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人切实有效的工作实绩，国家的生存环境以及生活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作为当时执政的商国自然要有所奖励。按传世文献所称，古公的儿子季历孙子姬昌曾孙姬发先后受封于商，世为西伯，还有个别号叫周牧师，不知是否系牧田或牧牛或牧羊牧得好，因有此称。考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本：“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此谓王季。“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此谓文王。“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此谓武王。甚至包括古公自己，后世所津津乐道的率周人逾梁迁岐这一丰功伟绩，书里记的却是“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则移居一事，实出国家封赠，而非主流历史学家所谓为熏鬻或狄人所伐。难怪这部珍籍好不容易从汲塚里挖出来，没过多少时间即自人间蒸发，依稀佛家所言得于尘土归于尘土了。具体内容方面，以今人所辑残本与周人自己记的对照一下，《竹书》曰：“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又曰：“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周易》既济卦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卦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西落鬼戎即鬼方，国在四明山心，古称鬼藏山。宋潘自牧《记纂渊海》谓“秦时驱山塞海，鬼神劳役，奔入四明山不出，因名鬼藏山，在明州”是也；程邑在毕，从比从十，女器名。《仪礼》注云：“毕状如叉。”又《说文》“也：女阴也”。邑为伐程所得，文王所筑，考清华简《程寤》；“幣告宗方，社稷祈于大末；山川攻于商神；程烝占于明堂。（大末读作太末，原释六末，非是。）”则在越地无疑；高宗即周宗，明陈耀文《天中记》：“鬼藏山，其巅五峯绝高，形如芙蓉”；震，震泽也，用，古作甬，今出土文献有甬无用；大致都能对观。另《尚书》高宗肜日篇，首言“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末二字实为“句隹”之变文，句者，吴音鬼也；隹者，乌之古文，肜日鬼乌，即世言日中三足乌也，《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汉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蹲，蹲鸱，芋头别称，祭神供品。难怪张守节要说它即《山海经》所谓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也”。
　　至于事件所系那些商人年号，则不一定可靠可信了，如帝辛二十一年条下云：“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四十一年条下云：“春三月，西伯昌薨。”而据《吕氏春秋》纪冬季第十二：“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阳，则文王已殁矣。”则文王死于两人奔周前，前后误差竟有二十余年之久，又怎能让人信服。现在的商人世系是好事者伪托司马迁弄出来，塞进《史记》里去的，前人不相信，后人也不相信，因郑玄《诗谱序》说得明明白白：“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则周代前期已失记载，遑论夏殷商三代，其伪无足辩。后来王静安以出土甲骨证之，立下大功，才有一些人开始将信将疑，或半信半疑。而按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披露他在上海哈同花园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细节：“王先生的这本考释，原有些因为墨本不清或残缺而沿误的，但也没什么要紧，其中只有第九叶第一片，误得太厉害些，这片他释的是‘宾祖己’三个字，因此推论这‘祖己’该是‘雍己’或‘孝己’，不是《尚书》‘高宗彤日’的‘祖己’。话原不错，但这片实在不是‘宾祖己’三个字。因为这片下面还有个碎片，合起来是‘……宾……’，‘己未……’，‘……贞……’几个残字，不是宾祖己整整的一句。王先生先误释做‘祖己’，再推论‘祖己’是谁，这倒有类于韩非子说的‘郢书燕说’了。”
