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速度与规模令世人瞩目。以2000—2010年期间中国和14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为样本，采用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对各因素对我国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国（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文化以及贸易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其中，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促进我国同贸易国（地区）的贸易流量，而距离对我国贸易流量的阻碍作用仍然十分显著。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引力模型；贸易流量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9—0014—04＼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加强。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推进双边或区域经济自由化正成为潮流，其主要表现就是日渐兴盛的自贸区建设。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不仅在于其建成之后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有后续的资金、服务、人员流动等带来的诸多好处。自贸区的建立也表现出相关国家或地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还可创造良好环境，增强成员国企业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信心，在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各国经济政策仍需协调的背景下，这些优势显得更为突出。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利用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可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建立与发展自由贸易区，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迄今，我国已经签署或处于对外商谈阶段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共有15个，涉及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实施自贸协定。
二、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对当前进行分析整理，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应用纯粹的经济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国带来的收益和影响；二是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自贸区的建立，然后由模拟结果得出各国福利的变化；三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理论，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的计量模型，通过计量软件进行检验和回归，以分析各因素对参与国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纯经济理论分析
张蕴岭（2006）研究了紧密经济一体化导致出现两种效应：一种是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另一种是追求市场开放以使经济交易更快、更有效。然后从这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的基础与深远意义，认为区域制度建设会为区内经济体实现最大化利益营造“公共产权”[1]。盛斌（2007）以中国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认为由于政治或外交因素，如果中国政府无法认同自贸区的某些条件和理念或者涉及中国利益的条款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亚太自由贸易区只将成为长期内经济上可行，但近期内不具政治现实性的方案[2]。李瑞林和骆华松（2007）则全面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既有负效应又有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以市场化为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有效的主体组织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保证[3]。
（二）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它通过模拟经济体内各参与者的行为，分析政策变动对整个经济及各部门供求关系的影响，测算在政策变动过程中的收益情况。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是最为广泛应用的CGE模型，它假定完全竞争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建立相关计算机程序，研究某项政策对一国产生的影响并找到最优应对方案。
Urata Shujiro，Kiyota（2003）用GTAP模型模拟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得出该自由贸易区会提高三国的福利水平，而对三国之外的国家却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4]。Masahiro Kawai，Ganeshan Wignaraja（2007）运用CGE模型研究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东盟+中日韩+印度+北美+欧盟这五种情况的福利效果并进行比较，其中ASEAN+6的建立能最大幅度地提高全球福利水平（2 998亿美元），其次为ASEAN+3（2 139亿美元），而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贸区所带来的全球福利增加分别只有820亿美元、451亿美元和142亿美元[5]。
（三）实证研究
Lucian Cernat（2001）利用面板数据和引力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影响及对签约各国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6]。
目前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或者结合当前时势背景进行理论研究，缺乏实证上的检验和支持；或者是只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模拟出自贸区建立后国家福利的增加或损失，缺乏对过程的解释；或者应用计量方法分析双边贸易潜力，但对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究不够全面，对进口与出口两方面的影响程度未做充分的对比说明。因此，本文拟以中国和14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引力模型的方法，从总贸易流量与进出口贸易流量三个角度分别建立三个回归方程，以期全面分析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
三、理论推导与模型建立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发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14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为对象，分别建立总贸易引力模型和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解释各种可能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用。之所以选择以上样本国家是考虑到样本的多样性及与中国大陆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因此，样本选用了一些发达国家，还选择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韩国等新兴经济体。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智利已与中国大陆签订FTA，也将它们纳入进样本。此外，还加入了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 结合引力模型构造形式与变量选取方面的发展变化，考虑到同一项贸易政策对大国和小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添加了贸易国经济总量与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确定如下对数化形式的模型方程，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如表1所示。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00—2010年相关数据。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贸易流量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各国（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总人口数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年度数据库。文化虚拟变量的取值根据维基百科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定义整理获得。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都可以认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FTA虚拟变量根据各国（地区）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通报注册情况获值，两国或地区中心城市的距离数据则取自著名地理网站www.geobytes.com。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说明
进行计量检验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顺序使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方法分别检验模型不具有固定效应和具有随机效应的两个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包括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方程估计表明二式不具有个体效应假设下的F—统计量都远大于任何可接受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方程中必含有时间和国家的个体效应，因此不能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其次，hausman检验显示，Wald统计量小于可接受临界值，原假设随机效应成立的概率在三个模型中均大于0.1，hausman检验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三个模型方程均宜采用随机效应计量模型。
