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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夫·拉姆齐本应成为英国足坛最享誉盛名的人物，在1966年为现代足球起源地铸造了世界杯冠军的至高荣誉，却因自己怪癖的个性而导致最终的失败……
温特伯顿把一份球员名单递给主席，然后一大堆选拔者会像一群小狗抢一块骨头那阵去争抢那份荐举名单。
主席：好了先生们，守门员的位置我们约教练推荐的是弗兰克·斯威夫特。谁赞成……
11只手举起来了。流浪者的主席布洛格斯，一个退休的面包师，并没有举手。
主席：你推举谁，乔?
布洛格斯：我们的小伙子琼斯在星期天时阵曼联的比赛中表现很精彩。他现在正处于生命中的最佳状态。
主席：但你们是被以3：0击败的啊。
布洛格斯：啊，那纯粹是闹剧，，两粒进球属越位，当第三粒进球被攻入球门的时候，有一位前锋站在了琼斯的脚趾上。
接下来的十分钟就琼斯和斯威夫特各自的优点进行了讨论和衡量，最终对布洛格斯许诺在下一场比赛中一定认真考虑琼斯，他才放弃争论。
主席：我们的教练建议拉姆齐为右后卫。谁赞成。
举起了9只手，而没举手的那三位就三个其他候选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20分钟的讨论，，就一直以这样的节奏进行下去，会议一直拖沓了两个小时之久，有时候甚至三个小时，每一位成员——退休的屠夫、建筑商和杂货商——都为来自自己俱乐部的球员能否入选进行激烈的唇枪舌战。
而沃特则坐在那静静地听着这一切，叼着烟斗，当委员们要求对他所选出的人员改动四、五个的时候，他只能沉住气以使自己不咬住烟斗柄。他只能耐心去解释为什么不能在球场的右路安排两个擅长使用左脚的球员，球员A和球员B打法有多相似，所以不能让他俩配合，还要悄悄地指出他们推举的球员中有一人还没从骨折中复原。
那是一次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庆祝。在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普斯维奇队，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都未能发挥出应有水平的俱乐部终于举起了联赛冠军奖杯，取得了英格兰足球史上最豪壮的战绩之一。然而功勋卓著的教练却拒绝参加庆祝活动，宁愿选择观看伊普斯维奇少年队的比赛。几个小时后，阿尔夫·拉姆齐自己呆在黑暗之中，视线穿过波特曼路向外张望着。最后，他的主席约翰·科博德走进了他一个人的孤静世界，而拉姆齐还是决定以自己独有的庆祝方式来倾泻内心的喜悦。在随手把自己的夹克递给了科博德之后，他就翻过围墙，跳进了球场，一个人进行绕场一周的庆祝，而俱乐部主席是唯一的观众。
四年后，历史真真切切地重新上演了当年的情节。拉姆齐正巧又是英格兰队的领导者，但是，这一次没有少年队的比赛可以让他逃避庆祝仪式。然而，当诺比·斯蒂尔斯刚要把他举上众多队员们的肩头时，拉姆齐一把推开了他，一脸的严肃和狞厉，就好像几分钟前举起雷米金杯的是德国人，而不是他们。“这只是侥幸，”他解释说，“但是胜利者这边应该有人保持头脑清醒。”
也许只是不情愿加入球迷最开心的庆祝时刻，但这却给他的名誉在以后的几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次伟大胜利的40多年后，人们似乎是得了足球健忘症。尽管拉姆齐多次取得骄人战绩。但却从未得到应有的赞誉。最近在《观察者体育月刊》中的一段恶性言语攻击就极具典型性，历史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认为拉姆齐不过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粗人……消极的典型代表。而且他的传奇故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所取得的成就”。在麦克林恩看来，拉姆齐的问题似乎是他平添了一些怒目的逼视而不只是失去了那些微笑的脸庞。这种批评似乎表明了当代社会个性重于成就和结果5姆齐从来都不会在受欢迎程度的竞赛中取胜——但在英格兰，不受媒体青睐就意味着一事无成。
拉姆齐是一个内向、固执、守旧、古板的人，他用一种生硬的口音说话——等目糙的戴根纳姆发音和演讲技巧课程的蹩脚的融台——而且他在摄像机前非常拘谨。英格兰世界杯唯一一次狂欢的缔造者最终在1999年离世，曾经安静、内向的他很少谈论自己在荣誉降临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1974年就被足总解雇，在孤独寂寞的退休生活中自生自灭，当时他也只有54岁，却彻底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回忆录也没有出版，除了几篇以偏概全的访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写进新闻报道之外，几乎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仅凭几句话不可能把他送上不朽之路，尽管他取得的业绩完全配得上这种褒奖。然而除了为英格兰和伊普斯维奇带来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还是一个足球革命者，一个负责创建足总并为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功臣。当在伦敦兰开斯特门打赢那场战役之后。他扛起了整个世界。拉姆齐对英格兰足球所具备的优势深信不疑，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倔强固执、一心一意地要孤身一人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经常要面对旁人的蔑视、个人的侮辱和犯规打法的控告，尽管重重困难的牵绊，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履行他的誓言：一定要成为世界冠军。
阿尔夫·恩内斯特·拉姆齐1920年1月出生于戴根纳姆，位于伦敦艾塞克斯附近一个人口过剩的孤陋小镇，是个工人的儿子。二战的爆发意味着他很晚才能进入足坛，直到24岁才在南安普顿转成职业球员。从中前场发展成了右后卫，拉姆齐是一个镇定自若却又能力有限的球员，于是他刻苦训练，用敏锐的位置感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1949年加入托特纳姆，他为俱乐部和国家所拼搏的事业才得到蓬勃发展。1951年夺得联赛冠军，一共32次被选入英格兰国家队。
对于他那些通常只对踢球感兴趣的同僚来说，拉姆齐是一个古怪执着、对一件事过于着迷的人物——杰基·米尔博恩把他说成是一个“胡椒和成盐”怪人，在午饭时摆弄调料瓶来研究战术。
尽管他早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杂货商，但足球教练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归宿。1955年，他出任成绩低下的伊普斯维奇队教练。尽管手边资源匮乏，拉姆齐却领导一支徘徊于丙级的球队一路杀进甲级行列，并在1962年赢得了联赛冠军，而整支球队的花费还不到他们的对手热剌在吉米·格雷夫斯一个人身上所花费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成就不得不令人叹服、唏嘘。
