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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怎样开辟出来的呢？
一、我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
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环境艰难。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搜捕、屠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多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多人。此时，反革命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革命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
二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斗争失败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几乎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阵地战”，通过“阵地战”占领中心城市，再经过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起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识。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
二、我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在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革命的胜利。
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和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必须实行革命战略重心的转移：即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着重发动工人转向主要依靠农民；由民众运动转向开展武装斗争。
于是，我党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二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三是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并决定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纷纷以失败告终。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失败的实践证明，攻打城市这条道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在失败后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拉开了向农村进军的序幕。
在这些起义中，第一个带领起义部队走向农村，并成功地实现了从进攻城市到农村这一根本性转变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个阶段，是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的开展。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
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1931年2月，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制定了第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成了农村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积极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和支援前线，使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农村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让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第三个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挫折。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第一次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党围绕大城市进行了几次起义，其中就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结果都失败了，起义队伍损失巨大。
第二次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结束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曲折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在各个路线上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开始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结束，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和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辟出来，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它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将中国的革命实际同马列主义衔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之一。
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并为其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榜样。
它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争取解放的信心和斗志。
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怎样开辟出来的呢？
一、我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
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环境艰难。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搜捕、屠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多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多人。此时，反革命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革命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
二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斗争失败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几乎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阵地战”，通过“阵地战”占领中心城市，再经过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起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识。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
二、我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在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革命的胜利。
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和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必须实行革命战略重心的转移：即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着重发动工人转向主要依靠农民；由民众运动转向开展武装斗争。
于是，我党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二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三是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并决定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纷纷以失败告终。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失败的实践证明，攻打城市这条道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在失败后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拉开了向农村进军的序幕。
在这些起义中，第一个带领起义部队走向农村，并成功地实现了从进攻城市到农村这一根本性转变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个阶段，是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的开展。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
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1931年2月，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制定了第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成了农村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积极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和支援前线，使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农村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让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第三个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挫折。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第一次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党围绕大城市进行了几次起义，其中就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结果都失败了，起义队伍损失巨大。
第二次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结束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曲折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在各个路线上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开始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结束，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和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辟出来，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它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将中国的革命实际同马列主义衔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之一。
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并为其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榜样。
它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争取解放的信心和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