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是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的父亲,民国时期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和教育界权威,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和北平市市长等职。抗战期间,他在山东力主抗战,因此,日军对他恨之入骨,为逼其投降,公然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内“绑架”了他的家属。由于何思源夫人是法国人,何思源巧妙“反制”,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使得日军黔驴技穷,不得不又把何思源的家属安全地护送回天津原地。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一时成为国际笑谈。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思源反对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避战自保方针,多次做韩复榘的工作,要求其抗日救国。韩复榘因逃跑被处决后,何思源毅然留在敌后,于1938年春以山东省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的身份,奔赴鲁北敌后投身抗日。他到鲁北后,收编、整训了一些地方部队,建立秘密通讯网络,刺探日军活动情况,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日军曾对鲁北进行几次“扫荡”,何思源率部巧妙与日军周旋,不仅没有被消灭,还寻找战机消灭了日军的一些小股部队。
　　日军见多次“扫荡”不奏效,便准备施毒计逼何思源投降。何思源当时是全国教育界的名人和山东的主战派之一,如果能将他“招降”,其政治和军事影响自然不可小觑。于是,为了逼何思源就范,日军将目光盯向了他的家人。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女士是法国人,原是巴黎大学学生。何思源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两人相识并相爱,1928年,何宜文来到中国与何思源结婚,并加入了中国籍。何思源留在山东敌后抗日之初,其家属一直跟随着。当时,何思源夫妇共有4个孩子,2男2女,最大的何理路仅8岁,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2岁。何思源没有条件把他们送往大后方或香港等地,经与何宜文商量后,决定把他们送往天津租界居住,因为天津距离鲁北较近,比较容易照顾。1941年初,何宜文母子到天津后,住进了英租界。
　　1941年12月8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乘机占领了天津英租界。何宜文为了安全,搬进了意大利租界。此事被何思源原来的一个属下、后沦为汉奸的人告密,天津日军宪兵队查到了何思源夫妇的往来信件,进而发现了何宜文母子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确切地址。12月30日,日军闯进租界,抓走了何宜文母子。
　　这一下,日军如获至宝,立即展开政治攻势,逼迫何思源投降。他们把何宜文母子与日本宪兵队长的合影放大,随同一封劝降信一起,派人送给何思源。同时,他们用飞机撒下传单,扬言何思源如果投降,南京汪伪政府的部长和山东伪省长的职位任其选择,否则,就将其家属全部杀死。他们甚至声称,要派部队包围何思源驻地,把何宜文母子置于队伍之前,何思源如果抵抗,将先打死他的妻子和儿女。
　　何思源得知消息后,既气愤又痛苦。他深知:如何对待此事,不仅关系自己一生名节,而且关系到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的大业,自己决不能向敌人示弱,正如自己曾经说的那样:“我们的行动对全省全国影响重大,决不能给国家民族丢脸。”为了应付万一,同时激励下属,他写下了遗嘱交给亲信部下,其誓死不降、忠心报国的决心跃然纸上,部下读后都深受感动。
　　写完遗嘱后,何思源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静静思考了一昼夜,认真分析了此事可能出现的后果,认为尚有挽救的可能。因为此事虽是日军所为,但意大利纵容日军在自己的租界内公开抓人,可以说是也参与了此事。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应该不会袖手旁观,这样,这一事件就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而是牵扯了中、日、法、意4国的一桩国际事件,况且,国际公法还有禁止将妇女、儿童做人质的规定。此事如果闹大,必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顾忌,不敢轻易对何宜文母子下毒手,或许可以保全她们的生命。
　　
　　二
　　
　　拿定主意,何思源迅速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电告重庆,要求中央政府对意大利提出严正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听任自己租界地的居民被其他国家的宪兵抓捕,并要求准许他对鲁北地区意大利教士和修女进行扣押,作为“反人质”;二、命令部属把在周围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意大利传教士70多人全部集中在一起,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软禁起来,等待事态发展,再做处置;三、选派得力人士分赴各地活动,揭露此事,广造舆论。同时,他又分别写信给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等人,向他们揭露事件真相,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做人质的暴行。并向他们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若不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日军杀他1名亲属,他就杀死10名意大利人进行报复,一切后果由意大利政府负责。
　　过不多久,何思源采取的措施就得到了积极回应。重庆国民党政府很快回电说:中央政府已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原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当局提出交涉。王宠惠分别与意大利及法国人士磋商,拟由意大利出面把人要出,交给法国,通过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送还中国。复电对何思源要求扣押意大利传教士的请求未作明确答复,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被派往天津、北平、南京等地的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送来消息,此事在社会上广泛传开后,各方都对日军此举进行谴责,甚至连南京汪伪政府的某些重要人士也认为日军搞的这一手很不高明。