在其整个教练生涯中，拉姆齐把他的球队建立在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一是战术的敏锐，二是坚固的团队精神。他对自己的球员可谓竭尽忠诚，是一位真正的功勋教练，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所有在他管理之下的球员都对其十分敬仰。翻阅那些他曾经指导过的球员的自传，你很难找到一个对他不敬的字眼。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填平了足球进球至上和当代战术意识之间的沟壑。
根据WM阵型，传统英国足球的打法在上世纪60年代仍然广受欢迎，这是一项极富娱乐性，但同时又有局限性的战术，自从上世纪20年代推出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动。拉姆齐撕毁了规则书，在433阵型中充分地利用了伊普斯维奇有限的优良素质，结果经常是对手们被其优异的表现震慑得目瞪口呆，虽然表现并不总是美轮美奂，但他们却让球迷看到了自己心中最 狂野的梦真真切切地在面前演绎。
伊普斯维奇那次精彩的夺冠就在英格兰任职年限已久的教练沃特·温特伯顿下台的前几个月。他是一位冠冕堂皇之人，不过在其任职期间，足总不断地在球员选拔方面干涉他的最终决策。或许这些“鸡毛蒜皮”都不足挂齿，但相信每个英国人都不会忘记1950年那次被永久地刻上了“耻辱”二字的世界杯比赛，一向霸气十足的英格兰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败倒在球场上从未得志的美国队脚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关于这次比赛的失败，人们分析出了很多原因——从劣质的球场到职业的美国球员——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那就是英格兰的队员是由足总成员，格林斯比的鱼商亚瑟·德鲁里“精挑细选”的，他发挥了自己全部智慧还是愚蠢地漏掉了斯坦利·马修斯，还大言不惭地滔滔宣讲国家队的运作方式。
直接回望1962年的世界杯，尽管温特伯顿获得了更大的掌控权。球员选拔还在以一种混乱无序的方式进行着。虽然他获准有权知晓当权者的每一次突发奇想。在连续四届世界杯都失利而归之后，这个陈旧的系统已经很明显地无力适应当今足球的需求了，但当温特伯顿宣布离职之后，足总还在寻求维持现状。
1946年，教练作为一个无孔不入的特殊个体在球队事务中承担责任的概念在当时还相对新奇和陌生，几乎没有几个球迷会过多地关注温特伯顿被任命为英格兰战后第一任主教练的新闻，尽管他以前的身份是曼联的边锋。然而到了60年代，几乎每一个大俱乐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特殊人物，像尼科尔森、巴斯比和肖克利。国家队也会出现一位这样的领袖人物吗?非足总能够按奈住自己内心贪婪的干涉欲望。
他们前两个选择——伯恩利33岁的队长吉米·亚当森(一个没有执教和国际比赛经验的人)与前英格兰右中锋和大学体育讲师丹尼斯·威尔肖——都指向了同一个欲望：得到一个能够驾驭的傀儡。公众们既不赞成亚当森，也不接受威尔肖，而这也正中了两人下怀。事实上，亚当森的拒绝是一个有趣的迹象。“我还希望在球场上继续奔跑几年，我的妻子也坚持让我开一家杂货店。”
公众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就是拉姆齐，但他对于继任温特伯顿的工作似乎喜忧参半。即使当足总在1962年10月坐下来和他就此事进行谈判的时候——那时距温特伯顿辞职已将近三个月了——还是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因为足总的当权者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保留一点权力。而拉姆齐就是这么倔强、这么固执，不肯做出半点让步。最终在1962年的10月26日，正式宣布拉姆齐成为英格兰教练，但却只负责球员挑选这一项事务。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足总官僚们阻碍球员发展的苦涩岁月里，是拉姆齐以自己天生的固执和后天的坚韧引领英格兰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教练，拉姆齐顺应着伊普斯维奇所遵循的原则。打造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融合了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并灌输了勇气和灵活并用的战术。他毫不吝惜地宣讲自己的信仰——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是在1963年的8月份，然后又重复了多次——“我们一定会赢得1966年的世界杯”。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当代教练的完美典范，当然，这是他凭借自身努力为自己塑造的角色。然而，当足球正缓慢地向刚刚萌芽的媒体时代靠近时，他感觉到了些许不安和担忧。以前，媒体很少对球员和他们的教练所说的话感兴趣，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此关注的程度已经上升到了球员和教练所说的话被认为和他们在球场上的动作同等重要。
拉姆齐不喜欢媒体对他和自己的球员所给予的高度关注。他在镜头前总是很不自在，而且他的真情流露也很少在国内泛起波澜。媒体在大局上对他还很恭敬，但难免有时会完全忽略或轻描淡写地播放他的激情时刻，对于他的言语所蕴涵的重大意义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1966年世界杯如期将至的时候，他们的焦躁不安才无处藏身地完全暴露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拉姆齐带动了整个世界足球的进步，也许他们还没有赏识到的是英国教练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引领全世界向前发展。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没有哪一个英国人受到了这么多人的敬仰和这么多人的谩骂。
从一开始，外国记者就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傲慢的人，然而他拒绝为对手做出应有的即使是礼貌上的赞许激起了更多人对他的蔑视。即使当英格兰在1966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得益于巧合因素才击败法国时，拉姆齐仍然拒绝承认对手的实力，也不对法国表示出一丝歉意。诺比·斯蒂尔思对亚克·西蒙凶残的一脚使法国人当场痛苦倒地，足总更是对这一粗野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谴责。然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战胜阿根廷队之后。拉姆齐所做出的评论给他的声誉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贬损。
