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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来，“性别文化”始终是艺术研究当中比较热点的问题，以“女性文化”为发展主线的20世纪中国歌剧，已经创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由此，这也成为了我国歌剧中独有的民族风格。“女性文化”在我国民族歌剧中的形成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女性文化”仍然是我国民族歌剧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我国民族歌剧 女性文化 女性角色 文化差异
回顾20世纪我国歌剧的发展进程，主要都是围绕女性角色来展开的，这其中塑造出了很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歌剧的风格特点。“女性文化”成为了学术界热点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 女性角色形象塑造的梳理
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历程中，塑造女性角色始终是一个重要标志。当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咏叹调大多都将女性角色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如《江姐》的绣红旗等。在哼唱这类歌曲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能够反映出符合某个特定时代的女性主义精神。在20世纪初描绘出的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三四十年代代表受压迫奴役女性形象的《葡萄仙子》《秋子》；四五十年代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呈现出了新形势和新内容，具有里程碑式的中国歌剧——《白毛女》，体现出了自主女性意识，树立了要求自由，渴望解放的“一女一妹”的女性形象特征；五六十年代则呈现出了清一色的“巾帼女英雄”的主人公，如江姐、刘胡兰、韩英……。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让中国民族歌剧与国外的艺术交流形式逐渐增多，由此，我国的民族歌剧也进入了学习、借鉴、变革的时期，出现了雅俗共赏、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但仍然出现了《伤逝》《党的女儿》《原野》等一些以女性为主角的民族歌剧。到现在，尤其是后现代，重新审视女性文化，能够感受到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不得不说，这些与我国民族歌剧的迅速成长的女性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该说，女性角色一直占据着我国歌剧大舞台的重要位置，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中，女性文化成为了一种大众审美的需求，历史社会不会忘记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男性角色在民族歌剧之中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从男女性各自产生的社会辐射效应来讲，男性远远比不上女性角色的影响力大。我国的民族歌剧既是一种艺术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是由于其社会辐射效应意境远超它在音乐领域之中的影响力。我国民族歌剧中女性角色为何能够具有这么大的辐射效应，怎样对民族歌剧中女性文文化和两性文化的主题做出阐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 两性间的文化差异性
随着性别文化的不断发展，艺术家们一直都在争论这一问题。在我国的民族歌剧中以女性角色塑造为主体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人类之所以能够创作这么丰富的艺术宝库，就是两性存在差异。抛开历史发展的主题和身份的限制，两性文化关系在人类发展进程之中具有着微妙的关系，这也为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活力。一般来讲，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男权、父权为主，因此，很多艺术作品塑造都具有男强女弱形象特点，尽管我国的民族歌剧有意对这种关系进行颠覆，但我们仍然反思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在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方面都是一样的，女性的生活态度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民族歌剧《白毛女》，仅通过这个剧名就能够折射出旧社会中受压迫女性生活的艰难，环境的苍凉悲怆，好像在告诉人们女性渴望自由、希望解放的抗争主题，这也象征着时代的声音。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将女主人公韩英塑造成了“巾帼女英雄”的形象，并且这一形象也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内心之中。在经过媒体的宣传之后，这类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时代的楷模、先锋。仔细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选用了淡化韩英性别的方式，把她塑造成了“女性中的男人”的形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性”。由于在韩英形象方面的塑造上已经没有了女性婉约的性格本质，因此，这种“女性文化”的塑造方式往往会给女性欣赏者留下心理的审美距离，女性欣赏者更多的希望在歌剧中将她复原成“普通女人”的形象。倘若我们站在“性别文化”的角度上来梳理女性角色，不难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部歌剧作为是将女性自身命运作为主要载体的。在《伤逝》这部民族歌剧中，我们听到了封建社会之中的女性们对追求自由式爱情的渴望、向往和无奈，只有把女性角色的自主感情体验转化为民族歌剧的旋律，才能够让女性主义的自主意识真正的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民族歌剧绝大多数都来源于男性作曲家的笔下，女性作曲家可谓是凤毛麟角。在男权主义社会中，男性作曲家在潜意识之中会将女性视为一个”被欣赏者“，或者是对女性产生的怜悯、同情的心理，或者是把女主人公放大化，呈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来满足政治的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表达女性们的情感，这种忽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也受到了现代女性主义作家们的一定质疑。这样的男性谱写女性主义历史的艺术文化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的艺术领域也有此类现象。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男性笔下塑造女性角色形象是否能够真实地体现女性自身的身影和真情实感。倘若我国的民族歌剧都是由男性作曲家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则容易让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中忽视了艺术的真实性和人文性。作为女性，我们仍然需要反思，为什么女性没有创作出反映女性形象的民族歌剧作品？为什么还要依靠男性创作的作品才能够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尽管女性在民族歌剧舞台上意境绽放光彩，但是，她们骨子里的创作意识依然淡薄，还需要多角度、多方位的创作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品。
