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

　　上海人陈凤娥花了近八年时间，见证了一个女人从衰老走向死亡的全过程。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母亲77岁时，在家住的弄堂口等小女儿回家，一辆车从后面撞倒了她。车祸致使老人脑部弥漫性出血，医生切掉了她四分之一的大脑，跟着这部分脑组织一起消失的，是语言功能、情感控制力和几乎所有的生活能力。
　　“我妈这一辈子很不容易，所以我情愿自己什么都牺牲掉，就陪她八年。”家里六个孩子，陈凤娥是老大，北漂三十多年从事的也是医学相关工作，一直未婚的她不用兼顾家庭，退休后归沪担下了照顾母亲的重任。
　　一开始，陈凤娥目标明确：“第一要做好女儿;第二要做好护工;第三做个好护士;第四做个好医生。”但生活的重担远比她想象得要沉重，母亲像一朵极速枯萎的衰败花朵，在医院就瘦去了二十几斤，初时回家还能走路，很快就瘫痪在轮椅上;那张在外人眼中，带上墨镜“就像个外国老太太”的漂亮脸庞，也只剩下了微弱知觉，只在极少时刻透出些看似微笑的表情。
　　当时，年迈的父亲已经严重脑梗卧床一年多，陈凤娥不得不一人照应两头，而这种疾病和生命加速流逝代表的衰老感，像一种会导致机体腐坏的病毒，逆向感染了她。向来不服老的陈凤娥承认，在照顾父母的几年里，自己头一次感到老了：“体力跟不上，2010年我得了子宫内膜癌，就是太累了
　　对和陈凤娥同岁的尤梅芳而言，疾病和衰老也是她最恐惧的敌人。今年70岁的尤梅芳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新记下了三个数字：83.66、81.27、86.14。这是她从一份报纸上摘抄的“至2019年年底上海人整体平均寿命”，以及“上海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数字86.14下标着一道红色波浪线，旁边画的括号里写着“我没有信心”。在尤梅芳眼中，疾病和衰老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无可避免，她没信心活到女性的平均寿命。

　　向来不服老的陈凤娥承认，在照顾父母的几年里，自己头一次感到老了：“体力跟不上，2010年我得了子宫内膜癌，就是太累了。”

　　尤梅芳并非从来这样沮丧。60岁时，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她没觉得自己老，反倒浑身是力气，泡图书馆、一个人看电影、在家里开辅导班……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她参观了十二次，把所有场馆走了个遍。年近七十，尤梅芳的眼睛开始老花、记忆力飞速下降，看书超过一小时就要打瞌睡，高血糖、高血脂、关节炎全都黏着她。
　　“现在我什么都不行了。”尤梅芳摇摇头，向来洪亮的声音骤然低沉下去。机体的加速衰败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她住在老公房的四楼，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都要紧紧抓住扶手，生怕自己有个闪失。
　　老友们的健康狀况也总能挑动尤梅芳敏感的情绪。两个多月前，工作时的好友中风偏瘫，她去医院探望，免不得一阵伤心，随即联想到自己，“她还有爱人照料，如果我倒下怎么办？”自丈夫过世后至今独居的尤梅芳不敢多想，只得安慰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
　　哪怕自己和老伴身体都还算康健，安徽籍上海人郭建民也觉得，近年来，岁月流逝的痕迹加倍镌刻在了自己身上。
　　六十出头时，郭建民和老伴一年至少要去三个国家旅游。外孙刚满三岁，就被两个老人带着环游了十几个国家，从西班牙一路走到新马泰。
　　“（外孙）三岁半的时候，我们到美国去，带个推车、两个大箱子，再带个小赤佬。”老伴徐阿姨回忆，小外孙五岁后，出国旅游不再用推车，累了多靠郭建民照料，“他原来有点力气，抱得动、背得动”，但现在，“就不行了。”
　　前些年郭建民得了糖尿病，胃口变差，人也瘦得厉害。“人一瘦皮肤就松了。”抬起胳膊，散落着些老人斑的小臂皮肤耷拉下来，郭建民抿嘴打量着，白色的眉头皱了起来，“不行了，松了。”
　　这两年，郭建民的头发也和眉毛一样，几乎全褪成了白色，“染了后很快就长出来点白的，很难看。”对外形颇为讲究的他，最后放弃了染发的老习惯，“长期染发对皮肤对人都不好，保命重要！”
　　年至古稀的陈凤娥、尤梅芳和郭建民生活的上海，是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上海市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市户籍60岁以上人口达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5.2%。这意味着，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支点

