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葛兰素史克不是首家在华涉贿的跨国药企，而在以药养医的扭曲式商业规则彻底根除之前，它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涉贿药企。只有消除以药养医的体制，才能解决药企行贿导致药价虚高的问题。
连日来，由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英文简称为GSK）中国公司的部分高管被立案侦查，公众得以窥见药价虚高黑幕的冰山一角。据公安部透露，自2007年来，CSK向超过700家旅行社及咨询公司转移了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葛兰素史克是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著名跨国药企，2013年位列世界500强《财富》排行榜第253位。其在中国生产的药品新康泰克、芬必得、百多邦等，为众人所熟悉。
就是这样一家著名跨国药企，通过大肆行贿，打开了市场的大门，取得了强势市场地位，维系其高价战略。巨额贿赂费用最终都体现在高于成本数倍、数十倍的药价之中，转嫁到广大患者身上。进而形成药企、医药代表、医院、医生以及部分主管官员利益均沾的“潜规则”格局。
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从事商业贿赂，这已不是新闻。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在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同时也需反思如何祛除当前医药流通体制的沉疴，改变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模式。
小旅行社牵出商业贿赂大案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被警方带走调查。与梁宏同时被带走的还有该公司法务、人事、市场等关键部门的3位负责人。这四人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GSK中国高管被警方带走当日，关于公司内部有“匿名举报者”的言论几乎同时在网上散播开来。不过，警方介绍，真正使GSK中国进入公安机关视野的并非传言中的“匿名举报者”，而是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江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
警方介绍，自2006年成立的临江旅行社几乎不做旅游业务，只做会议业务，而且大多受一些外资医药公司委托，尤其与GSK中国业务往来频繁。令人奇怪的是，短短几年，该旅行社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发展到数亿元。
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工作中发现，包括临江旅行社在内的部分旅行社经营活动异常，在有关部门协助下，随即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深入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警方很快掌握了GSK中国部分高管涉嫌犯罪的确凿证据：该公司与临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召开会议等形式套取现金，一部分占为己有，一部分用于商业贿赂。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7日、7月10日组织开展两次集中抓捕，对C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会议经费变身商业贿赂“黑金”
“我们表面上是旅行社，实际上是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黑金池’。每当梁总（梁宏）说需要钱去贿赂某些重要人士或部门时，我就会第一时间将足额的钱给他，而他也会吩咐我，把这些钱‘在之后的会议里做掉’。”临江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翁某说。
作为全球知名药企，GSK中国与许多外企一样，每年有许多会议。根据公司规定，会务费超过2万元的会议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分给旅行社来做。然而，公司对会议规模并无明确限制。GSK中国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金某表示，尽管公司内部的报销制度非常严格，但公司财务部门往往只能查验发票真伪，对于被审核部门上报的参会人员名单却无从查证。
换句话说，一个实际上只有200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报到财务报销部门就可以变成500人参会。多报销出来的款项，就成了被“洗白”的行贿款。2010年，已经初尝“会务甜头”的翁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梁宏，两人在利用会议套现方面一拍即合。
办案民警介绍，翁某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采用虚报人数的方式虚开发票。5年间，临江旅行社与GSK中国约发生1.19亿元的业务往来，虚开金额近2000万元。虚开部分最多的是梁宏这里，他报销的会议费大约20%是实际意义上的行贿“黑金”和自己收受的贿赂。
除临江旅行社外，GSK中国还与其他众多旅行社保持“合作”。同样，除GSK中国外，临江旅行社还与多家药企有“合作”关系。因为有利可图，有些旅行社为承接更多业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返还虚报金额、为旅游埋单。个别旅行社甚至采用“性贿赂”手段拉拢企业高管，以达到维持长期“合作”的目的。
“运营成本”占药价两到三成
“一种药品要上市，我们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梁宏坦言。
梁宏说的“打交道”实际上是通过行贿打点关系。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的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的行贿或赞助项目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院、医生大肆行贿。
据粗略估算，梁宏分管的领域去年销售额已超过40亿元，掌握的会议费每年数亿元。这种行贿对药价影响有多大？他毫不隐讳地说：“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运营成本大概占到药价的20%到30%。如果把这部分成本降下来，会有更多患者因此而获得救治。”
