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大理巍山的一条大河一路向东，经大理、楚雄、玉溪、红河等地，最终流出中国界，经越南入海。这条河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越南境内被称为红河，在玉溪境内称为元江。红河南岸山高谷深，是绵亘千里的哀牢山南部末端，在这里，有哈尼族人口分布密集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它们习惯上被称为“江外四县”。过去，红河一度被视为分界线：河的北岸被称为“江内”，是接受文明教化的地方;而河的南岸则被称为“江外十八土司地”，是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传说哈尼族人和汉人曾经在红河边活埋白骡，立下互不侵犯的咒誓。
　　《哈尼阿培聪坡坡》是流传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一部长达5600行的哈尼族迁徒史诗。它详尽地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祖地“诺玛阿美”到红河南岸的迁徙历史。
　　哀牢山上的蘑菇寨
　　云雾渐渐散开，一幅美丽而壮阔的田园画卷在我们眼前打开。抬眼望去，高处是墨绿色茂密的水源林，苍翠欲滴，在云山雾海的烘托下，呈现出一种神秘的气氛。由于云南亚热带山区受南面海洋性季风和海拔高低悬殊的影响，这里云遮雾罩，降雨充沛，从炎热河谷地带中蒸发升腾的水蒸汽在此化为绵绵雾雨，在林中汇成数不清的水潭和溪流。因此，哀牢山区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特点。
　　哀牢山系的哈尼族村落，都是在严格考察山形、水势、土壤、植被、气候等地理因素的基础之上兴建的。哈尼族建寨故事《为什么哈尼族居住在半山腰》讲到选择三个居住位置时，认为中间一块地方最重要。选择半山腰，既便于妇女就近砍柴、采集猪草，又便于男人下梯田去劳作。
　　从哈尼族村寨分布的形态看，构成了“一座山梁养一村人”的整体特点和“山林-村寨-梯田-河流”四素同构的空间模式。在村寨与森林之间，哈尼人会选择一处小树林作为护卫整座寨子的“寨神林”，并在林中选择一棵健康、笔直而且多籽的树，作为“寨神树”。村民们每年在这里举办“昂马突”节（二月年）。而在寨子和梯田之间，哈尼人会选择一块相对平坦的场地，作为每年办“矻扎扎”节（六月年）的磨秋场。寨门、蘑菇房、沟渠、水井、碓房、磨秋场、寨神林，组合成哈尼村寨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哈尼人居于山坡上，住房大多数顺坡而建，高低错落有致，村寨中多是传统的土坯茅草民居，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蘑菇房”。蘑菇房是土木结构、四斜面草顶或四斜面草顶与土面平顶混合的民居建筑，屋前用石头砌矮墙或者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围合成院。底层架空，四周砌筑围墙，关养牲畜家禽、存放农具。二层是日常起居室，仅在房屋左侧用木板隔开作为卧室，右侧是土灶，作为家庭活动中心的火塘设于房间中心，室内空间低矮，开窗少而小，光线昏暗。顶层又被称为闷火顶，多为储存粮食、堆放杂物。蘑菇房具有良好的保温散热性能。即使是寒气袭人的严冬，屋里也会暖融融的;而赤日炎炎的夏日，里边却十分凉爽。这种冬暖夏凉的特点，主要得益于“蘑菇顶”：草顶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还帮助屋内通风干燥。哈尼族每一两年修缮草顶，使其完好如新。
　　作为一种土木结构的民居建筑，蘑菇房在哀牢山系传承的时间，与哈尼族在该区域生息繁衍的历史一样久远，已流传逾千年的哈尼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这样描述：“惹罗高山红红绿绿，大地蘑菇遍地生长。小小蘑菇不怕风雨，美丽的样子叫人难忘。比着样子盖起蘑菇房，直到今天它还遍布哈尼家乡。”很多哈尼山寨保留有使用年限超过百年的蘑菇房建筑，显得异常古朴和沧桑，成了负载着丰富文化信息的建筑文物。

　　不灭的火塘
　　沿着雨后湿滑的石头台阶走上蘑菇房的二楼，热情的哈尼族主人会把你让到房间中央的火塘旁坐下，递上长长的水烟筒。熟络此道的人便会从面前的火塘里取来火种，在烟斗处放上烟丝，陶醉地吸上一阵。哈尼族阿嫂早已把火塘上烧着的茶水端下，一杯热腾腾的糯米香茶送到客人手边。