　　与此相比，这两句诗本身，倒不难解。西就是栖，东就是车，这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当时尚无东西南北之义，只有前后左右之分。代表西字概念的，就是人形地域人字的起笔处，代表东字概念的，就是用于连接人字一撇一捺间的这条新筑大堤，世称直道、周道或公路。古德直二字互通，又有老子写报告文学叫《道德经》，称“道可道，非常道”。非道即下道，周道也；常道即上道，古常上通用，商道也。是非二字之义详上说。又王者治天下，治得好称有道，治得不好称无道，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徂，阻也，《礼月令》地气沮，泄是（堤），谓发天地之房。阻同隔，筑堤隔水之义，讲的就是这条堤。传世文献记文王有师名鬲熊，又有禹贡熊耳山，日人辑汉《括地图》轶文：“熊耳山，地门也，其精上为毕附耳星。”讲的还是这条堤，而熊耳、伊阙之类，亦堤中水门之别称而已。周人自西迁东之义，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不可能到这时还要啰嗦不清，因此这两句诗的原文，当为“自栖阻车，周原执事”。就是说堤筑好了以后，周人即以此为家，自栖堤上，即从原来散居周边涂山的“周原詩詩”，到集中居住新堤下地室的“周道如驰”了。而当时住在两崤即大雅小雅上的老大，见他足智多谋，勤劳能干，干脆把附近一带都划归他管理，所谓周原执事，大概就是太史公说的监商了。张次仲《待轩诗记》卷六因此总结说：“上止反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庙，首宗庙而及宫室门社，此经纶之次第。公宫居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则治田里，乃疆以正，经界乃理，以分土宜，乃宣以道沟洫，乃亩以度广狭，民居田事，既皆安辑。周徧执事，执田事也。民性安土，舍故就新，或易悔倦，令乐于趋事，见太王处置得宜，能得民心也。”又清华简《楚居》，首称“季连初降于隗山，居于穴穷。前出于桥山，宅居爰陂”。而所谓的桥山，指的自然也该是这条堤。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越来越诡奇了，尽管从纸面上看，这两句诗文通言顺，理解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字句下却阴影密布，或者说杀气腾腾。按周制，秉国者称六卿，执掌军政大权，《尚书甘誓》所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是也，而司空、司徒即为其二。孔颖达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在解释中有意淡化此职的军事功能，好像找来的只是两名乡下的建筑包工头，只管造房子和装修，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号称“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凡量地制邑，必先度地以居民，而后致众庶令徒役，故先召司空，而后及司徒也。”好在还有保存下来的《周礼》，可以为他补充一下，其周官大司徒篇下：“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周官大司空篇今阙，但从《后汉书百官志》司空条可间接了解：“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实际权力可能比司徒更大。比如圣人大禹够厉害了吧，当年官职也不过是个司空，《尚书舜典》有记“伯禹作司空”是也。至于具体区划和布局方面，又有儒学大师朱晦庵提供的建筑设计图，号称“人君国都，有如井田，画为九区。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区则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区为外朝，凡朝会藏库之属皆在焉。后一区为市，市四面有门。左右各三区，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区，左则宗庙，右则社稷，此都邑规模之大概也”。其中人君国都之“人君”二字，画为九区之“九区”二字，均可圈可点。尤其“后一区为市，市四面有门”云云，贸易规模想必不小。很难让人不联想起宁波古志《宝庆四明志》卷一所记：“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髙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实一要会也。”可惜禹贡九州岛的实际分布图是汉人在放大镜下写的，大到让人看不清楚，如像现在的地图一样，能缩小到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与朱氏手里的这张对照一下，倒是蛮有意思的。 　　行文至此，一个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即有关此诗主角的身份问题，这位领导有方，机谋百出，野心毕露的家伙究竟是什么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其时周人因迁居大堤，农事有成，宫室在筑，部落壮大，野心和反象似已不可按抑，则更有弄清其真实身份之必要。按现存文献交代，从大王到文王，是爷爷与孙子的关系，其中相隔三代。从大王到太子发，是太公与曾孙的关系，中间相隔四代。汉《孔丛子》佚文云：“羊容问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瓒苺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専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上“古之帝王中”五字，之非虚词，王为动词，中为地域。又王逸注《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云：“伯昌谓文王也。秉，执也，鞭以喻政。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之牧也。”