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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亲耳听到中国驻外使节向国内反馈信息:我们送的中国画不受欢迎,以后不要送画了。应引以为戒。法国总统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决不会把塞尚、马蒂斯的画当国礼赠送,作品是国宝当然不能送,如果作品质量不高,更不能作为国礼,这是我一向的看法。
我的教训不浅。有一次,一位部长访日,点名要我一幅画,专门送给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张仃是工艺美院院长,他必须执行这个任务,否则无法向上面交代,我凭与张仃的老友情,只能成全,送了一幅装裱好的《香山白皮松》,亲手交给了张仃,由张仃上交。想象不到的是,数十年后,我在拍卖行看到了这幅《香山白皮松》被拍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住房条件普遍比较差,官方请某些画家住北京饭店,有空调有暖气,有人短住,有人住数月,衣食无忧,逍遥自在,却不断要给各层领导画画。曾有人问俞致贞,你们作画有多少稿费,俞答“三百(白),白吃白住白画”。
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需要一幅巨大壁画,高3米,宽15米,他们几次来约我,希望我作此大画。我选择的题材是汉柏,画名《清奇古怪》,我构思好了以后,画成构图草稿,并考虑如何创新表现手法,备好相关材料,已在家里做足了造型设计的准备工作,到了北京饭店日夜奋战,只用一周时间就画完了——我没时间在这里耽误下去。我是在北京饭店第18层楼水泥地上工作的,这层没有客房,大场地正好派上用场,装裱却成了问题,高3米宽15米的大画,无处装裱,只好请来裱画师傅刘金涛,他带领几个徒弟在北京饭店18层就地装裱,用了不计其数的宣纸,据说裱完后重达200斤。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重新装修,这幅巨画被取了下来。后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绘画全集,需这幅画的反转片,只能到北京饭店去照,而北京饭店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推说不知道有这样一幅巨画。我很心痛,这是我一生里创作的最大一幅画,也是我最满意之作。我上书温家宝总理,追查此画,同时希望能够转移到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否则将要烂在仓库里。温总理批示,一是查,二是尊重作者处置此画的意愿。北京饭店不得不把这幅画展示给我看。当时一层层的警卫站岗,他们如临大敌,坚决不肯将画转移至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我想借展,都没有可能。
我曾给人民大会堂作过几幅较大油画,其中一幅表现首钢题材,名《青松红日》,竟然已是有账无画了!
我的教训不浅。有一次,一位部长访日,点名要我一幅画,专门送给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张仃是工艺美院院长,他必须执行这个任务,否则无法向上面交代,我凭与张仃的老友情,只能成全,送了一幅装裱好的《香山白皮松》,亲手交给了张仃,由张仃上交。想象不到的是,数十年后,我在拍卖行看到了这幅《香山白皮松》被拍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住房条件普遍比较差,官方请某些画家住北京饭店,有空调有暖气,有人短住,有人住数月,衣食无忧,逍遥自在,却不断要给各层领导画画。曾有人问俞致贞,你们作画有多少稿费,俞答“三百(白),白吃白住白画”。
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需要一幅巨大壁画,高3米,宽15米,他们几次来约我,希望我作此大画。我选择的题材是汉柏,画名《清奇古怪》,我构思好了以后,画成构图草稿,并考虑如何创新表现手法,备好相关材料,已在家里做足了造型设计的准备工作,到了北京饭店日夜奋战,只用一周时间就画完了——我没时间在这里耽误下去。我是在北京饭店第18层楼水泥地上工作的,这层没有客房,大场地正好派上用场,装裱却成了问题,高3米宽15米的大画,无处装裱,只好请来裱画师傅刘金涛,他带领几个徒弟在北京饭店18层就地装裱,用了不计其数的宣纸,据说裱完后重达200斤。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重新装修,这幅巨画被取了下来。后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绘画全集,需这幅画的反转片,只能到北京饭店去照,而北京饭店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推说不知道有这样一幅巨画。我很心痛,这是我一生里创作的最大一幅画,也是我最满意之作。我上书温家宝总理,追查此画,同时希望能够转移到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否则将要烂在仓库里。温总理批示,一是查,二是尊重作者处置此画的意愿。北京饭店不得不把这幅画展示给我看。当时一层层的警卫站岗,他们如临大敌,坚决不肯将画转移至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我想借展,都没有可能。
我曾给人民大会堂作过几幅较大油画,其中一幅表现首钢题材,名《青松红日》,竟然已是有账无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