　　火塘被视为哈尼人一家生活的中心，火塘常年不灭，意味着红火的生活经久不衰。背向大门，火塘的左手边是家中男性长者的床，这张床与火塘之间，有三块木板，被称为“三块板”，据说，当一家之主去世时，要将遗体停放在这三块板上，丧礼结束后，要将三块板撬起，并翻面重新钉好，象征着新的男主人开始掌家。
　　火对于居住在高寒深山的哈尼族来说，无异于生命之神，哈尼人称火神为“迷”，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祭祀活动。而大自然馈赠给哈尼族丰富的肉食、菜蔬和粮食，通过火塘的加工，成为一道道可口菜肴。
　　高山森林为哈尼族提供了丰富的野味和肉食来源。因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狩猎仍是哈尼族集体的一项定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此外，散养的猪、牛、羊、鸡、鸭以及梯田里出产的鱼、泥鳅、鳝鱼、田螺等都是哈尼族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作为稻作农耕民族，哈尼族的主食是梯田里产出的稻米。除糯米是白色的外，哈尼族地区的稻米绝大部分呈红色，俗称“红米”。红米米质比较粗糙，而且产量较低，但红米仍然在哈尼族耕种中占据主导。这是因为红米具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长出红米的水稻特别适合在光照不足、气候寒冷的高海拔地区生长，而且不像杂交水稻那样需要大量化肥，同时红米做出来的饭很抗饿，非常适应当地远距离的山地农耕生活。 　　哈尼族人种植蔬菜品种不多，无非是种植于宅旁、田埂的青菜、白菜、瓜、豆等，基本没有专门的菜地和菜园。但在哈尼族的餐桌上，野菜的品种却十分多样。在哀牢山区，各种野菜四季不衰，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块根、茎、叶、花、果，品种有上百种之多，极大地补充了人工种植蔬菜的不足，是哈尼族佐餐的绝妙菜蔬。哈尼人对食品的加工烹饪技术一直都比较古朴简单，大部分蔬菜为清煮。但他们极善于制作蘸水，一碗蘸水甚至用到了薄荷、香椿、芫荽、葱花、香老、姜汁、食盐、辣椒、麻椒等三十多种配料。而黄豆制成的豆豉、腐乳也都是三餐必备品。眼见过哈尼阿嫂蹲在火塘旁的烹饪才知道，美味并不在于技法，而是美妙的食材。
　　在哈尼人的观念中，火塘除了是民族、家族、家庭的凝聚中心外，放置于吊顶和第三层的木柴和粮食、挂在吊顶下的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都要靠火塘烟熏才得以干燥。而火塘中的火还是智慧之源。“哈巴”便是火塘的直接产物。
　　“哈巴”是哈尼人最常用的说唱艺术形式，用以解释宇宙万象，向神明祈祷，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传播生产生活常识，团结、教育和鼓励每一个哈尼人同困难抗争。在没有文字的漫长的社会发展中，独特的哈尼文明凭借着围坐在火塘时的说唱这个直接的教育形式，通过代代的口耳相传不断延续，并且融进了丰富的内容。
　　哈尼族历史上有着很长一段血雨腥风的南迁岁月。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虽然正常的发展进程被迫打断，但整个民族却依然能从历史的重负中走出来，发展成为今天人数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正是其民族性格使然。火塘象征着哈尼人火一般的性格，待人火一样的热情，以及民族的兴旺发达。倘若来到这古老的民居中做客，主人一定会把家中存有的腊肉、野味干巴都端上桌，把香喷喷的焖锅酒提出来，热情地给客人倒酒、挟菜。酒到酣时，主人便唱起祝酒歌。祝酒歌由某人起头，接着大伙站起来附和，最后大家齐声吆喝“哆萨”，一起将杯中酒喝完。
　　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赶集是哈尼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项之一。交通闭塞的哈尼山区，逢集才能进行固定时间、集中地点的物质交换，将农副产品带到集市出售，买回家庭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在热闹的集市上，街旁的三角梅欲燃，摆摊售卖的货物从野果、野菜到附近各民族的服饰应有尽有。比起色彩艳丽的傣族、彝族服装，哈尼族女性的衣服却显得沉静了许多：缀深紫色缨络的黑色金绒包头、小立领蓝色长袖上衣、银扣对襟黑布褂子、带花膝下和裤管带绣纹的黑色长裤就构成了全部。