从第一次冲突开始，当马丁·彼得斯被一次明目张胆、过程丑陋的犯规踢伤离场时，很明显可以看出，阿根廷是抱着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来阻止东道主登上冠军之巅的。在队长安东尼奥·拉丁的带领下无故踢人、找茬争吵、浪费时间，就是想挑衅对手。比赛最大的争议发生在上半场结束前十分钟，拉丁园持不同意见与裁判争吵而被驱逐出场，但他却拒绝接受判罚，接下来长达八分钟的混乱几乎导致比赛被提前终止。
下半场赫斯特的一脚射门帮助东道主1：0取胜。比赛结束时拉姆齐急速跑进球场内，他并非要与弟子们庆祝，而是阻止他的球员与对手交换球衣。好像这么做还不足以倾泻其心头之恨，接下来他又把彼此的争议之火煽动得愈烧愈旺。“我们还需培养最好的球员，”他告诉媒体说，“除非遇见真正的对手，一支为踢球而走上球场的队伍。而不是像我们遇到的这些像动物一样狂蹋乱咬的‘猛将’，否则这个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不可避免，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以夸张的方式把焦点放在了“动物”一词上面。
休·麦吉尔温尼在《观察者》杂志中撰文评论，比赛相对于足球来说，更像是“国际事件”，他的这番见解后来被证明有多么精准凝练。拉姆齐的冲动点燃了先前就存在于南美和其它地方的有关“世界杯冠军已内定”的某种情感，这种观念把它的起源归结于像裁判选拔和体育场的选择等多样化的抱怨。赛后，随着媒体对拉姆齐言论的炒作，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接到了上百个恐吓电话，导致大使迈克尔-克瑞斯威尔急需特殊警卫的保护。
也许在所有对拉姆齐言论的愤慨声讨中和对东道主“内定冠军”的恶性暗示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巴西足协领导人的露面。在巴西媒体的广泛宣扬中有一段陈词的内容是，上届冠军所踢的三场比赛之中，9名裁判有7名来自英国，而且在两名英国主裁执法的比赛中，巴西队都遭遇失败，其中与匈牙利的交锋，桑巴军团有两粒进球被判为无效。这名足协领导人声称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通过裁判在比赛中进行欺诈的帮助之下——通过准许英格兰、葡萄牙、西德和苏联进入半决赛来扩大东道主以及欧洲势力在绿茵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南美媒体描述了这场荒唐随性的骗局以如下的流程进行：葡萄牙获取了半决赛席位，这样英国政府就可以在非洲取得一席之地了；而苏联则可以增进贸易 利益；西德为最重要的联盟伙伴(可能出于此获得了决赛的资格)，这样英国就可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赢得和法国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他们最终的成功则是为了在二十年的卧薪尝胆之后重新在国际上获得威望，不仅仅是足球领域。
当然，这个想法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思维最扭曲的幻想狂都不会有这么丰富的联想，尽管一开始看起来这只是出自对拉姆齐诽谤之词的反击。但那口出如此大胆言论的人又是谁呢?非但没有被众人耻笑，巴西足协主席阿维兰热七年之后还继任斯坦利·罗斯的职位，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稳坐国际足联江山。
创造了一个“国际事件”还不足以阻止阿尔夫·拉姆齐领导英格兰走向成功，并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荣获了爵士头衔。虽然他把三狮军团推上了荣誉之巅，但伟大的成就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人们心目中的神和偶像人物，他被认为是老谋深算、精明狡猾，却从未被冠名为天才；他被队员们所喜欢。但通常不是热爱；被球迷们尊重。但从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英雄。他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纯朴的教练形象，一个端正做事的戴根纳姆男人，无论是在自己还是世界的眼中他都是这样一位平凡中透着伟大的人物。
在10月份，当新科冠军为世界杯之后的第一场比赛集结的时候，球员问教练应该称呼他什么。“我还是原来那个阿尔夫，不是吗?”他耸耸肩膀一脸漠然地回答。
然而尽管他带领英格兰夺得了世界杯，尽管此前还战胜了足总那神秘莫测的官僚阶层，尽管这两次胜利已经给其帅位带来了相对安全的保障，但他仍然没有释放自己的紧张心绪，严肃的仪态没有一点松弛懈怠，媒体面前没有放松自在、在自己的角色里也没有一点轻松畅快，他确实应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稍作休息，也许他心里的想法是：又有哪个国家宝藏能够名垂千古?终有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的那天。
这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性格缺陷竟成了拉姆齐的失足点。博比·莫尔后来忧思地说道：“作为一个职业教练，拉姆齐完全可以成为集中营里的一位出色指挥官。”
足总对拉姆齐的做事方式越来越感到担忧。他的“动物”言论所引起的激愤情绪在阿根廷依然没有消散，整个拉丁美洲都处于一片惊愕声中。1969年，当英格兰在南美洲开始巡回赛之时，距离墨西哥世界杯还有一年的时间，而拉姆齐并不考虑这些因素，只顾继续他一个人的任务——疏离这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当被问及在这场友谊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话要对媒体说的时候，他的话虽不多，但却句句冷透人心：“有一个乐队一直在我们宾馆的外面演奏直到今天凌晨五点。我们被许诺说会有警方摩托车护送我们到体育场，而这辆车始终没有出现。当我们的球员观察球场的时候，遭到了球迷的辱骂。我以为墨西哥公众会非常愉快地欢迎英格兰队的到来，但当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只是尽情地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喝彩。”
即使在乌拉圭这个非常轻松的环境之下，拉姆齐还是紧张不安。当他的妻子把蒙得维的亚一位媒体人员引见给他的时候，英格兰主帅竟无礼地大喊道，“对啦，我认识你。你就是一条狗!”
1970年世界杯之前，他假装中风，为食品生产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芬达斯是他为数不多的几则广告之一。在报纸宣传板的一幅图片里，博比·查尔顿和诺曼·事特一脸疑惑的表情，而拉姆齐则站在二人中间，他们问：
“如果英格兰的球员吃了外国的食品肚子疼怎么办?”
“别担心，球队教练已经准备好了，一点风险也没有。”
三狮军团打算带足自己所需的食物，包括一系列芬达斯产品，但这种举动却激怒了墨西哥的官员，他们销毁了大部分食品，整件事情还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勃然大怒。正如一则头条赫然写明：如果你向英国球员扔去水果，记住一定要洗干净!
