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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可以分为口头语言与文字语言，它们具有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等特性，中外其他学者还认为其具有喻化性、抽象性、情景性、两层性、能产性、离散性等属性……那么，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会有怎样的特性？纪录片又怎样通过符号进行叙事与信息传播的呢？笔者利用对比分析、举例论证的方法，总结出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还具有具象性、史料性、新闻性、文学性、“前景化”等特性。
【关键词】语言符号；纪录片；特性
符号作为人们传播的基本单元，它承载着我们约定俗成的信息，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信息传播，就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传播。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学者。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在符号学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英国才女维尔比夫人，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还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都对符号有不同的见解与说明。而笔者较为认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在《传播学引论》中对“符号”所下的定义“符号就是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1]什么是基元呢？笔者的理解是：构成信息的基本单元。生活中，甚至可以说从有人类开始的整个历史，我们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有意或无意的信息传递，都需要通过“符号”这个基元。比如一次抬手、一次转身、一声叹息、一句低吟，都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信息。我们可以将符号粗略地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分为语言和文字，非语言符号分为体语（动作、姿势、类语言）、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听觉性非语言符号。
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让纪录片较之于其他综艺类节目、生活服务类节目而言，有更多的社会价值与传播价值。作为记录真实的影片——纪录片，其语言符号既有一般语言符号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与纪录片中的画面、音乐、景别等相互协作，使纪录片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从哲学角度来看，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工具，所以我们着重来探讨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的特性。笔者认为，语言符号中的口头语言呈现在纪录片中可以分为：配音员解说与影片人物语言两种，而文字语言可以分为解说文稿与画面文字。
（一）配音解说：具象性
解说是播音员、主持人、配音员或一切进行有声语言创作的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影片所呈现出的画面进行的解释，或对没有呈现出或不便、不能用画面呈现出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活动。在关于“纪录片该如何拍摄的大讨论”中，有人认为“纪录片应该重画面、轻解说，一切以画面为主”，这样的说法就犯了否定作为语言符号的“解说”在纪录片中所起的具象性作用的错误。
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洞穴之喻”，它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被困在洞穴中不能四处张望、只能向前看时，久而久之他会相信洞穴投射出的影像是唯一现实。[2]这个理论从某些方面启示了我们不能一切“唯画面独尊”。比如由大卫·爱登堡解说的海洋生物纪录片《蓝色星球》，它带领我们探寻了从沙滩到深海、从珊瑚礁到海草、从企鹅到大鲨鱼等与海洋有关的奥秘。该纪录片的画面制作技术之高、设备之先进是很多制作团队无法企及的。但是，即使是“随便一个截图都是高质量电脑屏保”的画面，也不能单独承担起纪录片的良好口碑的。试问，如果没有大卫·爱登堡具体、形象、细致的具象性画面解说，我们对《蓝色星球》的评价可能要重新思考了。
（二）影片人物语言
1.史料性
纪录片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决定了纪录片中人物，无论是对白也好、独白也好，都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都会成为人们研究相关事件时的参考资料，容不得半点虚假与做作。这和符号的“不变意义（invariant meaning）”密切相关。在语音学范畴中，索绪尔提出了著名的能指和所指理论，“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那么符号的“不变意义”是指其所指的内容是固定的，具有不可变性。那么语言符号所指的不可变性与纪录片的特性相结合，我们不难得出语言符号中的口头语言，在纪录片中还具有“史料性”这一特征。在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中，无论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的采访视频，还是其父母对于自己家族往事的回忆，以及事件亲历者或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语，都具有史料价值，对于之后有关人士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都具有参考价值。
2.新闻性
在张福起、房伟主编的《影视作品分析（第六版）》中，他们对电视纪录片的定义是：运用新闻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客观地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原生形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的新闻性电视节目形态。[3]张福起与房伟对电视剧纪录片所下的定义着重突出了其新闻性。
纪录片的新闻性就是其拍摄时的时效性，摄像师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要时刻准备好，用挑、等、抢的手法，记录真实。影片人物不是扮演、不是模仿，是对生活真实面貌的呈现，那么其对白也好、独白也好，都不會进行艺术加工，是生活本来面貌的呈现。比如曾获“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第19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讲述了一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十分陌生的母女俩的人生故事，导演就是影片主人公的女儿黄惠侦。她利用了一台DV记录下了自己和母亲生活中的百态，如喂孩子吃奶、回乡扫墓、与母亲争吵……这些事情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发生着的，是导演黄惠侦时时架着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该纪录片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极具新闻性。