　　黑色、蓝色似乎是集市上哈尼族服饰的基本色调，几乎占男女全身衣服鞋袜的90%以上。据介绍，黑、蓝的染料均为自植靛青树枝叶捂沤而成的靛汁，将靛汁溶解于掺合着醇酒的清水之后即可浸染衣服，浸染次数少者为浅蓝色，多次浸染则呈黑色。
　　哈尼族何以尚黑？在哈尼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哈尼族喜穿浅色或白色衣服。有一天，一对母女上山采药，途中遇上了“鬼”。慌忙躲避中，母女俩的衣服被野生靛叶染得青一块紫一块，最后竟染成了黑色。不料母女身上的黑衣服竟成了生命的保护色。她俩离“鬼”无论远近，“鬼”都看不见，幸免于难。从此，为了防止“鬼”的伤害，哈尼人便由尚白改为尚黑。
　　一般而言，女性上衣为小立领右衽长袖遮腰短衣，大多用盘扣，腰部微收，领口袖口滚边。少数在领口、襟边、袖口有拼镶装饰。这种款式的女装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在云南，乃至全国都不鲜见，汉族习惯称之为“姊妹装”。实际上，这是满清服饰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一种遗存。清朝时期，红河南岸的土司与清王朝的联系较之前朝更为密切。清朝官服也成为土司身份的“政治化”的一种外在标志。土司家眷亦如此。天长日久，土司辖区内的小官及子民纷纷效仿制作长官眷属穿戴的衫、裤、袍、马甲等，将其视为文明、身份、权力、尊严的一种象征。由于边疆地区相对封闭保守，在清王朝结束百年后，这类服饰还屡见不鲜。传入哈尼族地区的满族服饰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呈现出地域的和民族的双重特色。
　　服饰是哈尼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哈尼人穿的是艺术，戴的是神话。在哈尼人的神话传说中，其祖先最初从水里出生，变成鱼，然后演变成两栖动物青蛙，再变成鸟，最后才变成人。戴在头上的成排银饰，暗喻着浩瀚无垠的宇宙苍穹;穿在身上的银坎肩和银褂衣，以及挂满胸前后背的银链，表示财运绵延富贵满身;系于腰间的银鱼和银螺，既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特征，又是哈尼族生命起源与生殖崇拜的重要具象物，寄托了哈尼族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
　　虽然，如今大多数哈尼族男性的日常服饰已不具有任何民族特征，然而，大多数女性的服饰仍显露出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如果说，古歌、家谱以及祭祀是哈尼人男性社会记录和保存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服饰则是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民间立场的记忆手段。在哈尼女性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历史记忆，将现实人生与古老传统隐约连接在一起。
　　连接“彼岸”的纽带
　　在哈尼族神话中，世界是由人、神和鬼的多维空间组成。在《十二奴局》等神话古歌中，就有“天、地、人”或“神、鬼、人”空间层次之分。哈尼族自古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以“万物有灵”观支配哈尼社会，这种原始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成为“咪谷”、“莫批”形成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哈尼族认为人有十二个灵魂，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或几个超脱于人意志之外的“神灵”，他们在诸神的主宰下存在着、生存着。而“莫批”则是人类派往天、地、万物、诸神的使者，庇护着人类、五谷、六畜的精魂。