对于驻墨西哥城的英国外交官来说，这是一场难以醒来的噩梦。世界杯结束之后，英国大使写了一篇报告，“1970年的世界杯：足球政治”。在报告中，他总结了英国的问题应该从多方面来分析一是历史上敌对情绪的残留和想象中蔑视的混合结果——但是他补充：“阿尔夫·拉姆齐在媒体面前很难放松心态。尽管他很努力地去尝试……他很少能找到适当的词语。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他的性格缺陷一定会暴露出来。”
而对于英国的球迷来说，送走黑暗，迎接光明，那么墨西哥就注定是他们返回王者之位的启航地。自从4年前赢得世界杯之后，英格兰战绩平平，尽管博比·莫尔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三狮军团的实力甚至比1966年那支更胜一筹的球员。
在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在外漂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仍是准备最充分的参赛队伍之一。然而似乎霉运习惯依次光顾：首先莫尔园在珠宝店误被认为是窃贼而被拘留；接下来赛前，高声喧闹的当地人在英格兰队下榻宾馆外的大街上举行夜间集会；然后戈登·班克斯神秘染病……
最后，他们在与德国队四分之一决赛的伤停补时期间被格-穆勒的强劲攻势击垮了，而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在比赛还剩十几分钟时英格兰还有一球的领先优势。报应之神已经敲开了他们的大门。当地媒体在一旁幸灾乐祸。“冠军死去了”，还有一则醒目的头条出现在了墨西哥城的报纸上，“回家吧，英国佬”。
这次提早的出局成了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分水岭，不仅标志着像查尔顿兄弟和斯蒂尔斯这样忠臣时代的结束，也标志其他的关键球员对国家队的影响逐渐微弱，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汉姆三剑客莫尔、彼得斯和赫斯特。试图取代世界级的球员像莫尔，尤其是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博比·查尔顿，几乎难以做到，但拉姆齐面临着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虽然他在过去成功地驾驭了一些大人物，但这些球员大都是朴素单纯的“邻家英雄”。当他们成长的时候。其明星地位仍是以所处的时代为基础的，他们受工资封顶制度的管理，潜心生活在普通人的层次上。工资封顶制度在1961年5月就已经被废除了，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新一代球员们已经没有这些逝去价值的经历了。一位教练描述上世纪70年代会成为一个“足球游戏者”的时代，球员们都傲气十足地蔑视传统习俗、我行我素，却很少谈及荣誉、责任与任劳任怨。
然而拉姆齐，这位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先驱，不得不挣扎着去适应这些变化。他重视职业道德，以政治家对待统治和管理那般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足球。在与威尔士队比赛前，他告诉罗德尼·马什说如果他不加把劲儿，就会在半场时被换下，“在城市里，我们也只能喝到一杯茶，吃到一个橘子!”马什的答复暗台的保证是他再也不会在拉姆齐的领导下征战球场。
这同样是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电视转播介入到足球当中，当英格兰赢得比赛时，媒体就开始挑剔他说话时的持重缓慢和躲躲闪闪，抓住这些弊病就开始对其展开攻击——“现在阿尔夫应该走出他的象牙塔了吧，请不要再对大家讲谜语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是谁付给他薪酬，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在一次失败之后，《每日邮报》开始不耐烦地喊叫了。
在10年里，作为球队的教练。拉姆齐把整个世界系在心问，通过在球场上的成功打赢了向他发起的每 一场挑战。当丰硕的战果一点点被岁月风干后，他的军械装备也随之减弱了，非但不能代表英格兰足球的光辉岁月，而与之相去甚远的是那张严厉、冷峻的脸却成了70年代单调乏味、愤世嫉俗的足球的象征。
嗅到了外界对英格兰教练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1972年，足总马基雅弗利式善搞阴谋的副主席哈罗德·汤普逊，写了一份有关三狮军团未来的绝密报告，毫无疑义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6年前世界杯的胜利所带来的兴奋之情已经消退很长时间了……比赛的受欢迎程度仍然无可争论，但对比赛的印象已经模糊，光芒也变暗了。”汤普逊列举出几个因素——薪酬、转会费的升级——但最要紧的是他提到了国家队现任教练怪癖的性格。
这个报告意图让媒体了解更多情况，并提高足总的职业素质，但事实上，这只是铲除国家队主教练的第一步，因为这位武断专横的约克郡人一直对拉姆齐本人心怀厌恶。
那年，在对阵德国队比赛中的惨淡表现使他们没能进入欧洲杯决赛圈。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10月，当英格兰防线被波兰击溃之后，他们的“小丑”门将扬·托马斯泽维斯基更无力在最后一关遏制住对手。又被关在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之外。
即使到这个地步拉姆齐的解雇也未成既定事实，直到1974年2月铲除他的行动才向前推进。汤姆逊召集了一个五人会议，美其名曰“针对促进国际足球的发展这一课题来考虑我们将来的政策”。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考虑所谓的政策，纯粹是为彻底拔除拉姆齐这个眼中钉而进行密谋。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寻求“一致认为拉姆齐的教练职位应该被替换掉”，但是却没有达成一致：一个委员——联赛主席兰尼·希普曼，公开宣称说他自己很为此事感到困扰，他的手是被强制的；另一个人，切尔西主席布莱恩·米尔斯，坦言他为自己参与此事感到羞愧，感觉好像自己在助纣为虐。
阿贾克斯、毕尔巴鄂和阿斯顿维拉全都在向拉姆齐示友，但没有一项许诺付诸行动。又过了20个月，1976年的1月，他返回足坛，加入了伯明翰俱乐部董事会，但却无实际执行权，对球队事务也没有发言权。“看来伯明翰收留了阿尔夫，除了让他呆在那儿。别的什么都不用做。”《每日邮报》评论。
阿尔夫·拉姆齐在圣安德鲁斯的短居只持续了30个月，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竟然会是他最后一次出入足坛。从那以后，他退居到了自己最缄默的伊普斯维奇的家，几乎过起了隐士的生活，连足坛都把他遗忘了，一些朋友对不再有他奉献的运动失去了热爱。甚至当他在1999年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像悼念博比·莫尔和马特·巴斯比那般从心底喷涌而出的悲痛去追忆他那既光辉又黯淡的一生。
然而拉姆齐的一生还是值得庆贺的。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最至普至美的英国英雄，也许并不是最耀眼的一位，但他却和在他之前的英国伟人共有着许多相同的优良品质，天赋流淌、倔强顽强，对于自己的宿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看似失败却成功地无可指摘。
温特伯顿把一份球员名单递给主席，然后一大堆选拔者会像一群小狗抢一块骨头那阵去争抢那份荐举名单。
主席：好了先生们，守门员的位置我们约教练推荐的是弗兰克·斯威夫特。谁赞成……
11只手举起来了。流浪者的主席布洛格斯，一个退休的面包师，并没有举手。
主席：你推举谁，乔?