　　意大利当局了解事件发展态势后,也颇为着急。在此之前,曾有意大利传教士4人在鲁北被游击队扣留,天津意大利教会托何宜文营救得以释放,而现在意大利租界当局竟听任日军逮捕了何宜文母子,在鲁北传教的意大利教士和修女70多人又遭扣押,因此,教会方面对租界当局特别不满,希望能和平解决此事。为此,意大利大使曾专门找冈村宁次进行交涉和商谈,由于日本和意大利在二战中属“同一条战壕”内的“战友”,冈村宁次当然不愿因为这件事惹恼意大利人,便一再承诺一定会保证何宜文母子的安全,并在适当时候全部释放。
　　何宜文母子被捕后,日伪对鲁北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他们除不断给何思源送发劝降信以外,还散布其他蛊惑人心的消息和谣言,如散发日本海军、空军偷袭珍珠港的照片、吴佩孚“投敌”宣言等。这些谣言迷惑了一些群众,再加上日伪军在鲁北活动频繁,鲁北一带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何思源决定公开表明自己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态度。
　　这时,何思源部下有一位姓张的营长在抗日战场上阵亡,何思源便利用为张营长开追悼会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在行署驻地魏家庄集合军民,让日军送信人也参加。何思源在追悼会上公开露面讲演,他拿出日军的信件说:“日本鬼子想要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跟日本鬼子没话讲,只有打!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何思源最后说:“送信人现在可以回去,我叫他参加这个大会,就是我对日军的答复。如果以后他们再这样骚扰,我们将对送信人就地正法!”何思源的这次讲演再次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的态度,稳定了军民的情绪。
　　在鲁北抗战期间,由于何思源一直很注重分化、瓦解伪军,许多伪军包括一些上层军官都与何思源部有暗中来往,何思源也派了一些人打入敌伪内部,一方面做其他伪军的工作,一方面收集情报。当时,在沧县负责看守何宜文母子的伪军头目姓丁,他就是深受何思源影响的一个人。他一边在暗中尽力照顾何宜文母子,使何宜文母子的生活和环境有所好转,一边将何宜文母子的具体关押地点辗转告诉了何思源。
　　何思源为了安慰妻子,坚定她的信心,经常用法文写成密信让丁姓伪军头目转交给何宜文,要她放心,他正在外面积极做工作,日军决不敢杀害她和孩子。在何思源的鼓励下,何宜文更加坚强,经常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日军几次要她写信劝何思源投降,都被她拒绝。
　　
　　三
　　
　　日军见诱降何思源不成,又生一计,把何宜文的4个孩子交给伪军看管,由姓丁的伪军头目和几个日伪军押着何宜文去鲁北找何思源,企图以此动摇何思源坚定的抗战决心。不料想,他们乘坐一辆大骡车到了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区后,在何思源内线的周密安排下,由姓丁的头目请日军去酒楼喝酒,将看守引开,何思源趁机与何宜文见了一面,两人谈了当时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然后何思源又秘密离去。结果,日伪军折腾了3天,一无所获,只好又把何宜文押回了沧县,并从此对何宜文母子的看管明松暗紧,准许何宜文上街走动。
　　何思源的一系列措施引起国内、国际舆论对日军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最高层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最后,冈村宁次不得不下令给驻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限令土桥在1942年1月26日以前把何思源家属安全送回天津原地。此消息很快由鲁北伪军内线用密信告知了何思源。
　　可是,驻鲁北的日军仍不死心,他们决定再次派人去和何思源进行谈判,做最后的劝降。日军担心何思源会斩杀日本信使,便派了一个做翻译的朝鲜人。经过交涉,何思源答复愿意接见这名朝鲜翻译。1942年1月12日,在五区专员刘景良和鲁北惠民县长李紫衡的周密安排下,何思源带领50多名骑兵,分3路来到谈判地点。谈判地点设在鲁北惠民县城南30里地的一个村庄,何思源一到谈判地点,不等那个朝鲜人说话,就先发制人,很坦然地说:“朝鲜人也是受日本压迫的,你应当和我站在一起抗日。”并再次表明自己坚决抗日、不做任何妥协的态度:“我们与日本之间只有战争,无其他话可说。至于我的家属已陷日本人之手,生杀在于日本人。但他们杀我一人,我必杀十个意大利人相报复。日本人以为要挟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完全看错了……”何思源的严正态度和凛然正气震慑了那个朝鲜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那个信差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
　　日军仍不肯罢休,此计不成再设一计。1月13日,日军驻鲁北旅团长松井写信给何思源,信中先是对何思源的坚贞不屈表示赞扬和敬佩,继而诡称:决定于14日把何夫人及子女送济南转回天津,路经鲁北清河镇,希望何思源到该地与夫人、子女见一面,庶可不负何夫人此行云云。实际是想借此麻痹何思源,诱使其上钩,趁机将何思源及其随行人员一网打尽。何思源收到信后,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没有上当。
　　几天后,何思源安插在日伪军中的情报人员又送来紧急情报,说是日军已探明何思源驻地,并调集重兵企图对何思源所部进行突然袭击。何思源接到情报后,立即做了周密安排,于午夜率部转移。次日拂晓,日军果然分兵3路向何思源原驻地包抄过来。此时,何思源由于患病,不能骑马奔驰,行动迟缓。他当机立断,命骑兵向西北方向急驰,吸引敌人追赶,自己则与随从人员向相反方向秘密转移,到惠民县城东12里左右的一个村庄潜伏下来养病。日军虽然到该村数次,但总以为何思源已经远去,所以没有进行搜查,何思源得以安全脱险。
　　日军见种种阴谋都没有得逞,而1月26日的期限又已到,只得丧气地把何宜文母子一起送到济南,安排住在石泰岩饭店。这时,他们又想利用何宜文母子来洗脱罪责,欺骗舆论,便授意伪山东教育厅厅长朱经古出面安抚何宜文母子。朱经古请何宜文母子吃了一顿饭,又按事先安排,陪同她去见日军司令土桥。见面后,土桥先是假惺惺地进行慰问,然后要何宜文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自己是自愿在日本人协助下来山东寻夫的,因没有寻到,现在要返回天津,感谢日本皇军的照顾。何宜文深明大义,洞察其奸,拒绝了土桥等人的一再纠缠,她说:“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等人黔驴技穷,只好安排专人把何宜文母子安全护送回天津。
　　日军本想用逮捕何宜文母子作为人质逼迫何思源投降,没想到不仅没能如愿,反而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