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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滚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自1995年至2013 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过设置虚拟变量、运用门限模型等计量方法从汇率变动方向和汇率变动幅度两个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表明，不论采用OLS回归模型还是门限回归模型均得到人民币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结论，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的汇率传递效应都呈现下降趋势。并且由门限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都较大，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大时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大，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小时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较大。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汇率传递 滚动回归 非对称视角 门限模型
一、引言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关键要素是本国的价格水平，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是本国对价格水平的调控力度，故每个国家都应对价格水平的变化高度重视。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交往不断加深、在产业结构的融合不断加强，使得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投资不断增强，然而汇率对国家的内部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国家的内外均衡的实现有很大影响。而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关系到本国的整体经济目标。因此，研究汇率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对一国的宏观政策针对性实施有重要意义，对与保持一国的价格水平稳定有重大意义。并且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汇率就是国际因素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因此我们是十分有必要研究汇率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1]
二、相关文献综述
汇率传递存在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其中不完全性是指汇率的变化与汇率变化并不完全反映到国内价格中来。而非对称性是指在不完全性下，汇率升值和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不同。而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性又包含变动方向的不对称性和变化幅度的非对称性。
（一）汇率变动方向与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
理论方面上的研究一般在产品的竞争程度、替代率和各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等方面来研究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如果外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时，则当本国汇率升值时，外国企业则会以外国货币计价来保持商品价格不变，而当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企业则会以本国货币计价来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升值和贬值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大小是不同的，存在汇率变动方向的汇率传递非对称性。
Mann（1986）[2]用1997～1985年美元的汇率数据研究了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美元贬值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小于升值对美元的传递效应。然而Webber（2000）[3]对七个亚洲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表明了货币升值的传递效应比贬值的小。
（二）汇率变动幅度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
Ohno’s（1989）[4]研究表明，日元相对较大的汇率波动幅度比较小的汇率波动幅度对出口加工的传递效应大。Pollard和Coughlin（2004）[5]运用美国30个行业的进口价格研究汇率波动幅度的汇率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汇率的变动幅度越大对大多数行业的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越大。而Jiawen Yang（2007）[6]分别运用1982～2002年美国98种商品的进口价格和美国总体进口价格对汇率传递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98种商品中的大多数商品进口价格与汇率波动幅度不存在汇率传递效应，然而美元贬值对进口总价格存在递增的传递效应。曹伟（2010）[7]运用1995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人民币汇率数据对汇率传递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呈下降趋势，且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
三、实证研究
（一）模型一 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影响基本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模型，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计量模型：
■（1）
其中，pt行业（产品）进口价格指数，net表示人民币汇率，ppit表示产品进口替代品的价格，wt表示进口产品的边际成本。gdpt表示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对（1）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但该模型没有考虑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对此，我们建立模型（2），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表示季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
■（2）
在模型（1）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2），考察相同幅度下升值和贬值对各个行业（产品）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程度的差异性。
通过建立门限模型来区别汇率的波动幅度，考察大的汇率波幅（升值和贬值）与小的汇率波幅（升值和贬值）对不同行业进口价格的影响，虽然通过模型（2）可考察升值和贬值条件下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但没有区分汇率变动不同幅度的升值和贬值。因此，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衡量汇率变动不同幅度的升值或贬值条件下汇率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可得到模型（3）：
■（3）
通过研究，我们将得到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升值或贬值）对不同行业进口价格的影响。
（二）模型二 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影响基本模型
接着，我们引入货币供给量、利率水平等因素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传递效应的计量模型：
■（4）
其中，cpi为消费者价格指数，ne为实际有效汇率，p为进口产品价格指数，gdp为国内月度工业增加值，m2为货币供给量，r为三个月的SHIBOR利率。
对（4）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但该模型没有考虑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对此，我们建立模型（5），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表示季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
■
■（5）
在模型（4）基础上建立計量模型（5），考察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 同样根据门限模型来区别汇率的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影响基本模型，可得到模型（6）：
■（6）
通过研究，我们将得到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升值或贬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的检验
1.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模型检验（模型1）。
表1 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1显示，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了协整检验方法。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该检验主要分两个步骤：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将因变量对解释变量作静态回归；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为平稳序列，则可以认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2 变量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可知，残差为平稳序列，我们可以认为模型（1）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模型检验（模型4）。