布洛格斯：我们的小伙子琼斯在星期天时阵曼联的比赛中表现很精彩。他现在正处于生命中的最佳状态。
主席：但你们是被以3：0击败的啊。
布洛格斯：啊，那纯粹是闹剧，，两粒进球属越位，当第三粒进球被攻入球门的时候，有一位前锋站在了琼斯的脚趾上。
接下来的十分钟就琼斯和斯威夫特各自的优点进行了讨论和衡量，最终对布洛格斯许诺在下一场比赛中一定认真考虑琼斯，他才放弃争论。
主席：我们的教练建议拉姆齐为右后卫。谁赞成。
举起了9只手，而没举手的那三位就三个其他候选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20分钟的讨论，，就一直以这样的节奏进行下去，会议一直拖沓了两个小时之久，有时候甚至三个小时，每一位成员——退休的屠夫、建筑商和杂货商——都为来自自己俱乐部的球员能否入选进行激烈的唇枪舌战。
而沃特则坐在那静静地听着这一切，叼着烟斗，当委员们要求对他所选出的人员改动四、五个的时候，他只能沉住气以使自己不咬住烟斗柄。他只能耐心去解释为什么不能在球场的右路安排两个擅长使用左脚的球员，球员A和球员B打法有多相似，所以不能让他俩配合，还要悄悄地指出他们推举的球员中有一人还没从骨折中复原。
那是一次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庆祝。在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普斯维奇队，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都未能发挥出应有水平的俱乐部终于举起了联赛冠军奖杯，取得了英格兰足球史上最豪壮的战绩之一。然而功勋卓著的教练却拒绝参加庆祝活动，宁愿选择观看伊普斯维奇少年队的比赛。几个小时后，阿尔夫·拉姆齐自己呆在黑暗之中，视线穿过波特曼路向外张望着。最后，他的主席约翰·科博德走进了他一个人的孤静世界，而拉姆齐还是决定以自己独有的庆祝方式来倾泻内心的喜悦。在随手把自己的夹克递给了科博德之后，他就翻过围墙，跳进了球场，一个人进行绕场一周的庆祝，而俱乐部主席是唯一的观众。
四年后，历史真真切切地重新上演了当年的情节。拉姆齐正巧又是英格兰队的领导者，但是，这一次没有少年队的比赛可以让他逃避庆祝仪式。然而，当诺比·斯蒂尔斯刚要把他举上众多队员们的肩头时，拉姆齐一把推开了他，一脸的严肃和狞厉，就好像几分钟前举起雷米金杯的是德国人，而不是他们。“这只是侥幸，”他解释说，“但是胜利者这边应该有人保持头脑清醒。”
也许只是不情愿加入球迷最开心的庆祝时刻，但这却给他的名誉在以后的几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次伟大胜利的40多年后，人们似乎是得了足球健忘症。尽管拉姆齐多次取得骄人战绩。但却从未得到应有的赞誉。最近在《观察者体育月刊》中的一段恶性言语攻击就极具典型性，历史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认为拉姆齐不过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粗人……消极的典型代表。而且他的传奇故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所取得的成就”。在麦克林恩看来，拉姆齐的问题似乎是他平添了一些怒目的逼视而不只是失去了那些微笑的脸庞。这种批评似乎表明了当代社会个性重于成就和结果5姆齐从来都不会在受欢迎程度的竞赛中取胜——但在英格兰，不受媒体青睐就意味着一事无成。
拉姆齐是一个内向、固执、守旧、古板的人，他用一种生硬的口音说话——等目糙的戴根纳姆发音和演讲技巧课程的蹩脚的融台——而且他在摄像机前非常拘谨。英格兰世界杯唯一一次狂欢的缔造者最终在1999年离世，曾经安静、内向的他很少谈论自己在荣誉降临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1974年就被足总解雇，在孤独寂寞的退休生活中自生自灭，当时他也只有54岁，却彻底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回忆录也没有出版，除了几篇以偏概全的访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写进新闻报道之外，几乎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仅凭几句话不可能把他送上不朽之路，尽管他取得的业绩完全配得上这种褒奖。然而除了为英格兰和伊普斯维奇带来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还是一个足球革命者，一个负责创建足总并为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功臣。当在伦敦兰开斯特门打赢那场战役之后。他扛起了整个世界。拉姆齐对英格兰足球所具备的优势深信不疑，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倔强固执、一心一意地要孤身一人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经常要面对旁人的蔑视、个人的侮辱和犯规打法的控告，尽管重重困难的牵绊，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履行他的誓言：一定要成为世界冠军。
阿尔夫·恩内斯特·拉姆齐1920年1月出生于戴根纳姆，位于伦敦艾塞克斯附近一个人口过剩的孤陋小镇，是个工人的儿子。二战的爆发意味着他很晚才能进入足坛，直到24岁才在南安普顿转成职业球员。从中前场发展成了右后卫，拉姆齐是一个镇定自若却又能力有限的球员，于是他刻苦训练，用敏锐的位置感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1949年加入托特纳姆，他为俱乐部和国家所拼搏的事业才得到蓬勃发展。1951年夺得联赛冠军，一共32次被选入英格兰国家队。
对于他那些通常只对踢球感兴趣的同僚来说，拉姆齐是一个古怪执着、对一件事过于着迷的人物——杰基·米尔博恩把他说成是一个“胡椒和成盐”怪人，在午饭时摆弄调料瓶来研究战术。
尽管他早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杂货商，但足球教练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归宿。1955年，他出任成绩低下的伊普斯维奇队教练。尽管手边资源匮乏，拉姆齐却领导一支徘徊于丙级的球队一路杀进甲级行列，并在1962年赢得了联赛冠军，而整支球队的花费还不到他们的对手热剌在吉米·格雷夫斯一个人身上所花费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成就不得不令人叹服、唏嘘。
在其整个教练生涯中，拉姆齐把他的球队建立在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一是战术的敏锐，二是坚固的团队精神。他对自己的球员可谓竭尽忠诚，是一位真正的功勋教练，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所有在他管理之下的球员都对其十分敬仰。翻阅那些他曾经指导过的球员的自传，你很难找到一个对他不敬的字眼。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填平了足球进球至上和当代战术意识之间的沟壑。
