就再没有去他家。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晚上没地方住，就钻进“甘南饭店”的地下室的暖气管道内，抱着暖气管等到天亮，天亮后我从管道内爬出来后，看到一辆送完糕点的三轮车，车上放着几个装糕点用的木箱，虽然糕点送完了，但木箱内残留的糕点的残渣还很多，那个三轮车正好停在“甘南饭店”大门口，等那骑三轮车的人刚走开，我便过去将箱内残留的糕点残渣，以极快的速度用手将那些糕点残渣送进嘴里，并且将所有箱内残留的糕点残渣全部装进我的衣服口袋内。
还有一次我离家出走后，我就住在火车站候车室内的长木条椅子上。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有两个比我大的青年人将我从梦中推醒后问我家住哪里，为什么出逃，并且关心地问我饿不饿，冷不冷，这两个人对我说：“我们带你去新彊，那个地方可好玩了，管你吃好穿暖，还发给你零用钱，只是要你听我俩的话。”虽说那时我很小，但主意很真，头脑也很清楚，不论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多么的诱人，我还是没有上他们的当，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正在他们更进一步做我的思想工作时，父亲找到了候车室，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候车室拽了出来，他推着自行车，我在前面走，时不时回头看他，主要是怕他的皮鞋踢到我的身上，我就这样一步三回头的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奶奶非常高兴，又是给我换衣服，又是给我洗澡，炒了很多好吃的菜，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那时候吃肉要肉票，一个月一人只有一张肉票，一张肉票也就是一斤肉，我一顿就把全家一个月的肉全吃完了。安稳了时间不长，不知为什么我的毛病又犯了，这次出逃我把我的铁哥们郑峥嵘也拉了出来，我们一同跑到了火车站，正好站台上停着一辆发往北京的列车，我俩乘列车员不注意就溜进了车箱。上车的人特别多，非常拥挤，我俩小就钻进了座位下，饿的不行了，我就钻出来找吃的，车上的乘客因为我们是小孩，送我面包、盒饭等食物，随着列车很快我俩就到了北京车站。 我俩下车后在我的提议下没有出站台，看到一列北京去天津的列车，我俩又趁列车员不注意钻进了车箱。北京到天津的列车一个多小时就到站了，下车后因害怕出站时被发现，我们就在站台上寻找着机会，这时下车的乘客都已走完，站台上就我们两个，一个站台工作人员走过来查问我们的车票，我们被发现是无票乘车。这样我俩被车站送到天津遣送站，也就是现在的救助站，到遣送站一住就是一个月，那里住的都是流浪汉，什么人都有，老人、青年、也有小孩，多数都是要饭的，非常的脏，但遣送站有一位带眼镜的工作人员对我非常好，每天晚上他值班时都会将我叫到值班室。用他找来的课本给我补习课文，给我的流浪经历增添了难以抹去的温暖。突然一天早晨点名时将我俩还有很多人叫出来，列队排好，由遣送站的工作人员领着，前后由武警背着冲锋枪将我们一行押上了发往兰州的列车，我们这些人就如同犯人一样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送到了兰州。我们出了天津遣送站又被送到了兰州遣送站，在兰州站一住又是好多天，那天下午该我值日送饭，我端着饭盒去食堂打菜，走到大院时突然看到遣送站大门开了一个缝，大门没有锁住，我欣喜若狂，回头使劲给郑峥嵘打手势，示意让他过来，我们好逃走，然而对我的手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顾不了许多，将饭盒往地下一扔，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大门口拉开大门窜了出去，跑出遣送站好远了，我还不放心的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追我。跑出遣送站后我才感到了获得失去自由是多么的惬意和美好。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我眯着眼睛久久地注视着天上漂浮的一朵白云，我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仿佛天上漂浮的哪朵白云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高兴过后我又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流浪呢？还是回家呢？通过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家。