表3 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3显示，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表4 变量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4可知，残差为平稳序列，我们可以认为模型（4）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1.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对模型（1）做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5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 0.579208，F统计值为26.12060。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替代品进口价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进口商品的边际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比较小，并且国内生产总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一个百分比，总进口价格指数只变化0.56个百分比。
接着，我们对模型（2）进行实证计量分析。运用模型（2）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贬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即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一个单位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和贬值一个对总进口指数是否不同，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汇率变动方向对价格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计量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 汇率变动方向不同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583666，F值为21.46798。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一个单位对总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比贬值一个单位的传递效应要小，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比，总进口价格指数减少0.757个百分比，并且计量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文研究了汇率升值或贬值对总进口指数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性，接着我们从汇率波动幅度大和波动幅度小来研究汇率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非对称性。首先在研究汇率波动幅度大小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效应时，我们确定以波动幅度的中位数来界定波动幅度大小，即汇率升值或贬值幅度超过中位数则认为是大的波动幅度，否则认为是小的波动幅度。对模型（3）的实证结果如表7。
表7 汇率变动大小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為0.573534，F值为20.63487。
表8 汇率变动大小和方向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572363，F值为14.95795。
通过表7可以看出，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大时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大于波幅较小时的传递效应。在表8中，我们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动方向和大小，可以发现人民币贬值，且变动幅度较大时传递效应更大，进一步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2.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对模型（4）做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9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22721，F统计值为11.81710。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进口价格指数对国内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影响。而货币供给量、国内月度工业增加值和SHIBOR对国内物价指数影响较小。并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汇率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汇率变化一个百分比导致国内指数变化0.15个百分比。
接着，我们将对模型（5）进行实证分析。用该模型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贬值对国内物价指数的影响是否不同。实证结果如表11。
表10 汇率变动方向对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35845，F值为10.36629。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比升值的大，而人民币贬值一个百分比，国内物价价格水平将减少0.21个百分比，且计量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文通过汇率变动方向即升值或贬值来研究对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效应非对称性，接着我们将从汇率波动幅度即汇率波动幅度大和波动幅度小来研究对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效应非对称性。对模型（6）的实证结果如下表11。
表11 汇率变动大小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70584，F值为12.06990。 表12 汇率变动大小和方向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世界工厂”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标识。但只强调这一标识既无法体现中国发展的状态，亦有碍外界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的全面了解。从文化交流方面来说，“韩流”的盛行显示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民众对于韩国文化的接受。那么，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又如何呢？在长期的西方文化影响下，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年轻一代不但是重要的消费群体，一定程度上主导消费趋势，也是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对于未来中韩经济交流和中韩关系的发展有深刻意义。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认知的变化来自于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接收和接受。本文从知识流动的角度，对于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研究对一所韩国大学的25名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及观察。研究对象包括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所采用的定性分析则通过充分挖掘定性资料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帮助深度解析被调查人群的认知变化及原因。
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认知的变化及特点
本研究发现，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如下。他们中很多人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认知有局限。但是，在近期，随着中韩贸易的加深（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商谈），可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增多，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有增长的趋势。同时，他们希望去中国旅游或（和）学习、从各种渠道多获取相关信息、多了解中国的意愿也有上升的趋势。
此外，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有正面性、非全面性和差异性的特点。正面性体现在所有受访者对于中国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印象。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发展高速、社会文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风景美丽壮观、人民热情温暖、美食丰富多样有特色，以及对韩国文化和商品喜爱，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受访者担忧空气污染的问题，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周边国家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应当引起关注。
非全面性体现在以下。首先，受访者对中国的认知有其片面性，比较表面化和相对浅显，个别人处于“一知半解”，甚至是有偏差和错误的认知。其例子如下；一名受访者在谈论新疆时，将“东突组织”认为是有着合理诉求的寻求独立的组织，是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没有区别对待和加强保护的结果。