根据WM阵型，传统英国足球的打法在上世纪60年代仍然广受欢迎，这是一项极富娱乐性，但同时又有局限性的战术，自从上世纪20年代推出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动。拉姆齐撕毁了规则书，在433阵型中充分地利用了伊普斯维奇有限的优良素质，结果经常是对手们被其优异的表现震慑得目瞪口呆，虽然表现并不总是美轮美奂，但他们却让球迷看到了自己心中最 狂野的梦真真切切地在面前演绎。
伊普斯维奇那次精彩的夺冠就在英格兰任职年限已久的教练沃特·温特伯顿下台的前几个月。他是一位冠冕堂皇之人，不过在其任职期间，足总不断地在球员选拔方面干涉他的最终决策。或许这些“鸡毛蒜皮”都不足挂齿，但相信每个英国人都不会忘记1950年那次被永久地刻上了“耻辱”二字的世界杯比赛，一向霸气十足的英格兰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败倒在球场上从未得志的美国队脚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关于这次比赛的失败，人们分析出了很多原因——从劣质的球场到职业的美国球员——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那就是英格兰的队员是由足总成员，格林斯比的鱼商亚瑟·德鲁里“精挑细选”的，他发挥了自己全部智慧还是愚蠢地漏掉了斯坦利·马修斯，还大言不惭地滔滔宣讲国家队的运作方式。
直接回望1962年的世界杯，尽管温特伯顿获得了更大的掌控权。球员选拔还在以一种混乱无序的方式进行着。虽然他获准有权知晓当权者的每一次突发奇想。在连续四届世界杯都失利而归之后，这个陈旧的系统已经很明显地无力适应当今足球的需求了，但当温特伯顿宣布离职之后，足总还在寻求维持现状。
1946年，教练作为一个无孔不入的特殊个体在球队事务中承担责任的概念在当时还相对新奇和陌生，几乎没有几个球迷会过多地关注温特伯顿被任命为英格兰战后第一任主教练的新闻，尽管他以前的身份是曼联的边锋。然而到了60年代，几乎每一个大俱乐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特殊人物，像尼科尔森、巴斯比和肖克利。国家队也会出现一位这样的领袖人物吗?非足总能够按奈住自己内心贪婪的干涉欲望。
他们前两个选择——伯恩利33岁的队长吉米·亚当森(一个没有执教和国际比赛经验的人)与前英格兰右中锋和大学体育讲师丹尼斯·威尔肖——都指向了同一个欲望：得到一个能够驾驭的傀儡。公众们既不赞成亚当森，也不接受威尔肖，而这也正中了两人下怀。事实上，亚当森的拒绝是一个有趣的迹象。“我还希望在球场上继续奔跑几年，我的妻子也坚持让我开一家杂货店。”
公众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就是拉姆齐，但他对于继任温特伯顿的工作似乎喜忧参半。即使当足总在1962年10月坐下来和他就此事进行谈判的时候——那时距温特伯顿辞职已将近三个月了——还是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因为足总的当权者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保留一点权力。而拉姆齐就是这么倔强、这么固执，不肯做出半点让步。最终在1962年的10月26日，正式宣布拉姆齐成为英格兰教练，但却只负责球员挑选这一项事务。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足总官僚们阻碍球员发展的苦涩岁月里，是拉姆齐以自己天生的固执和后天的坚韧引领英格兰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教练，拉姆齐顺应着伊普斯维奇所遵循的原则。打造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融合了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并灌输了勇气和灵活并用的战术。他毫不吝惜地宣讲自己的信仰——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是在1963年的8月份，然后又重复了多次——“我们一定会赢得1966年的世界杯”。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当代教练的完美典范，当然，这是他凭借自身努力为自己塑造的角色。然而，当足球正缓慢地向刚刚萌芽的媒体时代靠近时，他感觉到了些许不安和担忧。以前，媒体很少对球员和他们的教练所说的话感兴趣，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此关注的程度已经上升到了球员和教练所说的话被认为和他们在球场上的动作同等重要。
拉姆齐不喜欢媒体对他和自己的球员所给予的高度关注。他在镜头前总是很不自在，而且他的真情流露也很少在国内泛起波澜。媒体在大局上对他还很恭敬，但难免有时会完全忽略或轻描淡写地播放他的激情时刻，对于他的言语所蕴涵的重大意义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1966年世界杯如期将至的时候，他们的焦躁不安才无处藏身地完全暴露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拉姆齐带动了整个世界足球的进步，也许他们还没有赏识到的是英国教练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引领全世界向前发展。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没有哪一个英国人受到了这么多人的敬仰和这么多人的谩骂。
从一开始，外国记者就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傲慢的人，然而他拒绝为对手做出应有的即使是礼貌上的赞许激起了更多人对他的蔑视。即使当英格兰在1966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得益于巧合因素才击败法国时，拉姆齐仍然拒绝承认对手的实力，也不对法国表示出一丝歉意。诺比·斯蒂尔思对亚克·西蒙凶残的一脚使法国人当场痛苦倒地，足总更是对这一粗野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谴责。然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战胜阿根廷队之后。拉姆齐所做出的评论给他的声誉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贬损。
从第一次冲突开始，当马丁·彼得斯被一次明目张胆、过程丑陋的犯规踢伤离场时，很明显可以看出，阿根廷是抱着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来阻止东道主登上冠军之巅的。在队长安东尼奥·拉丁的带领下无故踢人、找茬争吵、浪费时间，就是想挑衅对手。比赛最大的争议发生在上半场结束前十分钟，拉丁园持不同意见与裁判争吵而被驱逐出场，但他却拒绝接受判罚，接下来长达八分钟的混乱几乎导致比赛被提前终止。