梁宏承认，商业贿赂行为的价码只能分摊到药品中，最后由患者埋单。成本仅30元的药，最终卖到患者手里可能达到300元，药价是成本价的十倍或数十倍，其秘密就在于此。
针对GSK中国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7月15日，葛兰素史克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将全力配合相关政府部门调查。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重拳打击，意在找出此类犯罪特点，便于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规范医药行业发展，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药企将更多资金投向创新和研发，使老百姓切实受益。
整顿中国医药市场的良机
葛兰素史克不是首家在华涉贿的跨国药企，而在以药养医的扭曲式商业规则彻底根除之前，它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涉贿药企，毕竟药企通过利用潜规则比单纯的营销更易实现利润的快速增长。公安部门的铁拳出击是否会触动上述游戏的核心，答案并不明确。在2005-2006年期问，药监及公安部门曾针对医药商业贿赂实施严打行动，意在捣毁医药贿赂的产业链，但最后收效甚微，带来的却是当时医药行业的整体低迷。
同样，GSK被警方立案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它客观上也是行业潜规则的牺牲品，在现行的规则之下，不管是跨国药企“入华则贿”还是本土药企纷纷行贿，潜规则所形成的行业潮流绝非单个企业所能逆转。
药企业务员对医生进行商业贿赂，几乎已经成为医药行业公开的秘密。相关数据显示，医院约拥有72.1%的药品消费市场份额，加上政策正在向基本药物市场倾斜，药厂、医院、医生间会很自然地形成一条利益链。“如果想让药品进入第一大消费终端，没有回扣是不可能的，现在药企向医生返回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如是说。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服务行业却仍是国有主导体制，医生也具有国有事业单位编制身份。如不改变当前状况，试图仅仅在药品上做文章，除了带来千奇百怪的扭曲，根本无助于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也无助于消除药价虚高问题。
发改委已经进行了30次药品降价，但效果并不明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每次涉及到降价，生产企业往往会利用更改包装、规格等种种手段来规避。
要打破“以药养医”的怪圈，需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提高医生诊疗费用，以体现其专业的劳动价值，医生不用通过多开药来增加收入，那么绝大多数药企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贿赂医生，医生能更有尊严地工作，药企能按正常的商业规则赚钱，病人也能买得起药、看得起病，三方实现多赢。
所以，葛兰素案件是中国医药市场改革的一个契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消除以药养医的体制，才能解决药企行贿导致药价虚高的问题。
连日来，由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英文简称为GSK）中国公司的部分高管被立案侦查，公众得以窥见药价虚高黑幕的冰山一角。据公安部透露，自2007年来，CSK向超过700家旅行社及咨询公司转移了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葛兰素史克是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著名跨国药企，2013年位列世界500强《财富》排行榜第253位。其在中国生产的药品新康泰克、芬必得、百多邦等，为众人所熟悉。
就是这样一家著名跨国药企，通过大肆行贿，打开了市场的大门，取得了强势市场地位，维系其高价战略。巨额贿赂费用最终都体现在高于成本数倍、数十倍的药价之中，转嫁到广大患者身上。进而形成药企、医药代表、医院、医生以及部分主管官员利益均沾的“潜规则”格局。
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从事商业贿赂，这已不是新闻。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在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同时也需反思如何祛除当前医药流通体制的沉疴，改变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模式。
小旅行社牵出商业贿赂大案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被警方带走调查。与梁宏同时被带走的还有该公司法务、人事、市场等关键部门的3位负责人。这四人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GSK中国高管被警方带走当日，关于公司内部有“匿名举报者”的言论几乎同时在网上散播开来。不过，警方介绍，真正使GSK中国进入公安机关视野的并非传言中的“匿名举报者”，而是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江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
警方介绍，自2006年成立的临江旅行社几乎不做旅游业务，只做会议业务，而且大多受一些外资医药公司委托，尤其与GSK中国业务往来频繁。令人奇怪的是，短短几年，该旅行社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发展到数亿元。
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工作中发现，包括临江旅行社在内的部分旅行社经营活动异常，在有关部门协助下，随即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深入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警方很快掌握了GSK中国部分高管涉嫌犯罪的确凿证据：该公司与临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召开会议等形式套取现金，一部分占为己有，一部分用于商业贿赂。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7日、7月10日组织开展两次集中抓捕，对C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会议经费变身商业贿赂“黑金”
