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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过完春节，河南郑州西郊农民工张强就盘算起新一年的生计了。
摆在面前的选择有三个：去杭州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打工，月薪3000元左右；好好捣鼓家里的几亩地，村里有人种植大棚蔬菜效益可观；或者去新疆做建筑工人，按劳动量计酬，月薪高的可达六七千元。
一番权衡之后，张强决定去做建筑工人，一家人的生计都靠他打工维持，收入是他最关注的因素。
2011年春节过后，历史上第一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渐至白热化。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在中国产业西进政策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供需缺口在拉大，张强们在面临更多的就业选择。
敏感的人们不难发现，这释放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市场与政策之手悄然发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长期扭曲的现状遭遇挑战，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价值的逐渐凸显，昭示着旧有低消费、低劳动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
香饽饽
春节长假刚刚结束，一封落款为“重庆市笔记本电脑基地建设指挥部”的《致全市外出务工朋友的慰问信》，刊登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首页，核心内容是恳请重庆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当地就业发展。
“过去，我们对农民工工作的重点是‘拉出去’，现在变成‘留下来’。”重庆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农村劳务开发管理处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2010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对劳动力需求巨大。
正迎来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机遇的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同样在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增加当地就业岗位，加强技能培训，鼓励扶持农民工就地就业。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在资金、场地、信息、技术等方面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政策优惠，并在户籍管理、社保等方面为其提供服务。
这些措施已经初显成效。河南省人保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省内快速增长趋势。省内转移1142万人，与2007年相比，增幅为75.16%；而同期，省外输出在保持原有规模的同时则略有下降。
中西部政府、企业与东部政府、企业争夺农民工的现象大有燎原之势，构成2011新春之后一道别样的风景，农民工越来越成为“香饽饽”。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依赖改革、劳动力和土地三大红利，内地目前还有改革红利，而东部的三大红利则面临透支。
生活成本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却在逐渐缩小，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产业发展方面继续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需要综合考虑收入、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多重因素的农民工，作为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待遇是其权衡去留的重要标准。在用工短缺的争夺中，其价值正在逐步体现。
2008年以来，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带来了农民工工资年平均涨幅近20%，但是相对于通货膨胀速度及沿海地区高昂的生活成本，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返乡创业。
重庆市江津区政府工作人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11年春节过后，该地外出务工者明显减少，农民工回流已成为趋势。2011年江津区回流计划24580人，集中在电子信息、材料、汽摩等产业。
农民工价值逐渐彰显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剧东西部地区用工短缺形势。
撬动再平衡闸门？
春节后，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首次同时出现的用工短缺，折射出生产要素中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价值凸显，市场之手在悄然发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长期扭曲的现状遭遇挑战。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低消费、低劳动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改变。
东中西部展开对农民工的争夺，低端劳动力趋紧，是这一改变的直接体现。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看来，过去30年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农民工工资被人为压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20~34岁年轻劳动力总量与2000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7%。《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未来20年内会缩减近17％。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人口红利减弱并由正转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在收入结构上，出现了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的现象。
作为资本收入、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政府和最富裕人群，储蓄倾向高于消费倾向，而有着巨大消费潜力的劳动者却是低收入群体，这种状况导致储蓄率越来越高，内需不足，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提高劳动、特别是专业人员的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他们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根本扭转内部失衡。”吴敬琏表示。
劳动力成本已经在逐年提高，2004~2007年，农民工工资年增长率约7%，2008年增长了19%。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彭剑锋认为，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是一个必然趋势，至少持续五到十年。
与东部沿海地区展开用工争夺的中西部地区未来工业化步伐将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其自身发展的需求将使东西部争夺农民工成为长期趋势。
随着这种趋势的蔓延，收入提高的农民工，其消费需求也将得到释放，从而拉动内需，带动中国向内需驱动的经济转型。
呼唤新一轮制度红利
另一个方面，民工荒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利润收窄，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痛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用工荒迫使企业进行管理、设备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实际上是在释放“生产要素价格信号”。
旧有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东部地区率先遭遇改革、土地等红利衰竭，要素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
专家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劳动生产率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从依靠要素低成本转到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是国家中长期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彭剑锋说，过去完全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企业，有可能在这一轮的洗牌过程中被洗掉了，但这种洗牌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有好处的。
彭剑锋表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再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力，而靠对高素质人才的运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向好的趋势。对政府而言，则需要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不再是单一的控制资源，进行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务，优化社会环境。
彭剑锋说，政府目前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必然会跟企业和老百姓争利，“中国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而税收的复合增长都在30%~50%，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彭剑锋看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