下半场赫斯特的一脚射门帮助东道主1：0取胜。比赛结束时拉姆齐急速跑进球场内，他并非要与弟子们庆祝，而是阻止他的球员与对手交换球衣。好像这么做还不足以倾泻其心头之恨，接下来他又把彼此的争议之火煽动得愈烧愈旺。“我们还需培养最好的球员，”他告诉媒体说，“除非遇见真正的对手，一支为踢球而走上球场的队伍。而不是像我们遇到的这些像动物一样狂蹋乱咬的‘猛将’，否则这个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不可避免，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以夸张的方式把焦点放在了“动物”一词上面。
休·麦吉尔温尼在《观察者》杂志中撰文评论，比赛相对于足球来说，更像是“国际事件”，他的这番见解后来被证明有多么精准凝练。拉姆齐的冲动点燃了先前就存在于南美和其它地方的有关“世界杯冠军已内定”的某种情感，这种观念把它的起源归结于像裁判选拔和体育场的选择等多样化的抱怨。赛后，随着媒体对拉姆齐言论的炒作，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接到了上百个恐吓电话，导致大使迈克尔-克瑞斯威尔急需特殊警卫的保护。
也许在所有对拉姆齐言论的愤慨声讨中和对东道主“内定冠军”的恶性暗示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巴西足协领导人的露面。在巴西媒体的广泛宣扬中有一段陈词的内容是，上届冠军所踢的三场比赛之中，9名裁判有7名来自英国，而且在两名英国主裁执法的比赛中，巴西队都遭遇失败，其中与匈牙利的交锋，桑巴军团有两粒进球被判为无效。这名足协领导人声称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通过裁判在比赛中进行欺诈的帮助之下——通过准许英格兰、葡萄牙、西德和苏联进入半决赛来扩大东道主以及欧洲势力在绿茵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南美媒体描述了这场荒唐随性的骗局以如下的流程进行：葡萄牙获取了半决赛席位，这样英国政府就可以在非洲取得一席之地了；而苏联则可以增进贸易 利益；西德为最重要的联盟伙伴(可能出于此获得了决赛的资格)，这样英国就可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赢得和法国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他们最终的成功则是为了在二十年的卧薪尝胆之后重新在国际上获得威望，不仅仅是足球领域。
当然，这个想法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思维最扭曲的幻想狂都不会有这么丰富的联想，尽管一开始看起来这只是出自对拉姆齐诽谤之词的反击。但那口出如此大胆言论的人又是谁呢?非但没有被众人耻笑，巴西足协主席阿维兰热七年之后还继任斯坦利·罗斯的职位，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稳坐国际足联江山。
创造了一个“国际事件”还不足以阻止阿尔夫·拉姆齐领导英格兰走向成功，并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荣获了爵士头衔。虽然他把三狮军团推上了荣誉之巅，但伟大的成就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人们心目中的神和偶像人物，他被认为是老谋深算、精明狡猾，却从未被冠名为天才；他被队员们所喜欢。但通常不是热爱；被球迷们尊重。但从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英雄。他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纯朴的教练形象，一个端正做事的戴根纳姆男人，无论是在自己还是世界的眼中他都是这样一位平凡中透着伟大的人物。
在10月份，当新科冠军为世界杯之后的第一场比赛集结的时候，球员问教练应该称呼他什么。“我还是原来那个阿尔夫，不是吗?”他耸耸肩膀一脸漠然地回答。
然而尽管他带领英格兰夺得了世界杯，尽管此前还战胜了足总那神秘莫测的官僚阶层，尽管这两次胜利已经给其帅位带来了相对安全的保障，但他仍然没有释放自己的紧张心绪，严肃的仪态没有一点松弛懈怠，媒体面前没有放松自在、在自己的角色里也没有一点轻松畅快，他确实应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稍作休息，也许他心里的想法是：又有哪个国家宝藏能够名垂千古?终有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的那天。
这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性格缺陷竟成了拉姆齐的失足点。博比·莫尔后来忧思地说道：“作为一个职业教练，拉姆齐完全可以成为集中营里的一位出色指挥官。”
足总对拉姆齐的做事方式越来越感到担忧。他的“动物”言论所引起的激愤情绪在阿根廷依然没有消散，整个拉丁美洲都处于一片惊愕声中。1969年，当英格兰在南美洲开始巡回赛之时，距离墨西哥世界杯还有一年的时间，而拉姆齐并不考虑这些因素，只顾继续他一个人的任务——疏离这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当被问及在这场友谊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话要对媒体说的时候，他的话虽不多，但却句句冷透人心：“有一个乐队一直在我们宾馆的外面演奏直到今天凌晨五点。我们被许诺说会有警方摩托车护送我们到体育场，而这辆车始终没有出现。当我们的球员观察球场的时候，遭到了球迷的辱骂。我以为墨西哥公众会非常愉快地欢迎英格兰队的到来，但当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只是尽情地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喝彩。”
即使在乌拉圭这个非常轻松的环境之下，拉姆齐还是紧张不安。当他的妻子把蒙得维的亚一位媒体人员引见给他的时候，英格兰主帅竟无礼地大喊道，“对啦，我认识你。你就是一条狗!”
1970年世界杯之前，他假装中风，为食品生产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芬达斯是他为数不多的几则广告之一。在报纸宣传板的一幅图片里，博比·查尔顿和诺曼·事特一脸疑惑的表情，而拉姆齐则站在二人中间，他们问：
“如果英格兰的球员吃了外国的食品肚子疼怎么办?”
“别担心，球队教练已经准备好了，一点风险也没有。”
三狮军团打算带足自己所需的食物，包括一系列芬达斯产品，但这种举动却激怒了墨西哥的官员，他们销毁了大部分食品，整件事情还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勃然大怒。正如一则头条赫然写明：如果你向英国球员扔去水果，记住一定要洗干净!