　　幸运的是，对五百余万正在或已经退出城市主流舞台的老年人来说，在上海这样的一线都市，老去，并不意味着你余下的生命，只能像结满旧青苔的石块沉入水底那样悄无声息——建设完全的老年大学体系，至少给老人们带去了一个重新跃出水面的支点。
　　截至2018年，上海已建成市级老年大学4所，及其下系统分校43所，区级老年大学22所，街镇老年学校221所，居村委办学点5503个，有超80万人次的老年人在这些教育机构学习。
　　郭建民在五年前对电脑只会开关机，最多打开搜索页面看看股票涨跌，他曾让女儿教自己使用电脑的其他功能，“她就噼里啪啦一顿敲，‘你看，好了。’”孩子不耐烦，郭建民也觉得没趣，思来想去，自己报名了老年大学电脑班。
　　这几年，智能手机在中老年群体中也开始普及，为了学会用微信，郭建民还上了两个学期的智能手机操作课，现在的他会用美颜相机自拍、发朋友圈，在APP下单买菜，出门用手机叫车。
　　“知识面开阔了，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郭建民很满意自己取得的进步，他也明白衰老的脚步不可逆转，自己学的新知识迟早如浮萍般被时间吹走，不留痕迹，但“至少我会过”。 　　同为静安区老年大学的学员，陈凤娥觉得像郭建民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你不懂电脑，问子女，子女嫌麻烦不肯教……我当过其他班班长，（学生）都这么反映，子女觉得将来你又忘了、又搞不清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耐心，也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只有老年大学，老年大学的老师真挺耐心。”
　　至今单身独居的陈凤娥没有郭建民式的困扰，不过老年大学对她来说，也算意义重大。从2006年到2013年，照顾老人的八年彻底消耗了陈凤娥，日夜相对的母亲口不能言，她初回上海也没什么朋友。缺乏与人的正常沟通，陈凤娥擔心自己“最后话都不会说”，只能每天看电视新闻时，跟着主持人一句一句说台词，“练口型，要不然嘴都不张开。”
　　母亲去世后，陈凤娥才算真正走出家门。她第一站去到上海图书馆，却发现书籍检索已经全部变成电脑操作。不会电脑的她只得退回到社区，经过半年摸索寻找，踏进了老年大学的门。
　　今天的陈凤娥给自己配上了年轻人惯用的智能手机，还能娴熟地操作电脑“抢课”——在老年化进程加快的上海，老年大学受欢迎的程度毋庸置疑。静安区老年大学目前开设了国学、语言、音乐、书画、摄影、保健和家政等相关课程，参与者众多，热门课程是“一座难求”。
　　静安区老年大学里还流传着一位“疯狂”学员的抢课故事：新学期报名前一天，一位女同学得了急性胃炎，呕吐折腾一夜，第二天早晨高烧不退，却硬是装出痊愈的样子，瞒着家人，赶早去学校报名选课。
　　考虑到高龄老人排队抢课的安全隐患等因素，2016年静安区老年大学招生改为网络预约、线下付费。报名开始前一天，陈凤娥会在纸上抄下课程编号。上午9点系统正式开放，8点她就坐在电脑前“热身准备”，先将网页上的条文和程序弄明白，保证时间一到，自己能秒入最中意的课程。她清楚知道抢课失败的后果——与一门心仪学科失之交臂一年甚至两年，自己浪费不起这个时间。
　　不过，哪怕经常感到自己的手速快到极限，陈凤娥进入系统后还是会发现，有十几名同学早已抢到课。如果手慢被挤出来，她会迅速转向“备胎”课程。
　　“不上课是不行的。”陈凤娥向我强调，每个学期，她总要尽量报满老年大学科目数上限的五门课程。

　　学烹饪，尤梅芳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一定要学，女儿女婿要回来吃饭的，菜烧得好了总能吸引他们，他们就愿意来。”