（一）解说稿件：文学性
语言符号来源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文学性”在这里是相较于影片人物的“新闻性”而言的，影片人物的“新闻性”是不会被设计、不会被安排的真实存在。解说稿件却是经过一层一层把关、字斟句酌呈现出来的，它与画面相配合，为纪录片的内涵而服务，甚至会有美化、简化、艺术化的创作。现在，有些人为了追求纪实和平实，已经使解说词的文学化退化到毫无文采可言的地步。解说词的口语化倾向，已经使专题片没有了凝重感和历史感，也不能将解说词的穿透力在作品中表达出来。[4]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2018年倾情奉献的九集纪录片《文明》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数万年前，我们的一位远古先祖，在洞穴的岩壁上勾勒出了自己的掌形，超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进行创造的冲动，促使人类创建了比自身更伟大、更长久的事物。纵览全世界，各种物体、形象与建筑，带给我们震撼，让我们摆脱日常琐事，感受、体会作为人的意义，懂得如何生活富足、与周围世界和谐相处，创造文化与社会，建立伟大的文明……”这一段极具文学性的解说词，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可能会是“好几万年前，我们的一位祖先在墙壁上画出了他的手掌的形状，这激励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样就毫无美感，也丢失了作为纪录片语言的“具象性”和“塑造性”。
（二）镜头文字：“前景化”
“前景化”的概念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ij）等人的论述，它是从绘画艺术中引进的，指人们在感受视觉效果的过程中，需要把突出与背景区别开来。[5]在纪录片中，这里的“突出”指的就是画面文字语言。莫卡罗夫斯基认为，语言的日常习惯用法使语言习惯化、常规化，即使其“背景化”（ backgrounding），由此，使其用者难以观察到其美学价值。诗歌语言则必须违背日常语言的常规，使其“非自动化”、“陌生化”（extranged ）以及非熟悉化，即前景化。[6]不仅仅是诗歌语言，纪录片镜头所呈现出的文字语言符号，是完全真实地来源于生活中的，正因如此，常常会被我们忽视。纪录片中如若需要文字担当起“叙事”作用，那就更需要进行“前景化”处理。
例如，摄制组来到了一家医院，那么不必借用解说来说明“我们现在是在一家医院里进行拍摄”，可以用突出“×××医院”字样的镜头画面就可以向观众交代清楚。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系列之《56岁采访实录》第二集00：37分，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就利用代表人生每一个“七年”的数字——7、14、21、28、35、42、49、56进行叠加，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对叙事节奏进行了强化。
综上，筆者利用对比分析、举例论证等方法，总结出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还具有具象性、史料性、新闻性、文学性、“前景化”等特性，但是也不能完全涵盖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被运用时的所有属性。所以，仍需要我们用理论作为武器在拍摄实践中多多锻炼，仔细发现，避免“死线抽象、忽视差异、非此即彼、自我投射”等语言运用失当现象，多多创造时代精品。
注释：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05—126.
[2]柏拉图.理想国[M].黄颖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3]张福起，房伟.影视作品分析（第六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P207.
[4]童宁.电视节目结构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45.
[5]王秀芝.前景化理论发展概况综述[J].人间，2016（06）.
[6]张德禄.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4（06）.
（作者：河南大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语言符号；纪录片；特性
符号作为人们传播的基本单元，它承载着我们约定俗成的信息，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信息传播，就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传播。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学者。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在符号学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英国才女维尔比夫人，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还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都对符号有不同的见解与说明。而笔者较为认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在《传播学引论》中对“符号”所下的定义“符号就是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1]什么是基元呢？笔者的理解是：构成信息的基本单元。生活中，甚至可以说从有人类开始的整个历史，我们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有意或无意的信息传递，都需要通过“符号”这个基元。比如一次抬手、一次转身、一声叹息、一句低吟，都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信息。我们可以将符号粗略地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分为语言和文字，非语言符号分为体语（动作、姿势、类语言）、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听觉性非语言符号。
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让纪录片较之于其他综艺类节目、生活服务类节目而言，有更多的社会价值与传播价值。作为记录真实的影片——纪录片，其语言符号既有一般语言符号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与纪录片中的画面、音乐、景别等相互协作，使纪录片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从哲学角度来看，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工具，所以我们着重来探讨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的特性。笔者认为，语言符号中的口头语言呈现在纪录片中可以分为：配音员解说与影片人物语言两种，而文字语言可以分为解说文稿与画面文字。
一、 口头语言在纪录片中的特性
（一）配音解说：具象性
解说是播音员、主持人、配音员或一切进行有声语言创作的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影片所呈现出的画面进行的解释，或对没有呈现出或不便、不能用画面呈现出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活动。在关于“纪录片该如何拍摄的大讨论”中，有人认为“纪录片应该重画面、轻解说，一切以画面为主”，这样的说法就犯了否定作为语言符号的“解说”在纪录片中所起的具象性作用的错误。