对于驻墨西哥城的英国外交官来说，这是一场难以醒来的噩梦。世界杯结束之后，英国大使写了一篇报告，“1970年的世界杯：足球政治”。在报告中，他总结了英国的问题应该从多方面来分析一是历史上敌对情绪的残留和想象中蔑视的混合结果——但是他补充：“阿尔夫·拉姆齐在媒体面前很难放松心态。尽管他很努力地去尝试……他很少能找到适当的词语。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他的性格缺陷一定会暴露出来。”
而对于英国的球迷来说，送走黑暗，迎接光明，那么墨西哥就注定是他们返回王者之位的启航地。自从4年前赢得世界杯之后，英格兰战绩平平，尽管博比·莫尔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三狮军团的实力甚至比1966年那支更胜一筹的球员。
在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在外漂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仍是准备最充分的参赛队伍之一。然而似乎霉运习惯依次光顾：首先莫尔园在珠宝店误被认为是窃贼而被拘留；接下来赛前，高声喧闹的当地人在英格兰队下榻宾馆外的大街上举行夜间集会；然后戈登·班克斯神秘染病……
最后，他们在与德国队四分之一决赛的伤停补时期间被格-穆勒的强劲攻势击垮了，而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在比赛还剩十几分钟时英格兰还有一球的领先优势。报应之神已经敲开了他们的大门。当地媒体在一旁幸灾乐祸。“冠军死去了”，还有一则醒目的头条出现在了墨西哥城的报纸上，“回家吧，英国佬”。
这次提早的出局成了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分水岭，不仅标志着像查尔顿兄弟和斯蒂尔斯这样忠臣时代的结束，也标志其他的关键球员对国家队的影响逐渐微弱，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汉姆三剑客莫尔、彼得斯和赫斯特。试图取代世界级的球员像莫尔，尤其是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博比·查尔顿，几乎难以做到，但拉姆齐面临着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虽然他在过去成功地驾驭了一些大人物，但这些球员大都是朴素单纯的“邻家英雄”。当他们成长的时候。其明星地位仍是以所处的时代为基础的，他们受工资封顶制度的管理，潜心生活在普通人的层次上。工资封顶制度在1961年5月就已经被废除了，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新一代球员们已经没有这些逝去价值的经历了。一位教练描述上世纪70年代会成为一个“足球游戏者”的时代，球员们都傲气十足地蔑视传统习俗、我行我素，却很少谈及荣誉、责任与任劳任怨。
然而拉姆齐，这位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先驱，不得不挣扎着去适应这些变化。他重视职业道德，以政治家对待统治和管理那般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足球。在与威尔士队比赛前，他告诉罗德尼·马什说如果他不加把劲儿，就会在半场时被换下，“在城市里，我们也只能喝到一杯茶，吃到一个橘子!”马什的答复暗台的保证是他再也不会在拉姆齐的领导下征战球场。
这同样是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电视转播介入到足球当中，当英格兰赢得比赛时，媒体就开始挑剔他说话时的持重缓慢和躲躲闪闪，抓住这些弊病就开始对其展开攻击——“现在阿尔夫应该走出他的象牙塔了吧，请不要再对大家讲谜语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是谁付给他薪酬，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在一次失败之后，《每日邮报》开始不耐烦地喊叫了。
在10年里，作为球队的教练。拉姆齐把整个世界系在心问，通过在球场上的成功打赢了向他发起的每 一场挑战。当丰硕的战果一点点被岁月风干后，他的军械装备也随之减弱了，非但不能代表英格兰足球的光辉岁月，而与之相去甚远的是那张严厉、冷峻的脸却成了70年代单调乏味、愤世嫉俗的足球的象征。
嗅到了外界对英格兰教练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1972年，足总马基雅弗利式善搞阴谋的副主席哈罗德·汤普逊，写了一份有关三狮军团未来的绝密报告，毫无疑义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6年前世界杯的胜利所带来的兴奋之情已经消退很长时间了……比赛的受欢迎程度仍然无可争论，但对比赛的印象已经模糊，光芒也变暗了。”汤普逊列举出几个因素——薪酬、转会费的升级——但最要紧的是他提到了国家队现任教练怪癖的性格。
这个报告意图让媒体了解更多情况，并提高足总的职业素质，但事实上，这只是铲除国家队主教练的第一步，因为这位武断专横的约克郡人一直对拉姆齐本人心怀厌恶。
那年，在对阵德国队比赛中的惨淡表现使他们没能进入欧洲杯决赛圈。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10月，当英格兰防线被波兰击溃之后，他们的“小丑”门将扬·托马斯泽维斯基更无力在最后一关遏制住对手。又被关在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之外。
即使到这个地步拉姆齐的解雇也未成既定事实，直到1974年2月铲除他的行动才向前推进。汤姆逊召集了一个五人会议，美其名曰“针对促进国际足球的发展这一课题来考虑我们将来的政策”。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考虑所谓的政策，纯粹是为彻底拔除拉姆齐这个眼中钉而进行密谋。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寻求“一致认为拉姆齐的教练职位应该被替换掉”，但是却没有达成一致：一个委员——联赛主席兰尼·希普曼，公开宣称说他自己很为此事感到困扰，他的手是被强制的；另一个人，切尔西主席布莱恩·米尔斯，坦言他为自己参与此事感到羞愧，感觉好像自己在助纣为虐。
阿贾克斯、毕尔巴鄂和阿斯顿维拉全都在向拉姆齐示友，但没有一项许诺付诸行动。又过了20个月，1976年的1月，他返回足坛，加入了伯明翰俱乐部董事会，但却无实际执行权，对球队事务也没有发言权。“看来伯明翰收留了阿尔夫，除了让他呆在那儿。别的什么都不用做。”《每日邮报》评论。
阿尔夫·拉姆齐在圣安德鲁斯的短居只持续了30个月，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竟然会是他最后一次出入足坛。从那以后，他退居到了自己最缄默的伊普斯维奇的家，几乎过起了隐士的生活，连足坛都把他遗忘了，一些朋友对不再有他奉献的运动失去了热爱。甚至当他在1999年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像悼念博比·莫尔和马特·巴斯比那般从心底喷涌而出的悲痛去追忆他那既光辉又黯淡的一生。
然而拉姆齐的一生还是值得庆贺的。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最至普至美的英国英雄，也许并不是最耀眼的一位，但他却和在他之前的英国伟人共有着许多相同的优良品质，天赋流淌、倔强顽强，对于自己的宿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看似失败却成功地无可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