其次，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相较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更為强烈，即，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印象更为深刻，关注度也更高。谈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影响是所有受访者的共同点。而除此之外，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了解则各不同相同，且关注点很分散。
差异性体现在，不同受访者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各自的偏重点，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在角度、深度、广度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并未发现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深度和广度方面）与他们的性别、学年、所就读专业有直接关联性。但是，认知的角度和对相关知识的关注所在则与他们所就读专业有关联。例如，金融专业的学生会关注“中港通”。原因在于，他们希望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能够对他们将来就业和事业发展有帮助。
最后，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与研究对象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有较强的关联性。本文将研究对象按照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分类为以下三类。A：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占56%）、B：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占28%）、C：有半年或更长学习和居住经历的人群（占16%）。研究发现，受访对象中A类（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对中国的认知比较少，也比较浅。他们主要对与他们未来将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信息有兴趣。他们所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为新闻、时事报道和有关的期刊杂志。B类（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现状感受颇深。对于所到访过的城市的历史、景观、美食比较了解和欣赏。北京、上海以及青岛是最多被拜访的城市。这主要因为它们是大都市，或有历史、著名景观及地缘优势。其他被拜访的地方包括大连、西安、杭州、苏州、重庆、广州以及甘肃和新疆的一些著名景点等。他们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偏重于从网络搜寻信息。C类（有半年或更长在中国学习或居住经历的人群）相对而言，对中国的认知最为多和深刻。他们会比较中韩在文化和观念上的不同，从中看到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同时又增加了他们希望获取更多相关知识的愿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二）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知识管理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可分为认知性、结构性和关系型三种。首先，采样群体有单一性（均为在校大学生），研究对象在认知性方面的差异虽然不是太大，但依然存在。认知力强有助于他们对信息的领悟和解读，例如，反思韩国同类企业为何不能像阿里巴巴一样成长。但是，当受访者对现有信息的批判性不强、不进行深究分析时，则可能会导致其认知的偏差。
再者，在结构性方面，知识获取渠道是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因素。除去网络、书籍、期刊等渠道外，通过“亲历”渠道来获取知识对于受访者的认知影响最大。这点可从稍早前的讨论中看到。其主要原因为，“亲历”过程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此外，当有亲属在中国工作或经商者，受访者会因此多一种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
在关系型方面，受访者的个人兴趣和关注重点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他们的认知所涵盖的领域上有差异。另外，通过互动，感受到韩国文化和个人在中国受欢迎，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好感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增进他们对于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意愿和热情。
三、结论及建议
不同于老辈的韩国人，韩国大学生对于中国没有固持一些先入为主的传统思维（如：中国为北韩的同盟，由于南北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有芥蒂和防备心理）。他们对中国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中国文化有相对积极的认知和正面的感受。他们对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意愿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希望以此帮助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事业发展。 相对于亲历、书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是受访者最普遍、最常用的接触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鉴于新闻媒体有一定的倾向性，依赖单一信息渠道有碍他们认知的正确发展。如果多增加信息交流的渠道，并针对的韩国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高度使用的特点，利用社交媒体、互联网论坛、名人效应等工具，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参考文献
[1]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2]Miles，M.B.and Huberman，A.M.（1994）.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London：Sage.
[3]Nahapiet，J.and Ghoshal，S.（1998）.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3 No.2，pp.242-66.
[4]Lave，J.and Wenger，E.（1991）.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調整后R-squared为0.342888，F值为7.892392。
由于样本数有131个，可以认为是大样本，故平均值与中位值十分接近，表11实证结果认为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小时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大于波幅较大时的传递效应。在表12中，我们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动方向和大小，可以发现人名币贬值，且变动幅度较小时传递效应更大，进一步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四、结论
本文首先分别研究了1995年至2013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和2002年至2012年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关系；接着运用门限模型分别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大小不同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的汇率传递效应大小。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区间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都是不完全的。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传递都存在非对称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非对称传递体现在，一方面，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较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较小；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越大。而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的非对称性体现在，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对国内物价存在较高的传递效应，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较小；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小时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较大。
参考文献
[1]郑鹏程.《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实证研究》[J].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6.
[2]Mann，Catherine L，1986，Price，Pofit Margins， and Exchange Rates[J].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72（6）， 366-379.
[3]Webber，Anthony，2000，Newton’s Gravity Law and Import Price in the Asia Pacific[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2（1），71-87.
[4]Ohno，Kenichi，1989，“Export Pricing Behave of Manufacturing：A U.S，-Japan Comparison”，IMF Staff Papers 36（3），550-579.