　　家住杨浦区的尤梅芳，也选择在离家20公里外的静安老年大学就读，为此，她每次出门上课要乘966路公交车，坐26站，到达静安区老年大学万航校区，一次来回要花去四个小时。
　　这所尤梅芳、陈凤娥、郭建民三人就读的老年大学，坐落在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一条弄堂里，其成立于2012年，从一开始仅有四百多人次学员的雏形，发展至一学期八大课系、127个课程、三千多人次的规模，只用了八年时间。“（静安老年大学）那里的人都是精英。你得承认人分层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海人尤梅芳对交际圈子有着自己的坚持，五年静安老年大学的教育经历，也让她多了些优越感，“老年大学去玩过了，（杨浦）这里的人我都不太愿意跟他们啰嗦，见识少，又婆婆妈妈。”

抵抗孤独

　　2015年，尤梅芳走进静安老年大学，首个报名的课程就是中式烹饪，她一口气连上了三个学期。
　　其实在59岁以前，作为小学高级教师的尤梅芳很少进厨房，她是家中挣钱的“主力”，烧饭杂务均由“烟酒不沾、家务全包”的下岗丈夫一手操办。学烹饪，尤梅芳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一定要学，女儿女婿要回来吃饭的，菜烧得好了总能吸引他们，他们就愿意来。”女儿小欣住在离尤梅芳30分钟车程的地方，每周六夫妇俩回到母亲家吃午饭，尤梅芳总要从周五开始提前准备一桌好菜，就连女儿宠物狗吃的肉也会单独弄好。
　　丈夫张文华癌症去世后，尤梅芳独自在70平方米的家中生活了十一年，她依恋女儿，却也没想过搬去和女儿女婿同住。“怎么会和孩子一起住？”尤梅芳给我科普，十个上海老人中有九个不会和子女同住，“大家都要分开来，各有各的自由。哪怕同一栋楼，也要上下楼，不过条件这么巧的也很少。”
　　女儿小欣是一家大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工作繁忙，虽然孝顺，日常能保证的也就是周末来家里吃顿饭。2013年尤梅芳正式退休后，家里除了老闺蜜偶尔上门喝个下午茶，并不会有什么新鲜客人，她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呆着，但也不觉得失落，“我朋友多，聚会多，旅游多。”
　　尤梅芳床头的日历上记录了她每天的日程：去医院配药、用美篇（一款可为图文配上音乐的手机软件）创作文章、打扫卫生、看望老师同学……其中一大半的行程，都和老年大学相关。
　　我和尤梅芳见面前一天，因台风“黑格比”过境，上海骤降暴雨，她依旧穿越二十几公里，赶到老年大学回忆录写作班的授课老师郦帼瑛家中，参加家宴。
　　“退休以后，我随心所欲。”忙碌了大半生，尤梅芳满足于回归家庭，享受生活的现状，她觉得自己不像那些男同志，“他们的世界在社会上，现在回到家里来，是真的失落的。”
　　对曾经的生产建设兵团干部许常胜来说，老年大学也是他消解孤独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许常胜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年跟随军队挺进新疆，从此扎根在当地。他生在新疆，在北疆的一处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
　　2015年，和许多兵团的退休职工一样，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家庭的附庸，许常胜携老伴追随儿子到沪上生活。在外环的商品房小区住了四年，孙子要升小学，一家人又搬到了内环学区里的“老破小”。
　　儿子一家住前楼，许常胜夫妻在后头另租了套48平方米的一居室。居住水平急剧下降，搬家后又没了朋友，许常胜在小出租屋里憋得无聊。他有个老战友也来过上海，两口子没待多久又回了新疆，“不是因为没钱缺吃缺穿，是没有交流。他们除了给小孩做饭伺候一下，没地方去，很孤独。”
　　许常胜想要打碎这种孤独感，爱四处溜达的他很快发现：离家不远的梅园公园里，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南腔北调——这里聚集着一批和许常胜一样的老年“沪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家中孙辈在附近的“牛校”福山外国语小学就读。 　　搬来的头个夏天，许常胜趿拉着拖鞋在梅园公园里来回绕，他观察到公园里总有合唱的中老年团体。唱歌必定需要伴奏，拉过四年二胡的许常胜看到了加入新社交圈的机会。
　　“不能一上来就突兀地插进去，人家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拉。”作为外来者，许常胜有些小心翼翼，反复考量后，他决定先报名街道老年大学的二胡班。

