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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和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就当今世界之大变局以及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印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领土相接的新兴大国，两国关系的意义已超越双边范畴，对全球多边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4月28日下午，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访华之旅，登上专机离开武汉。
中印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有利于在全球性问题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当今世界大变局的角度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快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当前全球治理的四大热门领域：贸易、金融、气候变化和发展。
在贸易领域，针对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泛滥的现象，中印都坚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方向。2017年1月17日，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发出了响亮声音，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2018年2月23日，莫迪也同样在这个讲坛上发表演说，称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抬头，逆全球化正在发生，这与习主席的演讲相呼应。中印的共同发声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继续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积极力量。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所言，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
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中印携手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类似，印度也是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输美钢、铝产品被美国232调查波及。不仅如此，历史上美国曾五次动用301调查，对印度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外资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指手划脚，迫使印度与美国达成“协议”。因此，对于中印两国来说，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符合两国共同利益。2018年3月26日，在中印经贸联合小组会议上，中印双方展现出了灵活性，并发出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信号，称将力争尽早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推动《亚太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尽早生效实施。
在金融领域，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0年达成了历史性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使得超过6%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国会以各种借口对该方案的实施一再拖延。2012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印度总理曼·辛格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联合表态，提出在新兴经济体对IMF大幅增资的条件下，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必须得到落实。随后，在每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G20峰会上，新兴经济体都发出了督促发达国家落实IMF改革方案的强有力声音。正是在中印等经济体的通力合作下，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终于于2015年12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除此之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为加速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还推动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更好地适应了不同发展阶段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严格按市场规则运行，充分体现平等伙伴关系和互利共赢原则;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为成员国共同应对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并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条件下，继续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想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另起炉灶，故意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界限，试图以“国情区别”原则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反对发达国家通过设置评审机制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最终推动达成了一份平衡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的《巴黎协定》。2017年6月2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印两大新兴经济体均表示将继续遵守协定，并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国倡议设立了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建设低碳示范区;印度则发起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太阳能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
在发展领域，中印共同推动南南合作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理念。南南合作的发展理念形成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在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南南合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发达国家也逐渐承认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从联合国层面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欧盟提出要将人权、善治作为发展目标的动议，中国、印度在2013年发布了对2030年发展议程的立场文件，提出该发展议程不是治理议程，尽管人权和善治这类问题与发展相关，但不能将它们作为发展议程的重点，更不能作为目标。最终联合国大会的文本没有采纳这一目标。而在2030年发展议程的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中，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得到重视。
尽管中国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其根源在于战略互信的缺失。例如，在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过程中，由于对中印贸易印方逆差的担忧，印度对于建立区域贸易安排的倡议始终存有疑虑;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筹建过程中，印度为防止中国“一股独大”，坚持要求平分股权，限制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再比如，印度倡议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中国是世界上太阳能设备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但中国却不是该联盟的成员。事实上，如何提升战略互信已经成为发展中印关系乃至和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武汉非正式会晤达成的“战略自主、发展伙伴、领导人引领、成熟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五条共识性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战略自主”要求新兴大国有自己的战略主张，而不是被绑在某些大国的战车上，這是新兴大国之间构建互信的前提条件;“发展伙伴”强调新兴大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本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大体相似，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一定相似性，因而相互之间更多的是共同利益，这是新兴大国构建互信的主要来源;“领导人引领”指的是领导人就重大问题充分沟通，增进理解，把握正确的方向，防止双边关系发展因一时一事受到干扰，这是构建互信的必要条件;“成熟处理分歧”指的是新兴大国在群体性崛起过程中难免会有摩擦，要通过成熟的智慧的方式，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因分歧而削弱彼此间的互信，这是构建互信的保障措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的是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引导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构建互信的目的。实际上，这五条原则浑然一体，核心是构建互信，为新兴大国如何在面临守成大国压力的同时探索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与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有望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为中印关系发展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引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印合作推动“东西方共同治理”
中印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有利于在全球性问题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当今世界大变局的角度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快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当前全球治理的四大热门领域：贸易、金融、气候变化和发展。
在贸易领域，针对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泛滥的现象，中印都坚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方向。2017年1月17日，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发出了响亮声音，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2018年2月23日，莫迪也同样在这个讲坛上发表演说，称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抬头，逆全球化正在发生，这与习主席的演讲相呼应。中印的共同发声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继续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积极力量。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所言，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
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中印携手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类似，印度也是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输美钢、铝产品被美国232调查波及。不仅如此，历史上美国曾五次动用301调查，对印度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外资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指手划脚，迫使印度与美国达成“协议”。因此，对于中印两国来说，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符合两国共同利益。2018年3月26日，在中印经贸联合小组会议上，中印双方展现出了灵活性，并发出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信号，称将力争尽早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推动《亚太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尽早生效实施。
在金融领域，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0年达成了历史性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使得超过6%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国会以各种借口对该方案的实施一再拖延。2012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印度总理曼·辛格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联合表态，提出在新兴经济体对IMF大幅增资的条件下，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必须得到落实。随后，在每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G20峰会上，新兴经济体都发出了督促发达国家落实IMF改革方案的强有力声音。正是在中印等经济体的通力合作下，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终于于2015年12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除此之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为加速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还推动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更好地适应了不同发展阶段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严格按市场规则运行，充分体现平等伙伴关系和互利共赢原则;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为成员国共同应对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并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条件下，继续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想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另起炉灶，故意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界限，试图以“国情区别”原则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反对发达国家通过设置评审机制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最终推动达成了一份平衡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的《巴黎协定》。2017年6月2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印两大新兴经济体均表示将继续遵守协定，并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国倡议设立了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建设低碳示范区;印度则发起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太阳能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
在发展领域，中印共同推动南南合作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理念。南南合作的发展理念形成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在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南南合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发达国家也逐渐承认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从联合国层面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欧盟提出要将人权、善治作为发展目标的动议，中国、印度在2013年发布了对2030年发展议程的立场文件，提出该发展议程不是治理议程，尽管人权和善治这类问题与发展相关，但不能将它们作为发展议程的重点，更不能作为目标。最终联合国大会的文本没有采纳这一目标。而在2030年发展议程的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中，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得到重视。
新兴大国相处之道在于建立战略互信
尽管中国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其根源在于战略互信的缺失。例如，在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过程中，由于对中印贸易印方逆差的担忧，印度对于建立区域贸易安排的倡议始终存有疑虑;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筹建过程中，印度为防止中国“一股独大”，坚持要求平分股权，限制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再比如，印度倡议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中国是世界上太阳能设备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但中国却不是该联盟的成员。事实上，如何提升战略互信已经成为发展中印关系乃至和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武汉非正式会晤达成的“战略自主、发展伙伴、领导人引领、成熟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五条共识性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战略自主”要求新兴大国有自己的战略主张，而不是被绑在某些大国的战车上，這是新兴大国之间构建互信的前提条件;“发展伙伴”强调新兴大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本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大体相似，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一定相似性，因而相互之间更多的是共同利益，这是新兴大国构建互信的主要来源;“领导人引领”指的是领导人就重大问题充分沟通，增进理解，把握正确的方向，防止双边关系发展因一时一事受到干扰，这是构建互信的必要条件;“成熟处理分歧”指的是新兴大国在群体性崛起过程中难免会有摩擦，要通过成熟的智慧的方式，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因分歧而削弱彼此间的互信，这是构建互信的保障措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的是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引导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构建互信的目的。实际上，这五条原则浑然一体，核心是构建互信，为新兴大国如何在面临守成大国压力的同时探索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与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有望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为中印关系发展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引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