[5]Pollard and Coughlin，2004，“Size Matters：Asymmetric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t the Industry level”，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 2003-029C.
[6]Jiawen Yang，2007，I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symmetric？ Evidence from US imports[J].Applied Economics 39，169-178.
[7]曹伟，倪克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基于非对称性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7）.
[8]曹伟.《汇率传递与原油进口价格关系——基于非对称性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2（7）.
作者简介：郑经晃（1992-），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周渐（1993-），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陈璘涵（1994-），女，浙江台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曹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汇率传递 滚动回归 非对称视角 门限模型
一、引言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关键要素是本国的价格水平，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是本国对价格水平的调控力度，故每个国家都应对价格水平的变化高度重视。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交往不断加深、在产业结构的融合不断加强，使得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投资不断增强，然而汇率对国家的内部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国家的内外均衡的实现有很大影响。而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关系到本国的整体经济目标。因此，研究汇率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对一国的宏观政策针对性实施有重要意义，对与保持一国的价格水平稳定有重大意义。并且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汇率就是国际因素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因此我们是十分有必要研究汇率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1]
二、相关文献综述
汇率传递存在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其中不完全性是指汇率的变化与汇率变化并不完全反映到国内价格中来。而非对称性是指在不完全性下，汇率升值和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不同。而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性又包含变动方向的不对称性和变化幅度的非对称性。
（一）汇率变动方向与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
理论方面上的研究一般在产品的竞争程度、替代率和各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等方面来研究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如果外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时，则当本国汇率升值时，外国企业则会以外国货币计价来保持商品价格不变，而当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企业则会以本国货币计价来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升值和贬值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大小是不同的，存在汇率变动方向的汇率传递非对称性。
Mann（1986）[2]用1997～1985年美元的汇率数据研究了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美元贬值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小于升值对美元的传递效应。然而Webber（2000）[3]对七个亚洲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表明了货币升值的传递效应比贬值的小。
（二）汇率变动幅度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
Ohno’s（1989）[4]研究表明，日元相对较大的汇率波动幅度比较小的汇率波动幅度对出口加工的传递效应大。Pollard和Coughlin（2004）[5]运用美国30个行业的进口价格研究汇率波动幅度的汇率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汇率的变动幅度越大对大多数行业的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越大。而Jiawen Yang（2007）[6]分别运用1982～2002年美国98种商品的进口价格和美国总体进口价格对汇率传递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98种商品中的大多数商品进口价格与汇率波动幅度不存在汇率传递效应，然而美元贬值对进口总价格存在递增的传递效应。曹伟（2010）[7]运用1995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人民币汇率数据对汇率传递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呈下降趋势，且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
三、实证研究
（一）模型一 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影响基本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模型，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计量模型：
■（1）
其中，pt行业（产品）进口价格指数，net表示人民币汇率，ppit表示产品进口替代品的价格，wt表示进口产品的边际成本。gdpt表示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对（1）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但该模型没有考虑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对此，我们建立模型（2），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表示季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
■（2）
在模型（1）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2），考察相同幅度下升值和贬值对各个行业（产品）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程度的差异性。
通过建立门限模型来区别汇率的波动幅度，考察大的汇率波幅（升值和贬值）与小的汇率波幅（升值和贬值）对不同行业进口价格的影响，虽然通过模型（2）可考察升值和贬值条件下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但没有区分汇率变动不同幅度的升值和贬值。因此，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衡量汇率变动不同幅度的升值或贬值条件下汇率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可得到模型（3）：
■（3）
通过研究，我们将得到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升值或贬值）对不同行业进口价格的影响。
（二）模型二 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影响基本模型
接着，我们引入货币供给量、利率水平等因素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传递效应的计量模型：
■（4）
其中，cpi为消费者价格指数，ne为实际有效汇率，p为进口产品价格指数，gdp为国内月度工业增加值，m2为货币供给量，r为三个月的SHIBOR利率。
对（4）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但该模型没有考虑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对此，我们建立模型（5），通过设置哑变量来表示季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
■
■（5）
在模型（4）基础上建立計量模型（5），考察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 同样根据门限模型来区别汇率的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影响基本模型，可得到模型（6）：
■（6）
通过研究，我们将得到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升值或贬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的检验
1.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模型检验（模型1）。
表1 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1显示，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了协整检验方法。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该检验主要分两个步骤：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将因变量对解释变量作静态回归；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为平稳序列，则可以认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2 变量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可知，残差为平稳序列，我们可以认为模型（1）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模型检验（模型4）。