　　二胡班报名后要靠演奏乐曲分班级，《在水一方》看慢弓功法，《赛马》考较快弓，两首曲子许常胜都能流畅演奏，他被分在了表演班。同学疑惑，老许为什么还要学习？只有他自己知道，“人要合群”，后半生跟着儿子一起漂已是必然，想要在上海真正生存下来，“老年大学是（新社交的）敲门砖。”
　　加入老年大学对许常胜来说，效果显著。他熟悉了环境、提升了技术，再去公园拉琴有了底气。合唱队的乐手很快留意到这个独自练琴的老人，邀请他来试试伴奏。几番谦让后，许常胜成了固定的伴奏成员。
　　辗转于几个合唱队当伴奏的几年里，这个原先身材笔挺的兵团干部愣是拉弯了腰，但有了“新圈子”的许常胜自得其乐：“那些师团的厅局级干部又能怎么样呢？退休到了上海，还不是一样邋里邋遢带小孩。”

身份

　　郭建民夫妇原本和女儿一家三口，共同居住在162平方米的市中心大三居里。两年前，郭建民欢天喜地把女婿轰走，亲手毁掉了这种美满的生活。“当年回上海前，我老丈人就说，他的房子郭建民不能住。老一辈的话的确有道理，老丈人不能和女婿一起住。”郭建民用老丈人徐子鹤——中国当代著名国画艺术家的话，为自己的行为添加底气。
　　女婿在家的各种表现，都让郭建民不满：在家四目相对时，女婿总把头扭到一边;有女性客人到访，女婿还穿着裤头在家里乱晃;两间卧室门对门，女婿每次关门声都震天响，像是在表达不满;自己出门练歌，中午12点回家，女儿女婿却还没起床;有糖尿病的自己吃不了重口味，女婿偏在厨房弄辛辣油腻的饭菜……
　　“看到你就像没看到一样啊！”郭建民模仿着女婿冷漠扭头的动作，激动得脸红。妻子徐阿姨端着保温杯坐到旁边，斜着眼插话打断他：“人老了会变的，他（郭建民）心眼很小。”

　　徐阿姨讲述的故事完全是另一个版本。门大概是风带上的，“有孩子的人怎么会睡到12点？说得太夸张了，他就是看女婿一百个不顺眼。”徐阿姨认定女儿一家搬走是因为郭建民唱歌、吹笛的噪音大，影响了外孙的学习。她还翻出之前郭建民在中午练习长笛，被楼下邻居投诉至物业公司的黑历史，末了还补上一句评价：“啾啾啾啾，吹得难听死了。”
　　家中没了女婿，和妻子的分歧也浮上水面。对快50岁才从安徽转调上海、长期待业的郭建民来说，家里一直是妻子绝对的主场。
　　妻子的画桌是画家父亲留下的遗产，一张两米长的红木桌，而郭建民惯用的画桌是家里替换下来的饭桌。郭建民在淘宝上花二十多元买了件白色中式短袖，想用来自拍“拗造型”，却招来徐阿姨一通教训，“我给他买衣服都是从国外买的，一件七八百块钱，他买的这能穿吗！”
　　今年69岁的徐阿姨是典型的上海高知女性，日常生活讲究，妆台上整齐码放着娇兰、雅诗兰黛这样的大牌保养品;见客时，眼角还描着精致的眼线。除此之外，她还是上世纪90年代就跳入股海的老炒家，理财上也是一把好手。
　　和郭建民不同，退休后的徐阿姨把炒股当上班，一周五天，白天最好的两个时段，她都在电脑前看大盘，为此还退掉了老年大学的钢琴课。许多时刻，郭建民都是一个人，清晨去公园散步，和雕塑自拍，跨着小包乘公交到老年大学上课，参加两个社区的合唱队排练……就像他微信昵称的后半句：“独来独往”。
　　只有在老年大学里，郭建民才能用另一种他认同的身份活跃着。每次出门上课，个子挺拔、五官端正的郭建民都打扮得很精神，冬天要带上一顶鸭舌帽，夏天手里得攥把折扇，扇面是自己画的，一面是马，一面是诗。
　　在学校里，大家都习惯叫郭建民“天马”，他偏爱马，最喜欢临摹徐悲鸿的马，就连微信名也叫“天马行空”。郭建民能写擅画的技能，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承认，同时，他还是诗歌班同学公认的美男子。“有明星相的‘上海老克勒’”是尤梅芳这样的女同学对郭建民的共识。
　　在静安区老年大学读了七八年，郭建民依旧保持着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去上课的习惯，妻子徐阿姨念叨他，是“安家在老年大学了”。 　　60岁的上海人戴月，也是从街道老年大学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新身份。在这之前，她做了十三年外婆，其中十年都在帮女儿带孩子。
　　戴月最初报名的是舞蹈班，很快转而投奔松山居委会舞蹈队。入队的这两年，虽不算舞蹈队主力，日常排演也多被挤在边缘位置，但戴月却感到了多年未有的舒畅。今年6月，独生女生二胎，生产当天她没赶去医院，反而和跳舞的姐妹相约去游泳，还学花样游泳队员在水中表演倒立。
　　“照顾她是她老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戴月翻看着手机里小外孙的出生照，语气爽利、表情明快：“尝过自由的滋味，就不能回到过去了。”