“我们表面上是旅行社，实际上是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黑金池’。每当梁总（梁宏）说需要钱去贿赂某些重要人士或部门时，我就会第一时间将足额的钱给他，而他也会吩咐我，把这些钱‘在之后的会议里做掉’。”临江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翁某说。
作为全球知名药企，GSK中国与许多外企一样，每年有许多会议。根据公司规定，会务费超过2万元的会议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分给旅行社来做。然而，公司对会议规模并无明确限制。GSK中国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金某表示，尽管公司内部的报销制度非常严格，但公司财务部门往往只能查验发票真伪，对于被审核部门上报的参会人员名单却无从查证。
换句话说，一个实际上只有200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报到财务报销部门就可以变成500人参会。多报销出来的款项，就成了被“洗白”的行贿款。2010年，已经初尝“会务甜头”的翁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梁宏，两人在利用会议套现方面一拍即合。
办案民警介绍，翁某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采用虚报人数的方式虚开发票。5年间，临江旅行社与GSK中国约发生1.19亿元的业务往来，虚开金额近2000万元。虚开部分最多的是梁宏这里，他报销的会议费大约20%是实际意义上的行贿“黑金”和自己收受的贿赂。
除临江旅行社外，GSK中国还与其他众多旅行社保持“合作”。同样，除GSK中国外，临江旅行社还与多家药企有“合作”关系。因为有利可图，有些旅行社为承接更多业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返还虚报金额、为旅游埋单。个别旅行社甚至采用“性贿赂”手段拉拢企业高管，以达到维持长期“合作”的目的。
“运营成本”占药价两到三成
“一种药品要上市，我们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梁宏坦言。
梁宏说的“打交道”实际上是通过行贿打点关系。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的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的行贿或赞助项目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院、医生大肆行贿。
据粗略估算，梁宏分管的领域去年销售额已超过40亿元，掌握的会议费每年数亿元。这种行贿对药价影响有多大？他毫不隐讳地说：“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运营成本大概占到药价的20%到30%。如果把这部分成本降下来，会有更多患者因此而获得救治。”
梁宏承认，商业贿赂行为的价码只能分摊到药品中，最后由患者埋单。成本仅30元的药，最终卖到患者手里可能达到300元，药价是成本价的十倍或数十倍，其秘密就在于此。
针对GSK中国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7月15日，葛兰素史克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将全力配合相关政府部门调查。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重拳打击，意在找出此类犯罪特点，便于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规范医药行业发展，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药企将更多资金投向创新和研发，使老百姓切实受益。
整顿中国医药市场的良机
葛兰素史克不是首家在华涉贿的跨国药企，而在以药养医的扭曲式商业规则彻底根除之前，它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涉贿药企，毕竟药企通过利用潜规则比单纯的营销更易实现利润的快速增长。公安部门的铁拳出击是否会触动上述游戏的核心，答案并不明确。在2005-2006年期问，药监及公安部门曾针对医药商业贿赂实施严打行动，意在捣毁医药贿赂的产业链，但最后收效甚微，带来的却是当时医药行业的整体低迷。
同样，GSK被警方立案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它客观上也是行业潜规则的牺牲品，在现行的规则之下，不管是跨国药企“入华则贿”还是本土药企纷纷行贿，潜规则所形成的行业潮流绝非单个企业所能逆转。
药企业务员对医生进行商业贿赂，几乎已经成为医药行业公开的秘密。相关数据显示，医院约拥有72.1%的药品消费市场份额，加上政策正在向基本药物市场倾斜，药厂、医院、医生间会很自然地形成一条利益链。“如果想让药品进入第一大消费终端，没有回扣是不可能的，现在药企向医生返回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如是说。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服务行业却仍是国有主导体制，医生也具有国有事业单位编制身份。如不改变当前状况，试图仅仅在药品上做文章，除了带来千奇百怪的扭曲，根本无助于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也无助于消除药价虚高问题。
发改委已经进行了30次药品降价，但效果并不明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每次涉及到降价，生产企业往往会利用更改包装、规格等种种手段来规避。
要打破“以药养医”的怪圈，需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提高医生诊疗费用，以体现其专业的劳动价值，医生不用通过多开药来增加收入，那么绝大多数药企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贿赂医生，医生能更有尊严地工作，药企能按正常的商业规则赚钱，病人也能买得起药、看得起病，三方实现多赢。
所以，葛兰素案件是中国医药市场改革的一个契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消除以药养医的体制，才能解决药企行贿导致药价虚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