表3 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3显示，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表4 变量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4可知，残差为平稳序列，我们可以认为模型（4）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1.人民币汇率传递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对模型（1）做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5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 0.579208，F统计值为26.12060。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替代品进口价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进口商品的边际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比较小，并且国内生产总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一个百分比，总进口价格指数只变化0.56个百分比。
接着，我们对模型（2）进行实证计量分析。运用模型（2）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贬值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即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一个单位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和贬值一个对总进口指数是否不同，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汇率变动方向对价格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计量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 汇率变动方向不同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583666，F值为21.46798。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一个单位对总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比贬值一个单位的传递效应要小，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比，总进口价格指数减少0.757个百分比，并且计量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文研究了汇率升值或贬值对总进口指数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性，接着我们从汇率波动幅度大和波动幅度小来研究汇率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非对称性。首先在研究汇率波动幅度大小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的不对称效应时，我们确定以波动幅度的中位数来界定波动幅度大小，即汇率升值或贬值幅度超过中位数则认为是大的波动幅度，否则认为是小的波动幅度。对模型（3）的实证结果如表7。
表7 汇率变动大小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為0.573534，F值为20.63487。
表8 汇率变动大小和方向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572363，F值为14.95795。
通过表7可以看出，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大时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大于波幅较小时的传递效应。在表8中，我们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动方向和大小，可以发现人民币贬值，且变动幅度较大时传递效应更大，进一步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2.人民币汇率传递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对模型（4）做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9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22721，F统计值为11.81710。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进口价格指数对国内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影响。而货币供给量、国内月度工业增加值和SHIBOR对国内物价指数影响较小。并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汇率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汇率变化一个百分比导致国内指数变化0.15个百分比。
接着，我们将对模型（5）进行实证分析。用该模型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贬值对国内物价指数的影响是否不同。实证结果如表11。
表10 汇率变动方向对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35845，F值为10.36629。
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比升值的大，而人民币贬值一个百分比，国内物价价格水平将减少0.21个百分比，且计量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文通过汇率变动方向即升值或贬值来研究对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效应非对称性，接着我们将从汇率波动幅度即汇率波动幅度大和波动幅度小来研究对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效应非对称性。对模型（6）的实证结果如下表11。
表11 汇率变动大小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注：调整后R-squared为0.370584，F值为12.06990。 表12 汇率变动大小和方向与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中位值为门限值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世界工厂”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标识。但只强调这一标识既无法体现中国发展的状态，亦有碍外界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的全面了解。从文化交流方面来说，“韩流”的盛行显示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民众对于韩国文化的接受。那么，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又如何呢？在长期的西方文化影响下，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年轻一代不但是重要的消费群体，一定程度上主导消费趋势，也是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对于未来中韩经济交流和中韩关系的发展有深刻意义。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认知的变化来自于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接收和接受。本文从知识流动的角度，对于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研究对一所韩国大学的25名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及观察。研究对象包括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所采用的定性分析则通过充分挖掘定性资料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帮助深度解析被调查人群的认知变化及原因。
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认知的变化及特点
本研究发现，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如下。他们中很多人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认知有局限。但是，在近期，随着中韩贸易的加深（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商谈），可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增多，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有增长的趋势。同时，他们希望去中国旅游或（和）学习、从各种渠道多获取相关信息、多了解中国的意愿也有上升的趋势。
此外，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有正面性、非全面性和差异性的特点。正面性体现在所有受访者对于中国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印象。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发展高速、社会文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风景美丽壮观、人民热情温暖、美食丰富多样有特色，以及对韩国文化和商品喜爱，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受访者担忧空气污染的问题，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周边国家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应当引起关注。
非全面性体现在以下。首先，受访者对中国的认知有其片面性，比较表面化和相对浅显，个别人处于“一知半解”，甚至是有偏差和错误的认知。其例子如下；一名受访者在谈论新疆时，将“东突组织”认为是有着合理诉求的寻求独立的组织，是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没有区别对待和加强保护的结果。