　　郭建民能写擅画的技能，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承认，同时，他还是诗歌班同学公认的美男子。“有明星相的‘上海老克勒’”是尤梅芳这样的女同学对郭建民的共识。

　　现在只要不下雨，戴月每天雷打不动去到梅园公园跳舞两小时，踩一双银色舞鞋搭着花裙子，再配上串珍珠项链，水兵舞、探戈，一曲接一曲，三伏天也不休息。
　　有时，戴月来公园还会带上丈夫、父亲。夏日阳光毒辣，丈夫躲进爬山虎的藤蔓里，远远盯着戴月欢快的舞步。“我同事提议去浙江周边的山里住两三天，她嫌出去旅游太热，不愿去。”丈夫不解，为什么觉得旅游热的戴月，在公园跳舞汗落成滚珠，却一声热也不喊。

向死而生

　　静安老年大学的一位教师粗略统计过，上课的老年学员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来消磨时间。陈凤娥則是剩下三分之二中最特别的存在。她求学的目标明确且坚定：提升自己。简单四个字却承载着她的一份夙愿——早年漂在北京时，她在一家病毒研究所工作二十六年，却因职场争斗等多重原因，被驱逐出来，现在她想要“让他们（病毒所）重新认识我”。
　　电脑扫盲、手机入门、平板电脑操作、摄影、写作……样样都要有提升，陈凤娥对自己要求严格，2014年第一学期报名老年大学，她就是“优秀学员”，往后每年的“优秀学员”“优秀班干部”评选，她都榜上有名。
　　不是所有人都像陈凤娥一样执着于进步。有次班级聚会，陈凤娥无意中问任课老师，大家跟着他学习能否再得到提高，老师笑了笑，轻描淡写地回答：“就玩玩呗。”陈凤娥听后觉得伤心，果断退掉了这位老师下学期的课，“我哪里有时间跟着你玩玩，我现在是向死而生！”
　　在老年大学学得多，意味着忘得也多。电脑、IPAD、手机等数码产品的很多功能，都需要单独报班学习。2019年秋天，陈凤娥再次出现在电脑日常使用班，授课老师几乎脱口而出：“你不是已经上过了？”
　　“忘了。”陈凤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忘了就从头学，回炉是常事。“德国不是可以工作到75岁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做点事情？我们有能力有热情，想融入社会！”
　　虽然头发已经全白，70岁的陈凤娥依旧不服老。“我心理哪里像70岁的人呢？”和我交谈时，她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已经先后送走两位至亲的陈凤娥也知道，哪怕信念坚定，自己依然逃不过和时间的赛跑。她对时间有着严谨的安排：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上午，是在老年大学上课;周二一整天要练习人像摄影;周四得去社区做志愿服务。
　　“你知道吗？我们社区住着18个国家的人。”陈凤娥的家藏在静安寺附近的小弄堂里，她对社区的一切动态了如指掌。
　　同为独居老人的尤梅芳，在背后也忍不住佩服陈凤娥：“她的生活比我还要苦，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还那么自信，还去参加孤老院的活动，精神世界很好的。”
　　女人独居的不易，尤梅芳体会得尤为透彻，她的住房在去年才彻底解决产权问题——房子是已故公婆的遗产，女儿拿出120万元，自己凑了20万元，才把小姑子争夺的部分产权买断。