如按前者所云：王季以九命，则西伯实为九侯。如按后者所云：伯昌号衰，言纣号令既衰，则西伯实为纣王。再加上诗里大王文王事迹形象交替出现，而所蓄之妾即堤下耳室里的姜女又为王季之妃，而王逸又说大王一作文王，而大王长子又名太伯，而又有所谓吕上甫者一名太公，而以上诸人一无例外又都死因不明，其中关系之复杂，叙述之混淆，实非一个乱字可以了得。但你抱怨也罢，迷惘、困惑乃至愤怒也罢，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或许古人著书的动机原本如此，即让你知道历史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至于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了。真相，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无论古今都是如此。因此，你所能做的事情相当简单，或者弃之不屑，或者如痖弦诗里说的那样：“安安静静接受这些不许吵闹。”
　　具体到有关此诗的专业分析，即使在遥远的两汉以上，即孔颖达所谓“去圣未远”的年代，实际情况已是如此诡秘，六朝以下的研究，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古往今来治经的著作虽有上千部，却没人能讲得清楚。比如汉儒大都主诗中主角为大王即古公亶父，孟子却一口咬定是写文王的。欧阳修当年似乎知道一点底细，在《归田录》里他说：“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趂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事”为动词，“语言”二字藏有大秘密，可惜心有所忌，使用隐语侧笔，不敢明说，不过所迎者为祭主，班同盘，一作般，字形与殷相近，当为祭址，而大王一名荆王，考《越绝》所记又当为太伯事。《待轩诗记》的作者明人张次仲虽然也弄不懂，但又想装出懂的样子来，因此他说此诗：“前历叙太王之事，而终之以文王。学者见其前后不相属，如欧阳公亦漫为文人赞赏之语，不知序原谓‘文王之兴，本由太王’，故章法如此。世人妄立议论，皆因不读序之故。”颇有几分借古人立威的架势。而所谓的毛公诗前小序，实际上也就比他所引多了一个字，叫做“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何况自宋代开始，就有很多人认为此序系后人仿造，非毛公所作。孙承泽《诗经朱传翼自序》更是声称：“王弼乱易，罪深桀纣；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所谓汉学宋学之争，即由此而起。在这种背景下来看象山人姜炳章的治学立场，就显示比较可贵了。四库馆臣说他的《诗序补义》二十四卷持论中正，贯通两家。尤其是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理解，认为“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诗人之意为是诗之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尤可谓解结之论矣”。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又过了一段时间，更恐怖的事情已经出现，祭台是古代政治的最高形式，相当于是现在的国旗，代表一个国家形象只能是一个祭坛，一种旗帜，不然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性就无法体现。而周人竟然设立祭坛，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无法容忍的政治事件。诗云俾立室家，家为冢之讹或伪。置祭台于密室，古所谓内祭者也。清华简《楚居》“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祭，祭必夜”。俾又同卑，王制以神尊卑为序，亦大邑商小邑周之变文。一作埤，郦氏注水经引《吴越春秋》佚文：“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右，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毛诗本传：“绳，渑也。”敦煌本“绳”作“乘”，“其渑则直”作“其乘则直”，可证今字为伪。直谓直道，即周道、大车。《尔雅释地》乗丘，形似车，乘也。又《韵会》乘者，载也。则载乘同义，渑池亦即乘湖，《越绝书吴地传》：“乘湖，周五百顷，去县五里。”又《扬子方言》：“双雁曰乘。”当为虞氏双雁故事所本。《会稽典录》有记云：“虞国字季鸿，少有孝行。为日南太守，常有双雁宿止厅上。每出行县，辄飞逐车。既卒于官，雁逐丧还。至余姚住墓前，历三年乃去。”刘禹锡《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诗：“烟水乘湖阔，云山适越初。旧都怀作赋，古穴觅藏书。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江湖无限意，非独为樵渔。”此送人自吴入越也。梅尧臣《髙士王君归建业》诗：“风雨起春寒，乘湖晓帆送。目看瓜步云，心近茅家洞。”此送人自越还吴也。版，日本藏古本毛诗作板，“缩板以载”，实谓吊桥，置于江畔，可以伸缩为防守者也。庙，敦煌本毛诗作厝。说文：“厝，厲石也。”诗曰：“他山之石，可以为厲。”他为地望，一作它，他山即它山。日人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卷四十三鹤鸣诗下云：“古本经他山之石，他作它。”亦作佗，《正韵》：“佗，与他，它通。”《诗墉风》“委委佗佗”，孔疏：“委委，行之美。佗佗，长之美。”则它山即中行，亦即长山连山也。而《韵会》又云：“俗谓背负曰佗。”周人监商，负他人善意，私设宗庙，祸始伏矣。国伐民流，父囚子刖，种种惨状，诗末可见。