三 女性主题文化内涵
1 我国民族歌剧与传统文化相联系
中国戏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它可谓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中国戏曲以程式化、独特化、虚拟化的唱腔把“女性文化”变成了戏曲花园中最灿烂的花色。不管是传统戏曲塑造出的“女神”形象，还是现代戏曲中真实的女性形象，都能够折射出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都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母爱精神，都能够塑造出坚贞不渝的爱情形象，这些艺术审美使女性形象更加的迷人。 我国歌剧自诞生开始，无论是在音乐素材，还是音乐主题上，无论是音乐文化还是音乐情感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女性文化”方面，更有着微妙的奇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秧歌剧的形式在陕甘宁地区流行起来。此时，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一时间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欲望，但怎样塑造“白毛仙姑”的艺术形象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作曲家借鉴了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戏曲。一是戏曲艺术表现力极强，二是戏曲艺术女性唱腔委婉温柔切独具韵味，因此，作曲家选用了秦腔音乐为《白毛女》的谱曲。融合了民间音乐和传统戏曲的《白毛女》作品成为了新中国歌剧中的里程碑。坚持多元化的民歌和传统戏曲相融合使《白毛女》的创作取得了成功。因为传统的戏曲很难融入到现代的社会之中，所以对其进行革新创作，这样就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个性鲜明的喜儿，而且更加突出了民族歌剧的戏剧性效果。
从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规律来看，可以得出80多年的民族歌剧发展史，但从女性主题来讲，江姐、刘胡兰等一系列典型的“女性文化”的形象塑造都是由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创新发展成为了新民族歌剧。戏曲艺术渗透到民族歌剧的女性文化之中，已然成为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民族歌剧在学习、借鉴传统的戏曲艺术中的“女性文化”经验之后，带来了我国民族歌剧的创新，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歌剧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我国民族歌剧特有的艺术品格和艺术审美情趣。
2 我国歌剧与社会政治因素的联系
艺术和政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元素，但是它们的关系却是复杂而密切的，可以这样说，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正是政治因素的推动，民族歌剧才得以快速的发展，它为民族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在剖析民族歌剧中的女性角色时，都会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分析、评价。《白毛女》的创作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由此，我国的民族歌剧出现了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当我国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的时候，人们的热情和信心需要被激发出来，因此，我国的民族歌剧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缔造出刘胡兰、江姐等一大批巾帼女英雄的人物形象，以此来鼓舞民众，激发了千万民众的热情和信心。一时间，民族歌剧作品硕果累累，它也成为了当时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渗透到民族歌剧中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与和谐完美的结构相统一。站在女性角度上来看，虽然女性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奴役和欺凌，但她们不屈服的决心和坚持自己信仰的理念始终不变。所以，人们不希望看到女性们悲惨的遭遇，而是希望看到“人人平等，和谐公正”的理想社会，这样能够让女性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通过一定的探索，我国的民族歌剧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其中引发了观念与技法两者之间的争辩。此时，歌剧《原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部根据曹禺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作品是以仇虎复仇、与金子爱情破灭为导火索，展现出了人物悲剧的历史根源。作曲家大胆创新，用浪漫派或现代元素来塑造金子这一女性人物角色，通过宣叙调来增强戏剧性的效果，这样在推动歌剧情节发展的同时，也更好地塑造出了女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点。在《原野》这部歌剧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角色在封建社会之中发自肺腑的心声，由此也开始有了属于女性自身的真情实感，感受我国民族歌剧中的“女性文化”也逐步走进人们心中，掀开了人性化的新篇章。进入20世纪末期，我国的民族歌剧具有了“复古”、“怀旧”的倾向，此时此刻的政治色彩依旧浓厚，涌现出了一大批新时代“红色女性主题”的歌剧作品，如《红岩》《党的女儿》等等，这些新的红色赞歌都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需求。
在艺术作品中，“女性文化”一直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进入到21世纪，我国民族歌剧在文化内涵方面，在政治话语权方面……都需要发展和提高。在我国民族歌剧舞台上，女性应该塑造自身的艺术文化形象，积极面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摆脱父权社会价值观的束缚，真正实现“女性文化”价值转变的目的。这无疑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和表演者对这门艺术发展所做出的独到贡献。展望未来，我们也坚信在所有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族歌剧一定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顾娜：《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角色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大众文艺》，2011年第2期。
[2] 王芳：《试论〈白毛女〉对中国歌剧发展的重要作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 安小梅：《女性的自我塑造与被塑造》，《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2期。