　　“一直到70岁，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尤梅芳多年的心病，关于房产纠纷，她还写了好几首诗。“小老百姓多苦啊，要多出这么多钱。”说起这些，尤梅芳又忍不住叹气，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女儿去找律师、出房款，自己会面对何等处境，她只得庆幸：“全靠我女儿。”
　　女儿，是尤梅芳挂在嘴上的关键词，她有两个欣赏的年轻偶像，一个是努力、干净的德云社相声演员岳云鹏，另一个是青年艺人肖战。
　　“我女儿喜欢，她是肖战迷。”女儿追星，尤梅芳也跟着看《陈情令》，还能记得主演肖战的生日。她的卧室里存着女儿的七大本写真集，会在朋友上门时主动抱出来分享：“给你们看我女儿的艺术照，很好看。”
　　孩子、孙子和丈夫，这些同龄女性经常讨论的话题，陈凤娥不感兴趣，“我没有这方面内容”，她更愿意和男同志谈时事政治，“我是事业型的，不是生活型的。”
　　单身女人没子女可靠，家里兄弟姊妹早年误会陈凤娥回沪是为争夺家产，也心有芥蒂。直到今天，陈凤娥和其他五个弟妹的交往也淡泊得很。不像尤梅芳看到的那样顺利，人到老年，单身的陈凤娥遇上的麻烦更多。
　　弄堂房子空间有限，陈凤娥的厕所门和邻居的相对。她好几次遇上男邻居在卫生间洗澡不把门关牢。“他全身裸露站在门缝里，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是小姑娘啊？恶心嘛！”尴尬的处境，陈凤娥不好大肆宣扬，只能横眉冷对，结果男邻居又到处传闲话，“这老太太脾气很古怪！”
　　陈凤娥还在楼道遇到过老年露阴癖，她到社区告状，结果被对方反告。“左不是右也不是，还好居委会没否认我。”陈凤娥假设过，如果有丈夫在身边，这种事会少一点。
　　信念和使命感，是支撑这个身高仅一米五、满头白发的老年女人，昂扬生活下去的源动力。和陈凤娥的几次交谈中，上海市发的“300块钱孤老补贴”和“病毒所”是她反复嚼磨的词汇。前者是她定义的责任——“我退休金也不低，每个月白拿这300块，是要回报社会的。”后者则是她退休前未竟的梦想——“生物制品出口，我觉得现在机会来了，中国疫苗一定要有个形象代言！”
　　“回到病毒所”，是陈凤娥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哪怕她在那里始终未得重用，工作的最后十年只能如游魂一般，飘荡在别的单位打些零工。 　　在静安老年大学的这几年，陈凤娥的文章常登上校刊《金色池塘》，回忆录写作班交期末作业，她写下了自己母亲的故事，文章在区里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优胜奖”……这些文章和荣誉证书，陈凤娥都会单发一份给病毒所人事处的老处长，“让他知道我的进步和能力。”
　　疫情爆发的这几个月，老年大学不能如期开学，陈凤娥就在家研究摄影哲学。摄影是她这一年学习的重点技能，还穿着十年前的旧蓝色针织短袖的她，为学摄影准备了十万元的预算，光购置相机、镜头，就已经花去了七万多。
　　学习摄影和回忆录写作，也是陈凤娥重回病毒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病毒所的几位院士曾被新华社专门报道过，而她想要为那些已经八十多岁，却默默无闻的研究员们著书立传，“他们也是贡献过的，我要为这些人写！”

“不要忘记我们”

