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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是个纯军事术语，指战争期间军事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之间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场所(类似保密室或作战参谋部等)。“二战”结束后，这个概念也被用来称呼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门，后来的演变则逐渐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智库”是泛指那些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非赢利性研究机构；狭义上的“智库”则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赢利性学术机构。本文所探讨的“智库”主要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的，涉及基金会、研究所、研究中心、学会，乃至一些公司。
目前全世界近170个国家共有各类智库5465个。其中，北美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有3594个智库，占全球智库的65％；亚洲有653个，拉美和加勒比有538个，非洲有424个，中东和北非有218个。
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发展特点
在世界各类智库中，涉及国际问题的一直是少数，这无论是在最发达的美国还是在其他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部是如此。实际上，这也符合“一切政治都是当地政治”(Politics islocal)这条普遍逻辑。
从世界范围的总体分布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无论是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位居前列，甚至遥遥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相对甚至明显滞后。这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差异大致一致。近年来，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发展呈现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国热”普遍升温，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二是发达国家中的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等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明显增加，“中国热”从美国向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传导。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快速扩展并加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单个国家范围看，美国作为世界上智库最发达的国家，拥有1777个智库。这些智库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最高，其关注的对象在冷战时期是苏联比较突出，在冷战后则是中东显得比较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期间的苏联和冷战后的中东对美国利益的影响都比较突出。相比之下，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则是近几年才逐渐上升的，升温最为明显的当数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这显然与北京举办奥运会和金融危机推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新增研究中国问题的部门和人员，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东北亚研究中心之外新设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并且网罗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些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明显增强，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正在成长起来，例如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下属的“亚洲项目部”就吸收了一批在中国学习或访问过，并且能讲中文的年轻研究人员。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类研究成果更是明显增多。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和主要观点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以美国智库为例，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从汉学、历史文化到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台湾问题，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战略、军事、安全、社会等诸多方面，涉及的点和面都越来越广，已经接近对中国展开立体性的扫描和透视了。随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日趋全面深入，其“中国观”也先后经历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的演变，逐渐发展为当前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角色也就从潜在的敌人和非敌非友，逐步发展成后来的“利益攸关方”和如今的“多伙伴世界”中“伙伴”之一。
相比之下，西欧国家的智库近年来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逐步向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展，如今对台湾等其他问题的兴趣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大。拉美和中东国家的智库随着所在国与中国经贸和社会文化交往联系显著增多，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也开始增多。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与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大体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围绕上述关注点，国外智库对中国国内发展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种看法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的发展受到各种问题制约，面临的风险很大，可能遭遇重大挫折；另一种看法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已经创造了太多的例外，很有可能克服各种障碍而实现崛起。国外智库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同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种看法比较积极，认为中国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可以被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地区和国际体系中；另一种看法比较消极，认为中国将像其他霸权国家崛起一样，采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颠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领导地位，重新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地区和国际体系。这些相互对立的看法总体上尚处于僵持状态。
国外智库对世界“中国观”的影响
由于智库的发展与信息技术发展、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不同国家的智库发展水平各异且各有特点，功能和作用有大有小。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智库的影响总体上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但各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则大同小异，主要包括：通过推销思想观点和政策理念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甚至直接充当“外脑”，为政府出谋划策；为公共政策部门培养、储备、输送人才，即通常所说的“旋转门”和“孵化箱”作用；借助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和关系网络，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举办研讨会和演讲会，出版著作、研究报告，借助媒体，教育和引导公众，影响舆论走向，扩大社会影响，等等。
国外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大概如此。虽然不同智库对所在国“中国观”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但由于智库具有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以及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特点和优势，所以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由各种智库所塑造。
也就是说，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影响。
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由于其资金支持、智力支撑和运作能力强大，所起的作用比较突出，就像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引领作用一样。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彼得森经济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海军分析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等智库，以及欧洲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简氏情报集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汉堡亚洲研究所、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等智库，他们堪称影响国外智库乃至世界“中国观”的中坚力量。