　　在爱春大鱼塘村，我们见到了寨中的“莫批”马建昌。初进马家的蘑菇房，马建昌正坐在火塘旁吸着水烟筒，他的妻子在窗边低头绣头饰，见有客来，赶忙邀请在火塘旁坐下，沏上一杯热茶。屋内摆设与一般哈尼人家并无二致。我们刚刚说明来意，马建昌已经从火塘里掏出一个烤熟的玉米递过来，顿时甜糯的香气四溢。哈尼族传统的坐次一般是火塘左侧属长辈，右侧属小辈，客人坐中间，饱经沧桑的莫批边吸着气味浓烈的水烟筒，边侃侃而谈家族历史或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故事。 　　莫批源于哈尼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祭司和酋长。而祭司乃是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产物。由于当时的祭祀活动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别进行的，因此，祭司实际上是由氏族、部落首领担任。这就是说，最早的莫批是氏族、部落酋长。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祭司和酋长基础上产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唐初，哈尼族先民和彝族先民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鬼主”制度。这是一种部落首领和原始宗教祭司二位一体的民族部落制。到了元代，随着哈尼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的逐渐发展，原来的“鬼主”制度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遂委任原来的一部分“鬼主”为土司、土官，另一部分被革除的“鬼主”一般都发展成专司原始宗教职务的莫批。直到解放前夕，在大多数哈尼族土司家族中还有着一两名德高望重的大莫批。
　　马建昌早年随父亲学习，后来专门拜师学习莫批的技能，已经有30多年，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附近寨子里跟随他学习的徒弟，也有十几个之多。在学习期间，要掌握各种神话、史诗、父子连名制的谱系、民间传说、道德规范及各种禁忌;精通哈尼族各种巫术技能、咒语;主持各种祭祀、占卜、释兆;学习舞蹈、医术;了解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历法节令;熟悉各类“鬼神”的形象特征、职能特征以及他们在哈尼族原始宗教中的地位。问及莫批学习几年可以“出师”，马建昌笑说：“学完的没得啦！我到现在还会跟比我高级的莫批学习一些不懂的知识。”
　　马建昌介绍，莫批是一个文化阶层，没有明确的政治组织，也并非宗教组织。各地莫批之间的关系，则以血缘或按地域圈形成一个自然的传统组织，有一套师徒继替、地位传授的制度，即一定范围的若干“小莫批”统属一个“大莫批”。这个“大莫批”是由上一代“大莫批”经长期传授、严格考试选定的继承人。成为“大莫批”者，将从死去的“大莫批”手中继承一个条形布袋和一把尖刀，作为权力的象征。布袋和尖刀十分神圣，平日挂在莫批家中的中柱上，不准任何人随意碰弄，待其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丧葬仪式或发生大灾难时，“大莫批”才带着布袋和尖刀，率其一两名徒弟，前往主持祭祀活动。其他区域的莫批不能干预或越界活动。由此可见，“莫批”不仅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还是组织哈尼族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祭司。

　　哈尼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故其民族历史、传统文化、风尚、礼仪以及文学艺术等，都依靠口头沿传。在我们的请求下，马建昌穿上哈尼族祭祀时的传统服装，在火塘旁唱起哈尼哈巴。唱的是一个英雄传说，讲述英俊小伙子“阿扎”夺取妖魔眉心上的火珠，给哈尼人带来火种的惊险经历。马建昌说，火塘是圣火，是神火。由于其神圣的涵义，哈尼人以耐燃的柴疙瘩小心保存火种，或用火灰谨慎捂火种。每逢过年节庆，哈尼人还要设贡品专门敬献火塘，如此崇奉的爱火行为，反映了延续火塘，即是延续并保住本民族生存发展条件的观念。
　　火塘边，延续着一段段哈尼人的历史……
　　（除标注外，图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