三个模型虽都基于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但因被解释变量不同，回归结果略有差异，但大体上趋势一致，即随着变量的依次引入，三个模型方程拟合优度明显增加，说明距离、文化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与贸易国（地区）经济规模的交叉项对贸易流量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加入文化变量后，距离的系数符号发生变化或不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距离与文化变量具有多重共线性，方程⑦和⑧是分别包含距离和文化变量的回归结果，下面对不同解释变量的表现进行分析：
首先，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乘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同，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贸易流量与双边经济总量正相关。GDP乘积增加1%，双方贸易总额、中国对其出口额及进口额1.2%左右，这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等人的结论相吻合。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中，GDP 总量对贸易额产生较大的影响。各国经济越发展，贸易额也会相应增长。
其次，人口因素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对于人口因素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N.D.Aitken（1973）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数量在统计上与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国际贸易将减少；另一方面，人口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促进国际贸易的增加。而我们的估计结果中体现出来的是其总效应即负面影响强于正向效果，这说明人口增加造成的国内分工深化明显大于其创造需求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引力模型中的重要变量——贸易国（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符。距离在双边贸易中确实是“阻抗因子”，空间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越高，信息交流越困难，从而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了限制。本文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当前国家之间制度安排日益紧密及运输物流业高速发展，空间距离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影响显著。两经济体中心城市距离增加1%，中国与其贸易总量、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下降幅度分别为0.67%、0.63%和0.59%。
本文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虚拟变量fta，它在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之前的预期一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2%以上的贸易额的增加，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双边贸易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能反映出在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毫无进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却非常强劲的动力所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成员可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对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文化虚拟变量在总贸易流量模型与进口贸易流量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若贸易国（地区）与中国文化接近，则中国与其总贸易额将比文化疏远的国家高出1.43%，出口额高出1.26%，进口额高出达1.50%，说明文化因素确实对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与预期相符。
最后，在考察贸易国GDP规模大小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方面，它们的交叉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说明某国家或地区若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规模越大，反而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晚，很多贸易协定正在完善和探索期，贸易国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一体化难度就越大，很多领域都需要协调和适应，所以在现阶段，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流量具有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负面影响会有所改善并转变成正面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扩展并建立实证模型，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总量、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以及相近的文化氛围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正面影响。其中，相对于出口方面，自由贸易协定和文化相近性对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两国人口总量、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贸易国的经济规模则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其中，相对于进口方面，距离因素对出口的阻碍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为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可以扩大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促进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步伐，加强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其次，由于中国正处于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初期阶段，在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时，应优先选择经济规模适中、与中国距离相近且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这样可以降低自贸区各成员的磨合成本，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双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中国真正分享其带来的各种利益。其三，现阶段距离因素仍是阻碍中国开展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这种消极影响，中国应加快运输物流业的发展与完善，鼓励使用更加便捷的运输工具，加强运输通道的安全与疏通管理，为中国与较远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交往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当中。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J].当代亚太，2006，（1）：3—13.
[2]盛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3）：62—71.
[3]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52—57.
[4]Shujiro Urata，Kozo Kiyota.The Impacts of an East A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on Foreign Trade in East Asia[C].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2005：217—251.
[5]Kawai，Masahiro，Ganeshan，Wignaraja.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J/OL].[2007—09—13].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http：//www.adbi.org/discussion—paper，/2359.asean.3.asean.6.
[6]Lucian Cernat.Assess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re South— South RTAs More Trade Diversion？[J/OL] .www.eldis.org/static/DOC13097.htm.
[7]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M]. 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8]Poyhonen P.A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J].Weltwirts—chdlfiches Archiv，1963：93—100.
[9]N D Aitken.The effect of the EEC and EFTA on European trade：A temporal cross—section analysis[J].Amerian Economic Review，1973，63（5）：881—892.
[10]Josef C Brada， Jose A Mendez.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volume of intra—ragional trade：a comparison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xperience[J].Kyklos，1983，（36）：589—603 .