前述国外智库，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和主要观点集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基本轮廓。
广义上的“智库”是泛指那些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非赢利性研究机构；狭义上的“智库”则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赢利性学术机构。本文所探讨的“智库”主要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的，涉及基金会、研究所、研究中心、学会，乃至一些公司。
目前全世界近170个国家共有各类智库5465个。其中，北美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有3594个智库，占全球智库的65％；亚洲有653个，拉美和加勒比有538个，非洲有424个，中东和北非有218个。
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发展特点
在世界各类智库中，涉及国际问题的一直是少数，这无论是在最发达的美国还是在其他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部是如此。实际上，这也符合“一切政治都是当地政治”(Politics islocal)这条普遍逻辑。
从世界范围的总体分布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无论是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位居前列，甚至遥遥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相对甚至明显滞后。这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差异大致一致。近年来，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发展呈现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国热”普遍升温，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二是发达国家中的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等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明显增加，“中国热”从美国向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传导。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快速扩展并加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单个国家范围看，美国作为世界上智库最发达的国家，拥有1777个智库。这些智库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最高，其关注的对象在冷战时期是苏联比较突出，在冷战后则是中东显得比较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期间的苏联和冷战后的中东对美国利益的影响都比较突出。相比之下，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则是近几年才逐渐上升的，升温最为明显的当数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这显然与北京举办奥运会和金融危机推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新增研究中国问题的部门和人员，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东北亚研究中心之外新设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并且网罗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些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明显增强，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正在成长起来，例如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下属的“亚洲项目部”就吸收了一批在中国学习或访问过，并且能讲中文的年轻研究人员。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类研究成果更是明显增多。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和主要观点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以美国智库为例，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从汉学、历史文化到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台湾问题，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战略、军事、安全、社会等诸多方面，涉及的点和面都越来越广，已经接近对中国展开立体性的扫描和透视了。随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日趋全面深入，其“中国观”也先后经历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的演变，逐渐发展为当前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角色也就从潜在的敌人和非敌非友，逐步发展成后来的“利益攸关方”和如今的“多伙伴世界”中“伙伴”之一。
相比之下，西欧国家的智库近年来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逐步向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展，如今对台湾等其他问题的兴趣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大。拉美和中东国家的智库随着所在国与中国经贸和社会文化交往联系显著增多，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也开始增多。
国外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与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大体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围绕上述关注点，国外智库对中国国内发展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种看法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的发展受到各种问题制约，面临的风险很大，可能遭遇重大挫折；另一种看法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已经创造了太多的例外，很有可能克服各种障碍而实现崛起。国外智库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同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种看法比较积极，认为中国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可以被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地区和国际体系中；另一种看法比较消极，认为中国将像其他霸权国家崛起一样，采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颠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领导地位，重新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地区和国际体系。这些相互对立的看法总体上尚处于僵持状态。
国外智库对世界“中国观”的影响
由于智库的发展与信息技术发展、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不同国家的智库发展水平各异且各有特点，功能和作用有大有小。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智库的影响总体上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但各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则大同小异，主要包括：通过推销思想观点和政策理念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甚至直接充当“外脑”，为政府出谋划策；为公共政策部门培养、储备、输送人才，即通常所说的“旋转门”和“孵化箱”作用；借助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和关系网络，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举办研讨会和演讲会，出版著作、研究报告，借助媒体，教育和引导公众，影响舆论走向，扩大社会影响，等等。
国外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大概如此。虽然不同智库对所在国“中国观”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但由于智库具有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以及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特点和优势，所以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由各种智库所塑造。
也就是说，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影响。
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由于其资金支持、智力支撑和运作能力强大，所起的作用比较突出，就像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引领作用一样。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彼得森经济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海军分析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等智库，以及欧洲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简氏情报集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汉堡亚洲研究所、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等智库，他们堪称影响国外智库乃至世界“中国观”的中坚力量。
前述国外智库，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智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和主要观点集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