其次，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相较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更為强烈，即，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印象更为深刻，关注度也更高。谈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影响是所有受访者的共同点。而除此之外，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了解则各不同相同，且关注点很分散。
差异性体现在，不同受访者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各自的偏重点，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在角度、深度、广度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并未发现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深度和广度方面）与他们的性别、学年、所就读专业有直接关联性。但是，认知的角度和对相关知识的关注所在则与他们所就读专业有关联。例如，金融专业的学生会关注“中港通”。原因在于，他们希望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能够对他们将来就业和事业发展有帮助。
最后，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与研究对象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有较强的关联性。本文将研究对象按照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分类为以下三类。A：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占56%）、B：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占28%）、C：有半年或更长学习和居住经历的人群（占16%）。研究发现，受访对象中A类（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对中国的认知比较少，也比较浅。他们主要对与他们未来将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信息有兴趣。他们所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为新闻、时事报道和有关的期刊杂志。B类（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现状感受颇深。对于所到访过的城市的历史、景观、美食比较了解和欣赏。北京、上海以及青岛是最多被拜访的城市。这主要因为它们是大都市，或有历史、著名景观及地缘优势。其他被拜访的地方包括大连、西安、杭州、苏州、重庆、广州以及甘肃和新疆的一些著名景点等。他们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偏重于从网络搜寻信息。C类（有半年或更长在中国学习或居住经历的人群）相对而言，对中国的认知最为多和深刻。他们会比较中韩在文化和观念上的不同，从中看到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同时又增加了他们希望获取更多相关知识的愿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二）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知识管理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可分为认知性、结构性和关系型三种。首先，采样群体有单一性（均为在校大学生），研究对象在认知性方面的差异虽然不是太大，但依然存在。认知力强有助于他们对信息的领悟和解读，例如，反思韩国同类企业为何不能像阿里巴巴一样成长。但是，当受访者对现有信息的批判性不强、不进行深究分析时，则可能会导致其认知的偏差。
再者，在结构性方面，知识获取渠道是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因素。除去网络、书籍、期刊等渠道外，通过“亲历”渠道来获取知识对于受访者的认知影响最大。这点可从稍早前的讨论中看到。其主要原因为，“亲历”过程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此外，当有亲属在中国工作或经商者，受访者会因此多一种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
在关系型方面，受访者的个人兴趣和关注重点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他们的认知所涵盖的领域上有差异。另外，通过互动，感受到韩国文化和个人在中国受欢迎，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好感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增进他们对于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意愿和热情。
三、结论及建议
不同于老辈的韩国人，韩国大学生对于中国没有固持一些先入为主的传统思维（如：中国为北韩的同盟，由于南北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有芥蒂和防备心理）。他们对中国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中国文化有相对积极的认知和正面的感受。他们对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意愿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希望以此帮助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事业发展。 相对于亲历、书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是受访者最普遍、最常用的接触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鉴于新闻媒体有一定的倾向性，依赖单一信息渠道有碍他们认知的正确发展。如果多增加信息交流的渠道，并针对的韩国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高度使用的特点，利用社交媒体、互联网论坛、名人效应等工具，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参考文献
[1]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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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ve，J.and Wenger，E.（1991）.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調整后R-squared为0.342888，F值为7.892392。
由于样本数有131个，可以认为是大样本，故平均值与中位值十分接近，表11实证结果认为人民币变动波幅较小时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大于波幅较大时的传递效应。在表12中，我们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动方向和大小，可以发现人名币贬值，且变动幅度较小时传递效应更大，进一步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四、结论
本文首先分别研究了1995年至2013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和2002年至2012年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关系；接着运用门限模型分别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大小不同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的汇率传递效应大小。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区间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汇率传递都是不完全的。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传递都存在非对称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非对称传递体现在，一方面，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较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较小；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效应越大。而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的非对称性体现在，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对国内物价存在较高的传递效应，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较小；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小时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较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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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伟，倪克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基于非对称性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7）.
[8]曹伟.《汇率传递与原油进口价格关系——基于非对称性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2（7）.
作者简介：郑经晃（1992-），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周渐（1993-），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陈璘涵（1994-），女，浙江台州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学生；曹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