[11]Herbert Glejser.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trade—product rations among countries[J].Cashiers Economiques de Bruxelles，1968，（37）：47—58.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引力模型；贸易流量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9—0014—04＼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加强。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推进双边或区域经济自由化正成为潮流，其主要表现就是日渐兴盛的自贸区建设。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不仅在于其建成之后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有后续的资金、服务、人员流动等带来的诸多好处。自贸区的建立也表现出相关国家或地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还可创造良好环境，增强成员国企业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信心，在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各国经济政策仍需协调的背景下，这些优势显得更为突出。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利用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可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建立与发展自由贸易区，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迄今，我国已经签署或处于对外商谈阶段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共有15个，涉及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实施自贸协定。
二、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对当前进行分析整理，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应用纯粹的经济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国带来的收益和影响；二是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自贸区的建立，然后由模拟结果得出各国福利的变化；三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理论，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的计量模型，通过计量软件进行检验和回归，以分析各因素对参与国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纯经济理论分析
张蕴岭（2006）研究了紧密经济一体化导致出现两种效应：一种是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另一种是追求市场开放以使经济交易更快、更有效。然后从这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的基础与深远意义，认为区域制度建设会为区内经济体实现最大化利益营造“公共产权”[1]。盛斌（2007）以中国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认为由于政治或外交因素，如果中国政府无法认同自贸区的某些条件和理念或者涉及中国利益的条款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亚太自由贸易区只将成为长期内经济上可行，但近期内不具政治现实性的方案[2]。李瑞林和骆华松（2007）则全面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既有负效应又有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以市场化为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有效的主体组织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保证[3]。
（二）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它通过模拟经济体内各参与者的行为，分析政策变动对整个经济及各部门供求关系的影响，测算在政策变动过程中的收益情况。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是最为广泛应用的CGE模型，它假定完全竞争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建立相关计算机程序，研究某项政策对一国产生的影响并找到最优应对方案。
Urata Shujiro，Kiyota（2003）用GTAP模型模拟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得出该自由贸易区会提高三国的福利水平，而对三国之外的国家却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4]。Masahiro Kawai，Ganeshan Wignaraja（2007）运用CGE模型研究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东盟+中日韩+印度+北美+欧盟这五种情况的福利效果并进行比较，其中ASEAN+6的建立能最大幅度地提高全球福利水平（2 998亿美元），其次为ASEAN+3（2 139亿美元），而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贸区所带来的全球福利增加分别只有820亿美元、451亿美元和142亿美元[5]。
（三）实证研究
Lucian Cernat（2001）利用面板数据和引力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影响及对签约各国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6]。
目前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或者结合当前时势背景进行理论研究，缺乏实证上的检验和支持；或者是只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模拟出自贸区建立后国家福利的增加或损失，缺乏对过程的解释；或者应用计量方法分析双边贸易潜力，但对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究不够全面，对进口与出口两方面的影响程度未做充分的对比说明。因此，本文拟以中国和14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引力模型的方法，从总贸易流量与进出口贸易流量三个角度分别建立三个回归方程，以期全面分析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
三、理论推导与模型建立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发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14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为对象，分别建立总贸易引力模型和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解释各种可能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用。之所以选择以上样本国家是考虑到样本的多样性及与中国大陆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因此，样本选用了一些发达国家，还选择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韩国等新兴经济体。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智利已与中国大陆签订FTA，也将它们纳入进样本。此外，还加入了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 结合引力模型构造形式与变量选取方面的发展变化，考虑到同一项贸易政策对大国和小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添加了贸易国经济总量与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确定如下对数化形式的模型方程，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如表1所示。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00—2010年相关数据。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贸易流量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各国（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总人口数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年度数据库。文化虚拟变量的取值根据维基百科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定义整理获得。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都可以认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FTA虚拟变量根据各国（地区）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通报注册情况获值，两国或地区中心城市的距离数据则取自著名地理网站www.geobytes.com。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说明
进行计量检验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顺序使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方法分别检验模型不具有固定效应和具有随机效应的两个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包括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方程估计表明二式不具有个体效应假设下的F—统计量都远大于任何可接受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方程中必含有时间和国家的个体效应，因此不能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其次，hausman检验显示，Wald统计量小于可接受临界值，原假设随机效应成立的概率在三个模型中均大于0.1，hausman检验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三个模型方程均宜采用随机效应计量模型。