　　具体说到此庙的享主，则后世所谓文王庙，或所谓大王庙，或所谓周王庙，或所谓周公庙，或简称周庙，种种不一。甚至还可以是明堂，如《日知录》说“周礼孝经说以明堂为文王庙”。还可以是辟雍即太学，如王应麟《玉海》说“明堂辟雍是一物”。还可以是路寝，如《周礼集说》“明堂有四门即路寝”。名称混乱，一如上说。可马甲虽然多多，地望只有一个，除了他们周家发明并成功付诸实践的东堤下之耳室，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选择？《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此记可媲美前述文王卒年相隔二十年之漏洞，有闻人之称的顾玄武赶紧出来解释说：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左传》“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疏云：“周庙，文王庙也。周公出文王，故鲁立其庙。”这些记载好比春晚的小品节目，娱乐娱乐是可以的，要真相信就大可不必了。但不管是称文王庙也好，称周王庙也好，称吴国人自家哭于庙也好，称鲁国人出于礼节致弔也好，此庙的原始位置当在吴越，即故汉永建四年拆分前的会稽郡，则大致可以无疑。除非你拿出吴王寿梦死前飞到山东去的机票来，更重要的是必须说明他为什么非要死在那里的理由，否则的话，《古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再珍贵，左丘明的地位在史界再崇高，也只能當他是喝酒喝高了。 　　既然上面已提到了它山堰，不請《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作者魏岘出来讲两句说不过去，不仅这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水利专志，此外他当年要为后世留下这样一部古怪的书来的心迹，亦颇令人遐想。比如说，书中述水事篇幅不过占到半数，另一半记的都是祭祀活动。无论是舒亶“驱山截长江，化作云水窟。我闻古先王，报施亦称物。矧今崇神宫，民力未言屈。沈迹千载后，行且见披拂”的暗示，还是唐僧元亮“山边隙立它神庙，不为长官兴一祠。本是长官治此水，却将饮食祭闲鬼”的公开批评。还有明刊本崇祯郡人陈朝辅序，竟说这书“潬衍不适于度；茨塖不毖于防；漏井匽潴，不平其衡；水属梢沟，不符于则”。批评得一无是处。既然如此，原书又已久佚，又何以要东抄西补整理出版。凡此种种，都似有更多的隐情藏在里面，只是囿于种种压力不能说破罢了。更奇怪的是书里的几百个“神”字，一律写作“旦”。这个“旦”字是解剖周人历史的宝贝，容后详析。因诗里说的这位王长官王元暐，是个无传世资料支持的人物，地方文献称其为唐太和七年鄮令，却有子男爵位，上柱国封赠，完全不可思议。时间方面，即使以新唐书所记开元间令计，亦不过三四百年，而诗中咏其事动辄以千年为数，用的想必也是项庄舞剑，或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里欲得其女姑娶其母的手法。背后的主角，应该就是这位真人不露相的它山神。在绍兴十六年的一次山洪突发中，川淤堤垫，堰埭堕圮。太守待制秦公忧见颜色，乃黙祷神祠，使息风涛。然后增葺它山，补土石之罅漏，塞梁坍之隤穴。易土以石，冶铁而固之。知明州鄞县丞魏行已在《重修增它山堰记》里记录了事件的详细过程，但“黙祷神祠”的神主为谁？它山如何可以增葺？按古人的玩法，这些照例是不能明说的。因此我们也就不知道了。知道的只是在地貌与规模方面，与前面反复描述的周人大显身手的人形地域十分相似，“叠山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灌溉民田万顷余，此谓齐天功不毁”。此唐僧元亮《它山歌诗》所记也。“谁将倚天剑，斸出天河水。倾泻落人间，合流奔至此。六丁战海若，横筑万石垒。波涛敛潮汐，辟易走千里”。此宋无名氏诗所记也。“西偏千岭相属联，惟有它山拥东岸。遂扵此地筑横埭，截取众流心自断”。此楼钥《它山堰》诗所记也。“万鬼啄石它山幽，梅梁屃屃卧龙虬。障成十里沙中洲，支分股引听所求。庙滩突兀寒滩头，岁岁鸡黍祠春秋”。此舒亶《题它山兼简鄞令》所记也。而魏岘自己自然也不敢落后，他的诗文学识水平虽说一般，内容却很重要，如“耆老相传，谓堰先贤灵迹，功与神侔，不可妄加增损。后人有增损者，輙有祸罚。……堰之元脊，在周耆石下，不可复数。……去堰半里余，沙港之南，地名古城”。又如“一朝堰此水，千载粒吾民。流出心源泽，年年惠我鄞”。前者说明此堰的始创年月，后者透露此堰的确切位置，所谓的心源泽，当即四明山心，万鬼所藏之所也。
　　而据道家珍籍《真诰》阐幽微第一，其管理层由六人组成，各据酆都六大天宫，其中武王发为鬼官北斗君，文王为西明公领北帝师，邵公奭为南明公，加上大禹的儿子夏启为东明公，此四人又别称四明公。连该书整理者陶弘景也觉得这个比例有点大，感慨“酆都唯有六宫，而周文王父子顿处其三，明周德之崇（祟）深矣”。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谓的酆都，不过是丰字的古文豐加个耳朵而已，周人的老家原本就在这里，按中国古例，死了自然也得归葬这里才是，你能让他们另外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