在一只船的记忆中，最快乐的就是每天中午等父亲下班后学骑自行车。虽然父亲机关在一只船，但父亲却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公用自行车，记得那辆自行车叫“三枪牌”是一辆进口的自行车。父亲是个非常喜欢干净的人，穿的衣服很是整洁，记忆中他穿的裤子中间总是有一条裤缝笔直笔直的，虽然他骑的自行车是公用的，却总被他擦得一尘不染，每当我老远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向家里骑来时我就欢快地跑步迎了上去，从他手里接过自行车，父亲就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刚开始学骑自行车时，因为我个子小，腿从自行车大梁上伸下去够不着脚踏板。只好一只腿从自行车大梁中间伸过去，双手握着自行车把，父亲用双手扶着自行车后架，这样自行车就不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我也就不怕因自行车跌倒而跌跤。学了一段时间后，找到了平衡也就不要父亲在后面扶自行车的后架了，我很快的就能灵活的掌握自行车，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腿套进自行车车架里，将自行车骑的飞快，感到非常的快乐。除了学自行车外，还对汽车也很感兴趣，有一天我看到外贸局门口停着一辆“嘎斯”车，看看没人，跑到车门口，欣喜的是车门没有锁，我钻进驾驶室，双手握着方向盘，一只脚踩着汽车马达，车突然向前走了起来，就这样我踏着马达将车开了有好几十米，差点将车碰到外贸局门口的电线杆上。从小我就喜欢驾车，以至于我现在的驾车技能赶上专业司机的驾车水平。
在一只船我的顽皮是出了名的，经常领着一群孩子拿着弹弓，看到路边的路灯打路灯，看见谁不顺眼就打谁家的窗户玻璃，外贸局家属院对面的煤矿家属院内的好多家的窗户玻璃就是我打碎的。一次学校放假，我领着几个同学跑到教室内，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就是用教室内的所有课桌，把它叠成一个地道。我藏进用课桌叠起的地道内，我让他们把我从地道里找出来，主要是地道的出口和进口掩藏的非常隐蔽，他们听到我在用桌子叠起来的地道里呐喊，但就是找不到进口，没法抓住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成长着。
一次我看到学校门口停着一辆汽车，车上装满着一车东西，我便爬了上去，看见车上拉了一车野鸡，我感到好像是野公鸡，因为那鸡非常的漂亮，鸡毛很长，像孔雀的羽毛，我抓住野鸡从车上隔墙扔进我们学校院内。等车开走后我领着几个同学，翻进学校的院墙，又将那些野鸡从学校的院墙扔了出来，拿回了家。还有一次我领着几个同学来到黄河边，那是个夏天，我们沿着黄河岸边玩耍，突然我发现岸边停着一个快艇。我挥了挥手招呼这几个同学一起爬上快艇，我钻进了驾驶室，用我偷开汽车的方法，竟然将快艇发动了起来，我高兴地大声宣布：“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宣布我任船长，大家坐好了。”说着话船竟然动了起来，幸好这快艇用铁链拴着，船拽着铁链发出咣咣的响声，正玩的开心和起劲的时候，突然跑来几名警察把我们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水上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有名警察就脱下鞋，用鞋底在我的脖子后面打了两鞋底。一边打一边说：“我让你开，我让你开，看我不打死你。”并让我们面向墙壁一字排开，靠墙站立着，那天阳光特别的强烈，这还好说，更为恶劣的是一位警察在我们面前铺了一张羊皮，羊皮上撒了一层黄土，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对着我们敲打着羊皮，羊皮上面的尘土在木棒的敲打下尘土飞扬，呛的我们睁不开眼睛。在灼热的阳光的照射下，我的汗水混合着尘土从脸上流了下来，不知是汗水还是泥水在我的脸颊上流淌。好不容易太阳落了下去，天慢慢黑了起来，警察把我们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上，拉回一只船外贸局家属院。分别找我们家长，我心想这下坏了，这回父亲会打死我的，闯了这么大的祸能不打吗？然而当警察走后父亲竟然没有打我，使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不但没有打我，也没有说我，父亲给了我足够的面子。