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洞穴之喻”，它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被困在洞穴中不能四处张望、只能向前看时，久而久之他会相信洞穴投射出的影像是唯一现实。[2]这个理论从某些方面启示了我们不能一切“唯画面独尊”。比如由大卫·爱登堡解说的海洋生物纪录片《蓝色星球》，它带领我们探寻了从沙滩到深海、从珊瑚礁到海草、从企鹅到大鲨鱼等与海洋有关的奥秘。该纪录片的画面制作技术之高、设备之先进是很多制作团队无法企及的。但是，即使是“随便一个截图都是高质量电脑屏保”的画面，也不能单独承担起纪录片的良好口碑的。试问，如果没有大卫·爱登堡具体、形象、细致的具象性画面解说，我们对《蓝色星球》的评价可能要重新思考了。
（二）影片人物语言
1.史料性
纪录片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决定了纪录片中人物，无论是对白也好、独白也好，都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都会成为人们研究相关事件时的参考资料，容不得半点虚假与做作。这和符号的“不变意义（invariant meaning）”密切相关。在语音学范畴中，索绪尔提出了著名的能指和所指理论，“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那么符号的“不变意义”是指其所指的内容是固定的，具有不可变性。那么语言符号所指的不可变性与纪录片的特性相结合，我们不难得出语言符号中的口头语言，在纪录片中还具有“史料性”这一特征。在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中，无论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的采访视频，还是其父母对于自己家族往事的回忆，以及事件亲历者或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语，都具有史料价值，对于之后有关人士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都具有参考价值。
2.新闻性
在张福起、房伟主编的《影视作品分析（第六版）》中，他们对电视纪录片的定义是：运用新闻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客观地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原生形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的新闻性电视节目形态。[3]张福起与房伟对电视剧纪录片所下的定义着重突出了其新闻性。
纪录片的新闻性就是其拍摄时的时效性，摄像师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要时刻准备好，用挑、等、抢的手法，记录真实。影片人物不是扮演、不是模仿，是对生活真实面貌的呈现，那么其对白也好、独白也好，都不會进行艺术加工，是生活本来面貌的呈现。比如曾获“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第19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讲述了一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十分陌生的母女俩的人生故事，导演就是影片主人公的女儿黄惠侦。她利用了一台DV记录下了自己和母亲生活中的百态，如喂孩子吃奶、回乡扫墓、与母亲争吵……这些事情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发生着的，是导演黄惠侦时时架着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该纪录片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极具新闻性。
二、 文字语言在纪录片中的特性
（一）解说稿件：文学性
语言符号来源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文学性”在这里是相较于影片人物的“新闻性”而言的，影片人物的“新闻性”是不会被设计、不会被安排的真实存在。解说稿件却是经过一层一层把关、字斟句酌呈现出来的，它与画面相配合，为纪录片的内涵而服务，甚至会有美化、简化、艺术化的创作。现在，有些人为了追求纪实和平实，已经使解说词的文学化退化到毫无文采可言的地步。解说词的口语化倾向，已经使专题片没有了凝重感和历史感，也不能将解说词的穿透力在作品中表达出来。[4]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2018年倾情奉献的九集纪录片《文明》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数万年前，我们的一位远古先祖，在洞穴的岩壁上勾勒出了自己的掌形，超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进行创造的冲动，促使人类创建了比自身更伟大、更长久的事物。纵览全世界，各种物体、形象与建筑，带给我们震撼，让我们摆脱日常琐事，感受、体会作为人的意义，懂得如何生活富足、与周围世界和谐相处，创造文化与社会，建立伟大的文明……”这一段极具文学性的解说词，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可能会是“好几万年前，我们的一位祖先在墙壁上画出了他的手掌的形状，这激励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样就毫无美感，也丢失了作为纪录片语言的“具象性”和“塑造性”。
（二）镜头文字：“前景化”
“前景化”的概念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ij）等人的论述，它是从绘画艺术中引进的，指人们在感受视觉效果的过程中，需要把突出与背景区别开来。[5]在纪录片中，这里的“突出”指的就是画面文字语言。莫卡罗夫斯基认为，语言的日常习惯用法使语言习惯化、常规化，即使其“背景化”（ backgrounding），由此，使其用者难以观察到其美学价值。诗歌语言则必须违背日常语言的常规，使其“非自动化”、“陌生化”（extranged ）以及非熟悉化，即前景化。[6]不仅仅是诗歌语言，纪录片镜头所呈现出的文字语言符号，是完全真实地来源于生活中的，正因如此，常常会被我们忽视。纪录片中如若需要文字担当起“叙事”作用，那就更需要进行“前景化”处理。
例如，摄制组来到了一家医院，那么不必借用解说来说明“我们现在是在一家医院里进行拍摄”，可以用突出“×××医院”字样的镜头画面就可以向观众交代清楚。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系列之《56岁采访实录》第二集00：37分，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就利用代表人生每一个“七年”的数字——7、14、21、28、35、42、49、56进行叠加，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对叙事节奏进行了强化。
结语
综上，筆者利用对比分析、举例论证等方法，总结出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还具有具象性、史料性、新闻性、文学性、“前景化”等特性，但是也不能完全涵盖语言符号在纪录片中被运用时的所有属性。所以，仍需要我们用理论作为武器在拍摄实践中多多锻炼，仔细发现，避免“死线抽象、忽视差异、非此即彼、自我投射”等语言运用失当现象，多多创造时代精品。
注释：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05—126.
[2]柏拉图.理想国[M].黄颖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3]张福起，房伟.影视作品分析（第六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P207.
[4]童宁.电视节目结构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45.
[5]王秀芝.前景化理论发展概况综述[J].人间，2016（06）.
[6]张德禄.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4（06）.
（作者：河南大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