[4]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 熊念桃：《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唱段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陈音池，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关键词：我国民族歌剧 女性文化 女性角色 文化差异
回顾20世纪我国歌剧的发展进程，主要都是围绕女性角色来展开的，这其中塑造出了很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歌剧的风格特点。“女性文化”成为了学术界热点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 女性角色形象塑造的梳理
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历程中，塑造女性角色始终是一个重要标志。当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咏叹调大多都将女性角色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如《江姐》的绣红旗等。在哼唱这类歌曲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能够反映出符合某个特定时代的女性主义精神。在20世纪初描绘出的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三四十年代代表受压迫奴役女性形象的《葡萄仙子》《秋子》；四五十年代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呈现出了新形势和新内容，具有里程碑式的中国歌剧——《白毛女》，体现出了自主女性意识，树立了要求自由，渴望解放的“一女一妹”的女性形象特征；五六十年代则呈现出了清一色的“巾帼女英雄”的主人公，如江姐、刘胡兰、韩英……。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让中国民族歌剧与国外的艺术交流形式逐渐增多，由此，我国的民族歌剧也进入了学习、借鉴、变革的时期，出现了雅俗共赏、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但仍然出现了《伤逝》《党的女儿》《原野》等一些以女性为主角的民族歌剧。到现在，尤其是后现代，重新审视女性文化，能够感受到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不得不说，这些与我国民族歌剧的迅速成长的女性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该说，女性角色一直占据着我国歌剧大舞台的重要位置，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中，女性文化成为了一种大众审美的需求，历史社会不会忘记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男性角色在民族歌剧之中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从男女性各自产生的社会辐射效应来讲，男性远远比不上女性角色的影响力大。我国的民族歌剧既是一种艺术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是由于其社会辐射效应意境远超它在音乐领域之中的影响力。我国民族歌剧中女性角色为何能够具有这么大的辐射效应，怎样对民族歌剧中女性文文化和两性文化的主题做出阐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 两性间的文化差异性
随着性别文化的不断发展，艺术家们一直都在争论这一问题。在我国的民族歌剧中以女性角色塑造为主体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人类之所以能够创作这么丰富的艺术宝库，就是两性存在差异。抛开历史发展的主题和身份的限制，两性文化关系在人类发展进程之中具有着微妙的关系，这也为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活力。一般来讲，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男权、父权为主，因此，很多艺术作品塑造都具有男强女弱形象特点，尽管我国的民族歌剧有意对这种关系进行颠覆，但我们仍然反思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在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方面都是一样的，女性的生活态度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民族歌剧《白毛女》，仅通过这个剧名就能够折射出旧社会中受压迫女性生活的艰难，环境的苍凉悲怆，好像在告诉人们女性渴望自由、希望解放的抗争主题，这也象征着时代的声音。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将女主人公韩英塑造成了“巾帼女英雄”的形象，并且这一形象也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内心之中。在经过媒体的宣传之后，这类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时代的楷模、先锋。仔细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选用了淡化韩英性别的方式，把她塑造成了“女性中的男人”的形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性”。由于在韩英形象方面的塑造上已经没有了女性婉约的性格本质，因此，这种“女性文化”的塑造方式往往会给女性欣赏者留下心理的审美距离，女性欣赏者更多的希望在歌剧中将她复原成“普通女人”的形象。倘若我们站在“性别文化”的角度上来梳理女性角色，不难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部歌剧作为是将女性自身命运作为主要载体的。在《伤逝》这部民族歌剧中，我们听到了封建社会之中的女性们对追求自由式爱情的渴望、向往和无奈，只有把女性角色的自主感情体验转化为民族歌剧的旋律，才能够让女性主义的自主意识真正的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民族歌剧绝大多数都来源于男性作曲家的笔下，女性作曲家可谓是凤毛麟角。在男权主义社会中，男性作曲家在潜意识之中会将女性视为一个”被欣赏者“，或者是对女性产生的怜悯、同情的心理，或者是把女主人公放大化，呈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来满足政治的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表达女性们的情感，这种忽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也受到了现代女性主义作家们的一定质疑。这样的男性谱写女性主义历史的艺术文化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的艺术领域也有此类现象。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男性笔下塑造女性角色形象是否能够真实地体现女性自身的身影和真情实感。倘若我国的民族歌剧都是由男性作曲家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则容易让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中忽视了艺术的真实性和人文性。作为女性，我们仍然需要反思，为什么女性没有创作出反映女性形象的民族歌剧作品？为什么还要依靠男性创作的作品才能够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尽管女性在民族歌剧舞台上意境绽放光彩，但是，她们骨子里的创作意识依然淡薄，还需要多角度、多方位的创作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品。
三 女性主题文化内涵
1 我国民族歌剧与传统文化相联系