摆在面前的选择有三个：去杭州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打工，月薪3000元左右；好好捣鼓家里的几亩地，村里有人种植大棚蔬菜效益可观；或者去新疆做建筑工人，按劳动量计酬，月薪高的可达六七千元。
一番权衡之后，张强决定去做建筑工人，一家人的生计都靠他打工维持，收入是他最关注的因素。
2011年春节过后，历史上第一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渐至白热化。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在中国产业西进政策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供需缺口在拉大，张强们在面临更多的就业选择。
敏感的人们不难发现，这释放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市场与政策之手悄然发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长期扭曲的现状遭遇挑战，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价值的逐渐凸显，昭示着旧有低消费、低劳动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
香饽饽
春节长假刚刚结束，一封落款为“重庆市笔记本电脑基地建设指挥部”的《致全市外出务工朋友的慰问信》，刊登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首页，核心内容是恳请重庆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当地就业发展。
“过去，我们对农民工工作的重点是‘拉出去’，现在变成‘留下来’。”重庆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农村劳务开发管理处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2010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对劳动力需求巨大。
正迎来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机遇的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同样在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增加当地就业岗位，加强技能培训，鼓励扶持农民工就地就业。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在资金、场地、信息、技术等方面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政策优惠，并在户籍管理、社保等方面为其提供服务。
这些措施已经初显成效。河南省人保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省内快速增长趋势。省内转移1142万人，与2007年相比，增幅为75.16%；而同期，省外输出在保持原有规模的同时则略有下降。
中西部政府、企业与东部政府、企业争夺农民工的现象大有燎原之势，构成2011新春之后一道别样的风景，农民工越来越成为“香饽饽”。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依赖改革、劳动力和土地三大红利，内地目前还有改革红利，而东部的三大红利则面临透支。
生活成本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却在逐渐缩小，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产业发展方面继续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需要综合考虑收入、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多重因素的农民工，作为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待遇是其权衡去留的重要标准。在用工短缺的争夺中，其价值正在逐步体现。
2008年以来，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带来了农民工工资年平均涨幅近20%，但是相对于通货膨胀速度及沿海地区高昂的生活成本，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返乡创业。
重庆市江津区政府工作人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11年春节过后，该地外出务工者明显减少，农民工回流已成为趋势。2011年江津区回流计划24580人，集中在电子信息、材料、汽摩等产业。
农民工价值逐渐彰显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剧东西部地区用工短缺形势。
撬动再平衡闸门？
春节后，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首次同时出现的用工短缺，折射出生产要素中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价值凸显，市场之手在悄然发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长期扭曲的现状遭遇挑战。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低消费、低劳动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改变。
东中西部展开对农民工的争夺，低端劳动力趋紧，是这一改变的直接体现。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看来，过去30年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农民工工资被人为压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20~34岁年轻劳动力总量与2000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7%。《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未来20年内会缩减近17％。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人口红利减弱并由正转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在收入结构上，出现了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的现象。
作为资本收入、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政府和最富裕人群，储蓄倾向高于消费倾向，而有着巨大消费潜力的劳动者却是低收入群体，这种状况导致储蓄率越来越高，内需不足，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提高劳动、特别是专业人员的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他们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根本扭转内部失衡。”吴敬琏表示。
劳动力成本已经在逐年提高，2004~2007年，农民工工资年增长率约7%，2008年增长了19%。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彭剑锋认为，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是一个必然趋势，至少持续五到十年。
与东部沿海地区展开用工争夺的中西部地区未来工业化步伐将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其自身发展的需求将使东西部争夺农民工成为长期趋势。
随着这种趋势的蔓延，收入提高的农民工，其消费需求也将得到释放，从而拉动内需，带动中国向内需驱动的经济转型。
呼唤新一轮制度红利
另一个方面，民工荒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利润收窄，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痛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用工荒迫使企业进行管理、设备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实际上是在释放“生产要素价格信号”。
旧有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东部地区率先遭遇改革、土地等红利衰竭，要素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
专家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劳动生产率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从依靠要素低成本转到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是国家中长期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彭剑锋说，过去完全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企业，有可能在这一轮的洗牌过程中被洗掉了，但这种洗牌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有好处的。
彭剑锋表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再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力，而靠对高素质人才的运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向好的趋势。对政府而言，则需要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不再是单一的控制资源，进行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务，优化社会环境。
彭剑锋说，政府目前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必然会跟企业和老百姓争利，“中国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而税收的复合增长都在30%~50%，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彭剑锋看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