外贸局是出口单位，有次我侦察到家属院对面外贸局大院内的礼堂内放满了出口的白兰瓜。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乡，每到夏季以后，无论走到哪条街上都能闻到那香甜的瓜果气息，那香甜的瓜果气息满街飘荡，充滿着诱人的香味。出口的白兰瓜的香味更不用说了，我招呼了几个铁哥们，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们屏住呼吸偷偷摸摸的来到外贸局的礼堂的窗户下，如同电影中解放军侦察员，侦察敌人的阵地那样，通过侦察发现礼堂窗口的最上头，有一扇窗户没有关紧。我叫来一名铁哥们让他蹲下，我踩着他的肩膀上让他慢慢地站起来，我爬到了窗台上，钻进了大礼堂。礼堂里摆满了装着白兰瓜的木箱，那木箱是用宽木条钉起来的，装在箱里的白兰瓜都能看见。打开木箱，箱内的白兰瓜都是用纸装好的，每一个瓜都用一个白纸袋装在里面，木箱的底层用一些碎纸条和碎纸屑垫在下面。箱内的白兰瓜一个个都透出诱人的香甜的味道，还没有吃到嘴里那香甜的香味，就使我迫不急待的将好几箱装着白兰瓜的木箱打开，一个传一个迅速地将白兰瓜转移出来。偷了瓜以后我忐忑不安地观察了几天。按时上学，按时放学了，老实了几天后，发现没有人知道我们偷瓜的事，也没人找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过了没多久，我准备招呼几个铁哥们再干一次，却发现礼堂内出口的白兰瓜已不知去向。礼堂内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那天我正和我的几个铁哥们在家听奶奶讲故事，突然听到外贸局院内大礼堂内的口号声，锣鼓声不绝于耳，非常热闹。我们几个孩子便急急忙忙地向外贸局大礼堂跑去，礼堂门口已挤满了人群，我们几个从缝隙中挤了进去，看到礼堂的台阶上一字排开站着几个人，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名字，名字上用红毛笔打着叉叉，礼堂内人群激愤，打倒、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叫骂声、口号声、挥舞的手膀、整个大礼堂是天翻地覆。不一会这几个“走资本主义的反动派”被人们架着胳膊，一个个押了出来，看得我惊恐不已，呆若木鸡。我感到太可怕了，至今那惊人的一幕如同刀刻般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些被押出礼堂的“走资派”，我记的最清楚的就是“汪锋”，因为“汪锋”就押在离我很近的礼堂的广场上，夏日灼热的阳光非常刺眼的照着我。而“汪锋”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糊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用铁皮做的牌子，牌子用铁丝挂着。身上穿着一件羊皮袄，羊毛朝里羊皮向外，从他头上脸上流下来的汗水如同小溪一样的在流淌。他在人们愤怒的口号声和挥舞着的手膀下，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着，嘴里还念叨着我有罪、我有罪，打倒汪锋、打倒汪锋的口语。我们的省委书记、党的老干部就在这样的场合下，被一群造反派打倒。使我永生难忘，至今我眼前还时不时的闪过那一幕。
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过。晚上不时的听到造反派架起大喇叭播出的通知、公告，及这一派和那一派武斗的消息。学校已停课，白天没事我就看到一群一群的造反派围在一起辩论，红色的、绿色的传单满街飞扬。我们就钻进辩论的造反派的人群中听他们在辩论，听的不耐烦时，我就照着不知那位造反派的小腿跟，抬脚一顿乱踢。因为我个子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踢完后撒腿就跑，我觉的很是过瘾，我让你们批走资派，踢死你。
一只船给我留下了诸多的回忆，使我感到记忆是多么的奇妙。那么久远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那些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却越来越清晰，挥之不走，抹之不去。至今一只船还在那里静静地停泊，我现在还经常路过那条街道，每次路过，我都在仔细地寻觅着我儿时留在那里的脚印，捕捉我儿时留在那里的气息。记忆中的一只船那低矮凌乱的平房早已拆除，一只船已经变成了一条漂亮的马路，其间已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我还在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在闻，几十年的风雨已过，我已年复一年的老去，然而一只船还如同昨日那样，甚至比我儿时记忆中更年轻、更漂亮、更美丽。一只船啊！你会在多少人的记忆中停泊，又会在多少人的记忆的浪涛中远航？
就在我写完记忆中一只船这篇文稿后，偶尔从一张旧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了关于一只船的来历，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左宗棠摩下的湘军征战西北，有感于乡关万里，顿萌叶落归根之念，遂筹资在此地营一所义圆，用来暂放亡故江南人的灵柩，以便日后扶梓故里安葬。义圆造型奇特，颇似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人们根据义圆的外形，把这个地方叫做一只船。”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