中国戏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它可谓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中国戏曲以程式化、独特化、虚拟化的唱腔把“女性文化”变成了戏曲花园中最灿烂的花色。不管是传统戏曲塑造出的“女神”形象，还是现代戏曲中真实的女性形象，都能够折射出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都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母爱精神，都能够塑造出坚贞不渝的爱情形象，这些艺术审美使女性形象更加的迷人。 我国歌剧自诞生开始，无论是在音乐素材，还是音乐主题上，无论是音乐文化还是音乐情感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女性文化”方面，更有着微妙的奇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秧歌剧的形式在陕甘宁地区流行起来。此时，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一时间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欲望，但怎样塑造“白毛仙姑”的艺术形象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作曲家借鉴了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戏曲。一是戏曲艺术表现力极强，二是戏曲艺术女性唱腔委婉温柔切独具韵味，因此，作曲家选用了秦腔音乐为《白毛女》的谱曲。融合了民间音乐和传统戏曲的《白毛女》作品成为了新中国歌剧中的里程碑。坚持多元化的民歌和传统戏曲相融合使《白毛女》的创作取得了成功。因为传统的戏曲很难融入到现代的社会之中，所以对其进行革新创作，这样就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个性鲜明的喜儿，而且更加突出了民族歌剧的戏剧性效果。
从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规律来看，可以得出80多年的民族歌剧发展史，但从女性主题来讲，江姐、刘胡兰等一系列典型的“女性文化”的形象塑造都是由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创新发展成为了新民族歌剧。戏曲艺术渗透到民族歌剧的女性文化之中，已然成为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民族歌剧在学习、借鉴传统的戏曲艺术中的“女性文化”经验之后，带来了我国民族歌剧的创新，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歌剧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我国民族歌剧特有的艺术品格和艺术审美情趣。
2 我国歌剧与社会政治因素的联系
艺术和政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元素，但是它们的关系却是复杂而密切的，可以这样说，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正是政治因素的推动，民族歌剧才得以快速的发展，它为民族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在剖析民族歌剧中的女性角色时，都会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分析、评价。《白毛女》的创作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由此，我国的民族歌剧出现了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当我国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的时候，人们的热情和信心需要被激发出来，因此，我国的民族歌剧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缔造出刘胡兰、江姐等一大批巾帼女英雄的人物形象，以此来鼓舞民众，激发了千万民众的热情和信心。一时间，民族歌剧作品硕果累累，它也成为了当时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渗透到民族歌剧中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与和谐完美的结构相统一。站在女性角度上来看，虽然女性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奴役和欺凌，但她们不屈服的决心和坚持自己信仰的理念始终不变。所以，人们不希望看到女性们悲惨的遭遇，而是希望看到“人人平等，和谐公正”的理想社会，这样能够让女性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通过一定的探索，我国的民族歌剧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其中引发了观念与技法两者之间的争辩。此时，歌剧《原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部根据曹禺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作品是以仇虎复仇、与金子爱情破灭为导火索，展现出了人物悲剧的历史根源。作曲家大胆创新，用浪漫派或现代元素来塑造金子这一女性人物角色，通过宣叙调来增强戏剧性的效果，这样在推动歌剧情节发展的同时，也更好地塑造出了女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点。在《原野》这部歌剧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角色在封建社会之中发自肺腑的心声，由此也开始有了属于女性自身的真情实感，感受我国民族歌剧中的“女性文化”也逐步走进人们心中，掀开了人性化的新篇章。进入20世纪末期，我国的民族歌剧具有了“复古”、“怀旧”的倾向，此时此刻的政治色彩依旧浓厚，涌现出了一大批新时代“红色女性主题”的歌剧作品，如《红岩》《党的女儿》等等，这些新的红色赞歌都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需求。
在艺术作品中，“女性文化”一直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进入到21世纪，我国民族歌剧在文化内涵方面，在政治话语权方面……都需要发展和提高。在我国民族歌剧舞台上，女性应该塑造自身的艺术文化形象，积极面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摆脱父权社会价值观的束缚，真正实现“女性文化”价值转变的目的。这无疑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和表演者对这门艺术发展所做出的独到贡献。展望未来，我们也坚信在所有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族歌剧一定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顾娜：《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角色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大众文艺》，2011年第2期。
[2] 王芳：《试论〈白毛女〉对中国歌剧发展的重要作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 安小梅：《女性的自我塑造与被塑造》，《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2期。
[4]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 熊念桃：《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唱段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陈音池，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音乐学院讲师）