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多读些史料,不难发现,根据立宪派当时所形成之势,立宪之成功并非遥不可及的悬念
　　
　　清末立宪派经常给人一个误导性的表象,好像它只要宪政、不要民主。其实,从理论上说,立宪就是民主;尽管这个命题未必能反过来,即民主本身却不必然宪政。
　　
　　把问题还原到历史。早在立宪派之前的郑观应等人就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立宪派从不反对民主,民主同样也是它的目标。但和同盟会不同,它主张由立宪到民主,反对由革命到民主。1902年,梁启超虽然大力提倡立宪,但也大幅偏向革命。对此,梁的老师康有为非常焦虑,特地写信给众子弟,题为“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保皇派的声音。
　　
　　康有为是一个政治西化的儒生,在立宪问题上,他将现代西学和传统儒学交互阐释。根据传统公羊学的“三世说”,康有为指出君主专制是“据乱世”,争取君主立宪是“升平世”,而民主共和则是“太平世”。这“三世”的次第发展既是民主的时间表,又是它的路线图。
　　
　　因此,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就是从专制性的君主之国到君主立宪式的君民共主之国,最后发展为现代共和性质的民主之国。康有为一点都不回避自己,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康的意思很明显,民主固为公理,但要一步步来,切不可越级。就此,康认为欧洲诸国为中国同时提供了正反之例:“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这些国家以英伦为首,走的都是君主立宪的道路,并最终成为民主国。
　　
　　反面的例子是法国:“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因此,康有为担心,中国和法国一样,都有自己的君主传统,直接以民主反君主,等于直接问鼎权力,君主当然不会轻易交出,这样势必导致革命。革命即内战,用暴力转移政权的内战不仅可能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康有为更担心:这样的革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这层意思如转用梁启超的表述则更显豁,即经由内战式的革命获致民主,看起来民主,其实是“民主的专制”。
　　
　　从这里不难看出,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一样,并不排斥民主;只是抵达民主的路径依赖不一样。一是取径于立宪,一是取径于革命。立宪派对革命以及革命是否能获致民主的担心(这种担心其实更是预言),不仅见其上,更在见诸辛亥以后的百年史,兹不言。仅就立宪言,宪政何以最终通向民主,盖在于它本身就携有民主的基因,抑或它本身即民主之初步。
　　
　　从君主到民主,什么是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说:“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君主专制是指所有权力都在君主之手,君主立宪则是指君主不但要按宪法办事,而且要根据宪法将手中的一些权力让渡于民,比如立法权和行政权。清末海外立宪派如梁启超不断上书作文,就是呼吁朝廷出让这些权力以保持自己的万世一系。本土立宪派如张謇等组织各地咨议局赴京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也是要把行政权握在手中。这样的诉求既是立宪的,也是民主的。原来完全属于君主的权力一旦分别转移到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君主立宪就是一个虚君过程,带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从部分权力到全部权力,君权虚而又虚,以至于无,最后只保留一个君主名号,便成就一个完全的民主国。这是英伦等欧洲立宪国共同走过的路,避免了革命、内战和杀戮;因此这条道路为康梁所仰重和效法,也就不奇怪。当然,辛亥革命枪声一响,这条道路遂被堵死。于是我们都说立宪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它也没成功。
　　
　　但,历史在每一阶段,俱有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多读些史料,不难发现,根据立宪派当时所形成之势,立宪之成功并非遥不可及的悬念,只是一个时间。时间倏忽一百年,回首这枪声不绝的百年革命史,立宪固无论,民主又如何。■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