三个模型虽都基于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但因被解释变量不同，回归结果略有差异，但大体上趋势一致，即随着变量的依次引入，三个模型方程拟合优度明显增加，说明距离、文化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与贸易国（地区）经济规模的交叉项对贸易流量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加入文化变量后，距离的系数符号发生变化或不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距离与文化变量具有多重共线性，方程⑦和⑧是分别包含距离和文化变量的回归结果，下面对不同解释变量的表现进行分析：
首先，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乘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同，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贸易流量与双边经济总量正相关。GDP乘积增加1%，双方贸易总额、中国对其出口额及进口额1.2%左右，这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等人的结论相吻合。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中，GDP 总量对贸易额产生较大的影响。各国经济越发展，贸易额也会相应增长。
其次，人口因素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对于人口因素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N.D.Aitken（1973）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数量在统计上与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国际贸易将减少；另一方面，人口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促进国际贸易的增加。而我们的估计结果中体现出来的是其总效应即负面影响强于正向效果，这说明人口增加造成的国内分工深化明显大于其创造需求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引力模型中的重要变量——贸易国（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符。距离在双边贸易中确实是“阻抗因子”，空间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越高，信息交流越困难，从而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了限制。本文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当前国家之间制度安排日益紧密及运输物流业高速发展，空间距离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影响显著。两经济体中心城市距离增加1%，中国与其贸易总量、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下降幅度分别为0.67%、0.63%和0.59%。
本文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虚拟变量fta，它在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之前的预期一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2%以上的贸易额的增加，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双边贸易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能反映出在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毫无进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却非常强劲的动力所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成员可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对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文化虚拟变量在总贸易流量模型与进口贸易流量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若贸易国（地区）与中国文化接近，则中国与其总贸易额将比文化疏远的国家高出1.43%，出口额高出1.26%，进口额高出达1.50%，说明文化因素确实对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与预期相符。
最后，在考察贸易国GDP规模大小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方面，它们的交叉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说明某国家或地区若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规模越大，反而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晚，很多贸易协定正在完善和探索期，贸易国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一体化难度就越大，很多领域都需要协调和适应，所以在现阶段，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流量具有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负面影响会有所改善并转变成正面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扩展并建立实证模型，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总量、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以及相近的文化氛围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正面影响。其中，相对于出口方面，自由贸易协定和文化相近性对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两国人口总量、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贸易国的经济规模则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其中，相对于进口方面，距离因素对出口的阻碍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为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可以扩大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促进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步伐，加强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其次，由于中国正处于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初期阶段，在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时，应优先选择经济规模适中、与中国距离相近且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这样可以降低自贸区各成员的磨合成本，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双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中国真正分享其带来的各种利益。其三，现阶段距离因素仍是阻碍中国开展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这种消极影响，中国应加快运输物流业的发展与完善，鼓励使用更加便捷的运输工具，加强运输通道的安全与疏通管理，为中国与较远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交往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当中。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J].当代亚太，2006，（1）：3—13.
[2]盛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3）：62—71.
[3]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52—57.
[4]Shujiro Urata，Kozo Kiyota.The Impacts of an East A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on Foreign Trade in East Asia[C].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2005：217—251.
[5]Kawai，Masahiro，Ganeshan，Wignaraja.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J/OL].[2007—09—13].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http：//www.adbi.org/discussion—paper，/2359.asean.3.asean.6.
[6]Lucian Cernat.Assess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re South— South RTAs More Trade Diversion？[J/OL] .www.eldis.org/static/DOC13097.htm.
[7]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M]. 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8]Poyhonen P.A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J].Weltwirts—chdlfiches Archiv，1963：93—100.
[9]N D Aitken.The effect of the EEC and EFTA on European trade：A temporal cross—section analysis[J].Amerian Economic Review，1973，63（5）：881—892.
[10]Josef C Brada， Jose A Mendez.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volume of intra—ragional trade：a comparison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xperience[J].Kyklos，1983，（36）：589—603 .
[11]Herbert Glejser.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trade—product rations among countries[J].Cashiers Economiques de Bruxelles，1968，（37）：47—58.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