　　外孙十岁生日这天，女儿一家三口回来和郭建民夫妻一起庆祝。吃的饭菜、笑着的女儿、可爱的外孙、下午一家人看的电影，郭建民全拍下来晒在朋友圈，里面唯独没有女婿的影子。
　　已经在外面租房住了两年的外孙，向郭建民表达了想要搬回来的想法：“您不能和我爸爸关系搞好点吗？”外孙甚至提议，如果外公和父亲的关系无法缓和，建议外公去住钦州路上的小房子，让他们一家回来团聚。
　　徐阿姨心疼女儿一家每月8800塊钱的租金，反复在郭建民耳边唠叨，他却依旧不为所动。偌大的房子里只住了两个人，郭建民也不觉得空旷寂寞，他每周中要赶去老年大学打卡上课，还得抽空参加老师同学们组织的诗会、茶会，去艺术馆看画展;周末拉上妻子和同学去KTV练习唱歌。
　　郭建民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在为接下来的80岁做准备。80岁是老年大学报名的年龄上限，郭建民准备一直学到那时候，“要为老得连老年大学都不能上的时候做准备，人总要融入社会嘛。”
　　“老了何妨/经历就是财富/年轮就是荣光/皱纹是最美的花/银发是最美的奖……”创作这首《老了何妨》的短诗，尤梅芳只用了一小时，她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被诗歌班老师推荐登上了校刊，尤梅芳觉得“滑稽得很”。“滑稽”是尤梅芳的口头禅，在更多时候可以理解成：“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因为我理解她们的孤独，但我不孤独。”尤梅芳向我展示她的微信笔记，里面存着她创作的诗集和文章：“有些话没法和孩子们讲，我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有写给九泉下公公婆婆的信、写给九泉下丈夫的信……”

　　尤梅芳的网名叫“芳芳”，她用来给诗作署名时，要再加上“银发”二字，“不要让人误会，以为我是个18岁的芳芳呢。”
　　老年大学是尤梅芳享受自由、释放自己的地方，她在班级里也遇到过几个老年丧偶的同学，并很快成了她们的倾诉对象。
　　“因为我理解她们的孤独，但我不孤独。”尤梅芳向我展示她的微信笔记，里面存着她创作的诗集和文章：“有些话没法和孩子们讲，我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有写给九泉下公公婆婆的信、写给九泉下丈夫的信……”停顿半刻，她歪了歪头，浑浊的眼里淌出些许微光，试探问道：“我可以发给你看看，你能写点小小的看法吗？一句两句都可以。给我一点快乐，可以吗？”
　　今年4月，尤梅芳在微信朋友圈新开了“悠悠日记”栏目，还配了一本A5大小的“快乐集”，上面摘抄着朋友们阅读“悠悠日记”后的评价：“你写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努力活着与生命斗争”“悠悠日记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独居老人面临的问题太多，但你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每一句评论，都是尤梅芳的快乐来源。
　　“这么大年纪，还读什么老年大学？”头几年总有这样的问题砸向陈凤娥，但现在却几乎听不到了。陈凤娥还记得自己2014年初到静安老年大学，景况远没有今天火爆，学校老师还动员她带家人一起报名。短短六年，今非昔比。
　　人生不是到60岁以后，自动降级为“easy”模式，退休更不是努力生活的终点，关于生存命题的抉择和挣扎了无尽头。对活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的小部分老年人来说，老年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树洞，消解着他们无处安放的焦虑与无措。
　　这一两个月，陈凤娥跳跃的情绪被奇妙地安抚了下来。“你看有6个点赞！”她打开自己和老处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在我眼前飞速晃过。她将自己在老年大学和社区获奖的照片发给了老处长，对方回复了6个翘大拇指的emoji表情。陈凤娥兴奋得要命，在她看来，处长的态度较以前发生很大变化，这串表情符号就是一种明确的认可。
　　因为想提升的东西太多，身边有朋友劝陈凤娥转去师资力量更强的市级老年大学，但她舍不得走。在她心里，生活是从进入静安老年大学开始有了起色，就像是一个溺水者突然抓住了浮板。现在，她站了起来，甚至头可以昂得更高。
　　陈凤娥只为余生准备了一次主动离别。“我摄影玩了一个学期，完了要再转到声乐。因为明年建党一百周年，病毒所肯定会有大活动。”她素来严肃的表情变得更认真，带着京腔的普通话也郑重起来：“有大活动我要回去，我要上台，因为以前我演唱过，有机会我要重新上台！”
　　静安区的弄堂小屋，是父母留给弟弟的家，陈凤娥坚持自己只是暂住，不邀请别人去那间房子做客，也提醒爱书如命的自己，别买太多书堆在那里。她仅有的一套房产在北京朝阳区，回到上海十四年，她没打算卖掉这套房子，也没有出租。
　　尽管希望渺茫，陈凤娥仍然期待着某天能获得病毒所的重用，重新北上，“不要瞧不起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